经济学家的行与思

萨摩亚日记

　　每次去一个鲜少有人涉足的地方时，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当地人流露出来的惊讶之情。我还记得自己乘坐索蒙航空公司的飞机从莫斯科前往杜尚别时，一位年轻的塔吉克斯坦女乘务员在得知我是居住在华盛顿的印度人时，一脸疑惑，字斟句酌地问我：“我想请问一下，您为什么要去塔吉克斯坦呢？”这番询问似在暗示我决策失误，叫我不由心生疑虑，而火上浇油的是，阿里斯托蒙·瓦卢达吉斯（Aristomene Varoudakis），一位天资过人的经济学家，也是我在世界银行的顾问之一，在飞机起飞十分钟后宣布：“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这番话本意是一种安抚，却叫人越发不安，因为听他这意思，在这次旅程中，如果十分钟没有发生意外，那就值得干一杯。

　　我去萨摩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飞机上坐满了萨摩亚人，他们简直就像是从保罗·高更的壁画中走出来似的。此外还有几个冲浪者和一些传教士。来自世界银行的我和吉米·奥拉索（Jimmy Olazo）不属于任何一类，因此少不了要受一番“盘问”：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萨摩亚这个国家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访问对象，它小得不能再小，人口不到20万，资源少得可怜，只有渔业和一些农产品，不过风景非常壮丽。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样一个经济体连基本生存都是一个难题，这样一个国家从哪里获得规模经济来制造汽车、建设医院、生产服装？它又能向其他国家提供多少渔业产品和旅游服务来支付这些费用？有没有可能帮助萨摩亚人形成一支稳定的劳工队伍——既包括技能工人也包括非技能工人——到其他国家务工，并靠他们汇回来的收入为生？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发现自然灾害主导了萨摩亚人的生活，那么该怎样提供保障来抵御这些风险？在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国家，怎样去实施货币政策？

　　在为期三天的短暂访问中，这些疑问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找到了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但对其他很多问题仍然一筹莫展。对于如何减轻风险并推动经济发展，我有了一些想法，并与总理图伊拉埃帕、财长福穆伊纳、央行行长阿塔丽娜（一位女性）、卫生部几位要员——七位女性和一位不太自在的男性——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所有会议的细节都将被写入各种官方文件和返程后必须递交的调研报告之中，我就不再赘述了。

　　萨摩亚重新激活了我长期以来的自我定位——一位隐秘的人类学家。当时我正在飞机上，阅读着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该书的开篇就像晨间的拉加曲一样能够唤醒人的内心：

　　一天的生活从黎明开始……年轻人的呼喊在黎明前就从山坡上传来。夜间躁动不安的他们一边匆忙干着自己的事儿，一边劲头十足地相互呼喊……晨曦铺在柔软的棕色屋顶上，细长的棕榈树映衬着无色的、明亮的海面，显得格外突出。恋人们或是从棕榈树下，或是从独木舟的阴影中，悄悄溜回家去，这样在日光照射进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睡在了该睡的地方。虫鸣声漫不经心，面包果树上传来一声声尖锐的鸟叫。

　　我知道，米德的萨摩亚人类学研究在准确性上受到了质疑，尽管如此，这些优美的语句还是捕捉到了萨摩亚的本质。这可能是我在地理上的一种见异思迁，总觉得新近到访过的国家是最好的地方，是一个我可以安家的地方，就像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e Stevenson）曾在萨摩亚首都“城市”阿皮亚（Apia）外的一座庞大庄园安家一样。刚刚离开萨摩亚的我只觉得它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有起伏的山丘、热带的花卉、温和的民众（用该国一家印度餐馆年轻老板的话说就是“人们非常老成”），生活没有紧迫感。最后一天，在赶飞机离开之前，我和吉米、梅娃、安东尼娅一起去爬山，刚提到的伟大作家史蒂文森就长眠于这座山峰。站在山坡上，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壮阔的景观，也能明白他为何会被吸引至此。

　　目前也有一些外地人定居于此。一天早上，我们去离阿皮亚不远的地方见万妮亚·陶勒阿洛。万妮亚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于1976年从新西兰搬来此地，嫁给一个当地人——她名字中的“陶勒阿洛”应该就是这么来的——并在这个村子里安了家。目前她的主业是绘画和经营一个艺术展览馆，展览馆展示的是当地萨摩亚人的手工艺品和艺术作品。她的作品充满了创意和想象力，她的家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我们稍微费了一番口舌才得以进门参观。

　　即便如此，我们仍无法忽视一个事实：萨摩亚有自己的难题。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生活在灾难的边缘（仅2012年12月的热带气旋“埃文”就摧毁了全国16%的资产），基本享受不到现代生活的便利。然而，这个国家有它的神奇之处：虽然贫穷（3%的人口生活在每天 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但并不脏乱。这一点很是令人费解，因此，一个熟知撒哈拉以南非洲或南亚地区贫困局面的人很容易被蒙蔽，以为这里没有贫困。萨摩亚、塞内加尔和南非等国情况迥异，使用的却是相同的贫困标准，这个问题确实令人费解。这里有一座监狱，我听说里面有囚犯，不过该国的犯罪率可以忽略不计。我后来得知，萨摩亚的警察不能带枪，而美国的普通公民都可以。

　　这里也有等级制度和精英主义，但有一点让我心生敬意。周日早上，我在熙熙攘攘的鱼市上看到渔民向普通民众出售捕来的鱼，其中就有像高更画中那样用热带花朵装饰在发间的女子。在我离开鱼市后不久，总理来到市场给自己和家人买鱼。（市场上的一个人后来告诉我：“你可能没认出他来，因为他戴着帽子。”）

　　乍看上去，岛民们似乎体重超标，但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看法带有社会偏见。他们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很快就能让你打消这样的看法。当地报纸《萨摩亚观察家》就对来自该岛的世界小姐参赛者、美丽的佩尼娜做出了简洁有力的点评：她“打破了选美比赛的陈规”。

　　我上面提到的那家印度餐厅名叫蒂非莫阿那。我们在阿皮亚来来回回转了好多次，每次都能看到它。因此，最后一天晚上，我和吉米决定从我们所住的塔努阿土西塔拉酒店走到那家餐厅。我们出发的时候，天色已晚，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流浪汉和几条流浪狗。我很想知道，是谁拥有这么浪漫的灵魂，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开一家餐馆。餐馆经理是一个年轻人，来自孟买卡延（Kalyan）。他的姐夫在斐济做生意，三年前来到此地，粗略估算了一下在萨摩亚开一家印度餐馆的经济可行性。他们从德拉敦（Dehradun）带来了两个厨师，一个负责烧烤，另一个负责其他所有事项。他们雇用了一些当地的帮手，蒂非莫阿那就这样开张了。七八个深夜食客舔舐着手指，啧啧有声，由此看来，它提供的服务满足了在开办之前的纳克斯式需求。*8.这里意指非投资品需求。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 Nurkes）在英国经济学家辛格（HW Singer）的基础上阐发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贫困既是资本形成不足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贫困的恶性循环从供给侧看：是因为资本形成不足导致生产率低，这又导致收入不足和储蓄过低，进而使资本形成不足；从需求方面看则表现为，收入不足导致购买力不足，市场狭小，对投资品需求不足，进而使资本形成不足和生产率低下。两个循环相互作用，使经济难以实现增长，走出贫困陷阱。——译者注

　　我知道，一个局外人很容易被萨摩亚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而忽略了这个小国面临的诸多挑战。这对该国人民来说是不公平的。萨摩亚面临的其中一个巨大挑战是环境问题。对这个国家来说，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该国的每个公民都深知这一点。自然灾害越发频繁——2009年的海啸和 2012年底的热带气旋“埃文”留下的痕迹仍历历在目，我走了很多地方，目睹了这些灾难造成的破坏，发生海啸的地方和明信片上绘制的美丽太平洋岛屿没什么两样。问题是，在海岸和陡峭的山脉之间，只有一小片地方，当海啸袭来时，人们被困于此；他们匆匆忙忙地往山上爬，很多人被海浪卷走，伤亡惨重。

　　现在，世界银行牵头开展了多项行动——一些简单的举措就能带来攸关生死的变化，比如安装警报和通告系统，提醒居民风暴和海啸即将来袭；沿着山坡修建道路，这样居民就可以爬到安全的地方。此外还需要将一些重要的建筑，如学校，搬到高处，因为即便我们最终能够阻止全球变暖，这个过程也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萨摩亚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要想尽快完成这些任务，就迫切需要外界的持续支持。世界银行目前参与了该国两个主要岛屿——萨瓦伊岛和乌波卢岛——的全面建设，修建道路并为其他基础设施提供支持，但眼下挑战重重，需要更多的全球力量支持和参与。

　　紧凑而奇妙的三天旅程很快就接近尾声，在我准备离开萨摩亚之际，我问阿皮亚的一位居民：“萨摩亚的犯罪率和盗窃率为什么这么低？”他回答说：“因为我们的房屋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墙，也没有门，所以没有人敢进去偷东西。”我得承认，当我走向停机坪上即将载着我们飞越广袤太平洋前往奥克兰的飞机时，我试着剖析这番话的逻辑，并不由自主地想，这样的逻辑只有在萨摩亚这个令我心仪的国家才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