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行与思

不丹：喜马拉雅地区的发展经济学

　　要想降落在不丹的帕罗机场，飞机需要做一个问号状的动作，同时迅速降低高度，以免机翼蹭上帕罗河谷周围的喜马拉雅山脉。帕罗河谷也是不丹首都廷布的所在地。同机的一位乘客告诉我，全球只有九名飞行员接受过这种降落训练。我平时很少祷告，这回却用掉一次机会，祈祷我们所坐航班的飞行员就是这九个人之一。我想，可能正是因为我祈祷的次数不多，所以才如此有效，我们的飞机平稳降落，安全落在停机坪上。

　　在为期四天的访问里，我先是与来自不丹和邻近国家——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阿富汗——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见了面并给他们做了讲座。这是世界银行赞助的一个项目，旨在推进区域内的学术合作和交流。在不丹之行接近尾声时，我与该国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思想领袖和企业负责人举行了圆桌对话并共进晚餐。在访问期间，我与首相策林·托杰（Tshering Tobgay）见了两次面，探讨不丹面临的挑战；我与不丹的财政大臣以及皇家货币局的官员会面进行了磋商；与不丹研究中心主任达索·卡玛·乌拉（Dasho Karma Ura）进行了沟通，并与不丹第五任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陛下（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对话。

　　此行的一个亮点是我参观了廷布郊区的两个城市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同行的有不丹首都的市长金莱·多吉（Kinlay Dorjee）和世行驻当地代表兼高级经济学家吉纳维芙·博伊罗（Genevieve Boyreau）。这两个项目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除此之外，我还与世界银行的乔·钱（Joe Qian）一起徒步走上了宏伟的杰里寺，两个小时之后，我从山上走下来，感觉自己就好像在冥想营里经受了为期一周的洗礼。

　　不丹是一个神奇的国家，既传统又现代，其他国家几乎不会这样。该国佛教文化盛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透露出与生俱来的简单朴素。与此同时，该国也在推行高标准的环保和有机农业，并尝试将禁烟范围扩大至全国，而不仅仅是建筑物和公园内。

　　不丹面临的发展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这两个特点：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和对现代可持续性的追求。该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活在125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47%降至2011年的3%。就百分比而言，其下降幅度是各国之最。世行《2014年不丹贫困状况评估》指出，不丹的增长一直是包容性增长，这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很高的国度。

　　然而，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阴云。不丹有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在 2011年甚至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但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加国内宏观结构承受重压，如经常账户出现高额赤字，因此该国GDP增长率在 2013年放缓至21%。此外，按照欧元区的标准，不丹的失业率虽然不高，但也有所上升，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出现了明显上升。

　　要想在保护该国宝贵文化遗产、坚守环境承诺的同时应对这些挑战，并非易事；几乎每一场讨论和双边会议都会谈到这一点，南盟八国的区域合作议题同样屡被提及，对于内陆小国不丹来说，这一区域合作尤为重要。

　　水力发电和对印度电力出口是该国重要的商业领域，另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部门是旅游业。该国有一项不同寻常的旅游政策，除极少数情况外，要求每名游客每天至少消费 250美元。虽然可以理解该国为什么急于推行“高价值、低影响”的旅游政策，但这一方案显然不是最优政策。首先，我认为不丹可以做到旺季多收费，淡季少收费，从而提高利用率，增加旅游收入。此外，该国可以使用非线性定价，甚至可以采取拍卖体系，提高旅游业带来的收入。

　　我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我知道，通过严谨的分析，再稍稍辅以运筹学，该国就能提高旅游部门的收入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有过亲身经历，我在印度工作时，政府计划拍卖 3G频谱，据我们估算，其大约价值70亿美元。令人庆幸的是，政府决定通过专业拍卖的方式，而不是以政府估算的价格来出售 3G频谱，结果拍卖所得的资金是估算价格的两倍都不止。良好的政策设计能够发挥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不丹在培育人力资本、促进居民健康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它也应该能够发展其教育、信息技术和数字数据管理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可以帮助吸收本国受过教育的劳动力。

　　最后，该国在区域间贸易和旅游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南亚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当然，仅凭一国之力是无法推动区域间经济合作取得成功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共同的决心，也取决于印度这个地区大国的决心。这个问题应该被视为南亚地区需要优先关注的事项之一，也许小小的不丹可以发挥中立作用，推动大国行动起来。

　　在亚洲以及广义上的东方，成功发展、表现突出的城市和地区往往被冠以“东方某某地”之名。在不丹这个宁静地依偎在高山之间、居民热情友好的国家度过了奇妙的四天之后，我决定颠覆这一传统，将瑞士视为“西方的不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