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vaas Storm，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高级讲师，作为宏观经济学家，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增长、分配、危机、技术变革、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此外，他还是Journ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的编辑。本文原文“Cordon of Conformity： Why DSGE Models Are Not the Future of Macroeconomics”，刊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21年第50卷第2期，第77—98页。本文翻译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经济思想史视野下的货币与财政关系研究”（编号：22XNQT2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受益于弗格森（Thomas Ferguson）和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评论。衷心感谢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的资助。
1.引言
宏观经济学正陷入长达10年的生存危机中。在2008年8月的狂妄之后（“The State of Macro Is Good”，Blanchard，2008），宏观经济学迎来了低谷：主流宏观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大多数人都清楚，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宏观经济学，但主流宏观经济学家的实际反应却是捍卫公认的范式，即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某个版本。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一直忙于装点其发表记录和职业生涯，为了让有缺陷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更加贴近现实，他们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中加入更多、更巧妙的摩擦和市场缺陷因素，以及修正（暂时性的）预期错误。其结果是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托勒密式研究激增，每个模型都用通常是微小的、特殊的、临时的市场摩擦和/或预期冲击来“解释”大规模的金融崩溃和危机后的缓慢复苏。每种解释都令人难以置信，并且近乎某种目的论：能干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建模者可以构建出某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证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因此，大多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在精神上类似于吉卜林（Kipling，1902）的系列童话《原来如此！》（Just So Stories）（*吉卜林在该书中通过幽默十足和充满想象力的叙事语言，讲述了宇宙万物生成的秘密。作者这里隐喻的是，使用修正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解释，就像吉卜林在童话般地解释骆驼如何长出驼峰等自然奥秘一样，这只是一种事后的自圆其说。——译者注），这些故事讲述了骆驼如何长出驼峰，袋鼠如何拥有有力的后腿、长尾巴和跳跃步态，等等。
其结果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没有影响私人部门中任何人的思考方式。银行和大企业并不“践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而是继续依赖传统的丁伯根-克莱因式（Tinbergen-Klein-type）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诚然，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确实在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但请不要被这种表象迷惑：它们在大多数时候只是知识分子的故作高深罢了。当涉及实际的货币政策制定时，美联储会使用FRB/US模型，这实质上是一个更新修正过的传统模型。同样，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也使用传统模型进行预测和政策分析。
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不重要。首先，修读宏观经济学的学生几乎都会学习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它是宏观经济学中可用的理论。正如加尔布雷斯（Galbraith，1973，第27页）所写的：“学生来了；老师就必须教他们一些东西；我们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无休止的完善。随着模型复杂性的增加，人们会觉得模型变得越来越精确和准确。而随着困惑的解决，又会产生模型有助于理解的印象。”这种教育的受害者是那些被我们错误教导的学生：他们学会了不相信自己的常识，并让自己接受“这种错误教育所教授的课程”，正如罗宾逊夫人（Robinson，1960，第173页）所说，这些学生“学成离开学校时，并不是从‘他们来时的那扇门走出去的’，而是从通向错误街道的另一扇门离去的”。其次，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一个著名观点：判断理论的标准应该是理论的预测能力，而不是其假设的现实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未能通过弗里德曼的检验，因为大量证据表明，它们只能成功预测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弗里德曼自己也错了：模型的假设很重要，但只是对经济学家而言。弗格森（2012，第248页）写道：“1968年后，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权要求所有摇滚乐手参加一次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笔试。”就宏观经济学而言，“正确的宏观经济思想政治局”要求所有顶尖的宏观经济学家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内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这样做的人就不能成为俱乐部的成员。因此，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忠诚，被视为获取“严谨的宏观经济学家”高端俱乐部会员资格的要求，这些会员横跨学术界、中央银行以及国际组织，同时为国际金融媒体撰写经济评论，并经常留下一大堆他们几乎从不为此负责的烂摊子和政策失败困境。
维恩斯和威尔斯（Vines and Wills，2020）意识到了宏观经济学这种极不令人满意的状态，呼吁对现代宏观经济学进行重大改革。他们召集了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家，探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固有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并思考未来重建与现实更相关的宏观经济学的途径。维恩斯和威尔斯将他们的努力称为“重建宏观经济理论项目”，该项目集结的第二批论文最近发表在2020年的《牛津经济政策评论》（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第36卷第3期上。（*关于该项目的第一批论文，请参阅2018年的《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34卷第1—2期。——译者注）
两位编辑不惧万难直面风险，认为宏观经济学需要范式转换，这不得不让人钦佩。他们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未来是一种“新的多重均衡和多样化”（MEADE）（*根据维恩斯和威尔斯（2020）的说法，MEADE是“Multiple Equilibrium And Diverse”的缩写。之所以赋予新范式这样一个标签，是为了表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德（James Meade）的工作，米德曾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与凯恩斯一起共事，并于70年代和80年代在剑桥大学担任维恩斯的导师。——译者注）范式。在他们看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从简单的模型（最好是二维模型）出发，并使用这些简单模型解释多重均衡的产生机制。然后，将这些机制纳入更庞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形成新的多重均衡的综合。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更准确地了解数据，吸取从政策模型的详细工作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使用旨在关注宏观经济某一特定方面的小型模型的建议，看起来是朝着更加多元化的宏观经济学的积极发展。这种印象为以下事实所强化：维恩斯和威尔斯（2020）建议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核心模型降级为单纯的“玩具”模型，“玩具”模型的用途在于“可以让建模者快速上手重要问题”。但是，情况远不止于此。正如道（Dow，2021）指出的，“重建宏观经济理论项目”的目标仍然是根据来自政策模型的证据，实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综合。道强烈怀疑将小型结构模型的关键机制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因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建模者优先考虑的是模型的内部一致性（“严谨性”）而非本体论上的一致性。因此，道的结论是：“分析的核心仍然是形式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它并未对视野更广阔的分析做出贡献。”这很关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只要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仍然不愿意埋葬失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主流宏观经济学就注定毫无意义，从而无法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
维恩斯和威尔斯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拉下神坛是正确的，但他们将这一建模方法保留在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却是错误的。重要的是，他们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建模的改革建议与20世纪30年代主流的建议相似，即在希克斯的IS-LM一般均衡分析中吸收凯恩斯的根本性批评。“新的多重均衡和多样化”项目在用他们的“玩具”模型提供变革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基本保持不变的核心一般均衡纲领，因此，经济学界可以继续证明其教学的合理性。
相反，套用泰勒和菲洛（Taylor and Filho，2021）的说法，我认为，宏观经济学界必须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彻底放置在“不可置信的经济学模型博物馆”中。为了帮助该博物馆的参观者理解为什么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主展厅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本文重新审视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使得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无法用于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我将在下文详细介绍10个（相互关联的）不可补救的缺陷，每个缺陷本身都是致命的，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自负，这种自负足以令现代宏观经济学窒息。
谬误1：任何宏观模型的核心必须是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
中世纪的农民无法从他们的封建领主那里获得信贷，因此，他们面临着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即选择今年消费所有的产品，还是为了明年的丰收而选择保留一部分产品作为种子储备。这种中世纪逻辑，与新古典经济学对节俭美德的信念以及韦伯的新教伦理相吻合，它们都强调紧缩开支、勒紧裤腰带、储蓄和“延迟满足”是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问题是，这种逻辑现在已经过时了。在今天的货币生产型经济中（Keynes，1933），家庭和企业并不面临这种信贷约束，因为他们可以从商业银行借款，商业银行能够创造新货币为额外支出融资。而且，考虑到失业这一事实，认为跨期权衡是经济决策之本质的想法简直荒谬至极。
商业银行所做的就是接受个人债务，并代之以银行自己的债务（即贷款）。也就是说，个人借款人只是简单地用可接受性更强的银行债务来置换他本人的可接受性有限的债务。这与明斯基（Minsky，1986，第256页）的观察相吻合，即“银行的根本任务是承兑，也就是保证某一方的信用是可靠的”。因此，今天的家庭和企业与中世纪农民的处境并不相同，他们不必为了能在将来消费而事先“储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信贷使我们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和自身的能力，而不需要紧缩开支，只要银行像熊彼特式“主宰”（ephors）（*Ephors原意是指在斯巴达监督国王的民选行政官，熊彼特的类比是指银行家有效地决定将实现哪些“新组合”，其英文原文为“He is the ephor of the exchange economy”。此处译法参考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易家祥等译，商务印书馆于199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第82页，将Ephors译为“主宰”。——译者注）一样行事，“他已经代替了私人资本家，或者变成了他们的代理人；（银行家）自己变成了典型的资本家。他立于那些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和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之间”（熊彼特，1934，第74页）。（*此段译文参考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易家祥等译，商务印书馆于199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第82页。——译者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可以无限制地放贷；商业银行并不能这样做，因为它们确实面临着限制，但这是另一回事。重点在于，可获得的储蓄存款并不是能够创造货币的商业银行放贷的制约因素（Jakab and Kumhof，2015；Taylor，2016；Storm，2017；Galbraith，2020）。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经济主体应该在跨期预算约束下，通过选择（取决于其时间偏好和利率）今天消费多少，以及为了明天消费而（以债券形式）储蓄多少，以此最优化他们的终身效用。如果中世纪的农民能够选择债券作为储蓄，这可能是模拟其决策过程的适当方式，但对于像我们这样生活在货币生产型经济中的经济主体而言，这种跨期权衡完全没有必要。（*假设企业和家庭面临基本相同的跨期决策也是错误的。特别是，正如彭罗斯（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表明的那样，企业并不是简单的最优化主体。）
谬误2：宏观模型必须包含“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假设是一种数学技巧，它使建模者能够解决具有前瞻性（通货膨胀）预期的模型主体的跨期最优化问题。该技巧假设：（1）模型主体知道“真正的经济模型”、模型的参数，以及支配模型随时间演变的随机过程的性质；（2）模型的预测结果与模型的平衡增长路径之间不存在系统性或持续性差异。这意味着，（被赋予模型一致性预期的）模型主体在预测未来时不会出现系统性错误。
因此，如果在现实中，（1）模型主体不同意或不知道“真正的经济模型”；（2）不幸的是，“真正的经济模型”并非为真，进而导致实际结果与模型预测的结果存在系统性差异；以及（3）条件（1）和条件（2）同时成立，那么，理性预期假设将是错误的。我认为，条件（3）成立。首先，当“淡水派”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建模者和“咸水派”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建模者都无法就模型中应该纳入或剔除哪些临时摩擦（如果存在摩擦的话）达成一致时，经济主体如何知道“真正的模型”，或者就“真正的模型”达成共识？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建模者和（替代性的）非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建模者无法达成一致时，“真正的宏观模型”到底是什么？
例如，即使美国“咸水派”宏观经济学家之间，也对拜登总统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所需的规模和形式存在分歧。萨默斯（Summers，2021）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认为，拟议的1.9万亿美元新冠疫情救助计划比它需要填补的漏洞大3倍，他还不祥地警告，“这样做导致的通胀压力将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萨默斯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的支持。但是，克鲁格曼（Krugman，2021）和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见Chalfant，2021）却认为，萨默斯“完全错了”，两人都支持拜登提出的救助计划。如果“咸水派”经济学部落的内部成员之间都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特朗普的共和党人与沿海地区的民主党人能就何为美国经济的“真正”模型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呢？
或者我们可以考虑第二个条件。众所周知，没有任何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事先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种失败甚至更为普遍。欧洲央行的经济学家安德勒、布鲁哈和索尔马兹（Andrle、Bruha and Solmaz，2017）明确批评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得出结论：“目前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不能解释经济周期动态中的主导性需求冲击。这并非空穴来风，大多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未能一致地解释多达80%的关键宏观经济变量。”正如克鲁格曼（2016）写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是否存在被事件验证的任何有趣预测？如果有的话，我并不知道。不过，虽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未能在洞察力方面提供任何可衡量的收益，但它产生的挤出效应挤掉了那些真正有效的方法。”这确实是问题所在。
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结果系统性地偏离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预测的均衡路径，我们必须得出它是错误的结论，因此，模型主体相信的是错误的模型。这一点已经得到（尽管是隐含的）承认，因为2008年后，我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为了能够“预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开始疯狂地在他们的模型中加入新的金融中介摩擦（利率零下限）。然而，这是“回溯”，不是预测，这种做法并不会增强人们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前瞻能力的信心，也不会增强我们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能够构建出具有前瞻能力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信心。
“理性预期”还有一个无法弥补的缺陷，即它们根本就不是理性的。为什么呢？这个“卑劣的小秘密”的原因如下：理性预期忽略了已知的未知因素（即人们无法为其发生设定概率值的那些可能结果），只处理概率已知的（主观）风险。毕竟，只有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经济主体知道世界每一种可能的未来状态的完整概率分布时，跨期最优化才有可能，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就好像处于完备的现期市场和未来市场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系统中一样。这意味着未来（在概率意义上）是已知的，也是“封闭的”（因为模型描述了所有可能的未来状态）。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经济主体通过以最优方式适应已经给定的未来而“理性地”行动。
但对经济主体来说，无视已知的未知因素和根本的不确定性完全是不理性的。此举非常愚蠢，而明知故犯则更糟糕，人类对新冠疫情突然但并非出乎意料的到来毫无准备可悲地表明了这一点。忽视不确定性还意味着，模型无法辩证地解释货币在宏观经济的条件稳定性（conditional stability）中的作用（Crotty，1994），也无法解释超级富豪和大企业的极端流动性偏好，这种极端流动性偏好现在正在阻碍经济进步（Storm，2018）。
更糟糕的是，这些被神奇地赋予了“理性预期”的非理性经济主体就像是机器人，他们类似于沃坎松（Jacques de Vaucanson）发明的机械消化鸭，它们除了嘎嘎叫和拍打翅膀，还给人一种吃东西和排便的假象。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这些机器人永远不会有创造力，不会做新的事情，也不会以新的方式做已经在做的事情（Schumpeter，1947）。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描述的人类非常拙劣，正如亨利（Henley，1888）的名言所说：
无论我将穿过的那扇门有多窄，
无论我将肩承怎样的责罚。
我是命运的主宰，
我是灵魂的统帅。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回到适应性预期。前瞻性行为非常重要，但它绝不是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一致的“理性预期”。
谬误3：可贷资金市场是对的
事实上，可贷资金市场是对金融部门运作方式的错误描述。我自己也曾反复强调过这一点（Storm，2017b），林德纳（Lindner，2015）、泰勒（2016）和加尔布雷斯（2020）也是如此。在可贷资金方法中，储蓄和投资被假设为关于利率的两个独立的函数，同时保持所有其他变量不变。但问题是，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并不成立。原因是，储蓄和投资都会受到收入和收入分配（变化）的影响，同时也由这二者决定。为了看清这一点，让我们假设平均储蓄倾向因人口失衡和老龄化而上升，其结果是消费降低以及总需求下降；理性的企业预期未来的收入会下降，它们将推迟或取消计划的投资项目，所以投资也会减少。因此，这意味着可贷资金的需求曲线将随着储蓄增加而向下移动（Storm，2017b）。凯恩斯（1936，第179页）对此早有精确的阐述：
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似乎在说：如果资本的需求曲线有所移动，或者，如果表明利率和给定收入中的储蓄量之间关系的曲线有所移动，或者，两条曲线都有所移动，那么，新的利率便取决于两条曲线的新交点。然而，这是一个荒谬的理论。其原因在于：该理论假设的收入不变与它假设的两条曲线能够相互独立地移动是矛盾的。如果两条曲线中的任何一条有所移动，那么，一般来说，收入就会改变；其后果是：建立在既定收入这一假设条件之上的整个理论就要崩溃……实际的情况是：古典学派的理论并没有想到收入水平改变所起的作用，也没有意识到收入水平实际上是投资量的函数这一可能性。（*此段译文参考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于1999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第184页。——译者注）
储蓄是经由信贷融资进行投资的结果（而不是投资的先决条件），我们无法画出储蓄-投资交叉，就像这两条曲线是独立的一样。它们并非如此。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由稀缺的储蓄（通过利率调整而）制约投资贷款需求的“可贷资金市场”。或者，正如凯恩斯（1939，第527页）在《资本形成过程》（The Process of Capital Formation）中所写的那样：
投资增加总是伴随着储蓄增加，但它永远不可能以储蓄增加为先决条件。减少囤积和扩张信贷不是增加储蓄的替代选择，而是增加储蓄的必要准备。它是增加储蓄的母体，而非增加储蓄的孪生兄弟。
与凯恩斯一样，英格兰银行的经济学家雅卡布和库姆霍夫（Jakab and Kumhof，2015）也拒绝了可贷资金法，转而支持货币创造的银行模型。他们的比较分析表明，当人们认识到银行是创造货币的机构时，银行和银行融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更为强烈。可贷资金法的问题在于，它颠倒了货币经济中的因果关系。银行预先为投资融资；投资创造收入；然后，经济主体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最后，事后储蓄等于投资。雅卡布和库姆霍夫（2015，第ii页）写道：
此外，如果贷款用于实物投资目的，则这种新的贷款和货币是引发投资的原因，因此，根据（封闭经济体）国民账户中储蓄-投资恒等式，这种新的贷款和货币也是引发储蓄的原因。因此，储蓄是这种借贷的结果，而不是借贷的原因。储蓄并不能为投资提供资金，融资才能为投资提供资金。否则，就会混淆资源（储蓄）和债务性货币（融资）各自的宏观经济作用。
事实上，是信贷驱动的投资“决定”储蓄，而不是像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那样反其道而行。由于投资取决于（预期）需求，而对实际利率相当不敏感，所以推动增长的是总需求。这与安德勒、布鲁哈和索尔马兹（2017）的观点一致，他们证明了多个经济体中关键宏观经济变量在商业周期中协同变动的强大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单一的变化来源，即总需求的变化来解释。
谬误4：宏观模型需要微观基础
据说，为了满足卢卡斯批判标准，宏观模型需要微观基础。宏观模型应该基于“深层”参数或“结构”参数，这些参数反映了个体行为不变的基本规则，因此，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些参数不会发生改变。这样做可以保证这种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不仅可以用于预测，还可以用于“基于政策的”（policy-conditional）预测，即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进行稳健预测。相比之下，缺乏足够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被认为是无用的，因为这些模型无法产生卢卡斯稳健预测（Lucas-robust predictions）。
如果我们暂时假设可以构建卢卡斯稳健模型（但请参见谬误5），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发现个体行为的基本规则并对其建模？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微观基础”只是被假定为在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跨期）最优化，但（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没有不确定性。这些公理化的“微观基础”被认为是如此不言而喻的真实，以至于它们都不需要证明。这里的错误相当明显，因为根据索南夏因-曼特尔-德布鲁（Sonnenschein-Mantel-Debreu，SMD）定理，我们知道不可能基于个体理性推导出市场总需求曲线的特征。里兹维（Rizvi，2006，第230页）总结道：“索南夏因-曼特尔-德布鲁理论意味着，微观经济层面上保持良序行为的假设，并不能推到总量层面或推及均衡的定性特征。”在提到索南夏因-曼特尔-德布鲁定理时，阿罗（Arrow，1986）说，个体理性的假设在总量层面几乎毫无用处。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微观基础不仅在理论上存在问题，而且也肯定没有描述真实的个体行为。这一点可以从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无法一致地解释多达80%的关键宏观经济变量这一事实中明显看出（Andrle、Bruha and Solmaz，2017）。因此，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并没有“正确的”微观基础。
让我用欧洲中央银行系统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Burriel et al.，2020）来精确地说明这一点。该论文由西班牙央行的一位经济学家、欧洲央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和德国央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共同撰写。该论文使用三个“最先进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评估（为抵消新冠疫情导致的衰退而实施救援计划造成的）公共债务高企时，主权违约的中期风险。在这些模型中，只要债务水平上升到财政红线以上，就会发生主权违约。具体如下：
财政红线被假定为取决于经济的拉弗曲线，该曲线产生于扭曲性税收，制约着政府的偿债能力。如果税率处于拉弗曲线的“下滑”（slippery）一侧，那么政府就无法通过提高税率来增加税收，从而导致违约。（Burriel et al.，2020，第13页）
“拉弗曲线”以拉弗（Arthur Laffer）命名，他认为，如果税率太高，人们将失去工作的动力，因此税收实际上会减少。拉弗曲线是经济学中最脆弱的理论之一，根本没有可信的证据支持拉弗的说法。但是，拉弗曲线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得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支持，并被保守派保留下来，用来证明对富人实施减税政策的合理性。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一观点。全球市场倡议组织（Initiative on Global Markets，IGM）在一项对经济学家的调查（2012年6月26日）中发现，在其受访的经济学家小组中，没有一位同意减税会增加收入。按每位专家的信心加权计算，96%的小组成员强烈反对或不同意拉弗的说法。正如戴维·奥托（David Autor）所说：“近期的历史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减税确实会增加收入。对不起，拉弗。”而戈尔斯比（Austan Golsbee）写道：“登月是真实的。进化是存在的。减税会减少收入。研究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点。到此为止吧。”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分别由西班牙央行、欧洲央行和德国央行使用完美的具有微观基础的三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它们满足卢卡斯稳健要求（见谬误5），但这些模型中税率和税收收入之间毫无根据的“僵尸”关系（zombie relationship），却成为评估欧元区新冠疫情导致的公共债务是否可持续的关键模型机制。这种无稽之谈是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有意利用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讲述意识形态故事的一种刻意尝试。当然，模型的结果表明，高额债务是“坏事”，因为政府必须提高“税收”才能偿还债务，但由于拉弗效应，税收无法提高，政府会出现债务违约。这些结论完全是由模型的假设预先决定的。事实上，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并不需要如此大规模的官方模型来讲述这个故事。至少拉弗没有躲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科学主义背后，因为（据说）他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勾勒出了这个想法。
让我回到微观基础的问题上来。我们没有任何理论或经验上的理由认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偏爱的公理是比任何其他（非最优化的）微观基础更高阶的真理，在总量层面上，这些非最优化的微观基础可能在经验观察上与最优化的微观基础一样好，甚至优于最优化的微观基础。让我们假设存在各种特定的微观基础会导致观察到的总量宏观关系。那么，根据沃伦-刘易斯（Wren-Lewis，2012）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宏观模型“对各种不同的微观基础都是稳健的。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使用总量模型而忽略微观基础，似乎是明智的”。我同意沃伦-刘易斯的观点：如果宏观模型对各种不同的微观基础都是稳健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在各种特殊条件下推导欧拉方程呢（Robinson，1934）？
为宏观模型建立微观基础这种方法不仅是彻底的还原主义，而且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个体行为遵循的规则受到总量层面，即宏观层面发生之事的影响。例如，IMF经济学家柯普等人（Kopp et al.，2019，第4页）对美国企业投资的计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了预期的需求效应之外，企业投资中似乎不存在什么无法解释的部分。因此，其他因素，如资本成本降低，似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非常小”。而在最近一篇关于美国过去10年生产率放缓的综述文章中，斯普拉格（Sprague，2021）强调了需求增长疲软阻碍生产率增长的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如果企业不确定需求是否强劲到足以满足其扩大的产出，就会减少对研发和新技术的投资；另一种方式是，需求增长疲软减缓了资源从活力不足的企业向更具活力的企业重新配置。确切地说，需求是一个宏观变量，企业对未来需求的预期是社会性地建构的，而且往往取决于（非最优化的）惯例（convention）。
拒绝标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微观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无法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有意义地处理货币问题。正如凯恩斯解释的（见Crotty，1994），对流动性的需求并非基于最优化决策，而是基于必要性（交易性货币需求）、保险（预防性货币需求）和投机（投机性货币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是由社会决定的，因为它取决于金融投资者根据预期做出决策的“信心”。这种“信心”反过来又取决于凯恩斯所说的惯例，包括跟随大众意见，因为“处世智慧教导我们，对一个人的名声来说，因依循惯例而失败也要好过因打破惯例而成功”（Keynes，1936，第158页）。（*此处译文参考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于1999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第161页。——译者注）这是另一个驱动微观行为的宏观变量（即大众意见）。请注意，在“理性预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未来状态都是概率意义上的已知），行为主体没有理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富豪和大企业那样持有大量的预防性和投机性货币余额。这意味着什么？要么是超级富豪和大企业的极端流动性偏好是非理性的（这看起来有点牵强），要么是理性预期假说不成立（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谬误3）。超级富豪和大企业并没有将现金投资于实体经济，因为他们知道实体经济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他们只是利用现金进行投机，从他们自利的个人角度看，这种行为是理性的，但对宏观经济来说却是灾难性的（Storm，2018；Taylor，2020）。
谬误5：宏观模型必须经受卢卡斯批判
卢卡斯批判针对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如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这些模型使用固定的行为参数，如边际消费倾向或菲利普斯曲线的参数。卢卡斯认为，这些模型的宏观参数估计值并不稳定，可能会随着政策方案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们取决于估计期内实施的经济政策，由此可见，这种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对反事实的政策分析毫无用处。我认为，卢卡斯的论点简直就是无事生非。
解释卢卡斯批判的第一种方式是将它视为关于模型应用的实证陈述（Goutsmedt et al.，2016；Sergi，2017），即批评传统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用于样本外的反事实分析。这种在实证意义上解读的卢卡斯论点对经济学家来说并不陌生。弗里希（Frisch，1938）、马沙克（Marschak，1953）、丁伯根（Tinbergen，1956）和克莱因（Klein，1985）等宏观计量经济学家早已明确认识到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一致性的”专业知识存在问题。他们都告诫，当可以合理地预期政策变化会引起结构模型的关系发生变化时，研究人员不能直接从模型中得出政策结论。但马沙克、丁伯根和克莱因也一致认为，政策制定过程中很少有变化能够改变其模型中包含的宏观关系。西姆斯（Sims，1982）、法韦罗和亨德利（Favero and Hendry，1992）以及艾瑞克森和艾伦斯（Ericsson and Irons，1995）等计量经济学家在对模型参数的政策不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卢卡斯批判适用范围非常狭窄：政策方案的变化对模型参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传统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在政策评估方面仍然表现良好（Sergi，2017；Hendry and Muellbauer，2018）。讽刺的是，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却无法经受自我施加的卢卡斯检验。例如，埃斯特雷利亚和福耶尔（Estrella and Fuhrer，2003）提供的证据表明，一些基于最优化和理性预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面对货币制度转型时，可能不如高拟合的、具有适应性预期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稳健。乌尔塔多（Hurtado，2014）表明，斯梅茨和乌特斯（Smets and Wouters，2005）的基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大多数参数，包括那些描述偏好和技术的参数，实际上在不同时期并不稳定。（*在这方面，可以参见罗默（Romer，2016）专门针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技术性批评。罗默的攻击集中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知识的僭越”和完全作为权宜之计的参数校准。然而，罗默并没有批评这些模型中完全不现实的微观基础，也没有批评模型中货币的缺失，以及模型中总需求和收入分配的缺位。另见西尔（Syll，2016）对罗默（2016）的友好批判。）
另一种解读卢卡斯批判的方式不是从实证角度出发，而是从规范视角入手（Goutsmedt et al.，2016）。在这种解释中，卢卡斯批判代表了一种“纯粹主义的”方法论规范和理论上的“绝对主义”：“没有深层参数（deep parameter）就无法进行政策评估！”随着意识形态战胜常识，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据称是卢卡斯稳健的。克里斯蒂亚诺、艾肯鲍姆和特拉班特（Christiano、Eichenbaum and Trabandt，2017）很好地表述了这种极端的“纯粹主义”立场，他们写道：“我们唯一可以进行实验的地方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他们还说，“不喜欢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人都是外行。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并没有严肃对待政策分析”。基欧等人（Kehoe et al.，2018，第164页）使用标准的修辞技巧，补充道：“（宏观经济学家）同意，严格的辩论需要用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语言进行沟通”。而沙里（Chari，2010，第32页）更是火上浇油地指出：“如果你要讲一个有趣且有条理的故事，那么你可以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做到这一点。如果你不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则讲述的故事可能是没有条理的。”沙里忘了说的是，我们也可以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讲述很多无趣且无条理的故事。
但这些具体的主张在逻辑上并不是从卢卡斯批判中得出来的，所使用的推理是同义反复的：
前提1：卢卡斯稳健模型的特点是模型的深层参数不随政策方案的变化而改变。
前提2：只有卢卡斯稳健的宏观模型才是有用的。
前提3：让我们假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参数是深层参数。
因此，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是卢卡斯稳健的，从而也是有用的。
至少可以说，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惊讶。而且它也是错误的，因为前提3并不正确：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参数（通常经过校准）（*请注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汉森和赫克曼（Hansen and Heckman，1996，第88页）认为，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参数进行“校准”的理由是模糊且令人困惑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某个微观参数，如跨期替代弹性，甚至是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才能被‘插入’代表性消费者模型中，产生符合经验的总量模型……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计算实验’（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产生的数字赋予什么可信度，我们为什么要用他们的‘校准模型’作为严肃的定量政策评估的基础？”）并不够深层，因为研究表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偏好和技术参数的估计值会随政策方案的变化而改变。
这一失败进一步激发了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识别更深层参数和/或确定更稳健的微观基础的努力，但这些努力毫无意义，它将宏观经济学进一步推向了死胡同。事实上，经济系统的模型参数估计值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正如博尔丁（Boulding，1981）以深刻的洞察力指出的，“不改变未来就无法预测未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卢卡斯稳健模型并不存在，因为述行性（performativity）（*一个哲学概念，其含义简单地说就是语言通过构建认知、价值观，或者通过影响人的意志、情绪等影响行为，进而影响世界。进一步的解释可参见Oxford Bibliographies（DOI：10.1093/OBO/9780199766567-0114）。——译者注）和反身性（reflexivity）使个体的行为规则可能会随政策方案的变化而改变。据我所知，人类不是机械的机器人、封闭算法或消化鸭。
总之，坚持认为宏观模型必须是卢卡斯稳健的观点并不合理。这会阻碍宏观经济学研究吗？不，完全不会，因为政策方案的变化对参数的影响通常可以忽略不计，传统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在计量经济学政策评估中仍然表现良好。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认识到可以合理预期估计的系数会因政策变化而改变，研究人员必须谨慎地从模型中直接得出政策结论。因此，出于所有的实际目的，我们可以忽略卢卡斯批判，并继续建立相关的宏观模型，而不是继续把该批判当作“你应该用来抵御吸血鬼的十字架：只要向吸血鬼挥舞十字架就能打败他”（Lucas，2012）。宏观经济学只有将卢卡斯批判放置在适当的位置才能取得进步，这个适当的位置就是“不切实际的经济学批判的博物馆”。
谬误6：宏观模型不需要以有意义的方式纳入货币
这又错了。如上所述，正如我在谬误2和谬误4中论述的那样，我们的经济是货币生产型经济，货币非常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随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发展，货币从宏观经济学中消失了。在过去10年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试图通过引入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金融摩擦、流动性约束或住房部门，将货币引入他们的模型。但正如罗杰斯（Rogers，2019，第11页）指出的，这些模型并不需要货币、银行和金融，因为模型的解是无摩擦的实物交换一般均衡解：“理论家……将制度引入了不需要这些制度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博里奥和迪斯亚特（Borio and Disyatat，2011，附录A，第31页）阐述道：
标准模型是一个可以取消最终结算媒介的无货币经济［即Woodford（2003）的“无现金经济”］。事实上，矛盾的是，当引入结算余额（即货币）时，它们只是作为一种摩擦，而不是作为效率低下的实物交换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在这种经济中，信贷只是背景中一个模糊的影子：由于信贷不影响行为，所以不需要追踪其演变发展。当引入银行时，信贷可能会有更多的信息内容。但即使如此，中间媒介也不会产生购买力，它们只是将实际资源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就此而言，基础经济是一个伪装成货币经济的实物经济。信贷只是家庭向企业家提供的另一种实物资源。
因此，在标准模型中加入货币性点缀就像在有缺陷的托勒密模型中进一步添加本轮。（*参见罗杰斯（2019）。他有力地剖析了为什么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没有货币、（中央）银行和金融存在的空间，以及宏观经济学家如何因此被迫改变术语和经济学概念的含义，进而使其及其模型变得无法理解。）（*本轮（epicycle）是托勒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虚构概念。在托勒密的宇宙模型中，行星循着本轮的小圆运行，而本轮的中心循着称为均轮的大圆绕地球运行。——译者注）例如，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基于外生货币的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意味着家庭不再“受到储蓄的约束”，而是“受到信贷的约束”。这反过来意味着，今天消费多少与为明天消费而储蓄多少的权衡选择不再重要，因为家庭现在可以借贷，例如，投资于能够使他们在未来获得更高收入的教育，这使他们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还可以偿还贷款。
这些修正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以“原来如此”的方式）捕捉到微观层面上的信贷市场缺陷，但它们肯定没有捕捉到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看一看过去十年来发生的事情。在这十年中，实体经济增长缓慢且高度不平等，根据CBO数据的计算，1979—2017年，在扣除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美国前20%最富有的家庭获得了美国实际GDP增长的51%。经验证据表明，高收入阶层的储蓄率较高（Taylor，2020）。结果是，通过储蓄的大幅增加，本已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中更高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降低了需求增长速度和产出增长速度。最关键的是，富人较高的储蓄并没有投资于（停滞的）实体经济，而是作为流动性（现金池）储存在影子银行系统中（Storm，2018）。富人（和大企业）过度的流动性偏好（*这种流动性偏好并不是传统教科书中呈现的关于持有现金还是持有债券的选择，而是持有广泛的投机性流动性资产，包括（一系列高级的）资产支持证券和回购（Gabor，2020））。不是由他们持有现金的偏好发生临时变化引起的，而是由经济停滞本身造成的。富有的财富持有者之所以不愿意投资实体经济，也不愿意持有实体资产（或实体资产的债权），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停滞不前。相反，他们雇用资金管理公司在金融市场上从事对资产价格变动（而非收益率）的投机活动，同时（通过回购市场的隔夜抵押贷款）保障自己的现金安全。货币使超级富豪有可能既拥有他们的蛋糕，又能吃掉蛋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由于模型的核心假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无法纳入或解释这种极端的流动性偏好。
谬误7：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安心地忽略分配对增长的影响
典型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属于代表性主体模型的范畴。这些模型被称为“代表性主体的新凯恩斯主义”（representative-agent New Keynesian，以下简称RANK）。代表性主体既是工人又是雇主，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既是储户又是银行家，可能具有无限寿命，或者像宙斯一样，能够从头颅中生出下一代代表性主体。该主体通常被赋予“完美预见”的超能力，因此能够在他的头脑中解决所有可能困扰真实宏观经济体系的协调问题，这与中央计划经济中的专制中央计划者并无二致。寻找社会（同时也是私人）最优状态在数学上仍然令人望而生畏，但由于回避了宏观经济的核心挑战，即如何在一个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世界中协调分散的经济决策，这项任务被大大简化了。因此，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类似于没有丹麦王子头衔的哈姆雷特，也就是说，它失去了其最本质的东西。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RANK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跌落神坛，彼时现实世界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已经不容忽视，实体经济中的人们开始抗议政府为大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提供无条件的慷慨救助，这种不良行为首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民众的愤怒进一步加剧，（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开始在选举中取得进展，因为极度不平等（和需求不足）导致了2008年危机后病态且缓慢的经济复苏。因此，必须调整和修正标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便至少为引入第二个主体［在双主体的新凯恩斯主义（Two-Agent-New-Keynesian，TANK）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或引入更多的主体［在异质性主体的新凯恩斯主义（Heterogenous-Agents-New-Keynesian，HANK）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创造空间。
不幸的是，这些调整和修正给建模者带来了不少的实际麻烦。HANK模型的最大问题是，“考虑到需要追踪财富的分布，以及偶尔存在有约束力的借款约束带来的障碍，均衡的求解需要使用复杂的计算技术。（*这些复杂的计算挑战是掩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建模的根本弱点的烟雾弹。正如索洛（见Klamer，1984，第146页）在提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建模的“真实经济周期”先驱卢卡斯和萨金特时所说：“假设有人坐在你现在坐着的地方，向我宣布他是拿破仑。我最不想和他一起做的事情是参与奥斯特利茨战役中骑兵战术的技术讨论。如果我那样做了，我就会被默默地卷入他是拿破仑的游戏中。现在，卢卡斯和萨金特最喜欢的就是被卷入技术性讨论，因为这样你就默认了他们的基本假设；你的注意力就会从整个故事的基本弱点上被转移开。由于我发现这个基本框架是荒谬可笑的，所以我的回应是：那就把它当作荒谬可笑的——也就是嘲笑它——以免陷入认真对待它，转而讨论技术问题的陷阱。）”要想搞清楚研究结果背后的一些机制，依赖数值技术进行分析往往会带来挑战，因此HANK模型很难在课堂上使用，或者用于政府机构”（Debortoli and Galí，2017）。用非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经济学家的话说，这意味着HANK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毫无用处，但是设法求解模型的人一定非常聪明。
这些异质性主体或双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最多只能讲述货币政策决策如何影响不平等，以及为什么穷人依旧贫穷而富人变得更富有的故事。正如科恩（Cohen）的歌曲《每个人都知道》（Everybody Knows）所唱的那样：
每个人都知道骰子被灌了铅
每个人都知道跟着他们手指的方向走
每个人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
每个人都知道那个乖孩子失踪了
每个人都知道时刻牢记战争
贫穷的依然贫穷，而富有的更加富有
事情就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知道
一般来说，假设其中某个主体由于某种不明原因而受到信贷约束或现金约束，因而该主体无法根据利率或除当前收入外的变量的变化来调整他的消费。哦，这是多么讽刺啊，细心的读者会明白，这无异于回到凯恩斯主义关于边际消费倾向不变这种饱受诟病的假设。更高的消费不平等（委婉地称之为“消费异质性”）使中央银行的任务更加复杂，因为稳通胀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再加上名义刚性和劳动力市场摩擦，TANK和HANK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甚至可以产生“内生的失业风险”。
这些例子说明RANK、TANK和HANK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即便不是一出悲剧，也是一个悖论。越是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最优化“硬核”无懈可击，经济学家就越需要在“玩具”模型中加入特定的调整、扭曲和楔子，以使模型产生的结果与现实保持最低限度的相似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就像西西弗斯，要在无用的努力、调整和无休止的挫折中度过漫长的岁月，他们总是落后于经济形势，大多只是在走走过场。幸运的是，与西西弗斯不得不在冥界劳作不同，那些坚持不懈地调整异质性主体或双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文章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并在全球享有学术声誉。不过，他们只是不能可靠地预测罢了。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讲述的“原来如此”的分配故事也是片面的：他们只考虑了外生冲击（“陨石撞地球”）对（消费或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但无法根据他们构建的模型分析（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如我将在谬误9中阐述的那样，忽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金融危机、经济复苏乏力和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中的作用（不平等可能是造成这些现象的一个原因）使得RANK、TANK和HANK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理解我们当前的经济困境和政策建议无关紧要。
谬误8：多重均衡是迈向更“现实主义”的重要一步
在“新的多重均衡和多样化”范式中，经济学家应该重新思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便使这些模型能够产生多个不同的自我强化的均衡，而不是只存在经济围绕其波动的唯一一条均衡路径。桑德布（Sandbu，2021）在《金融时报》（2021年1月28日）上撰文称这一建议是“革命性的”，因为他认为多重均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改变预测和政策建议。存在多重均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产生有着多重“核心”结果的情景，而非只是预测某种单一的“核心趋势”，并能够“讨论可能使经济达到某个或其他均衡的因素。这种变化将创造明智的经济政策辩论的奇迹”。谈到政策建议，桑德布（2021）认为：
对多重均衡的关注是革命性的。标准模型是平稳且自我纠正的，它使得经济学家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能够确定边际政策变化，进而改善权衡，加快经济回归自然均衡的步伐，甚至将均衡本身推向一个稍好的位置。一旦我们承认存在多重均衡，而且经济可以从好的均衡跳到坏的均衡，或从坏的均衡跳到好的均衡，那么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显然就是均衡选择（equilibrium selection）：如何让经济摆脱自我强化的坏均衡，或防止使经济偏离好均衡的各种扰动。
桑德布认识到，经济学家可能并不具备提供建议的能力。但是，他声称存在多重均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创造明智的经济政策辩论的奇迹，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
首先，给有缺陷的模型增加更多的复杂性并不能改善模型。借用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概念，如果使某个存在根本性缺陷且不现实的模型（比如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一步复杂化，那么我们得到的只是GIGO原则，即“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也是垃圾”（garbage in，garbage out）。所以，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更复杂”就意味着“更适合”预测或政策建议。
其次，桑德布的结论是，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显然是均衡选择，这似乎与深深植根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理性预期逻辑并不一致。拥有理性预期的主体知道“真正的”模型，如果“真正的”模型具有多重均衡，根据模型假设，经济主体将知道这些多重均衡。由于这些主体有能力区分坏的均衡和好的均衡，他们会立即选择好的均衡。因此，迫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世界中的“全知”机器人在应对某些外生冲击时处于坏均衡（而不是好均衡）的唯一方法是：（a）对他们的行为施加外部约束，如借款限制；（b）引入市场缺陷，如信息不对称；或（c）迫使他们出现（暂时的）预期错误。
这三个选项都是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逻辑不一致的权宜解决方案。例如，如果认真对待选项（b），我们就必须放弃模型中的理性预期假设。同样，如果认真考虑选项（c），我们就会处于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境中，即此时私人主体是短视的（因为他选择了坏的均衡）；而国家是全知全能的，它知道如何将经济从坏的均衡推向好的均衡。甚至选项（a）也是逻辑不一致的：如果全知的主体（包括银行）知道真正的模型，那么银行为什么要对其他主体施加这些（借贷）约束呢？因为此时全知的银行必然知道存在优于坏均衡（违约较多）的某个好均衡（违约较少）。
最后，正如道（2021）认为的那样，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僵化的微观基础结构中纳入相关的宏观机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机制大多与该模型公理化的微观基础并不一致。但无须担心。人们不需要“完美预见”就能知道会发生什么：别在意这些不一致，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会想到新的临时调整和修正，迫使他们的模型产生合意的（“坏的”“更好的”“最好的”）多重均衡。为此，学生将写出许多篇这样的宏观经济学博士论文，他们的职业生涯将很快一片光明，数百篇关于这些调整的文章将发表在顶级期刊上，这些创新中最杰出的人将被授予奖项和奖励，而在10年或20年以及一两次灾难性的宏观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界终将意识到，它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死胡同。而在面对他们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批评时，
他们的反应往往就像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大地理学家一样，在回答小王子提出的问题时说，他太忙于自己的科学工作了，因而无法对现实发表任何看法。面对经济理论缺乏与现实相关性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经济学家只是退缩到经济模型的奇妙世界中。（Syll，2016，第46页）
历史总是重演，20年后，我们将听到类似于十年前听到的那些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批评，比如，布伊特（Willem Buiter）认为，所有关于“最先进的”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工作都是“对时间和资源的浪费，他们有着高昂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曼昆（Gregory Mankiw）说：“过去几十年的工作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幸的错误转折”；或者如索洛所言：“我不认为目前流行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可以通过直觉测试”。但是，嘿，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但什么也没有失去，而这群顶尖的宏观经济学家将（再次）“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谬误9：任何宏观模型的支柱都是短期由需求决定与长期由供给决定的二分法
根据假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经济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在受到随机干扰后总是会回到其均衡（或潜在）增长路径。如图1所示，现实的实际GDP（actual real GDP）围绕潜在的实际GDP（potential real GDP）曲线增长。在A点，经济遭到负面的经济冲击，现实的实际GDP下降到潜在的实际GDP以下，实际失业率上升，并超过均衡失业率；结果，工资增长减缓，通胀降低，这使得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提高消费和投资水平；于是，现实的实际GDP将开始增加，并在B点附近收敛至潜在的实际GDP水平。对现实的实际GDP的正向冲击，情况也类似，如图1中B点和C点之间的虚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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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叙事框架中，实际GDP在短期内可以偏离潜在GDP，但在长期内注定要回到潜在GDP水平。潜在增长被假定为不受实际增长在短期内波动的影响，而被认为是取决于外生的供给侧因素（Storm，2017a），特别是取决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技术）的增长。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不会受到经济衰退期间需求下滑或经济繁荣阶段需求膨胀的影响。
由需求决定的短期波动与由供给决定的长期增长的二分法有两个主要含义。首先，货币政策只能帮助实际产出恢复到其长期潜在水平，但并不影响潜在增长本身。（请注意，由于为政府支出融资的征税和借债之间存在李嘉图等价，即使在短期，财政政策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也无用武之地。拥有理性预期的主体明白，在其所处的非货币经济中，当财政刺激通过债务融资时，债务必须在未来连本带息地偿还。因此，他们对财政刺激的反应是，增加现期储蓄，以便能够支付未来更高的税收，从而使经济的总支出保持不变。）其次，由收入分配变化引起的总需求变化并不能而且也不会影响潜在增长，所以，收入分配对长期增长根本不重要。
这种对经济周期和长期增长的看法，在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的信念体系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迄今为止，显示短期经济衰退确实能够影响长期趋势的经验证据被归入“阻滞”（hysteresis）标签下的反常事件范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显示宏观经济表现存在“阻滞”的累积证据不断增加，这种证据目前已经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视之为反常事件简直就是在说经济学界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
因此，越来越明显的是，图1所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叙事是错误的（Lavoie，2018）。实际发生的情况如图2所示。在A点，经济遭到负面冲击，实际产出下降；由于实际失业率高于均衡失业率，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实际产出开始恢复；但恢复过程非常疲软，实际产出并没有重新复归至原来的潜在增长曲线上。相反，经济可能会恢复原来的潜在增长率，但GDP水平会永久降低，如BC所示。这种结果被称为“阻滞”。更糟糕的结果是，经济在低于以往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下恢复增长；此时（如BD所示）经济将在永久的低水平GDP下缓慢增长。这种结果被称为“超级阻滞”（super-hysteresis）。布兰查德等人（*Blanchard、Cerutti and Summers（2015），Girardi、Paternesi Meloni and Stirati（2020），Fontanari、Palumbo and Salvatori（2020），Kiefer、Mendieta-Munoz、Rada and von Arnim（2020）.）对此都提出了相关的经验证据，表明这种阻滞和超级阻滞模式在包括美国的经合组织国家是常规而非例外（Lavoi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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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观察到的（超级）阻滞模式原因如下（Storm，2017a；Storm，2019；Taylor，2020）：
◆削减政府开支（即紧缩政策）导致需求降低，增长放缓，因此，经济中的产能利用率下降，从而降低企业的利润率；企业投资停滞，这进一步降低增长；同时，企业投资的停滞或下降也会降低生产率的增长，因为经济中资本存量现代化的速度下降，毕竟，投资意味着置办体现最新技术的新资本品。较低的生产率增长反过来又降低了潜在增长率（如图2所示）。
◆维持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现有产能所需的支出不足，将导致现有工厂长期关闭和设备封存，从而导致未来产能不足，即使考虑投资的内生生产率效应，也会制约企业在复苏期间满足未来增长的能力。作者感谢其中一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由于不平等加剧，总需求下降（因为高储蓄率的富人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份额，国民储蓄率上升；但富人的储蓄并不会投资于实体经济，而是投资于金融市场）；经济的产能利用率下降，利润率也随之下降；企业投资放缓，如上所述，生产率增长和潜在增长都会受到影响。
◆（为将通胀率降至目标水平而产生的）更高利率会降低企业投资，并减缓资本存量的增长。正如卡恩勋爵（Kahn，1972，第139页）警告的那样：“如果通过限制生产性投资来调节需求，那么，这种政策带来的经济浪费尤为严重，这将是依赖货币政策的主要结果。这样做不仅会损失潜在投资，而且生产率增长也因此受到限制，从而限制了工资的增长率，并增加了为确保遵守这一限制所需的失业数量。”与上述相同的因果链一旦开始运作，最终结果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这意味着，由需求决定的短期波动与结构性的由供给驱动的长期潜在增长之间泾渭分明的二分法是错误的。大量证据表明，短期波动对长期趋势增长有永久性影响，并且可以从理论上合理地解释这种永久性影响。宏观模型需要认真对待这些（超级）阻滞模式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无法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因为其严苛死板的微观基础是供给决定长期增长。在我看来，这种失败彻底终结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谬误10：宏观经济学体系只有一个（可接受的）包罗万象的通用模型，即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抱歉，这还是错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认为宏观经济学必须从微观经济学推衍而来，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通过坚持把一切都还原为系统中最小元素（即个体）的“深层决策规则”，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策略，但他们无视自然科学早已放弃了类似的还原论。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安德森（Anderson，1972，第393页）所言：
这种思维的主要谬误是，还原论的假设绝不意味着“建构论”的假设。即使能够将一切事物还原为简单的基本规律，也不意味着能够从这些规律出发，重建宇宙。（转引自Keen，2017）
为什么不可能从微观行为中重构宏观结果？有以下显而易见的原因。首先，无法直接从低阶的个体行为中外推高阶结果，因为高阶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单独考虑的个体之行为规则的加总。用复杂系统理论的语言来说，宏观经济现象很大程度上是涌现的（Keen，2017）。谢克（Shaikh，2016，第3章）关于微观基础和宏观模式（macro pattern）的研究阐明了这一点：在他的模型中，个体行为的多样性产生了结果的统计分布，而这一分布的平均值由社会和文化结构塑造。在不参照任何特定的消费者行为模型的情况下，谢克利用微观行为的这种多样性推导出了重要的经验法则：观察到的宏观模式并不取决于个体选择。
其次，许多个体决策即便不是由宏观经济因素决定的，也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正如我在谬误6中关于货币和流动性偏好的案例解释的那样。因此，囿于其假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不适合作为包罗万象的宏观经济模型。
宏观经济学需要包罗万象的理论或模型吗？我的回答是，即使需要，直接构建宏大理论也是徒劳的，因为很可能真的不存在这样的万物理论。如果这种理论确实存在，那么，构建这种理论的唯一途径是放弃从错误的角度（即只从个体层面而非从整体经济出发）推衍宏观经济学的尝试，转而以总量国民核算恒等式为起点（根据定义，国民核算恒等式是正确的），并通过分解恒等式各项来阐明经济的技术和制度结构。我们必须从宏观经济本身出发。目前，我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但不是希克斯的IS-LM模型）最接近于宏观经济学的通论。
前进之路
宏观经济学只有摆脱沉重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枷锁，才能取得进步。正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18，第76页）所说：“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大部分核心组成部分都存在缺陷，这些缺陷严重到甚至无法为构建好的宏观经济模型提供良好的起点。”我同意斯蒂格利茨的看法，并认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完全无法胜任维恩斯和威尔斯赋予它的重任，即“可以让建模者快速上手重要问题”。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即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身几乎毫无用处，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纲领也在产生排挤其他真正有用的宏观方法论的效果，正如克鲁格曼强调的那样。克里斯蒂亚诺等人（Christiano、Eichenbaum and Trabandt，2017；Kehoe et al.，2018；Chari，2010）盛气凌人的行为，充分说明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偏狭的不包容态度。
宏观经济学内部必须为相关的非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建模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空间，而为了创造足够的空间，那些无法通过索洛直觉检验的方法应该予以抛弃。现在这样做也比再等20年要好，因为问题不在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是否会被抛弃，而在于何时会被抛弃。即使没有理性预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注定会失败。在讨论我认为合适的其他宏观方法论之前，请允许我强调，重要的是创造广阔的知识空间，让不同而且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宏观经济学见解和方法论能够在批判性的交流和辩论中得到发展。接下来，我将提到一些合适的其他宏观经济学方法论，但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泰勒（2004，2020）提出了一种“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方法”（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 approach），该方法将不同收入阶层与主要行业的需求、收入与财富分配以及生产整合进开放经济模型。泰勒的模型基于缓慢变化的结构系数（技术和制度系数），具有宏观基础而非微观基础（Taylor and zlem，2020）。由于泰勒的结构主义模型满足国民和社会核算矩阵恒等式，因此能够保证一致性。
其次，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和特里·巴克（Terry Barker）牵头的“剑桥增长项目”（Cambridge Growth Project，CGP）提出了“结构宏观经济学”（structural macroeconomics）。由此产生的剑桥英国经济多部门动态模型（Cambridge Multisectoral Dynamic Model of the British Economy）仍然非常重要（Barker and Peterson，1987）。“剑桥增长项目”模型是一个动态的需求驱动系统，它将工业投入-产出恒等式与对特定市场中经济主体活动的随机行为描述相结合。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不同的是，“剑桥增长项目”模型中经济主体的行为不服从任何均衡规则，它假定信息流通不畅，（因此）商品和服务市场上普遍存在寡头和垄断势力。该模型旨在分析和预测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再次，戈德利和拉沃（Godley and Lavoie，2007）提出了存量-流量一致性（stock-flow-consistent，SFC）宏观模型，该模型根据经济之间的交换（流量）和资产负债表头寸（存量）将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中。我无须在本文进一步介绍该模型，因为关于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的出色文献相当之多。这类模型已经成功地应用于预测和政策建议，主要的例子有：利维研究所（Levy Institute）的美国经济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Nikiforos and Zezza，2017），用来研究世界经济和不同地区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的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United Nations Global Policy Mode，Cripps et al.，2011）；以及由达费莫斯和尼古拉迪（Dafermos and Nikolaidi，2020）提出的动态生态系统-金融-经济模型（Dynamic Ecosystem-FINance-Economy，DEFINE），它被用于分析全球生态系统（包括气候系统）、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四，斯蒂夫·法扎里（Steve Fazzari）在研究宏观经济活动和金融之间的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关注企业投资支出的金融决定因素以及家庭收入、需求和储蓄。最近，他提出了一个能够对劳动力供给和生产率进行内生调整的需求驱动增长模型，这种方法可以调和哈罗德提出的“有保证的需求增长率”与供给（Fazzari、Ferri and Variato，2020）。该模型提供了一系列增长路径和失业率，而不是单一的“自然失业率”。
第五，方塔纳里、帕伦博和萨尔瓦托里（Fontanari、Palumbo and Salvatori，2020）目前正在从事创新性研究，他们利用奥肯定律将“潜在经济增长”和“产出缺口”建模为（由需求决定的）实际失业率的函数。他们的方法不仅对测度潜在增长本身非常重要，而且一旦他们的方法论被纳入更大的宏观计量经济框架，也将对宏观经济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执着的宏观计量经济学家如雷·费尔（Ray Fair，2020）一直在继续研究和改进其结构计量经济模型（structural econometric models，SEMs）。费尔的主要论点是，无论结构计量经济模型多么缺乏理论纯度（theoretical purity），它们都能产生比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更值得信赖的结果。这些模型能够比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更好地追踪历史宏观表现，并且特定调整也更少。
如果宏观经济学想再次成为进步力量，并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么这些已经存在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替代方法都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者在所有宏观经济事务中高调地充当着守门员、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他们是进步道路上的障碍，必须予以清除，失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必须被淘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李黎力 任维伟 译）
参考文献
Anderson，P. W. 1972.“More is Different.”Science 177（4047）：393-6. doi：10.1126/science.17 7.4047.393.
Andrle，M.，J. Bruha，and S. Solmaz. 2017.“On the Sources of Business Cycles： Implications for DSGE models.”EC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58. Frankfurt： ECB.
Arrow，K. J. 1986.“Rationality of Self and Others in an Economic System.”The Journal of Business 59（S4）： S385-S99. doi：10.1086/296376.
Barker，T.，and W. Peterson（eds.）. 1987.The Cambridge Multisectoral Dynamic Model of the British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anchard，O. J. 2008.“The State of Macro.”NBER Working Paper 14259. Cambridge，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lanchard，O.，E. Cerutti，and L. H. Summers. 2015.“Inflation and Activity： Two Explorations and Their Monetary Policy Implic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21726. Cambridge，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orio，C.，and P. Disyatat. 2011.“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Link or No Link?”BIS Working Paper No 346： Annex. Basel：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oulding，K. E. 1981.Evolutionary Economics. Beverly Hills，CA： Sage.
Burriel，P.，C. Checherita-Westphal，P. Jacquinot，M. Schon，and N. Stahler. 2020.“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High Public Debt： Evidence from Three Large Scale DSGE Models.”Working Paper No. 2029. Madrid： Banco de Espana. https：//www.bde.es/f/webbde/SES/Secciones /Publicaciones/PublicacionesSeriadas/DocumentosTrabajo/20/Files/dt2029e.pdf.
Chalfant，M. 2021.“Biden Economic Adviser Calls Summers ‘Flat-out Wrong’ with Inflation Remarks.”The Hill（February 2）. https：//thehill.com/policy/finance/537563-biden-economic-adviser-calls-summers-flat-out-wrongwith-inflation-remarks.
Chari，V. V. 2010.“Testimony.”In Building a Science of Economics for the Real World.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and Oversight，June.Washington，D.C.：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ttps：// science.house.gov/hea-rings/building-a-science-ofeconomics-for-the-real- world.
Christiano，L. J.，M. S. Eichenbaum，and M. Trabandt. 2017.“On DSGE Models.”Mimeo. https：//faculty.wcas. northwestern.edu/yona/research/ DSGE.pdf.
Cripps，F.，A. Izurieta，and A. Singh. 2011.“Global Imbalances，Under-Consumption and over-Borrowing： The Stat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Future Policies.”Development and Change 42（1）： 228-61. doi：10.1111/j.1467-7660.2011.01687.x.
Crotty，J. 1994.“Are Keynesian Uncertainty and Macrotheory Compatible? Conventional Decision Making，Institutional Structures，and Conditional Stability in Keynesian Macromodels.”Mimeo.
Dafermos，Y.，and M. Nikolaidi. 2020.“Dynamic Ecosystem-FINance-Economy（DEFINE）Model： Technical Description and Data.”https：//definemodel.files.wordpress.com/2020/07/define-1.1-technical-description-anddata-july-2020-1.pdf.
Debortoli，D.，and J. Galí. 2017.“Monetary Policy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 Insights from TANK Models.”https：//www.crei.cat/wp-content/uploads/2017/09/dg_tank_sep2017.pdf.
Dow，S. 2021.“The Future of Macroeconomics.”Blog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February 1. https：//www.ineteconomics.org/perspectives/blog/the-future-of-macroeconomics.
Ericsson，N. R.，and J. S. Irons. 1995.“The Lucas Critique in Practice： Theory Without Measurement.”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1995（506）：1-100. doi：10.17016/IFDP 1995.506.
Estrella，A.，and J. C. Fuhrer. 2003.“Monetary Policy Shifts and the Stability of Monetary Policy Model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5（1）：94-104. doi：10.1162/003465303762687 730.
Fair，R. C. 2020.“Some Important Macro Points.”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36（3）：556-78.doi：10.1093/oxrep/graa011.
Favero，C.，and F. D. Hendry. 1992.“Testing the Lucas Critique： A Review.”Econometric Reviews 11（3）：265-306. doi：10.1080/07474939208800238.
Fazzari，S. M.，P. Ferri，and A. M. Variato. 2020.“Demand-Led Growth and Accommodating Suppl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4（3）：583-605. doi：10.1093/cje/bez055.
Ferguson，N. 2012.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Penguin Books.
Fontanari，C.，A. Palumbo，and C. Salvatori. 2020.“Potential Outpu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vision and Update of Okun's Original Method.”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54：247-66. doi：10.1016/j.strueco.2020.04.008.
Frisch，R. 1938［1995］.“Autonomy of Economic Relations. Statistical versus Theoretical Relations in Economic Macrodynamics.”In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etric Analysis，edited by D. F. Hendry and M. S. Morgan，407-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bor，D. 2020.“Critical Macro-Finance： A Theoretical Lens.”Finance and Society 6（1）：45-55. doi：10.2218/finsoc.v6i1.4408.
Galbraith，J. K. 2020.“Reconsideration of Fiscal Policy： A Comment.”Blog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December 7. https：//www.ineteconomics.org/perspectives/blog/reconsidera-tion-of-fiscal-policy-a-comment.
Galbraith，J. K. 1973.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 Boston，MA： Houghton Mifflin.
Girardi，D.，W. Paternesi Meloni，and A. Stirati. 2020.“Reverse Hysteresis? Persistent Effects of Autonomous Demand Expansion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4（4）：835-69. doi：10.1093/cje /beaa009.
Godley，W.，and M. Lavoie. 2007.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redit，Money，Income，Production and Wealth. London： Palgrave.
Goutsmedt，A.，Pinzon-Fuchs，E.，and M. Renault，and F. Sergi. 2016.“Criticizing the Lucas Critique： Macro-econometricians' Response to Robert Lucas.”Documents de travail du Centre d'Economie de la Sorbonne 15059. Université Panthéon-Sorbonne（Paris 1），Centre d'Economie de la Sorbonne.
Hansen，L. P.，and J. Heckman. 1996.“The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Calibr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1）：87-104. doi：10.1257/jep.10.1.87.
Hendry，D. F.，and J. N. Muellbauer. 2018.“The Future of Macroeconomics： Macro Theory and Models at the Bank of England.”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34（1-2）：287-328. doi：10.1093/ oxrep/grx055.
Hurtado，S. 2014.“DSGE Models and the Lucas Critique.”Economic Modelling 44（Supplement 1）： S12-S19. doi： 10.1016/j.econmod.2013.12.002.
Jakab，Z.，and M. Kumhof. 2015.“Banks Are Not Intermediaries of Loanable Funds — and Why This Matters.”Working Paper No. 529. London： Bank of England.
Kahn，R. 1972.“Memorandum of Evidence Submitted to the Radcliffe Committee（1958）”. In Selected Essays on Employment and Growth，edited by R. Kahn，124-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en，S. 2017.Can We Avoid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London： Polity Press.
Kehoe，P. J.，V. Midrigan，and E. Pastorino. 2018.“Evolution of Modern Business Cycle Models： Accounting for the Great Recess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2（3）：141-66. nodoi：10. 1257/jep.32.3.141.
Keynes，J. M. 1933.“A Monetary Theory of Production.”In Der Stand und die nchste Zukunft der Konjunkturforschung： Festschrift für Arthur Spiethoff，edited by G. Clausing，123-5. Munich： Duncker & Humboldt.
Keynes，J. M. 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Keynes，J. M. 1939.“The Process of Capital Formation.”The Economic Journal 49（95）：572-3.
Kiefer，D.，I. Mendieta-Muoz，C. Rada，and R. von Arnim. 2020.“Secular Stagn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Dynamic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52（2）：189-207. doi：10.1177/0486613419895143.
Kipling，R. 1902.Just so Stories. London： Macmillan.
Klamer，A.（ed.）. 1984.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New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ir Opponents.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Klein，L. R. 1985.Did Mainstream Econometric Models Fail to Anticipate the Inflationary Sur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Kopp，E.，D. Leigh，S. Mursula，and S. Tambunlertchai. 2019.“U.S. Investment Since 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IMF Working Paper No. WP/19/120. Washington，DC： IMF. doi：10.5089/9781498317047.001.
Krugman，P. 2016.“The State of Macro is Sad（Wonkish）.”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2）. https：//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6/08/12/the-state-of-macro-is-sad-wonkish/.
Krugman，P. 2021.“Stagflation Revisited： Did We Get the Whole Macro Story Wrong.”https：// paulkrugman.substack.com/p/stagflation-revisited.
Lavoie，M. 2018.“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Theory before the Next Crisis.”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6（1）：1-21. doi：10.4337/roke.2018.01.01.
Lindner，F. 2015.“Does Saving Increase the Supply of Credit? A Critique of Loanable Funds Theory.”World Economic Review 4：1-26.
Lucas，R. E. 2012.“Q&A： Robert Lucas on Modern Macroeconomics.”Interview. https：//www. economicdynamics.org/newsletter-nov-2012/.
Marschak，J. 1953.“Economic Measurement for Policy and Prediction.”In Studies in Econometric Method，ed. W.C. Hood and T.G. Koopmans，1-26. Cowles Commission Monograph Nr. 14. New York： Wiley.
Minsky，H. P. 1986.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ikiforos，M.，and G. Zezza. 2017.“Stock-Flow Consistent Macroeconomics Models： A Survey.”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31（5）：1204-39. doi：10.1111/joes.12221.
Penrose，E. 1959.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Rizvi，S. A. T. 2006.“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 after Thirty Year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8（Suppl 1）：228-45. doi：10.1215/00182702-2005-024.
Robinson，J. 1934.“Euler's Theorem and 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on.”The Economic Journal 44（175）：398-414. doi：10.2307/2225401.
Robinson，J. 1960.“Teaching Economics.”The Economic Weekly Annual 12（4-5-6）（January）：173-5.
Rogers，C. 2019.“Misunderstanding Money，Banking and Finance i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Models.”The Ope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3：11-7.
Romer，P. 2016.“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https：//www.law.yale.edu/system/files/area/workshop/leo/ leo16_romer.pdf.
Sandbu，M. 2021.“The Revolutions Under Way in Macroeconomics.”The Financial Times（January 28）. https：//www-ft-com.btpl.idm.oclc.org/content/5a92d0f1-e65f-4965-a685-bad83496e40f.
Schumpeter，J. A. 1947.“The Creative Response in Economic Histor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2）： 149-59. doi：10.1017/S0022050700054279.
Schumpeter，J. A. 1934.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rgi，F. 2017.“DSGE Models and the Lucas Critique. A Historical Appraisal.”UWE Bristo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1806.
Shaikh，A. 2016.Capitalism. Competition，Conflict，Cri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s，Christopher A.，Stephen M. Goldfeld，and Jeffrey D. Sachs. 1982.“Policy Analysis with Econometric Model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2（1）：107-64. doi：10.2307/2534318.
Smets，F.，and R. Wouters. 2005.“Comparing Shocks and Frictions in US and Euro Area Business Cycles： A Bayesian DSGE Approach.”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2）：161-83. doi：10.1002/jae.834.
Sprague，S. 2021.“The U.S. Productivity Slowdown： An Economy-Wide and Industry-Level Analysis.”Monthly Labor Review，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April）. doi：10.21916/mlr.2021.4.
Stiglitz，J. E. 2018.“Where Modern Macroeconomics Went Wrong.”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34（1-2）：70-106.
Storm，S. 2017a.“The New Normal： Demand，Secular Stagnation，and the Vanishing Middle Clas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6（4）：169-210. doi：10.1080/08911916.2017. 1407742.
Storm，S. 2017b.“What Mainstream Economists Get Wrong About Secular Stagnation.”Paper posted by 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December 21. https：//www.ineteconomics.org/perspectives/blog/what-mainstreameconomists-get-wrong-about-secular-stagnation.
Storm，S. 2018.“Finan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Debate on the Social Efficiency of Modern Finance.”Development and Change 49（2）：302-29. doi：10.1111/dech.12385.
Storm，S. 2019.“The Secular Stagnation of Productivity Growth.”INET Working Paper No. 108. New York：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Summers，L. H. 2021.“Biden's COVID Stimulus is Big and Bold but It Risks Triggering Inflation.”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4）.
Syll，L. P. 2016.“Paul Romer's Assault on ‘Post-Real’ Macroeconomics.”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76（30）： 43-54.
Taylor，L.（with O. Omer）. 2020. Macroeconomic Inequality from Reagan to Trump. Market Power，Wage Repression，Asset Price Inflation， and Industrial Dec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L. 2004.Reconstructing Macroeconomics： Structuralist Proposals and Critiques of the Mainstream.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L. 2016.“The‘Natural’Interest Rate and Secular Stagnation： Loanable Funds Macro Models Don't Fit the Data.”New York：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https：//www. Inetecon-omics.org/uploads/papers/Loanable_Funds_Macro_Models_Taylor_120316.pdf
Taylor，L.，and N. H. Barbosa-Filho. 2021.“Inflation? It’s Import Prices and the Labor Sha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0（2）：116-142.
Tinbergen，J. 1956.Economic Policy： Principles and Design.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Vines，D.，and S. Wills. 2020.“The Rebuilding Macroeconomic Theory Project Part II： Multiple Equilibria，Toy Models，and Policy Models in a New Macroeconomic Paradigm.”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36（3）： 427-97. doi：10.1093/oxrep/graa066.
Woodford，M. 2003.Interest and Pri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ren-Lewis，S. 2012.“Micro-founded and other Useful Models.”Mainly Macro Blog（March 1）https：//mainlymacro. blogspot.com/2012/03/microfounded-and-other-useful-models.html.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