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Lounsbury，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创新与创业、制度理论、组织理论与战略管理，致力于结合最前沿的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来研究创业与制度变迁的关系。Christopher W.J.Steele，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知识的生产和消费、身份的产生和维系、日常生活中的秩序、意义和创新的产生；汪少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W.P.Carey商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评价、治理、危机管理、组织和制度的共同建构。Madeline Toubiana，加拿大渥太华大学Telfer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阻碍社会变革和创新的因素，尤其是情感、制度过程和污名化在影响社会变革动态中的作用。原文“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Logics：From Tools to Phenomena”刊发于Annual Reviews of Sociology，2021，vol.47，第261—280页。
**作者们没有任何可能影响本综述客观性的隶属关系、成员资格、资助以及金融权益。感谢Bruce Carruthers、Karen Cook、Roger Friedland、Santi Furnari、Andreas Glaeser、Markus HÖllerer、Renate Meyer、Willie Ocasio、Patricia Thornton、Maxim Voronov，以及阿尔伯塔大学和其他地方众多同事的支持、评论与鼓励。
1.引言
受社会建构论（例如Berger and Luckmann，1967）以及席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文化转向（例如Friedland and Mohr，2004）的启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主义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方法用于分析组织，质疑当时盛行的更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解释；新制度主义认为，理性本身是由社会认可的见解（understanding）和视为当然的假设塑造的。（*1。DiMaggio and Powell（1983），Meyer and Rowan（1977），Meyer et al.（1987），Zucker（1977），另见Scott（2013）。）围绕着为什么组织看起来都如此相似的问题（DiMaggio and Powell，1983），这个传统观点推动了一系列关于实践扩散（practice diffusion）的实证研究，这些实证研究使用了一种理论意象，即受文化制约的行动者会倾向于展现同构一致性，从而复制现有的组织行为和结构（Strang and Soule，1998）。到20世纪90年代，新的问题开始浮现，这些问题涉及行动者在抵制同构性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创建新制度或改造现有制度的能力（DiMaggio，1988）。这项研究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既要强调制度构建过程，又要避免某种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理论还原论（DiMaggio and Powell，1991；Dobbin，1994；Meyer and Jepperson，2000）。
在这一背景下，弗里德兰和阿尔福德（Friedland and Alford，1991）以一篇非同寻常的论文开启了有关制度逻辑的讨论，这篇论文收录在所谓的橙皮书中（Powell and DiMaggio，1991），该书明确阐述了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这篇如今已成为经典的论文批评了新制度主义及其对组织场域（*2.场域（field）的概念来自物理学的场论，20世纪30 年代，心理学场论代表人物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将场域的概念引入心理学，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场域理论引入社会学，将场域视作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并将之定义为“在各种经过客观限定的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结构”。本文中的场域概念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更详细的介绍参见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8552941/。——编者注）的关注，认为从理论上充分说明制度的动态，包括组织场域的结构化，需要从跨制度的视角对社会进行概念化。弗里德兰和阿尔福德（1991）认为，西方社会由不同的制度秩序组成（例如资本主义市场、官僚制国家、民主、核心家庭以及基督教），每种秩序“都有一个中心逻辑，即一套物质实践和象征建构，构成其组织原则，可供组织和个人阐释”（第248页）。虽然文献中存在不同的概念，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定义指出，制度逻辑是：
社会建构的、关于物质实践、假设、价值观、信念和规则的历史模式，人们通过这种模式呈现和再现其物质生活，组织时间和空间，并为其社会现实赋予意义。（Thornton and Ocasio，1999，第804页）
在制度逻辑的概念尚处于萌芽阶段时，迪马乔（DiMaggio，1997，第277页）就曾指出“它极具吸引力”，并强调它与有关制度合理化模式（modes of justification）的文献（Boltanski and Thevenot，1991）以及弗里格斯坦（Fligstein，1990）的控制论等概念颇有相似之处。随着学术兴趣日益浓厚，桑顿和她的同事开始努力创建更系统的理论架构（Thornton，2004；Thornton et al.，2012）。在关于制度逻辑视角的著作中，桑顿等人（Thornton et al.，2012）提供了一个通用的理论概念框架，包含了与国家、家庭、企业、社区、宗教、市场和职业七种制度秩序相关联的理想型制度逻辑，而每一种制度逻辑都由多个不同维度的元素组成（比如根隐喻（*1.又称为本喻（root metaphor），是指一种思想或文化的基本价值观都根源于某种具体的隐喻结构，也称为思想原型。——编者注）、合法性来源和注意力基础），这些元素影响逻辑的构建和维系。例如，根据职业逻辑，合法性来自个体的专业知识，注意力基础是职业地位。相比之下，根据宗教逻辑，合法性源于信仰和神圣性，注意力基础是行为、客体和主体的超自然意义。
凝聚成逻辑的要素被概念化为资源，像文化工具（Swidler，1986）一样，人们在参与和应对日常生活的挑战时，可以策略性地使用这些资源（Glaser et al.，2016；Lounsbury and Glynn，2019；McPherson and Sauder，2013）。因此，每个理想型逻辑（如市场逻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具体情况下可能有无限多种实例（instantiations），因为逻辑的基本构成也许会因时间和空间而异。继而我们发现，不仅职业逻辑和宗教逻辑之间存在区别，不同的职业逻辑之间、不同的宗教逻辑之间，也存在区别。就好比资金管理人的专业性质和社会组织不同于医生，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逻辑之间也会有深刻的差异（例如参见Gümüsay，2020；Gümüsay et al.，2020）。
许多制度逻辑学者强调文化过程的重要性和行动者及其行为的构成性质（Lounsbury and Wang，2020），但制度逻辑视角对文化采用一种实践理论观（practice-theoretic approach，Bourdieu，1998；Lizardo and Strand，2010；Swidler，1986），超越了对规范和价值观的传统理解，其关注象征性信念如何与实践和其他物质安排相互交织，从而常常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极大的变异。如此一来，对制度逻辑的研究促使制度分析摆脱了对同构性的关注，为研究制度异质性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实践理论方法，使人们开始聚焦于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如何为持续的制度变异和革新注入关键动力。由于在不同的逻辑背景下，不同的实践和见解似乎是可理解的、理性的、正当的和政治上可行的，所以它们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理性，从而有助于阐释同一情景下和不同情景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异质性。
通过提供这样一种强大而独特的制度分析方法，制度逻辑视角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迅速引起关注，学术文献也随之大量涌现（Ocasio et al.，2017）。制度逻辑的研究已经突破社会学和管理学，延伸至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此外，有关各种商业和公共环境以及各类主题的大量实证研究与日俱增，这些主题包括技术创新（Murray，2010）、市场建设（Hedberg and Lounsbury，2021；Mair et al.，2012）、公司治理（Chung and Luo，2008）、企业社会责任（Yan et al.，2019）、可持续性（York et al.，2018）等。
在下一节，我们将简要概述制度逻辑的文献。鉴于有大量详细的文献综述（如Ocasio et al.，2017；Thornton and Ocasio，2008；Thornton et al.，2012），本文的目标是强调对制度逻辑视角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进展，这些进展既招致了批评也启发了新的研究方向。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但其核心是认为现有文献中存在一种有问题的趋势，即把逻辑视为物化的客体或事物；这一看法源于对理想型逻辑的启发式（heuristic）使用，它有时会让人误以为逻辑是稳定和给定的，而忽略了它是多变的、可延展的、视情况而定的。我们认为，问题不在逻辑概念本身，而在人们倾向于把逻辑用作解释工具，并未将它们视为复杂现象加以研究（Furnari，2020；Ocasio and Gai，2020；Ocasio et al.，2016；Quattrone，2015；Toubiana，2020）。
基于最近文献中表达的担忧，我们讨论了注重制度逻辑持久性（durability）和凝聚力（*凝聚力（cohesion），这里的凝聚力意指实践、价值观、信念和规则等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内嵌要素相互连接的一个整体，即一个制度逻辑。——编者注）问题的新方向，并强调深入探索价值观的作用、实践的中心地位和治理动态的可能性。为此，我们提出一项研究议程，将制度逻辑研究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其他文献相联系，其中包括旧制度主义（Stinchcombe，1997）以及各种聚焦于职业、精英和世界社会（**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作为一个理论，是新制度主义的分支之一，由斯坦福大学约翰·梅耶（Johm W.Meyer）及其追随者提出，从理性的外部文化视角，用行动者的行动解释世界范围内的制度与组织的扩散现象。——编者注）的文献。其间，我们还致力于厘清制度秩序的概念及其与制度逻辑的关系，以便为这些方向的学术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概念基础。
2.对制度逻辑文献的简要概述和评论
制度逻辑的早期实证研究侧重于主导逻辑（dominant logics）的时间变迁，即主导逻辑的崩溃和被替代及其对组织和场域的影响。（*1.Haveman and Rao（1997），Lounsbury（2002），Mohr and Duquenne（1997），Rao et al.（2003），Thornton（2004），Thornton and Ocasio（1999）。）这些研究有效地说明了制度逻辑的解释力。例如，桑顿和奥卡西奥（Thornton and Ocasio，1999）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出版业主导逻辑的改变伴随着行政注意力的转移，这反过来又否定了旧的行政权力来源并创造出新的来源。同样，哈维曼和拉奥（Haveman and Rao，1997）追溯了20世纪的进步时代运动如何改变美国人的节俭（thrift）逻辑，继而使某些形式的储贷机构走向衰落，而另一些形式的储贷机构则欣欣向荣。拉奥等人（Rao et al.，2003）提供丰富的历史叙事，讲述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动荡和其他社会变迁如何催生新派烹饪的新逻辑，它们改变了烹饪的特性和做法。这些基础性论文证明，新兴的制度逻辑视角作为解释手段和生成式理论导向（generativ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的价值所在。
鉴于制度逻辑对社会动态的影响，以及普遍假设制度和逻辑自然或无疑是持久存在的（Schneiberg and Clemens，2006），学者们开始注重解释制度逻辑的变化如何产生，以及区分这些变化可能遵循的不同路径。由于这种关注，现有文献强调了主导逻辑被颠覆的一系列触发因素，其中包括结构重叠（Creed et al.，2010）、休眠或失效机制的复苏（Kroezen and Heugens，2019）、包含社会运动在内的有目的的改革努力（Hampel et al.，2017）。
为了说明制度逻辑变革的来源和影响，桑顿等人（2012）提出了一套综合的分类法。他们确定了三类可以推动变革的动力：一种主导逻辑被另一种取代（例如Thornton and Ocasio，1999），多种重要逻辑混合或杂交（Glynn and Lounsbury，2005），以及按时间和空间隔离逻辑的尝试（例如Purdy and Gray，2009）。此外，他们强调了制度变迁的四种发展形式：同化，指的是将外部因素纳入现有逻辑（Murray，2010）；细化，指内生性地增加细节（Shipilov et al.，2010）；扩充，即通过管辖权的转移推动实践或思想的适应（Nigam and Ocasio，2010）；收缩，指逻辑范围的缩小推动实践或思想的适应（Reay and Hinings，2009）。尽管这一庞大的文献为逻辑变化提供了各种机制，但仍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得而知。在回顾关于制度变革的整体文献时，米切洛特等人（Micelotta et al.，2017）指出，人们对某些形式的制度变革仍然明显缺乏认知；这表明，有必要更加透彻地理解制度适应（努力将革命性变革吸收到发展型变革中）和制度积累（实践中的制度变革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积累，从而改变组织和场域）。
随着制度变革研究的深入，制度逻辑对行动者和行为的影响也得到了澄清。虽然许多早期研究强调逻辑的作用会通过冷静的认知形式传递，但最近的研究也阐明逻辑具有价值内涵，并与合理情感的不同语域（register）和原因相关。（*1.Friedland（2018），Jakob-Sadeh and Zilber（2019），Toubiana and Zietsma（2017），Zietsma and Toubiana（2018），Zilber（2018）。）逻辑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图景，其中，它提供指导方针、规范和实践视野，塑造认知、行为和情感，从而使各种形式的实践理性得到切实运用。逻辑对行动者的影响可能或多或少带有变革性，这取决于曝光和社会化程度，同时也可能产生深刻且难以改变的意义（Cardinale，2018；Toubiana，2020）。
反过来，认知、行为和情感的模式又会促成逻辑对其他现象的影响。所以，一种逻辑的衰落和崩溃能给社会和职业身份带来威胁和机会，因为它们摆脱了旧的关联，建立了新的联系：或者在道德上变得令人困扰和受到污名化，或者越来越有吸引力（Kyratsis et al.，2017；Lok，2010；Rao et al.，2003；Toubiana，2020）。各种组织和实践层面也会出现同样的动态（Smets et al.，2012）。其影响可能是深远的。例如，最近关于创业的研究表明，不同制度逻辑的相对影响决定了创业意图的产生（Klingbeil et al.，2019）、谁能获得资金（Cobb et al.，2016；Zhao and Wry，2016），以及投资者支持新企业的程度和方式（Pahnke et al.，2015）。这不同于更一般的可能性，即逻辑影响我们观察到的创业机会，对某些逻辑的熟悉又影响个人和组织的语言说服力和文化共鸣能力，而这些都是成功创业的核心所在（Lounsbury and Glynn，2019）。
最近，学者使用制度逻辑视角还发现了与制度复杂性或多重逻辑共存有关的新机制和新效应（Ocasio et al.，2017；Toubiana and Zietsma，2017）。特别是，在过去十年里，人们越来越致力于了解组织和个人如何应对并设法驾驭制度的复杂性，即多重逻辑共存与逻辑之间矛盾和紧张相伴而生的情况（Greenwood et al.，2011；Jakob-Sadeh Zilber，2019）。不少研究让人眼前一亮：一些人和组织试图隔离自己的活动，以规避多重逻辑的同时相关性（simultaneous pertinence），或者尝试开展与多重逻辑的期望和要求相兼容的实践活动（例如，Almandoz，2012；Besharov and Smith，2014；Dunn and Jones，2010；Pache and Santos，2013）。这项工作与越来越多的研究齐头并进，目的是了解逻辑对组织结果的影响；以及组织结果如何被组织在场域中的位置、组织所有权和组织治理结构所影响（Greenwood et al.，2011）。学者们还开始研究制度复杂性的影响如何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包括不同的制度逻辑的条件下——产生差异（Lee and Lounsbury，2015；Zhao and Wry，2016）。
制度逻辑视角的一大成功在于，它日益成为制度理论工具包中一个常见而平凡的部分，能够让研究人员关注认知、情感和行为如何随逻辑的改变而发生变化（Thornton and Ocasio，1999），人们如何应对或调和多重逻辑（Kraatz and Block，2008；Waeger and Weber，2019），或者多重逻辑的影响如何促进创新（Dalpiaz et al.，2016）。然而，随着这一新视角的发展和传播，大家感到了不安，于是开始致力于解决概念模糊的问题；还有一个更令人担心的问题是，一些实证描述可能沦为具象化、天真的现实主义或者对社会过程相对浅薄或短视的分析（Lounsbury and Wang，2020；Ocasio and Gai，2020；Ocasio et al.，2016）。这很大程度上由文献中日渐增强的一种趋势所致，即把逻辑描述为相对简单的客观事物，还经常与认知框架或物质利益混为一谈（Quattrone，2015）。
这些关切并不局限于制度逻辑的学术研究，而是延伸到了社会学和管理学对制度演变过程的探索。譬如，迈耶和杰珀森（Meyer and Jepperson，2000）认为，即使声称重视文化和意义的制度研究者，也“常常低估现代行动者身份（actorhood）的高度建构化、脚本化和合法化特征”。这些议题至少部分源于研究者日益注重揭示行动者的作用和制度变革的微观过程（例如Haack et al.，2019），这反过来又推动了越来越多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似乎采取一种更现实并基于利益的方法来观察行动者和行为（Hwang and Colyvas，2020；Hwang et al.，2019）。诚然，研究制度的微观基础本身并不是问题，但要避免天真的现实主义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解释，说易行难（Steele et al.，2020；Zilber，2020）。
为此，迪马乔和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1991）建议制度学者结合民族方法学和现象学，以形成更复杂的行动者概念，这些概念强调行动者的构成和构成性力量。尽管这一学术方向尚在起步阶段，但最近已经有人尝试对这些传统进行转化或交叉融合（Steele，2021a）。桑顿等人（Thornton et al.，2012）借鉴认知心理学的进展（另见DiMaggio，1997），提出了关于制度逻辑的多层次动态如何与个人认知关联的微观基础论，强调逻辑的可用性和可及性如何影响注意力的焦点和逻辑的激活。无论人们试图调动何种理论传统，这些方法都有望揭示逻辑如何与认知、情感、行为相互渗透，阐明逻辑的构成性力量如何植根于它们对行为环境的塑造（Steele，2021b）。
我们认为，将逻辑视为一种复杂的制度现象进行研究，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丰富我们对制度逻辑的根源及影响的理解。尤其是，我们鼓励研究逻辑的凝聚力和持久性，以解析它们作为社会生活的实际特征，如何促进主体和客体的构成，并为人们的日常互动提供资源，而无论这些逻辑是平凡的还是存在问题的（Steele，2021b；Zilber，2018）。继而，我们主张更系统地识别逻辑及其秩序，以及它们会如何产生、维持、改变和消散。
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已经有一些颇具前景的研究尝试，它们基于方法论的创新，包括使用网络分析技术对意义进行测量，这被称为新结构主义。（*1.Breiger and Mohr（2004），Lounsbury and Ventresca（2003），Mohr（1998），Mohr and Duquenne（1997），Mohr et al.（2020）。）这些方法细致地分析“以意义为中心的方法（以更传统的人文和解释性的角度）如何与更形式化的（基于测量的）观察、认知和理解文化形式的方法”相结合（Mohr and Ghaziani，2014，第229页）。例如，弗里德兰等人（2014）采用调查数据和关联分析法（correspondence analysis）识别构成不同爱情逻辑的性行为和信念的持久结构。然而，尽管这些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策略，可以有效地从各类实践、意义和行动者中识别逻辑，进而刻画逻辑的“内部架构”（Friedland，2012，第594页），但它们也有可能提供过度静态的逻辑意象。新近在动态网络建模和理论发展方面的创新，比如与“文化洞”（cultural hole）相关的理论（Pachucki and Breiger，2010），使我们有机会更系统地跟踪和了解这些复杂结构的持久性和凝聚力。相应地，我们也鼓励研究人员探索涉及组态分析（configurational analysis）的各种理论与方法，以新的方式来衡量并理解与逻辑相关的因果复杂性（Fiss et al.，2013；Furnari et al.，2020）。
总之，有必要开展更多的研究。在我们看来，逻辑的凝聚力和持久性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应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认为，现有文献中已经开启尚且模糊不清的有关制度逻辑的新研究议程，有助于平衡那些似乎无处不在的更加具体的工具式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议程旨在剖析构成逻辑核心的实践、意义和行动者的建构及构成，同时关注激发制度逻辑和秩序的价值观、实践的中心地位，以及维系逻辑的治理安排。
3.逻辑作为复杂现象的凝聚力和持久性问题
在回顾文献时，令人惊讶的是，大量研究并没有聚焦逻辑作为一种复杂现象如何凝聚并持久存在。如前所述，桑顿等人（2012）强调了逻辑的复杂性，着重说明逻辑如何吸纳各种元素，这些元素既与合法性、权威和身份的来源相关，也与规范、注意力和策略的基础相关；他们认为，当这些元素凝结成相对凝聚、持久的意义和实践安排时，就形成了逻辑。他们将这些元素理论化为“基本构件”（building block），它们规定了“塑造个人和组织的偏好与利益的组织原则，以及实现利益与偏好的一系列行为”（Thornton et al.，2012）。不过，正如弗里德兰（2012）在评论桑顿等人（2012）的作品时指出的，“该理论还只是一幅草图”。
事实上，对于各种与逻辑相关的元素如何连结或聚集，进而形成凝聚的、可识别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如何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可观察到的自相似性，我们仍然缺乏具体的理解。换言之，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逻辑的基本构件是如何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具有凝聚力和可识别性并能够维系的？这类研究的一个范例是桑顿和奥卡西奥（1999）的论文，该文表明，在高等教育出版的情境下，（a）关注编辑的个人声誉，（b）强调出版社的声望和信誉，（c）注重以丛书或品牌连接与选题相关的作者网络，（d）通过培育现有作者追求发展这几个元素相互交织，提供一种持久且自我强化的生活模式；这一编辑逻辑在高等教育出版场域中主导了二十多年。我们认为，倘若真的想把逻辑视为一种现象，那么解释它们如何凝聚和持续就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起点。我们支持这个方向的研究，它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理论，还能丰富我们对制度逻辑本质的理解，以及它们如何产生、消亡、变化和维系。
在关于逻辑相对可分解的辩论中，文献已经开始探讨凝聚力和持久性的问题。如上所述，利用有关文化工具箱的文献（Swidler，1986），桑顿等人（2012）认为，他们运用理论构建成逻辑的各种元素提供了可以通过换位、组合和隔离进行策略性使用的文化资源。因此，有选择地使用或组合来自不同制度逻辑或秩序的元素，可以形成各式各样的逻辑。譬如，帕赫和桑托斯（Pache and Santos，2013）阐述了成功的混合型社会企业组织可以如何有选择地将市场与社区逻辑中的元素相结合。他们的研究表明，逻辑至少是部分可分解的，例如，某个逻辑的权力结构可以在其他环境中复制，并移植到其他逻辑的规范、身份和合法性上。但是，逻辑的可分解程度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最重要的是，弗里德兰（2012，第588页）认为，“它们越容易分解，就越难论证其存在”。虽然大家对可分解程度有不同的概念，但现有文献提供了一些关于逻辑凝聚力和持久性形成过程的线索，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这里，我们强调和讨论三个重点领域：价值观的作用、实践的中心地位，以及制度逻辑和秩序的治理。
4.价值观的作用
尽管制度逻辑的文献基本遵循激发新制度主义研究的认知转向，而且回避了旧制度主义和帕森斯（*1.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20世纪中期颇负盛名的结构功能论的代表人物。他早期倾向于建构宏大的社会学理论，后期开始从宏观转向较微观层面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系统》《关于行动的一般理论》。——编者注）思想遗产关注的价值观，但鉴于越来越多的人呼吁重新审视我们是否过度剔除了制度分析和社会学典籍看重的价值观，更细致地思考价值观与逻辑的关系应该颇有助益（例如Kraatz et al.，2020；Martin and Lembo，2020）。充分讨论如何最好地对价值观概念化并予以研究超出了本文的范畴，不过最近从兴趣的角度重新定义价值观的论点（Martin and Lembo，2020）似乎特别有用，而且契合制度逻辑的文献中关于“逻辑提供不同形式的理性”这一论点。正如马丁和伦博（Martin and Lembo，2020，第89页）所说，“没有兴趣的人生是没有爱的人生，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继而他们指出，“如果我们要发展一种行为理论，就必须充分了解人生根本上的鲜活本质，并以此为基础”。
然而，考虑到文献中的价值观概念存在问题，近来有人援引其他概念重新设想某种形式的价值观如何为逻辑提供核心动力。我们关注两个概念：实质（substance）与精神气质（ethos）。受到与韦伯的价值领域（*1.马克斯·韦伯在论述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的理论概念，他将社会划分为六个价值领域（value sphere），即宗教、经济、政治、审美、性爱和知性，以此分析和诊断社会的基本格局 。——编者注）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质概念相关的制度多元论的启发，弗里德兰（2021）提出，逻辑以一种或多种实质为依托，提供一种“非现象的目的本体论，它为实践奠定了基础……就是这个看似虚无的基础支撑着主体、实践和客体的凝聚力”。实质和实践的相互深刻渗透激活了逻辑，进而形成自我定义的基础，赋予客体意义，并为实践注入目的：譬如宗教逻辑中的上帝，或民主逻辑中的人民意志。
呼应这些发展，沃罗诺夫和韦伯（Voronov and Weber，2016，2017）提出了一个相关概念，他们认为逻辑可能受到某种精神气质的调节：“一套集体理想为制度秩序灌输先验的、准宗教的深刻品质。”虽然与弗里德兰的实质观念不同，但这种概念同样指出社会活动如何产生情感上有意义的体验：形成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这通常被物化为符号或偶像，并成为活动的锚点（Durkheim，2001）。简言之，如下假设可以部分解释逻辑的凝聚力和持久性：人的日常行为受制于某种先验的欲望或狂热的信念，无论这是被概念化为价值观、实质还是精神气质（Toubiana et al.，2017）。
尽管这些研究价值观和逻辑的方法引起了人们对逻辑如何构成行动者及其利益的关注，但同样重要的是，分析不同类型价值观的本质差异，人们坚守价值观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对异常行为进行的监督和执法的性质（Becker，1963）。价值观（或实质或精神气质）是否构成所有逻辑的主要支柱，这是一个实证问题，它让我们能够重新考虑与旧制度主义相关的各种问题（Hirsch and Lounsbury，1997；Kraatz，2015）。借鉴斯廷奇库姆（Stinchcombe，1997）的论述，我们支持学者剖析制度逻辑的内在机制，揭示道德企业家和其他信徒如何组织和维持逻辑，就像他们努力保护任何有意义的持续经营一样。在下文讨论对逻辑和秩序治理进行剖析的必要性时，我们将更深入地阐述这一点。
5.实践的中心地位
意义与实践的深刻关联从一开始就是制度逻辑概念化的核心（Friedland and Alford，1991；Mohr and Duquenne，1997；Thornton et al.，2012）；不过，更专注于实践并与实践理论建立联系的实证研究（例如Schatzki，2019；Schatzki et al.，2001）也许能加深我们对逻辑的构成本质以及它们如何凝聚并持久的理解（Lounsbury et al.，2021a，b；Smets et al.，2017；Zilber，2021）。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根植于人类学和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强大传统中（例如Bourdieu，1998），这些传统也对文化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Lizardo and Strand，2010），并为连接民族方法学和现象学的研究传统开辟了机会。尽管很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作为逻辑核心的意义和实践的确存在稳定的结构（例如Friedland et al.，2014；Mohr and Duquenne，1997），但有关这些结构如何出现以及它们的凝聚力和持久性，我们的理解极其有限。
譬如，在对20世纪初纽约市社会福利组织的开创性研究中，莫尔和杜奎奈（Mohr and Duquenne，1997）通过揭示扶贫组织的实践（如提供建议、食物、资金、住所和职业培训）如何针对不同类别的穷人（堕落者、异乡人、无家可归者、值得帮助者和有价值者）进行结构变化，确定了贫困救济场域的主导制度逻辑的变化。他们记述了进步时代的变革如何导致济贫院时期的逻辑（大约在1888年；该场域的重心是庇护赤贫者）转变为1917年的准福利国家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调查和协助成为重点）。他们的历史研究仔细分析了慈善名录档案，有效推断了实践的意义和贫困阶层（poverty classes），但这种分析可以借助更多解释性的研究得到有益补充，进而揭示更深刻、更微妙的主观或现象学意义的网络。也就是说，尽管莫尔和杜奎奈的研究记录了20世纪初准福利国家的逻辑凝聚之前缺乏一个有凝聚力的逻辑，但实践视角旨在更深入地探究实践如何转变，以及新的逻辑安排如何出现并保持完整。
概而言之，研究制度逻辑的实践理论方法承认，制度的集体表现植根于构成制度的那些情境化的、涌现的和生成式的实践。由于和他人协调行动的需要对社会生活至关重要，所以通过实践解析协调的动态，可以深入了解逻辑如何凝聚并持久。只要我们尝试在“他人会按照主导逻辑行事和反应”的合理假设下进行协调，我们的活动模式就可以相当巧妙地结合起来，并维持一种可观察的普通常态。例如，逻辑实践中嵌入的权威来源会与逻辑的其他元素相互渗透并彼此塑造，包括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就像社会工作者职业化和准福利国家逻辑的案例表明的那样（Mohr and Duquenne，1997）。此外，只要实践是合乎逻辑的，并以上述方式聚集在一起，那么每一种被践行的实践就有可能加强网络中的其他实践，从而巩固逻辑本身。一旦逻辑被制度化，娴熟地开展有效行动和协调将有利于保持逻辑的现状（Steele and Hannigan，2020；Zucker，1977）。
这种动态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构成逻辑的实践结构可以让人们明确考虑并说明其社会背景，协调彼此的实践，进而帮助维持他们所参与的互动的大致共识（Garfinkel，1967；Goffman，1974）。在实践中与他人有效协调往往会赢得能力或可靠性方面的声誉，鼓励坚持同样的行为（Voronov and Weber，2016），而偏离和破坏主导逻辑则可能导致信誉扫地（Toubiana and Zietsma，2017；Wang et al.，2020）。重要的是，人们通常不仅要确保个人行为是可理解的、恰当的，还要确保这些行为清晰地融入特定实践环境下的一系列具有意义的行动（Garfinkel，1967）。如果某一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并完全制度化，将有利于产生广被理解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现象的逻辑也许会被描述为实用的社会本体论（*1.社会本体论（social ontology）是对社会的本质和特性的研究，主要分析因社会互动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实体，如金钱、公司、机构、社会阶层、种族、性别、财产、人工制品、艺术品、语言和法律，等等。对社会本体论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见URL：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8/entries/social ontology/。——编者注），即我们发现自己有意或无意参与创造世界的可观察的方法论（Friedland，2021；Steele，2021a）。当然，在逻辑没有完全制度化或有多重逻辑起作用的情况下，这些动态要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这个思路与社会建构主义的论点仍然是一致的，即人们出生在先验的社会历史（sociohistorical a priori，Schütz，1967）背景中，这一背景提供了“制度化的典型化（institutionalized typification）、解释框架、行动者的立场、行为模式等，以此划定人们可以有意义地行动的边界和‘视界’，而超出这些界限，人们就无法看到或理解”（Meyer，2008，第519页）。但重要的是，它认识到，这种先验的历史背景是由卷入其中者共同关注的互动不断构建的。因此，理解与逻辑相关的各种动机词汇（vocabulary of motive）如何产生行为和行为正当性可能尤为关键（Loewenstein et al.，2012；Ocasio et al.，2015）。
详细阐述实践的这些不同方面，将有助于说明逻辑如何通过长期的自我复制形成凝聚力和持久性，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制度逻辑怎样成为持续努力带来的一种成就。不过，即便这些动态也并未全面阐释逻辑的凝聚力和持久性。逻辑也通过各种有目的地指导社会生活的行动，被赋予凝聚力和持久性。从维持逻辑清晰易懂的监管努力（custodial efforts），到权威（authorities）、专业（professions）、组织以及政府行政部门的正式理论化和规范化努力，形成了一整套治理实践，旨在维持逻辑的持久性。这些实践旨在反映相关逻辑的管理，进而形成一个独特的秩序体系，该体系积极致力于维持逻辑，并将新的活动和个人纳入其管辖范围。这些秩序体系与逻辑同步发展，因为治理机构和安排通常是由逻辑的扩展、协调逻辑面临的挑战以及与激活逻辑的价值观相关的热情所需要和推动的。反过来，治理机构坚守并协调逻辑，以确保逻辑在遥远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具有相关性。虽然文献还没有详细阐释治理过程，但我们相信，关注这些过程对更全面地探索逻辑现象，特别是它们的凝聚力和持久性至关重要。
6.制度逻辑与制度秩序的治理
尽管桑顿等人（2012，第54页）声称“每一种制度秩序都代表一个治理体系，它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为行动者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选择预设先决条件”，但迄今为止，文献中很少讨论逻辑和秩序的治理。重视治理可能极其有用，因为它会把人们的关注点从视逻辑为具体环境（譬如特定组织）中的工具的研究，转向更广泛的研究，即不同行动者如何尝试积极保持与制度秩序相关的各种逻辑的凝聚力和持久性。虽然这必然涉及权力问题，但我们认为，探讨权力以及与治理相关的行动者如何与逻辑的展现共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Meyer and Vaara，2020）。这意味着，有必要对逻辑和秩序的出现进行更多的历史研究，并考察制度秩序的治理一旦建立，将如何使逻辑的本地化实例与其他逻辑相对立，这包括关注制度秩序如何在一种跨时空秩序的各种逻辑实例中维持某种共性，从而实现制度秩序本身的凝聚力和持久性。
我们认为制度秩序以及与其关联的逻辑是共同建构的。因此，我们相信，将制度秩序作为连接互为相似的或大或小的逻辑谱系的治理系统加以研究，从而使逻辑和秩序的边界成为实证研究的关键焦点，颇具实用价值（Lamont and Molnar，2002）。我们扩展了桑顿等人（2012）的制度秩序概念，将制度秩序定义为在某个区域化地带（regionalized zone）内维系和连接不同逻辑实例的治理系统，这些系统使各种逻辑实例中交织的意义和实践被感知为凝聚的和持久的。（*1.通过诉诸区域化地带的概念，我们旨在将特定制度逻辑和秩序的时空影响范围留作一个开放的实证问题。这类似于布迪厄对场域和德国现象学传统的处理（参见Meyer et al.，2021）。）制度秩序之所以具有凝聚力和相对持久性，是因为存在某种治理努力，使组织和场域中的具体制度逻辑能够被视为是制度秩序的合理表达。
如上所述，就逻辑文献涉及的治理问题而言，它主要关注不同组织如何应对不同逻辑之间的竞争压力。这一系列关于制度复杂性治理的研究强调了与组织的政治和设计相关的各种机制能够为逻辑冲突问题提供功能性解决方案，这些机制包括融合（Battilana and Dorado，2010；Dalpiaz et al.，2016）、隔离（Dunn and Jones，2010）、平衡（Pache and Santos，2013），以及重新定向、增强和保证（Malhotra et al.，2020）；但是，对于这类局部形式的治理如何关联与秩序相关的更广泛的逻辑治理体系，我们知之甚少。例如在制度逻辑文献中，最突出的焦点之一是追溯二战后市场逻辑的兴起。龙思博（Lounsbury，2007）阐释了市场逻辑的兴起如何促成投机型投资的合理化，进而美化能够击败市场的明星基金经理。斯科特等人（Scott et al.，2000）则详细分析市场逻辑的兴起如何改变旧金山湾区医疗保健的性质，并论述了治理性质的变化和新型公司化组织形式（如健康维护组织）的兴起。
这类情况往往引发专业人士和管理者之间的争斗，从而导致职业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冲突，这些斗争不仅在特定背景下上演，也在各个场域和民族国家中上演（Carruthers and Stinchcombe，1999；Davis，2009）。于是，潜伏在这些研究背景中的市场秩序受到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影响，涉及各种各样的治理动态，这些动态早已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出版、金融、医疗保健等不同场域的实践（Campbell and Pedersen，2001）。正如新自由主义文献记载的，在二战后时代，芝加哥学派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市场意识形态在微观经济学层面的公共政策中备受推崇。一个全球性的认知共同体横空出世，包括非政府组织、智库等，它们传播了这些思想。对于不同市场和行业的相关治理实践如何相互连接，以及更广泛的全球认知共同体如何与市场秩序关联，人们的理解仍然相当有限。我们不仅需要研究逻辑的转变及其对特定场域的影响，还要探讨与发生逻辑转变的场域相关的秩序治理。
桑顿等人（2012）声称制度逻辑视角是一种元理论，认为它最有用之处或许是作为可以与其他理论和思想相结合的资源，从而增强我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理解。另外，由于治理的主题跨越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各个子领域（*1。例如Campbell et al.（1991），Hall and Soskice（2001），King and Pearce（2010），Ostrom（2005），Scott et al.（2000）。），因此我们拥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来深化理解如何治理逻辑及其制度秩序。譬如，为了理解逻辑和秩序的共同建构，剖析具体的关系渠道（Granovetter，2018）尤为有益，这些渠道把不同的逻辑实例和构成复杂制度秩序的多个逻辑之中或之间的治理安排联系了起来。
产业研究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研究论证了通过行业或同业协会以及更广泛的监管机构，将不同生产者连接起来的重要关系联结。这些联结是多元的，可以包括：由生产者组织中的高级精英轮流担任监管机构或同业协会的高级职员，在这些实体之间形成正式和非正式的伙伴关系，或者以交流过程、产品开发等方式促进其他关联，又或者在年会等场域构建（field-configuring）活动中培养隶属关系。尽管上文提到了如何将网络方法用于识别逻辑及其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例如Mohr，1998），但在运用关系观念和方法来理解逻辑和秩序凝聚力如何出现并持续的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Mohr and White，2008）。
为了鼓励在制度分析中更多地研究治理问题，扎尔德和龙思博（Zald and Lounsbury，2010）主张对指挥所（command post）进行研究。指挥所包括传统的社会权力中心（例如各种政府机构，军队，以及北约、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正式治理机构），也包括对关键政策领域感兴趣并拥有一定管辖权的专业精英和官僚职员。虽然官僚机构的大部分职员都是技术官僚，但这些机构也包含塑造组织生活的各种精英和专家群体（另见Djelic and Quack，2010；Djelic and Sahlin-Anderson，2006）。此外，各类精英和专业人士也是逻辑的关键载体和传播者，逻辑的传播和维护与精英的专业知识和价值观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相互渗透的（例如 Domhoff，2006；Mills，1956；Mizruchi，2013）。
在揭示精英和专业知识在不同制度秩序中的作用时，还可以查阅大量关于职业的文献，以了解不同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和机制（例如认证）对逻辑治理的重要作用（例如Brint，1994；Freidson，2001）。这对职业逻辑无疑很重要，但我们相信，与价值观（或实质或精神气质）相关的各类专业知识很可能影响所有逻辑和秩序的治理。如果这一点正确，那么近期的生态学方法或许颇有意义，这些方法认为专业知识的建构更具动态性，并且深植于不同类型项目之间的管辖权冲突中（Abbott，1988，2005）。这些项目不仅可以由资深精英传播，也可以通过社会运动传播，这些运动将各种形式的专业知识和价值观结合在一起，构建出挑战性的逻辑，这些逻辑可能威胁现有场域的组织和实践，也可能有助于创造新的场域（Schneiberg and Lounsbury，2017）。
沿着这些方向前进，我们或许能以更有效的方式将制度逻辑与场域研究重新联系起来（Fligstein and McAdam，2012）。将逻辑及其秩序定义为跨场域的概念，同时关注与逻辑相关的专家项目和价值观的生态，能使我们更好地描述场域如何产生，并被构建为意义和实践的多元领域，从而产生自身的组织和治理形式（Furnari，2014）。最关键的一点是，即使我们了解现有组织和场域的变化，探究变化的根源也十分重要，这些根源一般发生在被研究的焦点场域之外，而且常常与逻辑治理相关。法律和社会文献都强调这一点，它们记述了精英专家如何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在传播国家逻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例如Dobbin and Sutton，1998；Edelman and Suchman，2007）。例如，爱德曼等人（Edelman et al.，1999）在研究公平就业机会（EEO）申诉程序中认为，专业人士通过建立象征性守法的机构（例如，EEO办公室），巧妙地应对模棱两可的法律命令，随后法院将这些机构视为公平的标志，而往往不深究这些机构的实质。
虽然逻辑及其秩序的范围和规模是一个实证问题，但某些秩序和逻辑的治理可能仅限于特定的民族国家或地区，而另一些秩序和逻辑的治理则可能更具全球性（Djelic and Sahlin-Anderson，2006）。比如，研究世界社会的理论家将民族国家界定为由文化建构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机制，开展具有全球合法性的实践活动（Boli and Thomas，1999）。这一系列研究追踪了世界社会如何影响民族国家（Ventresca，1995）以及大众教育（Schofer and Meyer，2005）、科学（Drori et al.，2003）和自然环境（Frank et al.，2000）等场域的组织。支撑世界社会论点的是一套与进步和正义相关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定义了资本主义民主的主流自由模式，并由拥有专业知识的世界权力精英治理。
尽管有关世界社会的文献传统上强调同构过程，但近来它开始提请人们关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面临的非自由主义挑战，这种挑战源于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兴起，并以各种形式呈现，例如，抑制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力的新法律的蔓延（Bromley et al.，2019）。龙思博和汪少卿（2020）认为，制度逻辑重视那些推动了经济和社会蓬勃发展且常常相互竞争的不同信念和实践结构的建构过程，对研究这些新的冲突以及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对世界社会的各种抵制力量来说，制度逻辑是对世界社会理论的天然补充。这类研究的一个重点是，探讨在发生深刻生存斗争的条件下，如何努力维持现有逻辑和秩序的凝聚力与持久性。
虽然在深入理解逻辑的治理方式时，考虑各种文献和治理的方方面面非常重要，但我们想再次强调，我们需要认识到治理机构和制度安排是由与制度逻辑和秩序相关的过程构成的。这就必须了解各种治理机构和关系的来源，以及它们在激活、调整和转换逻辑的持续过程中如何发生变化。我们相信，理解价值观或理想对治理安排和行动者的建构作用，对于揭示制度逻辑及其秩序的持续变化，以及如何持续不断地获得和重新获得对持久性和凝聚力的感知，是至关重要的。这与具体情境的性质密切相关，包括存在着多重逻辑且相互作用导致歧义的情境。因此，我们认为，从视逻辑为工具转向寻求更深入地理解制度逻辑作为社会生活核心的重要现象，将大大推动制度逻辑的学术研究。
7.结论
本文概述了与制度逻辑视角相关的学术研究，强调了我们认为极富前景的新方向。尽管对制度逻辑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但我们认为，最近的许多研究仅仅把逻辑当作分析工具，关注它们的影响；而将逻辑视为不断变化的复杂现象，使其凝聚力和持久性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将是富有成效的做法。为此，我们拟定了一项研究议程，聚焦于价值观的作用、实践的中心地位，以及制度逻辑和制度秩序的治理动态。这一研究议程的推进依赖于将制度逻辑研究与社会学子领域的各种理论讨论联系起来。在我们看来，制度逻辑的视角尚未成熟，未来研究和发展的机会无可限量。换言之，制度理论一如既往地充满活力！
（颜超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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