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滥权和暴力行为
为理解自由平等如何实现，我们需要先弄清楚它为何缺失，也就是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许多现代早期政治学家强调两个相互关联的、都对生产激励具有不利影响的问题：专断政府和暴力行为。孟德斯鸠对于专制权力问题的论述或许最为清楚，尤其是专制政府对储蓄、投资和敬业激励的影响：
自然对人类是公平的，给他们的痛苦予以回报……更努力地工作能够获得更丰厚的回报。但如果专制权力夺走了自然的回报，人们对工作就会不断产生厌恶，无所作为似乎才是唯一的好事。（Montesquieu，1748，II.13.2，第214页）
类似的论述还有：
领主拥有的土地和奴隶如果随时可能被剥夺，他就不会愿意保留这些资产。（Montesquieu，1748，II.13.6，第216页）*1.洛克对此的论述是：免受绝对专制权力压榨的自由对人们的储蓄来说是必要且密不可分的（17，§23）。他还给出了如下定义：专制权力就是不依靠既定法规来实行统治（72，§133）。
亚当·斯密在其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也特别关注暴力问题，例如《国富论》第三卷，以及与《法学讲座》相关的学生笔记（LJ，a，b）：
人们经常看到，在社会初创阶段，政府必然是较为孱弱的，很长时间之后，政府的权威才足以保护个人的产业免受其邻人的侵夺。如果人们发现自己的财产随时有被抢劫的危险，他们就没有勤奋工作的激励。资产的积累会很有限，因为人数可能极其庞大的好逸恶劳者会寄生于勤奋工作者，把后者的所有成果都挥霍一空。对财富的积累而言，这不啻最大的障碍。（Smith，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第522页）
暴力和掠夺风险的存在，无论是来自流寇、坐寇（Olson，1993）或各种类型的政府，促使人们理性地逃避勤奋工作、创业和投资。亚当·斯密用这些术语解释过无增长的封建社会：国内的土地占有者可能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侵犯，处在这种无防卫状态下的人们自然会满足于维持基本生存，因为获得更多的财富只会引来压迫者的不公正掠夺（WN III.iii.12，第405页）。另外，对一个不能获得财产的人来说，他感兴趣的只有尽可能地好吃懒做（WN III.ii.9，第387—388页）。斯密指出封建领主们经常处于彼此交战中，当代经济学家认为这个问题在整个历史上都非常重要，现代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Cox et al.，2015；North et al.，2009）。*1.美国的创立者们反复警告过暴力掠夺问题的危害，以此作为新制定的宪法的依据，尽管《联邦党人文集》对暴力问题的广泛讨论并未受到普遍重视。例如在第1篇的一般性介绍之后，托名为普布利乌斯（Publius）的作者把后续的9篇文章都用于讨论暴力的各种问题。第2—5篇关注“外国武装力量及影响力的危害”，第6—8篇以及第41篇关注政府之间的冲突危害（包括战争），第9—10篇关注派系、分裂与暴乱的危害。
权力滥用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如今的典型国家每8年就会经历一次暴力性质的政府更迭，包括政变、内战、族裔冲突等，伴以政治规则的重大改变。最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也好不了多少，大约每12.5年会发生一次。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大约每60年才会经历一次暴力更迭（Cox et al.，2015）。可悲的是，自由平等社会在全世界仍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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