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通才

　　*Hans-Michael.Trautwein，德国奥尔登堡大学国际经济学系教授，著名经济思想史家，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史，曾担任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主席，经济思想史顶级期刊《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主编。原文系作者于2016年5月27日在巴黎第一大学举行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后发表于《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2017年第24卷第6期第1134—1166页。本文根据主席演讲原文译出，已获作者授权。本文翻译系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国特色经济学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互构研究》（JYXM202244）的阶段性成果。

　　汉斯-米歇尔·特劳特魏因

　　历史肩负着……启迪和解放的使命，指引我们去理解事物的现行秩序……它是进步的最佳指南，并使我们不至于在急于求变的冲动中，抛弃那些仍然充满生机、十分珍贵而不应舍弃的事物，即使它们隐藏在古老的形式之下。

　　——克努特·维克塞尔，《经济学的目标和手段》（Wicksell，1904，第467页）

一、全球的专业化趋势

　　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者都会赞同这样的观点：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当前的现象。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却对此表示怀疑。各种古老的理论的确阐明了近来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转变，而现代经济学家却发现，他们很难将这些转变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反过来，世界经济变化中呈现的专业化趋势，也有助于理解经济学演化过程中的相似趋势。包括学科碎片化在内的这些趋势，可能会使经济思想史学者在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即协调型通才。因此，我关于“最后的通才”的讨论，就始于对近来全球化趋势的反思。

　　贸易理论家声称，一场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根据理查德·鲍德温的说法，在地理空间层面，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生产过程的第二次“大分工”（Baldwin，2006）。第一次分工发展了数千年，最终演变成我们熟知的国际货物贸易。第二次分工则表现为跨国“工序贸易”（*工序贸易（trade in tasks）指中间品和服务贸易，是产品内分工的表现形式。——译者注的强劲增长）（Grossman.and.Rossi-Hansberg，2006）。

　　在第一次大分工中，国际分工的专业化以行业（行业间贸易）或行业内的企业（行业内贸易）为单位进行，并且一直如此。专业化和贸易往来使人们可以在远离原产地的地方消费产品，但是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任务则大多集中在邻近的地方进行，即在同一工厂或国家内进行。

　　在第二次大分工中，跨国公司和全球价值链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工序和任务被外包到其他国家。在过去的生产过程中，人们认为一些地方性产品和服务是不可贸易的，然而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先进的运输方式，现在这些产品和服务也成了全球贸易的对象。货物运输和信息传输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进步推动了这种变化，集装箱、协议和准入资格的标准化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

　　贸易理论家认为，第二次分工的单位已不再是行业或企业，而是个体劳动者或企业内的职能部门。与货物贸易一样，企业内部、企业间以及跨行业离岸外包带来的工序贸易，正在影响高收入国家中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和就业。然而，高技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保障也受到了影响，受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外包。民族主义者因此反对全球一体化，从而引起了一些政治担忧。同时，这一现象也在贸易理论家和其他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一些关于范式转变的争论。

　　经济思想史学者对此有什么看法吗？当然有。训练有素的思想史学者会淡然自若地指出：“这些现象亚当·斯密都分析过了！”打开经济学家的权威著作《国富论》，看看第一章。在开篇的这一章中，你将读到关于市场形成及其全球扩张动力的清晰描述。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句话（Smith，［1776］1904，p.I.1.1）这样写道：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表现的更高的熟练度、更好的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本文在翻译作者对《国富论》的引用时，均参考中译本：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译者注）

　　然后，斯密列举了扣针工厂的著名例子，用“分为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Smith，［1776］1904，p.I.1.3），说明了在执行少量任务时，单个工人的专业化如何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发明和“利用适当的机械”（Smith，［1776］1904，p.I.1.8）能带来技术进步。扣针工厂只是一个比喻，实际上，合作的专家们无须在同一地点进行生产。如果其他工厂进行某一部分操作的效率更高，那么制造商完全可以从他们那里购买组件。正如斯密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那样，“分工的缘由”是市场上的商品交换。专业化程度仅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Smith，［1776］1904，p.I.3）。斯密认为，市场体系会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因为贸易、专业化与生产力提高的良性循环会降低运输成本，并“为各种劳动产品打开整个世界的市场”（Smith，［1776］1904，p.I.3.4）。

　　诚然，斯密对贸易带来的总体利益极为乐观，对工序贸易也没有十分明确的论述。为了说明全球专业化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代表性思想史学者会补充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的一些观点，以及通过反复讨论李嘉图对机器使用的看法而得出的各种见解。不难发现，一些古老的理论预见了正在发生的第二次大分工，这对所谓的范式转变之说构成了挑战。

　　不过，如今有多少人会在意思想史学者的见解呢？恐怕不多。对我们的经济学家同行来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一说法十分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的事业正依赖于同行评审文章中所谓的创新。他们甚至不会关注那些更为细致的分析，这些分析探究了用旧思想理解新发展的局限性，从而区分了真正的创新和虚假的宣传。目前，西方国家的民众普遍十分沮丧，充满了对进一步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恐惧和抗拒。由于这种充满焦虑的时代精神（用了两个已被广泛使用的德语单词），早期经济学家对全球分工的客观描述也丝毫不会影响这些公开的争论。

　　然而，近来经济思想史学者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所属领域在经济学界被边缘化了。这种可悲的发展趋势也是进一步专业化与技术和全球学科实践标准化相结合的产物。现在需要学习太多的建模和计量技能，以至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院系、课程方案和核心期刊中为经济思想史留有一席之地的机会成本高得令人难以承受。作为“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ESHET）主席，我有责任提出相反的观点：专业化趋势会增加忽视经济思想史的机会成本。在后文中我将说明，那种促使经济思想史被边缘化的趋势，现在如何增加了人们对经济思想史的需求。我想论证的假说是：人们会更加需要经济思想史学者的技能，因为我们是最后的通才。经济思想史学者有助于降低经济学碎片化带来的成本。

二、碎片化

　　第二次分工也可以被称作“碎片化”，即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拆分任务来分解价值链。由于互联网和全球行业实践标准化，协调跨地区活动的成本已大幅降低，因此，在时空上拆分任务变得可行。但“碎片化”一词也暗示了在建立新的跨国生产模式时，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Gereffi et al，2005；Baldwin，2013）。在价值链内部，创建并维护遍布世界各地且日益专业化的人员网络、减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以及获得企业的跨国业务许可，都存在高昂的成本。一般来说，将这些成本降至最低是通才的任务，因为他们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强大的沟通协调能力。“专才的知识面很窄，而通才无所专长”这句俏皮话正变得过时。这句话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年代，那时，专家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者的广博知识在各自的层级中互为补充。在过去，虽然这两个群体追求着不同的职业道路，但是他们拥有共同的本地语言和文化背景。而在新的跨国生产模式下，这种由于地域邻近而在两个群体间形成的组织凝聚力消失了。

　　是谁，又是什么制造了“黏合剂”，将支离破碎的价值链环节黏合在一起？是数以万计的MBA，以及对专家们进行再教育的培训项目（比如在工程或金融等领域开展培训）。这些项目拓展了他们的技能，使他们能在跨国公司和网络中更好地扮演通才的角色（Ferreira and Sah，2012）。与此同时，咨询、承包、培训和监督等特定部门的通才也使自己的任务变得更加多样化，并将其融入跨文化交流，从而降低碎片化带来的成本。

　　2.1经济学的专业化趋势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经济学的碎片化。我们很难将它形容为“离岸外包”，然而，经济学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如今，少数跨国出版商在教科书出版行业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他们将编写教科书的任务外包给美国顶尖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团队。美国和欧洲的大学也试图把自己变成跨国价值链，他们采取的手段包括开设慕课（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和在国外设立分校，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市场迅速扩张的亚洲设立分校。愤世嫉俗者会说，知名的西方教授与来自东欧和亚洲的年轻研究者之间存在一种工序贸易，后者负责处理数据并进行其他实质性的研究工作，从而换取前者的指导。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劳动力的垂直分工程度和全球教学与研究的标准化程度正在提高。敏锐的观察者可能会将此视为促进交流的过程，因为这给人们灌输了更强的共同体意识，从而有助于克服而非制造碎片化。

　　然而，我们的确很难否认，经济学正处于碎片化状态。在这里，“碎片化”并不是指价值链在空间上的分解，而是指研究活动的拆分。这种状态使人们很难将经济学视作一门定义明确、具有统一核心概念的学科。在过去的50年间，经济学既有研究领域的范围急剧扩大，子领域期刊数量的大幅增加，主流内外都涌现各种包罗万象的子领域。我将用一些现成的指标来粗略地说明这一点，这些指标均取自《经济文献杂志》（简称JEL）和“美国经济学会全文数据库”（简称EconLit），二者均由经济学家的主要学会——“美国经济学会”（AEA）提供（图1）。

　　自1969年《经济文献杂志》创刊以来（1987年由美国经济学会全文数据库接手），其中收录的期刊数量已经扩大为原来的10倍（从182本增加到1 889本）。JEL分类号的数量增加到原来的8倍（从104个增加到826个，范围从A10到Z39）。经济学家从各分类号对应的描述词中为即将提交的论文挑选关键词，而这些描述词的数量增加了10倍（从128个增加到1 355个，范围从“一般经济学”到“旅游业、其他”）。JEL分类号数量增长最快的三个大类，是“C.数量与数理方法（+59）”、“D.微观经济学（+63）”和有些令人意外的“N经济史（+73）”。

　　尽管JEL分类号的历史有助于理解经济学家对其学科的看法如何演变（Duarte and Giraud，2016；Cherrier，2017），但仅通过JEL分类号和EconLit分类描述词数量的变化来解读经济学的专业化趋势也存在局限性，因为并非每个描述词都能和实际的研究子领域一一对应。为了寻找策略上可行的关键词，随心所欲的作者们通常会选择与其专业不（完全）匹配的描述词。此外，至少对于专家来说，JEL分类号的分类方式也并不总是合理的。以大类“B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和异端流派”为例，这个混合的专业分类下只用了29个JEL分类号来涵盖极为广泛的主题（见表1）。在经济思想史大类中，亚类B1和B2以1925年为分界线。之所以这样划分，显然是因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925年的前一年去世了。（*这是查尔斯·麦卡恩（Charles McCann）告诉我的。他记得在与《经济文献杂志》的第一任主编马克·珀尔曼（Mark Perlman）谈话时，珀尔曼提到了将经济思想史分为“1925年以前”和“1925年以后”两个类别的决定。比阿特丽斯·谢里耶提供了JEL分类号的详尽历史（Cherrier，2017），其中包括经济思想史在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动。在2008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中，克里斯蒂娜·马尔库佐利用EconLit分类描述词研究了1991—2008年间经济思想史领域的成果（Marcuzzo，2008）；详细的更新内容参见Marcuzzo and Zacchia（2016），采用不同构思的文献综述参见Duarte and Giraud（2016）。）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为1925年是现代经济学与前现代经济学的分水岭。（**其中有一个“新古典”（Neoclassical）的分类号，但只出现在“1925年以前”一类中，而没有出现在“1925年以后”的类别下，这样分类的结果是，新古典好像突然在1925年消失了，或者融入了B类以外的其他类别。）

　　然而，为什么要担心经济学的专业化趋势呢？240年前，亚当·斯密（［1776］1904，p.I.1.9）对此持完全乐观的态度：

　　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或推想也像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层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工作。此外，这种业务或工作，也像其他职业那样，分成了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又各成为一种哲学家的行业。哲学上的这种分工，像产业上的分工那样，增进了技巧，并节省了时间。各人擅长各人的特殊工作，不但增加全体的成就，而且大大增进科学的内容。

　　斯密属于道德哲学家，正是这一类人催生了经济学家这个特殊的群体。本着罗伯特·海尔布隆纳的精神（Heilbroner，［1953］1999），罗伯特·希勒夫妇最近哀叹经济学家已不再是“世俗哲学家”，因为“为把研究推向前沿而追求狭隘专业化的强烈冲动，（已经）导致了道德视角的缺失”。专业化使经济学科学的内容增加，却没有提高其质量，因为专业化已经“使大多数经济学家无法看到全局，也无法警醒地察觉那些正在发酵的问题”（Shiller and Shiller，2011，第171页）。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碎片化是过度专业化的结果，而人们可能想知道，专业化达到何种程度才是正常的呢？站在巨人斯密的肩膀上，不难发现一种因果循环：由于不同研究领域的专业化增加了科学的内容和数量，通往研究领域前沿的道路往往变得更加漫长和多样化。而正如切德里尼和丰塔纳所言，这反过来使专业化成为“一种通往经济学前沿的低成本（且可持续）的方法，而这是通过缩小能力与难度之间的差距，并减轻难以承受的潜在知识重负来实现的”（Cedrini and Fontana，2015，第2页）。（*这篇论文的期刊版本见Cedrini and Fontana（2017），但是在这个版本中，作者并没有简明地将专业化描述为研究者职业生涯中的一种成本最小化策略。）

　　换言之，为了创新，为了获得同行的认可，为了在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制造沟通障碍。即便研究同一主题，专攻不同理论和经验方法的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彼此。以引言中所述的国际贸易和跨国生产趋势研究为例，使用行业数据研究贸易、投资和就业的研究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和使用企业数据的同行讨论这一问题。在运用计量方法时，数据的差别促使他们研究不同的理论问题，并导致两个方向的研究现状也产生差异。概念性术语开始出现分歧，由此带来了对“翻译”的需求和其他协调成本。之前参加欧洲经济学会的会议时，那些因碎片化而产生困惑的贸易经济学家，如今在“欧洲贸易研究小组”（European Trade Study Group）的会议上也同样开始感到迷茫。

　　2.2多元化

　　那么，近来经常被指责缺乏多元性的“新古典正统”（neoclassical orthodoxy）又如何呢？确实有证据表明，经济学界在基本的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例如从个体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角度来刻画“经济”（Sandmo，2011，第458—460页；Gordon and Dahl，2013）。这难道不意味着，经济学存在可以抵消碎片化的统一内核吗？我认为恰恰相反。从主流之外的观点看，经济学严格统一于新古典正统。而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强调方法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这些方法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偏离了过去被视为新古典内核的东西，该内核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分析为典型代表。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可能对这个内核所知甚少。他们口头上遵循着标准的新古典信条，然后径直奔向各自专业研究领域的前沿，在那里，研究成果会限制甚至缩小这些信条的适用范围。据观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研究重点“从模型转向方法”的“量化转向”影响下，经济学经历了一次从“纯理论”至上到“应用研究”主导的转变（Backhouse and Cherrier，2014；Panhans and Singleton，2016）。然而，在这场转变中，经济学并未产生新的统一内核。应用经济学建立在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和日益多样化的相关研究方法之上，这种方法论优势似乎使人们更难洞悉全局。

　　过去，人们基于一套共同的定理将经济学界定为一门统一的学科；现在，人们界定经济学统一性的方式，却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诸如期刊、学系甚至单个研究者的排名等可量化的声誉机制，以及单纯在形式上强调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形式主义。（*Alex Leijonhufvud（1981a）关于“经济学家的生活”的人类学发现如今仍旧适用。然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也发生了量化转向。驱动这种转变的因素之一是技术进步，计算机化已经极大地便利和改变了数据的收集与处理过程。有关战后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参见Backhouse and Fontaine（2010）。）对经济学的学科认同逐渐聚焦于这种象征和形式，而非共同的定理。深入审视当前的“主流多元化”和众多公开的异端学说，人们不禁产生疑问：从长期看，是谁，又是什么能产生让经济学界统一的凝聚力？

　　如希勒夫妇所说，如果有必要重新获悉经济运行方式和运作体系的“全局”，就需要专门的通才来确保正在进行的专业化对整个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是可控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对通才的需求，正类似于全球价值链中人们对通才的需求。经济思想史学者能胜任这类工作吗？第一个答案是“能”。我们的专业拥有标志着综合性的统一名称“经济思想”，综合性正是本专业的特色。（**正如Agnar Sandmo（2011，第11页）所言：“经济思想史是一个特别的特殊领域。它鼓励人们反思学科的内容和发展脉络。”（这是他在文中强调的。））但沉思片刻后，第二个答案或许是“不能”。专业化趋势带来了一个困境：它创造了对通才的需求，但同时也使人们很难成为通才。需求没有创造自身的供给，萨伊定律在这个特殊的市场也行不通。想要钻研经济思想史的年轻学者不应仅仅专注于该领域，因为从学术生涯的前景看，这将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

　　那么，经济思想史学者（人们甚至认为他们的任务不可外包，而只会被技术进步取代）如何在减少碎片化，进而降低经济学专业化的成本方面发挥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下文将进一步讨论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经济学领域的通才？第二，是什么让经济思想史成为具备通才性质的专业？第三，专攻经济思想史有何比较优势？第四，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应该如何提高他们的身价？

　　在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中，本文将介绍不同类型的通才及其任务（第三节）。第二个问题涉及思想史的功能，这些功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专业化通才的任务相对应（第四节）。第三个问题涵盖了使思想史学者胜任这些任务的专业技能（第五节）。最后一个问题则关于如何利用这些技能来促进我们在经济学界的生存和发展（第六节）。

三、经济学通才

　　什么是经济学通才？他们至少能被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博学者、单一理论者和沟通者。

　　博学者（polymath）不符合“通才无所专长”这一陈词滥调，他们知识渊博，在很多领域和学科都表现出众。在当代经济学界，最著名的博学者是保罗·萨缪尔森，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称为“最后一位经济学通才”。这是他的原话：

　　我可以说，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是在谈论我自己。我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曾声称自己是经济学领域的最后一位通才，因为我在多个学科撰写文章并教授课程，比如国际贸易和计量经济学、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人口统计学和劳动经济学、金融和垄断竞争、学说史和区域经济学等。（Samuelson，2004，第52页）（*审稿人认为还应提名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或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宣称自己涉足了那么多领域。）

　　单一理论者（monotheorist）则是致力于研究一般理论的通才。一般理论以一些基本要素和“首要原则”为基础，是可以用来解释整个经济（或其本质特征）的统一分析框架。在20世纪的经济思想史中，曾出现过很多有争议的“一般理论”。例如，阿罗和德布鲁的以边际原则为基础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Arrow and Debreu，1954），而斯拉法则复兴了对于生产和分配的古典剩余方法（Sraffa，1960）。又如凯恩斯的《通论》（1936）聚焦于宏观经济协调问题，而微观导向的新古典理论忽视了这一问题；卢卡斯则坚持认为，与“新古典主义”背景下的瓦尔拉斯微观基础相比，其他任何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方法都显得多余（Lucas，1987）。经济学家曾试图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来处理这些理论之间的矛盾。例如，“新新古典综合”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中融入了“新凯恩斯主义”（虽然不一定是凯恩斯的）观点（Goodfriend and King，1997；Woodford，2003）。新新古典综合的概念与最初的“新古典综合”有关。“新古典综合”是萨缪尔森创造的术语，用来描述大约60年前，宏观经济学家就稳定政策达成的共识（Samuelson，1955）。自诩为“最后的通才”的萨缪尔森本人是不是单一理论者，尚无定论。虽然他的宏观经济思想更偏实用性而非理论性，但是他声称自己的《经济分析基础》是“经济学理论的一般理论”（Samuelson，1983，第xxvi页）。显然，他认为自己是单一理论者。

　　第三类通才是沟通者（communicator），他们向公众传播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观点，并注意维护学界的共同身份。后一任务意味着他们需要与各个子领域的专家进行内部沟通。在沟通者这一类别中，我们可以继续划分出三个子类别：意见领袖、教员和研究协调员。

　　意见领袖扮演着“代表性经济学家”的角色（多数是男性而非女性）。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汉斯-维尔纳·辛恩（Hans Werner Sinn）可能是这一类通才的两个典型例子。如要了解过去美国和英国意见领袖及其他经济学家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情况，参见Mata and Medema（2013）。）他们是“通识专家”，将经济学这一沉闷科学（dismal science）中的严肃信息传递给大众。其观点经常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专家可能会怀疑意见领袖的一般专业水平。然而，也有很多同行十分支持意见领袖在媒体前代表经济学界，因为这使他们有时间从事研究以及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随着博客世界日益分化，如何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对世界时事发表评论、传播观点，已经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

　　教员通过教材和其他媒介来讲授一般经济学。他从事着将一般经济学介绍给本科生和其他人的基础工作。这项工作十分重要，但人们往往低估了它的重要性，并且常将它留给那些不比自己的学生高明多少的人。

　　研究协调员包括多种类型的工作人员（不一定由同一个人担任），他们承担了服务于学术共同体的工作。他们或担任期刊编辑，或在汇聚了广泛领域专家的研究群体中担任协调员，或担任研究资助委员会的成员，或在经济学学会中任职。

　　萨缪尔森在不同工作中承担了所有这些职能。正如他在谈到自己是最后一位通才时所说的，博学者和单一理论者已经凤毛麟角，至少目前如此。专业化和碎片化导致经济学界越来越难以孕育出博学者，而且即使单一理论者也正面临着困境。哈恩预见了从“纯理论”向“应用经济学”的转变（Hahn，1991，第47页、第50页），他说道：

　　我们的后继者不仅会比我们更少地关注一般问题……他们还会面临特定的问题，他们将学习处理特定难题的特定历史和方法……可能会使用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假设，而不是我们需要沿用的定理和简单易懂的公理。

　　这种发展趋势使沟通者成了最后的通才。但我并不认为经济思想史学者应该承担上述所有职能。由于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处于边缘地位，我们几乎无望成为意见领袖。即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成为教员，并且认真对待这份重要的工作，也不应满足于仅仅是起到入门引导作用的教员。研究协调工作往往更有价值，但经济思想史学者很少获得这类职位。不过，如今经济思想史学者可以通过参加一些活动，在没有成为沟通者的情况下，对不同的沟通者群体产生微妙的影响。他们有潜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是“最后的通才”。

四、经济思想史：一个通用专业？

　　经济思想史的哪些功能可以使其成为符合学界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专业呢？为了应对碎片化，这些通才化的功能应该帮助经济学家维护其作为学科成员的共同身份，并且应该为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服务。这两种对公共利益的定义可能不完全一致。经济学家来自具有特殊职业激励的特定行业，在促进科学进步的同时，他们的特殊利益可能会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相冲突。 （*人们不必像亚当·斯密那样，认为“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Smith，［1776］1904，p.I.10.82）。不过，美国经济学会（2012）、社会政策协会（Vereinfür Socialpolitik，2012）和其他专业学会最近推出了学术伦理守则和信息披露原则，证明了学界与社会之间确实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公众对此类冲突的关注推动了这些守则的出台。）

　　然而，为了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在下文中我将采取一种理想化的观点：在图2中，我将用公共利益和特殊技能要求这两个维度来定位经济思想史的不同功能。我假设社会和学界的公共利益通常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在图中位于同一（纵）坐标轴上。倘若二者之间产生了分歧和冲突，我将在下文特别指出。越向右移动，对档案研究、文本和语境分析、分析性重建、文献计量和词典编纂等经济思想史特殊技能的要求就越高。（**对经济思想史技能的描述和相对评估，参见Marcuzzo（2008）。）在发挥经济思想史的大多数功能时，都需要运用相关专业领域的技能进行补充，比如，若要评估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掌握一些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相关的知识。请注意，图2并没有数据或严谨的理论作为支撑，它仅代表我个人的推测和拙见，但我仍希望它能有一些启发价值。

　　4.1探索过去

　　经济思想史首要的基本功能在于探索过去的经济思想，这也是经济思想史的专长所在。经济思想史学者对于探索过去充满激情。由于“往昔犹若异乡”（L.P.Hartley，引自Lowenthal，1985），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完全合理，而且这种激情也可能有助于书写我们走过的历史。在探索过去的过程中，所需技能的种类和水平因历史背景不同而异。一些学者如此娴熟、巧妙和（或）幸运地选择了恰当的时机来研究过去，以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地激起了学界内外的普遍兴趣。（*根据在符合公共利益的期刊和更广泛的圈子中引起共鸣的情况，我会向读者提及以下代表性研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的《世俗哲学家》（Heilbroner，［1953］1999）、乔治·施蒂格勒的《经济学史论文集》（Stigler，1965）、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1983］2000）和唐纳德·莫格里奇（Moggridge，1992）各自撰写的凯恩斯传记，以及佩里·梅林的《费希尔·布莱克与革命性金融思想》（Mehrling，2005）。）这些研究通过重建过去来审视当下，为“全局”提供了补充，也因此获得了认可。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少有些轻蔑地认为，这种“纯粹”的经济思想史“仅仅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对他们来说，这并不符合公共利益。

　　4.2缩写

　　经济思想史的第二个基本功能是缩写。虽然经济学家通常对自己所用术语的历史渊源浑然不知，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在时刻使用着这些术语。这里我指的是，那些用过去思想家和学派的名称来描述概念、效应、定理甚至范式的缩写，例如“费雪效应”“科斯定理”“纳什均衡”“阿明顿弹性”“萨伊定律”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使用这些标签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经济思想史技能。无论是最初学习一般经济学时，还是后来专攻某个领域时，人们都自然而然地使用着这些标签。使用缩写符合学界的公共利益，因为这为交流提供了便利。此外，这些缩写也是学术共同体的“黏合剂”，让经济学家们感觉宛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研究，从而产生了一种继承感。“拽人名”（name dropping）是否有助于科学进步，取决于人们是否对其语境有着清晰的共识。和其他行话一样，使用缩写的缺点在于它创造了学科的内部用语，进而阻碍了与研究相同主题的其他学者进行交流。更严重的问题是，诸如“萨伊定律”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经济学术语正被普遍地滥用和曲解。

　　4.3修饰

　　就经济学界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而言，经济思想史的下一个功能在于修饰，这一功能的作用与缩写恰好相反。但很多时候，把历史作为修饰秉持了辉格史（Whig history）的观点：过去被视作灰暗的陪衬，以歌颂当下的成就，赞扬严谨分析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启发。人们称颂过去的英雄，比如我们的代表性人物斯密和萨缪尔森，也纪念重要机构的成立和其他重要事件。在经济思想史学界，学者们运用经济思想史技能的能力与产出成果的质量参差不齐。其实思想史学者有很多杰出的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数并不是辉格史式的，但是通常来说，著名经济学家浅尝辄止的领域仍然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学界倾向于将这类工作视作服务于学术共同体的修饰性行为，而不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研究工作。（*例如，两位在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迈克尔·伍德福德（Woodford，1999）和奥利维尔·布兰查德（Blanchard，2000）对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评论，或者保罗·克鲁格曼在俄林讲座的讲稿《地理学：迷失与发现》（Krugman，1995，第37—59页）。我与合作者在其他文章（Ehnts and Trautwein，2012；Tamborinietal，2014）中讨论了这些评述的优点和辉格史性质。）部分持目的论的学者宣称经济学是一门不断进步的科学，不可否认，这些学者产生的价值微乎其微。但遗憾的是，研究者对这种修饰性行为的轻蔑态度很容易波及那些严肃的纪念工作，这些工作理应获得更高的评价。

　　4.4教育

　　经济思想史的一个常规功能是教育。在过去，历史受到了更多的尊重，那时经济思想史课程是经济学通识教育的一部分（Samuelson，1987；Goodwin，2008）。学习历史对于在学科内部形成身份认同感必不可少。经济学系里有思想史学者是一笔财富。尽管这不是必须的，因为许多经济学者都自认为有足够的能力在该领域进行教学和学术创作。随着建模和量化方法激增，将经济思想史纳入课程教学方案的机会成本上升，人们对经济思想史的兴趣也随之下降。（**谈及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所接受的研究生教育时，萨缪尔森（1987，第52页）评论道：“研究生每晚至少需要睡四个小时，这是普遍现象。所以必须舍弃一些经济学课程，而最先被放弃的就是思想史。”考虑到这么早以前经济思想史专业就开始被边缘化，它能存活到现在多少有些令人惊讶。）从理论到方法的“应用转向”培养了科学主义态度，于是“与前辈们相比，现代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将经济学视为一门累积性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见解总会使早期科学家的观点显得过时且错误”（Sandmo，2011，第4页）。如果现在的教科书和研究文献保留并完善了过去所有的正确观点，那么除了陈述过去的错误，经济思想史课程又能提供什么呢？

　　不过，经济思想史的确有复兴的迹象。大量学生和年轻学者重新发现了过去的经济思想附带的价值（Caldwell，2013）。倡导经济学多元化的学生要求在课程方案中重新纳入经济思想史课程，从而为新的经济思想奠定基础。即使倾向于跟随主流的年轻学者，也对经济思想史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兴趣，因为他们发现整个经济学科的多元化已经到了令人迷惘的地步，他们需要以历史为指引来寻找方向。当他们听从同行的建议，追求狭隘的专业化，以便通过缩小自身能力与科研难度之间的差距来到达研究前沿时，他们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全局感”。他们的专业知识并没有为其理解系统性问题提供很大帮助，而经济学家本应在这些问题上有所建树，例如全球性金融危机，或者气候变化、人口变化、移民和数字化等问题的经济根源和影响。认真探讨这些重大问题时，过去“世俗哲学家”的宏大视野比现代理论更容易解决问题。如果阅读和训练得当，更古老的视角也可以通过缩小学者能力与科研难度之间的差距，为系统地思考当今世界经济提供多条路径。（*在此泼点冷水：需要注意的是，学生们对经济思想史的兴趣往往只在危机时期增长（Caldwell，2013，第755页注释2），而当他们意识到严肃的思想史研究需要深入而广泛的阅读时，这份兴趣就会减弱（这点仅有逸事证据的支持）。）

　　因此，经济思想史能成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与专业化互补并抵消其不利影响。这里我们再次请出亚当·斯密，援引《国富论》第五篇（［1776］1904，p.V.1.178）。他在书中表明，支付“青年教育设施的费用”属于政府的职责，因为：

　　　分工进步……大多数人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自然要……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

　　经济学的研究工作通常不仅仅需要一些简单的操作，但是当研究者发觉自己因碎片化而变得愚钝无知时，我们应该准备好随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经济思想史的教育功能不仅限于教授全局观。理论发展和制度变革塑造了现代经济学，通过学习这些演变和革命，年轻经济学家将受益匪浅。为什么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会在长期中变化不定？经济学何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它是怎样发展的？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学的美国化，又是什么推动了经济学的全球化？经济学是否有不同的国别传统，如果有，它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学术质量评估机制发生了什么变化？（*Alex Leijonhufvud（2003）描述了大萧条以来，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在长期中变化不定”的现象。在2014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中，卡多佐讨论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诞生。在2010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上发表的另一篇主席演讲中，哈格曼阐述了欧洲流亡者对经济学“美国化”的影响（Hagemann，2011）。关于国别传统和其他问题的讨论，参见收录于论文集中的文章（Coats，2000；Lanteri and Vromen，2014）。）纵观理论和制度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累积性的科学”。在“累积性的科学”中，有效的选择机制会淘汰劣质的思想，并保留和完善好的思想。然而，一些最新的经济学研究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一部分进步的灵感来自对旧思想的重新挖掘。（**通过历史分析取得进展的例子参见下文。请注意，我并非认为所有研究都是在重新利用或重新发现旧思想。）记得熊彼特对“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从那里我们指望得到的收获可以分为三类：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1954，第4页，这是他在这一页中补充的重点。）这让我想到了经济思想史的最后三个功能：纠正、识别盲点和在回溯中创新。

　　4.5纠正

　　证明斯蒂芬·施蒂格勒的“得名由来定律”，即“没有哪个科学定律是以其首位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是最受经济思想史学者喜爱的消遣方式。（***正如斯蒂芬·施蒂格勒（Stephen Stigler，1980，第147页）而非乔治·施蒂格勒所说：“我猜，无论是业余还是专业的科学史学家，在他们研究生涯的早期，大多数人都会兴致勃勃（且通常忍俊不禁）地发现，一些以名人命名的研究成果，在被命名之前就早已为前人所知（并得到更好的理解）了。）”然而，经济思想史还能发挥其他更重要的“纠正”作用。历史令人纠结之处不仅在于“往昔犹若异乡”，还在于它是由我们自己或他人创造的“异乡”。历史是一种事后构建。代表性经济学家往往养成了一种令人遗憾的习惯，即在参照历史时粗心大意，甚至失之偏颇。因此，经济思想史学者也多了一项任务：提醒人们注意避免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或滥用。（*鉴于本文始于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讨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通过全面细致地重新研读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有关国际贸易的内容，Gilbert Faccarello（2015）指出，李嘉图关于比较优势的观点与人们对此的普遍解释存在很大差别。）现代经济学家常常将思想史作为“修辞武器”（Laidler，2003）来维护其在知识上的垄断地位，他们将过去的经济学大师曲解为只会使用现代经济学家推崇的特定方法的“先驱”。（**David Laidler（2003，第12—19页）重点批评了罗伯特·卢卡斯及其“新古典主义”阵营的同行对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修辞式滥用（rhetorical abuse）。）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思想史的纠正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纠正这种辉格史式的观点和其他曲解确实符合增进知识的公共利益，但我们不应过分乐观地认为经济学界会欣然接受这种对历史的纠正。我们的经济学家同行往往忽视这些纠正，或者在接连受到批评时，干脆跳过参考历史的环节。然而，即使对经济学当前的历史建构进行质量检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但它对改善未来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不可或缺。

　　4.6识别盲点，在回溯中创新

　　用经济思想史识别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盲点，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纠正功能。为了理解这种识别功能和在回溯中创新的功能（图2中最符合公共利益的经济思想史功能），我们不妨将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类比为一棵决策树的成长过程：

　　经济学家习惯于将一切归结为选择的结果，而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学家做出选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为了鉴古知今，我们将经济学的历史视作从过去通往现在的决策序列。想象有一棵巨大的决策树，它扎根于亚里士多德时代，而近来的几代经济学家……正在最顶端的树枝上与彼此对话。决策树会在经济学家们无法达成共识时分叉，在这些分叉点，他们必须做出有争议的决策，这些决策并非为了获得普遍认同。分叉后的两根枝条未必势均力敌；在多数情况下，事后人们最终会达成普遍共识，这意味着其中一根枝条最终会枯萎凋零。这棵树最古老的部分也许只是光洁的树干，但它的汁液仍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汩汩流淌。（Leijonhufvud，2006a，第4—5页）（***这段话摘自Alex Leijonhufvud在2006年波尔图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上发表的特邀演讲，该演讲题目为“历史的用途”。）

　　现代经济理论由早期关于建模标准的决策发展而来，彼时，制定这些标准似乎有助于降低研究的复杂性。因此，这些最顶端的树枝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视野，让我们能更清晰准确地看到各种事物。然而，建模的传统也可能限制我们的视线并制造盲点。如果最顶端的树枝长错了方向（由于存在不够好的分析抉择和不同专业之间的分歧），或者长到了极度抽象的水平（由于过度使用假设），那么研究相关现象就会困难重重。在经济学决策树上，一些较低的节点向其他方向延伸出不同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通过比较这些理论研究的问题，我们可能会侦测到盲点。此外，借助一些分析性重建，反观这些较老的分枝时，人们可能会对相关现象产生新的见解。

　　宏观经济学的现状就是运用经济思想史识别盲点，并在回溯中创新的典型案例。20年前，布兰查德（1997，第289—290页）指出，几乎所有宏观经济学家都在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这个框架包含三个要素：跨期优化、不完全竞争和名义刚性。这种“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定义了新新古典综合，并成为一种共识性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在分析总产出的短期波动时，唯一严谨的方法是将短期波动视作摩擦的结果，即将它视作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下对标准完全竞争模型的偏离。在这一框架下，经济稳定地演变至接近稳态增长路径；精心设计的货币政策规则通常足以中和工资与价格黏性的影响，从而缩小了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20年后的今天，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更多摩擦，但“布兰查德三角”依旧代表着共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布兰查德（2016，第1页）近来认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必须变得不那么‘帝国主义’，并接受与其他建模方法共存”。在批评危机前“知识的僭妄”综合征（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式）这一宏观经济学的特征时，卡瓦列罗（Ricardo Caballero，2010）阐述了一些其他的模型化方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被贴上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Clarida et al，1999）和“新维克塞尔主义理论”的标签（Woodford，2003），以突出其借助凯恩斯和维克塞尔的真知灼见来扫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盲点的创新之处。（**凯恩斯主义在这方面的观点，本质上是研究在总产出先于价格水平做出反应的情况下，经济体对冲击进行调整的相对速度；维克塞尔的理论侧重于研究“自然利率”与货币政策利率之间的差距如何决定总需求。然而，在新新古典综合的理论建构中却缺乏对过去理论的回溯，因为它是从新古典主义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分离出来的。布兰查德（2000，第2页）认为，20世纪宏观经济学取得的进展是“知识在以稳定得让人惊讶的速度积累”。）然而，甚至不需要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就能发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学几乎无法应对金融不稳定及其实际效应。很久以前，莱永胡武德和明斯基就从根本上批评了新古典综合和新新古典综合理论中的稳定-摩擦方法（Leijonhufvud，1968，1981b，2004；Minsky，1975），认为这种方法对货币经济中的系统性协调失灵视而不见，而维克塞尔、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最初提出的方法则重点关注了这种失灵。（*关于后危机时代的批评，参见Leijonhufvud（2011）。2004年在多伦多举行的“经济学史学会”（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HES）研讨会上，通过与Woodford的交流，学者们更清晰地阐述了对危机前理论的批评（参见Hoover，2006；Laidler，2006；Mehrling，2006；Boianovsky and Trautwein，2006；Woodford，2006）。）莱永胡武德（1968）用“控制论”的方法重新阐释了凯恩斯经济学，随后提出要发展“计算宏观经济学”（computational macroeconomics），从而在“基于行为主体的模型”（agent based models）中探讨复杂市场机制的自适应动态（Leijonhufvud，2006b）。他的这种重新阐释，激发了很多通过回溯来实现宏观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尝试。（**也可参见Howitt（2008）、Delli Gatti et al（2011）、Ashraf et al（2011，2016）。即使只与其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标准之间存在微小的偏差，用“维克塞尔-凯恩斯三角”代替“布兰查德三角”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具体证明参见Tamborini et al（2014）。）

　　经济思想史无疑为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阿罗关于技术进步的观点类似，库尔茨曾（诙谐地）猜测道，经济学的进步“通常通过重组和发展已知的思想来实现：新思想产生于旧思想……如果总能充分发挥重组可能性的全部潜能，那么随着时间推移，知识微粒的数量将近乎无限制地增长……由此可见，如果经济学要摆脱经济思想史，那就是在自取灭亡”（Kurz，2006，第476—477页）。（***在2006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中，库尔茨提出了这一观点。在演讲中，他还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经济思想史的下述功能：（a）发现盲点和（b）在回溯中创新。对于（a），他将保罗·罗默有关资本品多样性的增长理论与旧理论进行了比较；对于（b），他讨论了斯拉法如何重建了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古典剩余方法（Kurz，2006，第478—482页）。）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中所有新思想都是旧思想的重新组合。如果完成得好，从历史视角来评估当前的研究将会是一种联合生产过程：既能追溯旧思想的脉络，又能识别创新之处。由于自身的专业性，思想史学者往往会重点研究旧思想的发展脉络，而让（其他）经济学家来评价创新的部分。毫无疑问，双方还有进行有效合作的空间。

五、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比较优势

　　经济思想史学者是否能承担起减少经济学碎片化的使命，如果个人办不到，最起码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做到？由于我的目的是说明与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交流时，作为通才的思想史学者有哪些比较优势，因此下文将从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出发，即经济思想史学者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有效地运用了他们的技术和技能。但我不会从代表性经济思想史学者的角度来阐述我的观点，而是强调该领域内不同专业异质性的重要意义。我将典型的经济思想史学者视为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平均意义上的个体。

　　第二节已经阐述了思想史学者的第一个比较优势，即他们是一般性的通才，因为就主题和理论而言，他们的研究领域最为广泛。根据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本质，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者需要涉足众多领域，所以他们倾向于在更宏大的背景下开展研究工作，并对经济思想的总体演变进行反思。因此，他们自然有极大的多样化发展空间。

　　第二个比较优势是思想史学者拥有在时间、空间、方法和学派等维度上的多元跨文化能力。经济思想史学者在时间维度上广泛游历。历史不仅是一个“异乡”，还是有着不同语言和制度的许多“异乡”。因此，史学家需要具备语境分析和比较分析的能力。尽管他们可能受过经济学或历史学方面的基础训练，但他们还要学着用学术的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科学领域，另一条腿在人文领域。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学史不仅是一门社会物理学，也是一门艺术，比如“中央银行的艺术”。这时，进行语境分析可能会大有裨益。（*一位审稿人曾指出，人们普遍认为，与其他领域相比，在货币和银行领域，历史对于事物发展的意义更为重大。因此，各国央行（至少其中一些央行）聘请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专家和对历史感兴趣的货币理论家是合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在2016年于巴黎举办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上，他被任命为学会的荣誉会员。古德哈特经常出色地运用货币史和过去的货币理论，其中揭穿“最后贷款人神话”（Goodhart，1999）可以作为他在货币和银行领域运用经济思想史的一个例证。）因此，在接受和运用来自不同背景的方法时，思想史学者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并不是说，经济思想史学者对标准经济分析方法（“科学领域的那条腿”）的理解已达到了应有的高度，这当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普通经济学家相比，他们往往有更多机会与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交流，并从跨学科的思想交融中受益。

　　经济思想史学者也在现实和虚拟的空间维度上广泛穿行。在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网络中，跨国合作日益增加。这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其他分支学科的学者主要因交流的标准化而齐聚一堂，思想史学者则借助其学科优势，由于文化差异和从中获得的启示而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无论欧盟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把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视作欧洲一体化的成功案例。虽然还应该在东部和北部地区开展更多活动，但在其成立的头二十年里，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此外，该学会还与美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其他经济思想史学会开展了密切合作。在全球经济思想史学界，我们看到的是跨空间的结合而非分离，也就是说，探究思想的跨国传播和区域发展情况的异同，已经成了各地学者共同的任务。

　　如此一来，只要会议上的交流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交流活动全球化本身就会产生凝聚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经济思想史学术团体之间没有冲突，事实上由于各团体将彼此（但绝不包括他们自己）视为教派，他们对经济思想史内容与实践优劣的看法大相径庭。不过我认为，全球经济思想史学界就像一个规模巨大的教会，容纳了对众多思想流派的研究，其中部分流派显然属于异端，部分流派过去是正统学派，还有一些流派则是当今正统学说的先驱。通过保持交流（如果可以的话），不同流派和方法将创造更深层次的跨文化能力，而这能使经济思想史学者扮演经济学通才的角色。

　　经济思想史学者的第三个比较优势是“越老越吃香”。外界的观察者指出，经济思想史学者的平均年龄较高，而且无可否认，经济思想史的知识孕育期相当漫长。学者们的确需要大量阅读，但是学习大量知识的重负并不会使人停滞不前。当学者们在经济思想及其背后的人物与学术团体之间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联系时，学习知识的重负就会变得越来越轻巧。历史为其研究者提供了稳定的前景。与其他专业的萎缩或消亡相反，由于历史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长，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展。此外，正如前一节所述，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并不会过时。在不断变化的现代语境中，通过学者反复的重新诠释，大部分研究材料也会“回归当下”。

　　经济思想史的长期视角促进了人们对连续性和变化的理解。同时，由于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专业技能和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较慢，因此几乎无须担心技术进步会阻碍经济思想史研究。尽管现代技术极大地便利并推进了相关研究，比如将现代技术运用于档案数字化或文献计量工作等方面，但与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相比，经验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仍然十分重要。最后，经济思想史学者的学术生涯往往十分漫长。在年轻时进入该领域并成为学者当然十分困难，所以很多人强烈建议年轻学者要有第二个专业领域。然而，随着年龄增长，这一群体的学术生涯将变得十分安稳，他们甚至有机会与来自其他领域的杰出经济学家进行有趣的交流。在年轻的时候，这些来自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几乎都不愿屈尊与思想史学者“认真地交谈”。而当他们变老时，许多人就感觉自己落后于所属分支学科的转变，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正被其专业遗忘，或者不被其专业接受。于是，其中一些人就愿意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协助撰写其所属领域的历史。（*有很多例子，在此不一一列举。）

六、提高我们身价的策略

　　我们当然可以据理力争，强调经济思想史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并证明思想史学者有能力担任经济学通才，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让经济学同行给予我们应有的关注？对此我有五个建议。请注意，践行这些建议并没有它们看上去那么麻烦。

　　第一个建议是用多条腿走路。如果我们想和经济学家讨论他们研究的主题以及历史的作用，我们就应当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这意味着，思想史学者需要了解与其经济思想史专长相关的专业领域。对那些从某一特定经济学领域转向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时刻跟进其专业的发展动态。而其他所有学者都应该熟悉其专业领域中的专家在解决某些热点问题时使用的原理和方法，通过这些热点问题，思想史学者想要说明经济学家应当更加关注历史洞见。这似乎显而易见，但根据我作为一名会议组织者、经济思想史期刊审稿人和编辑的经验，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多人关注经济学各领域前沿的发展情况，我们会做得更好。

　　第二个建议是挑战和创新。深入学习经济学决策树上你感兴趣的领域，并在历史中寻找其有趣的分支！试着问问自己：研究这些分支是否有可能纠正当前的错误、识别当前方法的盲点，甚至通过回溯取得科学进步？如果有，那么就试着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合作来证明研究它们的意义！这个过程本身就能很好地促进你的历史研究。不要对应用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实证方法视若无睹！这些“量化工作者”对于在回溯中重新定向和创新持开放态度。与“纯理论家”相比，他们在传统的建模策略上下功夫较少。一旦他们得到的经验结果与当前的标准理论不符，他们就可能会尝试用过去的理论来进行解释。尤其是当分析性重建使运用旧理论变得可行时，也许这些过去的理论更能满足解释现实的需要。

　　第三个建议是加强史学家之间的合作。显然，不是所有经济思想史学者都渴望成为通才，来充当经济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黏合剂。许多人只想成为专家，研究某个特定的学者、流派或时代，挖掘档案，深入分析文本和历史背景等。这当然也很好，而且确实可以成为全球经济思想史学界内部分工的一部分。有关历史的学术研究能为其他思想史学者提供宝贵的素材和见解，从而将它们用于教育和其他意义深远的经济思想史通用目的（如第四节所述）。除了标准化的图书馆和互联网资源，还可以在全球经济思想史学界直接发布相关研究信息，从而使分工更有效率。在这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可以做得更多。（*关于经济思想史学界内部长期有效的信息系统，一个例子就是经济学史学会的SHOE邮件列表（https：//listserv.yorku.ca/archives/shoe.html）。2017年春季，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和经济学史学会开设了一个名为“SHoET（@Societies_HET）”的推特账号。）

　　除了这种松散的合作形式，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开展一些因减轻知识负担而报酬递增的大型科研项目也十分重要。在这些项目中，无论是研究，还是确保所需资源的供应，都需要学者们开展团队合作。一般来说，与应用经济学家相比，后一项任务对经济思想史学者而言更加困难，但是规划清晰的大型联合项目增加了成功获取资源的机会。此外，这些举措还有助于防止经济思想史被分割为规模报酬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小项目。

　　经济思想史学者还应该加强与经济史学家的合作。罗塞利（Rosselli，2013）呼吁恢复经济史学家和思想史学者之间如过去那般亲密的关系，并指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饱受经济学碎片化的摧残。“尽管经济思想史学者和经济史学家经常向经济学家发出呼吁，强调其工作与经济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但他们从未向彼此发出呼吁，也未认识到彼此合作的重要性。”（Rosselli，2013，第866页）在经济史学家与经济思想史学者的合作中，人们更容易通过语境和背景分析来更好地研究古今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重大发展。正如维克塞尔（1904，第467页）所说：“历史肩负着……启迪和解放的使命，指引我们去理解事物的现行秩序。”此外，维克塞尔仿佛还预见了向计量史学转变的量化转向，他补充道：

　　如果说统计学和历史学是系统经济学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那么对前者而言，后者也是一种辅助手段、一门辅助科学。如果没有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就不可能成功地研究经济史乃至政治史。

　　维克塞尔总是迫切地指出，对经济学的正确认识应该包括对过去经济思想的了解。（*关于维克塞尔对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思想的深入研究，参见笔者的文章（Trautwein，2015，2016）。）

　　毋庸置疑，与科学史学家进行更多合作也很有价值。作为一门学科，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史能为学科演变以及科学知识的生产模式和发展趋势，或者说科学知识的“建构”提供许多深刻见解。经济思想史学者将受益于这些见解，也将受益于与大型学术共同体的合作。比如为了应对学科专业化和碎片化的挑战，为多学科、跨学科和元学科研究筹集资金。

　　第四个建议是提高经济思想史的知名度。我们应该向经济史学家学习，通过充分利用重大趋势和事件（比如全球化和金融危机），他们更好地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这方面，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合作也可能大有裨益。

　　另一个提高知名度的方式甚至更容易实施。在经济学界，可以依据影响因子给期刊排名，这是一种对于招聘教员和筹措经费十分重要的评价机制。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些排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们都会一直存在。目前，经济思想史期刊的排名并不靠前，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与其他分支学科相比，经济思想史学界的规模较小，以至于相关文献的引用量较少。其次，思想史学者将他们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出版成书，虽然这些书籍在思想史学界的知名度很高，但并不能计入影响因子。因此，在其他经济学家看来，经济思想史成果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在于许多思想史学者有一种令人疑惑的习惯，他们倾向于忽视近期的文献。于是，他们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与过去的大师进行私人对话，而对相应历史的其他研究成果则鲜有兴趣。虽然我们不必囿于其他领域通用的僵化研究模式，即为了明确论文的创新性，必须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回顾最新的文献（大多数是“灰色”文献“（*灰色”文献指尚未在期刊、著作中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已通过同行评议的文献，如工作论文、会议论文以及博客文章等互联网上的文章。——译者注）。）但是，只要我们适当地阅读并引用经济思想史期刊的文章，就能有效地提高经济思想史的知名度。对于排名中下游的期刊，决定影响因子大小的引用次数差别很小。每年多引用几次，就能使一份经济思想史期刊的排名上升。到那时，经济思想史学者将有更多机会取得学术成就。这将在总体上提高经济思想史学者的地位。

　　在这些策略性考量背后，还存在一个关于学术质量的基本问题。如果经济思想史学者在其著作中不重视其课题的研究现状，他们就很难使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为人所知。（**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Pedro Duarte。）如果缺少相关领域内最新文献的综述，将给外行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而无须掌握任何专业技能。另一方面，那些有志于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生会发现，如果没有第二部分的文献综述引导他们了解学术标准，他们将很难学会规范地研究经济思想史。这样的结果是，经济思想史期刊要在充斥着“非必要的原创性”（重新发现）且质量很低的投稿中艰难生存。为了经济思想史的蓬勃发展，相关文献应该更好地反映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标准。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提高经济思想史的知名度。最重要的是，要比以前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对经济思想演变感兴趣的学生和年轻研究者。我们应该为研究者提供所有能用于汲取知识（即便只是通识）的专长，帮助他们审视经济学大师，审视这些大师在经济学决策树上所处的关键节点。其中大部分工作可以在网络空间完成，主要媒介包括博客、视频、慕课和社交媒体上的高质量文章、对话、讨论和文献资料。（***这些工作都将以时间和金钱为代价。一些形式会比其他形式更为有效。大卫·莱德勒（David Laidler）（在回复我的私人信件中）指出，发博客可以有效地加强我们和“现代经济学家”的联系：“在货币领域，博客作者能够很好地代表那些真正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而且我听说在重视历史的院系中，有不止一位‘现代’经济学家承认，自己花在阅览博客上的时间和花在阅读期刊论文上的时间一样多，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利用这一途径取得一些进步。”）

　　另一种方法是投入精力从历史角度撰写综述文章，从而消除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隔阂。过去，重要的综述文章是期刊和单行本的常客，“作者这一身份也能为学者带来相当高的职业声望”。（****这是一位匿名审稿人的发现，他让我注意到过去那些综述的综合性作用。）如今，撰写综述能获得的声望很低，但是这也为那些充分了解研究现状的思想史学者（见建议1）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证明经济思想史能通过回溯识别进步、盲点以及创新潜力。这类文章有很多发表渠道，例如《经济文献杂志》、《经济展望杂志》（JEP）和《经济综述杂志》（JES）。

　　关于知名度最后但仍然很重要的一点是，经济思想史学界可以齐心协力改进JEL分类号中B大类下的分类方式。

　　我的第五个建议是扮演好通才的角色。在与其他经济学家交谈时，经济思想史学者经常采取局外人的态度，尤其是当讨论出现分歧时，他们就说自己只是个“历史学者”，仿佛他们是不直接参与场内工作和讨论的清洁工一样。思想史学者的态度总是如此谦逊，难怪我们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很少能成为通才型沟通者（见第三节）。当这样的机会来临时，切勿羞于扮演通才的角色，这符合公共利益！（*我继续天真地假设经济思想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一般来说是一致的，这是提高我们身价的先决条件。）

　　最后，为了防止同行继续忽视我们的观点，我们必须提醒他们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对他们来说，我们可能只是沉浸于历史的人，但也是我们来撰写他们的讣告。（**前述脚注提到了2004年在多伦多举行的经济学史学会研讨会，伍德福德在该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观点。请注意，经济思想史学者也需要写得又快又好，才能使他们撰写的讣告进入顶级期刊。）这些讣告将归属于JEL分类号为B32的类别，因此，他们也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之内。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才是他们可以求助的最后的通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黎力梅舒楠陈晓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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