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行与思

在慕尼黑与经济学和禅学相遇

　　在这个商业和技术时代，世界是否变得过于机械了？几个月前，我在“BBC在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是时候给南盟改头换面了》。几天后，我发现这篇文章被关联到一个“拉皮手术”网页上。网页上除了我的文章之外，还有“腹部整形术”“吸脂手术”“减肥过滤器”等链接。这显然是机器人智能的功劳，如果有人工的参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和商业是两极分化的。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试图用一种事物来弥补另一种事物，那么整体来说会得不偿失。19世纪，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英国哀叹，由于经济学的兴起（他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艺术正在毁灭。他的这番哀叹在当时也许不合时宜，但对今时今日的印度来说，倒也应景。我们在颂扬财富女神拉克什米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会忽略非商业社会领域——艺术、音乐、优质电影和数学。

　　上个月，我在慕尼黑与经济学打了四天交道之后，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还有两天的空闲时间。于是我坐地铁到了美丽的玛利亚广场，然后从那里步行去了现代艺术陈列馆和伦巴赫美术馆。20世纪初的德国艺术堪称人类最非凡的成就之一，表现主义、桥社、青骑士都在德国找到了归属。青骑士运动实际上就发生在慕尼黑，其成员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他的搭档加布里埃尔·穆特（Gabriele Munter）（在我看来加布里埃尔更有天赋）、弗朗兹·马尔克（Franz Marc）和雅夫伦斯基（Jawlensky）都在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和色彩。

　　我突然觉得，从长远看，经济和艺术的崛起有一些共生性。艺术需要创新，也离不开对卓越的追求，而这也是经济持续进步的要素，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如果我们在急急忙忙投身商业的时候，置艺术和美学于不顾，那肯定不利于文明，而从长远看，可能也不利于商业本身。

　　19世纪，巴伐利亚君主希望慕尼黑及其周边地区既成为伟大的工业中心，同时也成为世界音乐之都。该地区的艺术在皇室的支持下蓬勃发展。可以说，如果不是卢森堡公爵慷慨相助，卢梭恐怕写不出《社会契约论》。

　　在现代世界，我们不再依靠国王和贵族的赞助，而是依靠我们的大学和机构来为各种创新者提供一个家园。在印度，虽然管理学院和工程学院表现不俗，但大学体系举步维艰。文学、艺术、数学和抽象科学无法带来直接的商业价值。因此，如果交由市场摆布，这些学科往往就会枯萎。但在历史进程中，它们发挥着根本作用，推动着人类的创造力，因此政府理应给予支持和推动。

　　在乘机离开慕尼黑的途中，有人与我聊起了另一个不经常与经济学相提并论的话题——宗教。我旁边坐着一位德国学者，他听说我是教授，于是在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对这份职业不太上心的时候，他就操着一口磕磕绊绊的英语，滔滔不绝地大谈经济学和宗教。过了一会，我开始走神，这时他突然问我：“禅是印度的吗？”*2.此处应指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Sen与 Zen（禅）发音相近。——译者注我不知道话题是怎么转向东方宗教这个复杂的问题的，就结结巴巴地说起来。不过角色的转换让我大为高兴，于是我以独白的方式说了大概 10分钟，中间没有任何停顿，不给他插嘴的机会。

　　我对禅学的所有知识在半分钟内就可以说完，因此最后那九分半钟的独白让我自己都心生佩服。他很有礼貌，耐心地倾听着，不过，对于这一大段毫无意义的关于大乘佛教的阐述，虽然他谦逊有礼地点着头，但看上去满脸困惑，就好像他没想到我会说上这么一大段来回答他的问题。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满脸困惑的原因。我们之后又聊了更多，顺带吃了早餐、喝了咖啡，这时他问我：“禅（森）是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