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ry R.Weingast，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原文“Exposing the Neoclassical Fallacy：McCloskey on Ideas and the Great Enrichment”发表于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作者感谢如下学者在对话中提供的帮助：刘立之、Josiah Ober、Alfred Reckendrees和John Wallis等。
1.引言
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McCloskey，2016a），麦克洛斯基让我们再次聚焦于“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现象，即世界经济在过去两个世纪的非凡增长成绩，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180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几乎是扁平式的，尽管古希腊或中国宋朝的繁荣期出现过2～5倍的前现代增长成就（Ober，2015）。与之相比，人类的生活水平自1800年以来已提升了约30~100倍。于是麦克洛斯基问道，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独特而惊人的变化？
麦克洛斯基首先列出了过去探讨过的若干假说（她认为这些因素不是该重大变革的根本原因），清单很长：工业革命、贸易扩张、等级剥削、阶级斗争、资本积累、产权保护、技术变革和制度因素，等等。
在这些具有解释力但不够完善的假说之外，麦克洛斯基认为财富大爆炸的核心原因与一套特殊的、尚未被充分重视的观念和价值观有关：自由与平等（liberty and equality）。不幸的是，自由这个术语在包括经济史和经济发展在内的经济学研究中都是缺位的。*1.谈到本文关注的自由（liberty）观念，20世纪中期有许多伟大经济学家使用过该术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他们使用这个术语时，经常涉及政府的规模和角色的议题。另一个关于自由的术语“freedom”则更具有现代色彩，麦克洛斯基有时更倾向于使用这个词。更理想的现代表述是在法治背景下探讨自由议题。关于平等的观念，麦克洛斯基有时采用“尊严”（dignity）的说法（Ober也使用该说法），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但本文将不会涉及。诺思等人的研究（North et al.，2009，第 4章）关注包容（inclusion）的概念，意思是在达到门槛条件和实现转轨的过程中，更大范围的民众被赋予公民资格。
我将在本文中反驳麦克洛斯基的强化版观点，即自由平等是财富大爆炸的唯一原因，或者如她在《资产阶级平等》（Bourgeois Equality，McCloskey，2016b）一书的副标题中所示：是观念而非资本或制度，让世界致富。思想观念是以何种方式发挥因果作用的？它们对财富大爆炸是否必不可少？或许是的。它们本身是否构成充分条件？这不太可能。思想观念要产生作用，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观念必须以某种方式从抽象领域转移到现实领域，必须得到实施。此外，实施过程必须具有“自我强化”的性质，即给政治家提供激励，以尊重和维护在实践中变成行动的观念。若不满足自我强化的条件，观念就只能停留在抽象领域，或者无法产生预定的效果。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人都看到，给政治家提供激励必然涉及各种制度安排。大多数试图引入自由、平等、法治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的立宪国家，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Cox、North and Weingast，2015；Elkins、Ginsburg and Melton，2009）。这些现象带给我们两个直观的结论：首先，自由平等的实施不是顺理成章的轻松任务，后文将指出，它要求的不只是民众的广泛支持；其次，由于自由平等的观念无法自我实施，它不可能成为财富大爆炸的唯一原因。
不过，我赞同麦克洛斯基的弱化版观点，即自由平等的观念对财富大爆炸具有核心或者说必要的意义。我同样认为，自由平等的重要性在研究文献中被可悲地低估了。尽管对麦克洛斯基的某些观点有所批评，但我认为自己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对她的一种补充。
在本文中，我将提出四个论点，结合起来增进我们对自由平等观念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认识。我把第一个论点称为“新古典谬误”（neoclassical fallacy）。传统经济学在研究市场时，对政府做了一系列隐含假设，这些假设导致了一个谬误，即认为市场可以独立于政府而存在。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做了如下一些隐含假设：安全，不存在暴力争夺行为；强大的产权保护与合同执行体系；不存在政府的专断任性或掠夺行为。
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这些条件都不可能成立。市场实际上是与政治制度以共生方式存在的，后者支撑着法治等多种市场基础设施或者麦克洛斯基所说的自由平等观念等。也可以认为，经济学家的研究经常从遵守法治、远离暴力的市场出发，隐含地设定了麦克洛斯基的假说的某些方面。
我的第二个论点来自我与诺思、沃利斯合作开展的研究（North、Wallis and Weingast，2009）。这一研究思路指出，我们不能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发达国家的不完善形态，例如，认为它们拥有的资本、教育、市场监管、民主和法治等基础设施的数量不足。尽管此类陈述符合事实，例如发展中国家在关键的政策和制度上面确实有所欠缺，但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添加成分的过程。可惜大量的发展建议恰恰是要求做这些简单添加。
我们的这一理论架构（以下简称“NWW理论”）中关注的发展涉及转轨，也就是从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转向开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在开放准入秩序下，所有公民都有权建立组织，面临的限制极少。因此，开放准入秩序会促进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的竞争。在准入方面以自由平等为特征的此类社会，允许充分发挥麦克洛斯基强调的创造和问题解决方面的创新精神。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有限准入秩序，把限制组织行动作为租金创造过程的一部分，目的是维持统治联盟成员的团结。在暴力分散化的风险面前，赋予强势群体以租金和特权，让他们留在联盟中比相互争斗更为合算。若不能限制准入，则可能使社会中的某些强势群体宁可选择发动暴力争斗。这种情况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发展如此不易，由于需要维持统治联盟从而控制暴力行为，导致市场设计的目标是为了创设租金，而非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从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轨如何实现？我们的理论认为，转轨的第一阶段是满足三个门槛条件：（1）精英群体内部的法治；（2）永续存在的政府与私人组织；（3）对各种暴力源头的控制。*1.McCloskey（2016a，第8章）指出，历史上有数十个国家达到这些条件，包括古代以色列、罗马共和国、中国宋朝和日本德川幕府。但在任何时候，这种国家的数量相比有限准入秩序来说都太少，而且没有哪个在1800年之前产生过财富大爆炸。
就本文而言，上述观点的意义在于，除这些门槛条件之外，实现自由平等的要求还略高一些。有限准入秩序不能支持自由平等。具体来说，支持这些观念要求超越精英阶层的法治，政府和组织的永续存在以及对暴力的有效控制。因此，实现自由平等与转轨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的第三个观点涉及问题解决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和詹姆斯·麦迪逊等现代早期政治学家称作权力滥用的问题。以今天的术语来讲，该问题反映着执政者的道德风险与政府的掠夺行为。权力滥用与自由平等存在冲突。后者在付诸实践时要求规则具有可预见性，如前两个门槛条件所示。而拥有绝对权力、可随意改变规则的君主与自由平等必然不相容。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讨论封建主义的论述中对此有所认识，在充满暴力的封建社会，自由平等非常罕见。斯密指出，在这样的世界中投资并致富会让自己成为猎物。“国内的土地占有者可能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处在这种无防卫状态下的人们自然会满足于维持基本生存，因为获得更多的财富只会引来压迫者的不公正掠夺”（WN III.iii.12，第405页）。产权保护、合同执行、法治、控制暴力等标准的新古典理论假设在中世纪社会并不存在。斯密说得很清楚，滥用权力和政府掠夺的问题（以及缺乏自由平等）束缚了市场的发展。
我的第四个论点涉及时机问题，为什么发生在1800年前后？我的回答与麦克洛斯基一样与思想观念有关，具体来说，是指从霍布斯到麦迪逊等政治理论家的思想，我愿意称他们为发展政治经济学家。在1800年之前的150年中，这些学者讨论了各种有关自由平等的理念：为什么他们所在的国家缺乏自由平等，创造和维持自由平等需要哪些手段？1651年，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专制君主是能够阻止暴力和内战的唯一可行的政府形式。在拥有丰富得多的知识之后，我们今天知道霍布斯的观点最终是错误的。但我认为，他在当时言之有理，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维持一个以自由平等为特征的大体量共和国。哈灵顿（Harrington，1656）、洛克（1689）、休谟（1739/1740）及孟德斯鸠（1748）做了重要的理论探索。到亚当·斯密，出现了对如何实现自由平等的更为完整的理解，集中体现在《法学讲座》（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一书中，针对法律、政府和政治等议题。*1.斯密烧掉了自己关于这个议题的手稿，但关于他的《法学讲座》，仍有两套独立的学生笔记存世，包含的思想内容几乎相同。第一套于1896年初次出版，第二套直至1978年才被广泛获知。斯密关于立宪、法治的许多思想比麦迪逊早了25年，其意义至今仍未被充分认识。我的相关论述可参阅Weingast（2016）。 然后，詹姆斯·麦迪逊及其合作者的《联邦党人文集》更进一步。在这些著作中，发展政治经济学家推证出如何设计和维持自由平等制度。历史证明，这一理论知识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实施和维持（例如美国宪法包含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些思想成果对财富大爆炸发生同样必不可少。
上述四个论点可以帮助理解自由平等以及更普遍的思想观念的作用。新古典谬误导致大多数经济学模型隐含地把若干要求作为竞争市场的最小条件。麦克洛斯基把自由平等视为变化的核心，要求达到并超越门槛条件，最低限度要实现全体民众的法治，而非只覆盖精英群体。也就是说，这些特征是实现自由平等的必要条件。在实施过程中，门槛条件要求显著的制度发展。维护前两个门槛条件，即尊重法治与建立永续性的公共和私人组织，需要有一系列制度，给政治家们提供约束自身权力的激励（Weingast，2010）。自由平等的实现则至少要求有支持司法体系的广泛制度，以保证公正、法治和开放准入，而非腐败和有限准入。最后，自由平等的实现与维护还需要其他思想观念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如何维持宪法秩序，以防范政府掠夺及其他形式的权力滥用。
对于构建自由平等乃至财富大爆炸的制度基础，上文提到的现代早期政治学家以及其他历史人物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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