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ghuram Rajan，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印度央行行长，其著作《断层线》、《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与Luigi Zingales 合著）、《第三支柱》广获好评。原文“Communities，the State，and Markets： the Case for Inclusive Localism”发表于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ume 37，Number 4，2021，第811—823页。
**作者感谢Paul Collier、Colin Mayer、John Muellbauer、Radhika Puri、Alison Gomm，以及一位匿名审阅人给出的宝贵评论。
1.引言
新冠疫情加速了很多先前业已存在的趋势，包括工作自动化、政府的扩张，以及人们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同时，它还开启了新的变革，譬如人们越来越接受和容忍远程工作、会议和社交。我们可以利用这场疫情造成的破坏构建更好的未来，而无须诉诸过去陈旧且失败的解决方案。为此，我们必须了解疫情前的趋势、原因和后果。
技术变革是主导一切趋势的因素。新的通信和物流技术整合了全球市场，增加了需求，也加剧了竞争。随着大企业将工厂迁至海外或自动化操作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业化国家的小型制造业城镇遭到重创。虽然这一趋势始于几十年前，但过去20年间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显著加快了这一进程。讽刺的是，如今从新兴市场获得就业机会的城镇，在几个世纪前的全球化浪潮中，其手工业曾被现在正日渐衰落的西方城镇的出口摧毁。
市场在破坏旧工作的同时通常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可惜的是，疫情暴发之前，工业化国家的新工作岗位往往出现在伦敦、纽约等繁华大城市的服务行业，而不是在失业最严重的单一雇主主导的小型制造业城镇。甚至在这些工作中，薪酬较高的岗位需要的教育或技能也较高。自然，那些从舒适中产阶层就业行列滑入无保障者群体的人感到愤怒，他们把怒火集中在自认为对他们造成了不公平打击的经济体系上。
作为回应，各个派别的政客提议设立贸易、移民乃至与某些外国公司做生意的壁垒。反全球化的呼声在新冠疫情前就已经响起，甚至导致世界变得不如以往开放。然而，面对势不可当的自动化进程，这类应对措施可谓徒劳无益。
譬如，已经有技术能够取代城市地区出现的低技能服务工作：优步（Uber）司机将被复杂的汽车驾驶程序取代，为亚马逊组装包裹的工人将被机器人取代。当就业机会从内部被破坏时，边境墙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
事实上，新冠疫情凸显了保持国门开放的必要性。尽管病毒可能通过敞开的边境传播，但如果没有全球化，个人防护装备的提供以及疫苗的全球销售将更加不平等。此外，一旦疫情后的最初反弹消退，工业化国家的巨额支出可以帮助伤痕累累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走出低谷。
从中期看，有望不断增长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能够回报工业化国家的支出。老龄化的工业化国家需要移民来补充其日益萎缩的劳动力大军，帮助支付退休人员的福利以及这些国家在疫情后将欠下的巨额债务。目前，德国工人与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3∶1。（*https：//www.handelsblatt.com/english/politics/demographic-armageddon-aging-population-on-course-to-wipe-out-germanys-finances-within-30-years/23582318.html.）根据贝塔斯曼基金会2018年的一项研究，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是1∶1。该基金会2019年的另一项研究明确显示，德国每年需要26万新移民才能满足其劳动力需求。（*https：//www.dw.com/en/study-germany-needs-260000-immigrants-a-year-to-meet-labor-demand/a-47470731.）
随着国内需求的下降，老龄化国家还需要向其他地区的年轻人出口商品和服务。正如一些政客主张的，放任贸易关系恶化属于自残行为，其影响会在未来愈演愈烈。而对外国公司实施禁令将导致全球供应链的瓦解，使各地产品的成本更加高昂。
新冠疫情及气候变化已然来临的显著迹象无不表明，世界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进一步封闭世界将令这种合作化为乌有。幸运的是，有办法可以恢复人们对自由开放市场体系的信心，这一体系曾给世界带来大繁荣。
许多解决方案指向了振兴遭受现代全球化冲击的社区。世界各地的落后社区都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这些地区没有新的工作机会，因为人们不具备所需的技能。普遍的贫困、毒品泛滥，有时还有犯罪，加剧了雇主的规避心理。而持续的经济破坏又导致这些地区缺乏优良的学校和培训机构，无法帮助人们获得技能，帮助社区吸引就业机会。
因此，这些社区面临典型的欠发达问题。不幸的是，工业化国家不断强调更多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足见它们的问题从未真正得到解决。即使各国政府给予关注，远程设计的自上而下的对策也无助于克服当地经济和社会复苏的障碍。地方民众通常更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必须被赋予权力，以帮助他们的社区实现自我振兴。
技术变革虽然是问题的根源，但也可用于解决问题。新冠疫情提示我们，人们不必非要在大城市才能担任技术性工作，它可以远程完成。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城市的吸引力终将恢复，但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在人口较少、成本较低、更安静和更宽敞的环境下工作。技术使他们可以这样做。我们有可能更广泛地分配就业机会和经济活力，机会不容错过。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较健康社区，将协助我们实现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全球化［更详细的阐述见Collier（2018）和Rajan（2019）］。
2.技术变革与颠覆
技术变革具有颠覆性，不仅因为它摧毁旧工作，还因为它显著改变新工作所需的能力。高中文凭已经不足以获得高薪工作。接受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先天创造力或高度发展的人际交往技能等方面的高级培训，已逐渐成为在当今世界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作品《简斯维尔：一个美国故事》中，艾米·戈德斯坦（Amy Goldstein，2017）描述了2009年威斯康星州简斯维尔通用汽车工厂关闭时，一些被解雇的工人甚至不知如何使用电脑的情景。这些工人显然需要大量的再培训，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报酬类似的工作。年长的失业工人受限于过时的知识，又被家庭责任束缚，通常很难重新调整自己。当经济活动的全部基础从社区消失时，即便是年轻工人也难以提升技能。能够传授相关技能的地方机构也会因为社区失业率上行陷入困顿，失业只是衰退恶性循环的开始。
奥托等人（Autor et al.，2018）研究了因贸易而遭受大量失业的美国相关地区，主要在中西部和东南部各州，他们发现，随着经济机会的减少，社会分化加剧。失业工人无法成为有吸引力的长期伴侣；所以，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离婚的人越来越多，单亲家庭日益增加。破碎的家庭、绝望、孤独以及随之而来的万念俱灰常常导致酗酒和吸毒，有时甚至是犯罪。正如凯斯和迪顿（Case and Deaton，2020）所述，阿片类药物危机以及美国非拉丁裔白人中与之相关的“绝望死亡”，不单单是贪婪医生热衷于过度开药所致，经济衰退也是原因之一。
衰败的社区无法支撑学校和社区大学等地方机构。这不只是因为税基萎缩，还因为家庭压力大的父母无法在家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更不用说为学校活动贡献力量；而社区仅存的少数几家困难企业则几乎没有能力为就读社区大学的学生提供辅导、经济支持或学徒工作。
随着机构质量的下降，它们协助不了失业工人重新充实自我；而要想吸引新的工作岗位来到社区，或者让工人前往其他地方寻找工作，这种升级改造必不可缺。更糟的是，在这个教育变得极其重要的世界，如果没有好的学校，孩子的前景将黯淡无光。那些有能力的人（通常是受过更好教育、收入较高的管理人员），一般会带着孩子奔赴其他繁荣地区。赫希曼（Hirschman，1970）、奥贝尔和乌诺（Orbell and Uno，1972）强调的这种成功者离场现象，会令其他人进一步陷入贫困和失业的泥潭。
类似的人口外流同样发生在英格兰北部、德国东部和西班牙部分地区，这些地方曾是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原则上，在困难社区工作的工人可以迁往更富裕的城市接受再培训并找到好工作。但许多人并不这样做，原因是那些地方的居住成本很高，何况交通拥堵又进一步推高了它们的成本（环境上也不可行）。而即使在最好的形势下，重返校园也是一项挑战。此外，如果工人不得不搬到昂贵的城市接受几年教育，没有收入却要养家糊口，这就更加令人生畏。所以正如奥托等人（2014）指出的，许多低技能工人似乎都在尽可能坚守着附近的、工资越来越低的制造业岗位。当找不到工作时，他们将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
过去，美国以交通便利闻名于世。据称，《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西部尚未有人定居时便呼吁：“年轻人，到西部去吧。”后来，20世纪上半叶非洲裔美国人走出南方的大迁徙，以及民权运动后较温和的回迁，证明了流动性在改善美国人民生活方面的持续重要性。而最近，流动性一直呈下落趋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000年，只有1/10的美国人在过去5年里有重大迁移（离开他们的县）。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1/15。
雄心勃勃的进步主义解决方案，比如全民免费大学教育，成本高昂，而且对帮助落后地区的人们基本无效。当你与在富裕城市就读优良公立学校的中产阶层孩子竞争时，你如何进入大学？就算被录取，如果你所受的教育严重不足，你又如何从大学中获益？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太多学生从大学辍学，这不仅仅是因为学费太高，还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
在一个流动性有限的世界里，政策应该侧重于扭转这些恶性循环，尽可能地复兴社区，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学校和社区大学等培养能力的机构再次蓬勃发展。基于地理位置的政策，譬如美国政府为促进能创造就业岗位的投资推行的“机会区”税收优惠举措，旨在更直接地解决困难社区的问题。不过鉴于难以确定当地条件，这种由中央政府决定的方案可能会举步维艰。
亚马逊一度决定在曼哈顿中城河对岸的皇后区长岛市建立第二个总部，承诺提供2.5万个工作岗位，平均年薪至少15万美元，这似乎是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理想结果。然而，当地政客拒绝了这一提议。社区内具备相关工作技能的人太少，而如果有技能的外来人员涌入，会提高租金和房产税，挤走长期居住的居民。显然，更适合社区需求的提案本可以说服社区接受，但由于决策是公司高层与市政府官员协商制定的，未曾真正取得社区的信任，因此这些备选方案没有得到探讨。社区领导人只能提出抗议，不能左右决策。
3.集中化和全球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集中化和全球化毫不奇怪。随着市场一体化，首先是跨越地区，然后是国家，最终是世界，决策权也逐渐从地方政治实体转移到了国家和国际组织。以援助失业者为例。在19世纪的许多工业化国家，这曾经主要由地方教区提供。社区团结，加上当地的知识和信息，援助得以成功运作：社区帮助了陷入困境的家庭。
然而，随着市场日益一体化和经济衰退更加深入、持久，社区不堪重负。最后只有地区或国家政府有资源提供支持。自然，如果要求它们定期提供帮助，它们肯定希望有权制定规则，甚至接管全部职能。今天，在整个工业化世界，失业保险一般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并辅之以当地社区的支持，包括教堂和慈善机构的援助，不过这些只在官方支持用尽时才会启动。
同样，随着国内区际贸易的增加，企业日渐要求无缝的地区边界和统一的国家监管与税收政策。毕竟，如果一家金融公司在其经营的每个地方都要面对不同的薪酬、资产负债表流动性和最低资本监管要求，它会发现一切变得寸步难行。类似的，汽车制造商也希望采用全国统一的排放标准。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实行了中央集权。新兴市场国家现在也如此运作；印度最近颁布的一项全国商品和服务税，就取消了市政当局和地方政府设定间接税的自由裁量权。
后来，随着近几十年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政府逐渐将部分权力移交给了国际机构和国际条约。例如，欧盟委员会限制各个成员国的监管自由裁量权，以让企业在整个欧盟面对统一的监管环境。
毫无疑问，一定程度的统一是有益的。无论如何，治理的集中化（实质上是全球化）已经形成声势。国内和国际的管理者发现，如果在强大的大企业鼓动下实现无缝边界，他们将很难施加约束。于是银行监管者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会议，要为全球制定资本要求和其他监管法规，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引发监管的“逐底竞争”。
最近达成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后续协议）要求墨西哥确保互联网公司不必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负责，尽管美国仍在就这一问题进行民主辩论。在各国国内，自上而下的强制措施愈加普遍。如果地区或国家政府为某个社区提供额外资源，其管理者无疑希望制定标准，以便他们的援助不被浪费。然而，这些政策往往没有给社区成员留下多少能动性，甚至常常漠视社区的意见或需求。在一些国家，管理者约束地方的意愿特别强烈，他们认为，如果任由社区自行发展，它们必然会变得腐败、宗派化或反动保守。
最终结果是，地方甚至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被削弱。而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丧失，选民将愤怒指向遥远的管理当局并拥抱离自己更近的民粹主义者，也就不足为奇了。英格兰北部被摧毁的小城镇上响彻着英国脱欧口号“夺回控制权！”：不仅要从布鲁塞尔（欧盟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夺回，也要从伦敦夺回。这清楚地表明，当人们应对市场力量的冲击时，他们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多的民主控制权。
对新冠疫情的回应，既体现了社区在弥补官方支援欠缺方面的重要性，也说明了社区在大规模破坏面前的无能为力。疫情暴发初期，世界各地社区的年轻人通过帮助老年人做家务（如购物等），保护他们免受病毒感染。在更威权的国家，社区担起隔离管制的监督工作，告发无视隔离管制的邻居。然而，随着疫情的持续，封锁造成的经济破坏拖垮了整个社区甚至各州。在欧盟，它们调用集体借债能力提供资金支持个别国家。在美国，联邦政府凭借其强大的借债能力，以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延长失业保险和直接向受损企业提供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全国慷慨解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民族团结。但换一个角度，这些行动消除了个人、地方甚至州的能动性。联邦政府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甚至在《救援法案》（Rescue Act）中规定，如果各州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资源，那就不能减免税收。
随着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危机频繁发生，中央集权的诱惑将会增加。这种情况必须尽量加以抵制。如果政府希望保持全球市场一体化，它们可能就不得不放弃治理的高度一体化。它们必须更加谨慎对待那些不必要地约束各国的新国际协议，尤其是如果这些协议远远超出了低关税的范围。大家的目标应该是在全球市场保持开放的前提下，让更多的权力回归国家层面。
然而，权力下放不能止步于国家层面。中央政府必须将权力和资金进一步下放给地方层级，以便社区能够重新激发成员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当然，这并不是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应该在社区层面解决（尽管社区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也不是说各国应该放弃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授权应以辅助性原则为指导，该原则要求将决策权交给能够有效做出决策的最低层级。例如，社区显然不会决定自己的汽车排放标准，这应该是一项国家决策。但是，哪些企业将获得在当地经营的许可，以及最低工资、职位要求、营业时间和福利（显然要高于国家最低标准）选择，应该由社区决定。瑞士是一个人口极其多样化的小国（它有四种官方语言，外国人口占比25%），然而，正是因为大量决策权下放给了26个州和数千个市镇，它才能够有效运作。辅助性原则也可以指导教育决策：联邦政府负责技术学院，各州（省）负责中学，市政府负责小学和幼儿园。
权力下放绝非易事，尤其鉴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如国际官僚机构、各国首都的行政官员和政客，以及大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更青睐权力集中。但是，在教育、商业监管、地方基础设施和资金等问题上合理下放权力，对社区复兴至关重要。
4.经济活动的扩散
此外，社区想要恢复活力，还必须具备经济活动的基础。幸运的是，技术和贸易为社区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新契机，进而为经济复苏孕育了潜力。新冠疫情迫使许多人在家工作，通过互联网与同事联系，大大减少了从前人们对这类安排的歧视。疫情结束后，更多公司将为员工提供只在必要时才来办公室的选择。
在上述情况下，员工的家不需要和他们的办公室在同一个县，甚至同一个州。随着城市里的技能工人希望找到更便宜、更宽敞的地方安家置业，一些人也许愿意回到他们很久以前离开的家乡。（*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bigpicture/farewell-big-city?barrier=accesspaylog.）加之面对面的商务会议日渐变得不再必须，所有企业都可能搬迁。这些趋势或将促进对地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技术不仅有助于在地理上扩散经济活动，还能把偏远地区与世界各地的市场连接起来。戴维森（Davidson，2020）指出，网络平台允许小企业在全球范围宣传利基产品，同时也方便有特殊需求的潜在买家找到它们。例如，俄亥俄州的温格德家族是阿米什人，他们创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向美国各地的其他阿米什农场销售顶尖的马车农用设备，这就是一个利基市场。
成功的小企业不仅可以提供就业机会、树立榜样，还能帮助改善衰败的社区。因为它们完全属于社区，所以能够协助支持社区的活动。过去，大公司也曾提供这类帮助。在它们发现很难管理偏远的前哨基地之后，开始赋予当地管理层极大的自主权；它们还与社区领导通力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然而，由于通信技术的进步，如今的总部已经能够迅速对当地的发展做出反应，更多的人力资源转移到了大城市的总部，以便他们更有效地为全国各地的企业单位服务。只是每个地方单位的自主权都被大大缩减了。
鉴于当今大规模生产的巨大生产力，与其利用反垄断法让企业保持小规模（这可能损害消费者），不如让大企业分散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这些项目应该更多地锁定落后社区，在那里它们有重要的影响力，能够帮助社区复兴。实际上像沃尔玛这类经常被指责侵蚀社区经济基础的企业，已经开始通过“沃尔玛崛起”（Walmart Rise）等计划（虽然规模仍然很小）推动地方的参与，该计划为每家沃尔玛商店提供少量资金用于社区服务。（*https：//corporate.walmart.com/newsroom/2019/06/06/walmart-deepens-commitment-to-community-engagement-and-giving-through-new-walmart-rise-initiative.）
总之，在如何发展方面，工业化国家的落后社区面临的挑战与欠发达国家历史上面临的挑战相似。但前者有一个重要优势：它们是富裕国家的一部分，而富裕国家经济繁荣，拥有强大的法律、监管和商业制度。在这些地区创造经济活动的最简单方法是，恢复社区与繁荣的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联系，以便它们搭上更广泛增长的“顺风车”。
5.重建社区
即使在变化的环境下，也并非所有社区都能欣欣向荣。多年来对宽带、公园和学校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可能会导致一些社区丧失对高薪专业人士及其家庭的吸引力。高犯罪率和毒品泛滥可能会令企业望而却步。当地工人可能需要接受再培训才能从事新的技术工作。
一个诱人但错误的答案是实施统一的解决方案。由国家或州政府设计的大规模“一刀切”项目并不能解决地方社区的具体挑战。对一个社区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缺乏快速且价格合理的交通网络；对另一个社区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年轻人缺乏安全的精力发泄渠道。而社区居民最了解最迫切的需求。
虽然没有灵丹妙药，但在成功的复兴实践中反复出现了四个要素：领导力、参与度、基础设施和资金。
找到有效率的领导层是困难的，因为现有的地方领导层经常处于瘫痪状态，许多能人志士早已离开。而事实上，反对权力下放的主要论据之一正是当前的地方决策者既无能又腐败。
但是，即便在看似无望的情势下，能干的地方领导层也可以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芝加哥的皮尔森社区就像战区现场：21个不同帮派在2英里（1英里约为1.61公里）长的主干道上彼此斗殴，死亡事件频发。皮尔森社区必须降低犯罪率才可能找到复兴的希望。于是，新的领导层从危难中崛起。当时，一个年轻人在教堂的街对面被枪杀，牧师问他的教众：还能作壁上观多久，就这样，一群年轻的社区成员挺身而出。他们挑选自己的成员劳尔·雷蒙多（Raul Raymundo）领导这个名副其实的“复活计划”，30年来，雷蒙多坚持不懈，为社区吸引了来自政府、企业和慈善机构的数亿美元投资。
社区需要创造性的方法引回有能力的人士，扩充人才库，进而培养出高素质的领导者。为此，可以减少人们在困难社区生活的税收；回归困难社区多年的人可以部分免除大学贷款，以让大学成为培训当地人的途径，而不是人才逃离社区的手段；此外，有能力的移民如果同意留在需要他们的社区，就可以获得居住签证。
皮尔森社区的领导人发动社区游说城市许可证颁发部门关闭了罪犯聚集的破旧酒吧；促成当地企业为年轻人创造培训机会以遏止犯罪。他们鼓励当地居民集体向警方举报犯罪事件，这样帮派就无法报复个别举报人；鼓励居民在犯罪事件发生后走上街头，相互支援。随着皮尔森社区犯罪率的减少，企业开始涌入。虽然皮尔森社区今天依然不富裕，但许多居民过上了体面的生活，社区安全多了，学校质量提高了，孩子们更是未来可期。
领导人可以引导社区参与重点项目，譬如解决皮尔森社区的犯罪问题。他们可以创建重要的集聚地。把空地变成公共花园、排球场，或者，像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那样，建造“相聚之地”这样的公共公园，不仅为活跃当地社区做出了大贡献，更以幻想和游戏的景观令游客流连忘返。另外，他们还可以创建诸如工场、学校、大学等重点机构。
社交媒体等新技术有助于让领导者负起责任。一个积极参与的社区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监督其官员，从而遏制腐败和人浮于事。例如，芝加哥的SeeClickFix应用程序允许居民拍摄坑洞、涂鸦或废弃汽车的位置，并将它们上传到市政网站。这些信息会一直挂在那里，直到官方解决问题。
基础设施也很重要。新的物质基础设施，如翻新的市中心区、无障碍的海滨或诱人的新步道，可以使企业和年轻技术工人对社区产生兴趣。与热点经济地区的物理连通同样极有助益。英国保守党政府计划斥资数十亿美元，通过公路和铁路将凋敝的城镇与曼彻斯特等繁荣的区域中心连接起来。并非每个决策都需要地方做出，但在重新配置基础设施时，考虑地方的需求十分重要，这甚至可能掀起经济变革。
例如，费城联邦储备银行2018年的一项研究（*https：//www.philadelphiafed.org/community-development/workforce-and-economic-development/getting-to-work-on-time.）发现，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88%的低收入工人通勤时间超过1小时，尽管73%的合适工作地点距离公交车站仅15分钟的步行路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多数区域交通系统首先会把你带到一个中心枢纽，然后再返回你要去的地方。更合适的公交线路直接连通工作密集地区与工人密集的住宅区，从而有望帮助低收入工人快速通勤，这是他们处理经常性个人紧急情况和保住工作的关键。
地方金融基础设施同样非常重要。例如2013年，皮尔森社区的主要社区银行面临倒闭的风险。当时，该银行有近30%的抵押贷款被拖欠，如果银行倒闭或被出售，许多当地借款人将面临被驱逐的命运。房屋空置会压低房价，令犯罪率回升。于是，在慈善机构的支持下，社区挽救了这家银行。由于和借款人合作，不良贷款得以恢复健康，其抵押贷款组合的拖欠率迅速降至可控的4%。
最后，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包容性意义非凡。德国和美国等富裕国家的许多地区仍未接入数字宽带。如果想在地理上比当前更好地扩散经济活动，就要改变这种情况。更好的虚拟连接也将更加环保，因为并非每个人都需要搬到特大城市。
资金当然也是重要的。经济衰退的社区可能没有太大的能力提高税收。但问题是，许多来自地区或国家政府，或欧盟、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金融支持，都会对如何使用这些资金附加大量条件。为了促进地方对支出决策的投入，无附加条件的政府拨款（也称为一揽子拨款）是提供资金的最佳方式，或者由不受支出限制的私人慈善机构赞助。
自动收入流兴许更好。在这方面，依靠正确的税收政策，衰败社区的低地价和低税收或可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有助于阻止衰落。按地方土地价值的一部分征收全国性地产税（national property tax），并根据人口统计重新分配给社区，将为低地价的弱势社区提供比原本更多的资源。与此同时，低地价和低税收也会加大它们对企业的吸引力。（*感谢John Muellbauer的这一建议。）
社区仍然可以被要求遵守绩效标准（同样，可以运用技术监控绩效），但它应该拥有决定如何花钱的自由。当前美国政府建议以税收激励的方式鼓励对“机会区”的投资，如果与社区领导者合作设计投资以满足实际需求，那么这一建议未必不可行。但是，假如没有社区参与，这些投资可能只是对富人征收的一笔意外之财。
一个有远见的社区会在当地资产价格较低时就持有这些资产，这样，当社区复苏继而当地资产变得更加值钱时，它将获得更多的资金资源。20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市政府将土地卖给私人开发商，然后用所得款项修建了地铁系统。此举增加了市政府在新地铁线附近所持土地的价值，随后，这些土地被出售以进一步扩建地铁网络。从这类社区资产中获得的价值，还可以用来援助那些没有房产但面临因当地租金上涨而被迫撤离的社区居民。社区复兴的成果的确能够实现广泛分享。
6.拨款竞争
拨款竞争是建立社区精神的一种方式，可以自下而上获取想法，甚至激发社区领导力，同时创造性地定位资金目标。国家或州政府（或慈善机构）可以创建拨款竞赛，目的是资助对社区项目提出创新建议的团体。理想情况下，一个项目应当得到官方社区领导层（如市长办公室）的支持，但在官方支持并非必需时，我们也要考虑推动社区项目以免无动于衷的官方领导阻碍进展。
不过，在资助提案中，社区参与项目的程度将是获得资助的一项重要标准。因此，譬如，一个由社区配备的工作人员维护的社区中心，将比承包商建造的公园更受欢迎。更强有力的社区领导力和更广泛的地方参与应该成为资助提案的重要遗产。
项目负责人还要接触专业顾问（后者可以帮助改进提案中的不足）和其他地方类似项目的负责人，以便成立专门的资助小组。诚然，并不是所有提案都能获得资助，但如果现任领导人玩忽职守，那么普通公民聚在一起设计项目的过程或能创造出新的地方领导核心。如果拨款竞争能够重振或产生更广泛的地方能源，则它就是有效的。
此外，落选的申请者不妨先解决之前的弱点，再在后续的竞争中重新提交项目提案，从而保持最初提案激发的热情。最后，可以同其他寻求自身项目的社区分享成功方案的经验教训，以期建立一个学习网络，分享想法、专长、最佳实践和常见的缺陷。
这不是空洞的理论。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就一直在创建这些网络，以鼓励人们采取自下而上的补救措施，解决迄今为止悬而未决的地方问题。（*https：//portal.futurecitiescanada.ca/.）当然，这种竞争并非所有方面都是可取的；例如，出现了为项目游说而不是提高项目质量的招标顾问，这是拨款竞争难以避免的不利因素之一。
7.健康的社区可以治愈国家
以上概述的许多政策还可以帮助城市中长期处于弱势的社区居民，他们通常是少数民族和发展中国家的社群。当然，社区发展的历史肯定十分复杂。（譬如）意大利南部或印度东北部地区曾经投入大量资金，但发展成果极其有限。虽然从过去的努力中吸取教训很重要，但世界也一直日新月异。今天，科技让经济活动的扩散变得越发容易：在城市给偏远农村的大学生上课，比为那里的学生生产工业产品在经济上更可行。况且，通过技术实现更好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治理的前景，可以让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过往经历不再是决定未来的宿命。
健康的地方社区不仅是帮助个人良好就业的必要条件，当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聚集在种族日益混杂的国家时，它们还有助于缓解冲突。民粹民族主义者激起了多数群体的恐惧；他们希望将多数群体的文化强制推行到全国，同时还要严格限制移民，以防止其主流文化被稀释。
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则接受另一种选择：支持社区文化，而不是试图实现不可能的民族同质化。一些社区选择单一文化，另一些社区则选择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任何选择都应该得到尊重，只要每个人都由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团结在一起，没有人被刻意排斥。国家政府可以提供帮助，通过执行反歧视的法律预防复苏社区发生种族隔离现象。
在理想情况下，社区应该有边界，给人们一种赋权感和归属感，但也应该保持足够的畅通，以便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包容性的地方主义或许是应对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挑战的最佳答案，尽管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强大的社区不仅能帮助其成员在全球市场经济中收获成功，还可以保护民主。分权治理或地方主义对威权主义的抬头起着制衡作用，随着一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依赖联邦政府的财政资源，这种制衡显然非常必要。
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不仅仅涉及竞争市场，它还关乎让多数人从中受益的社会基础。我们不能关闭边境和放弃资本主义，而是必须修复资本主义，从而让被资本主义抛下的社区拥有全新的开始。
（颜超凡 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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