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行与思

你好：欢迎来到以色列

　　我随着蜿蜒曲折的队伍，走到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移民处，伸手去拿我的签证、回程机票以及邀请我在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经济学院做讲座的信函。之前曾有人提醒我，机场工作人员喜欢刨根问底，所以我做好了在气势上压倒他们的准备。结果令人惊喜的是，移民官是一位和蔼可亲、肤色偏深的女士，她看了看我的印度护照说：“您好，是第一次来以色列吗？”她解释说自己是犹太人，来自孟买，34年前移民到以色列。她问了我十几个关于印度的问题，对我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其职责范围，这显然是思乡情结所致。

　　几分钟后我就出了机场，坐上出租车，行驶在443号公路上，前往耶路撒冷。路边闪过一个书写了厚重历史的告示牌。告示牌上写着“拉姆安拉”*3.巴勒斯坦临时首都。——译者注，指示的是一条向北而去的道路。

　　耶路撒冷——它的石灰岩房屋、柏树和蜿蜒小路——是一个见证了一切的城市。它是耶稣基督的圣地，是战火与屠杀之地，是主权争夺之地。你可能只是短暂到访，比如我这次过来只待五天，但这座城市会以其他城市无法做到的方式诱惑着你。事实上，有一个医学术语叫“耶路撒冷综合征”，指的是耶路撒冷游客暂时出现的精神错乱和情绪高涨。

　　站在老城区的苦路（Via Dolorosa）上，似乎可以遥想当年的画面：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在鹅卵石路上，因重压而倒地，圣女维罗妮卡为他拭面。在这座带有城墙的古城里，穆斯林区与犹太区比邻而建，而犹太区又与基督教区比邻而建，各种古老文化和宗教在此形成了大杂烩。在希伯来大学一位年轻博士后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哭墙、圆顶清真寺和圣墓，并在丽娜餐厅吃了早午餐，这家供应鹰嘴豆料理的餐厅虽然很小，但很有名。

　　在某一天下午，我和我的朋友、经济学家约西·泽拉（Yossi Zeira）一起探索了米·歇雷姆区（Mea Shearim），这是耶路撒冷著名的极端正统社区。我们一边谈论着经济理论、共同的朋友和世界政治，一边走过那些看来就像孟买宿舍的简陋房屋。街道上，男子穿着长袍，女子穿着神秘的黑衣，小孩子因为穿着传统服饰而愈加可爱。出了米·歇雷姆区，是一条安静的殖民时期的街道，埃塞俄比亚教堂就在这条街上。

　　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另一位经济学家朋友漫步在美丽的“七家之区”，抽着水烟，喝着酒，听着耶路撒冷的历史过往，最后在一家名叫 Barood的餐馆里吃了饭。是的，这个词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火药”。

　　夜幕降临，音乐声从咖啡馆和酒吧流淌出来。我意识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多么浪漫，同时又是多么悲伤。盛开着杏花和仙客来的耶路撒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光是城中的女子——犹太人、阿拉伯人和黑眼睛的埃塞俄比亚人——就足以让你驻足回首。几乎每块石头上都留有历史过往的印迹。然而所有这一切也都被笼罩在耶路撒冷特有的悲伤之下，处处都没有安全感——进咖啡馆或博物馆之前，每个人都要接受搜身检查。少数族裔，比如我在餐馆里和出租车上偶遇的阿拉伯人，认为自己在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被边缘化了，沦为了二等公民。站在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的山坡上，人们可以望见远处的隔断。一侧是犹太人定居者光洁明亮的白色房屋，一侧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治理下的巴勒斯坦人家园，房屋和街道都破旧不堪，居民的日常生活对外一览无余。

　　这是一个遍地都是检查站和路障的国家，很容易让人心生绝望，而政府采取的错误激进政策于事无补。令人庆幸的是，这片土地也拥有充满活力的媒体和非同寻常的声音，这些声音能让人产生道义上的共鸣，跨越种族和宗教界限，唤醒我们共同的本心。

　　我想到了吉迪恩·利维（Gideon Levi）和阿米拉·哈斯（Amira Hass）的专栏，也想到了达娜·国际（Dana International）*4.以色列流行音乐明星，也是一位跨性别女性。——译者注的歌（顺便说一下，达娜不仅尝试着模糊种族界限，也尝试着模糊性别界限）。

　　最后一天晚上，我从贝特哈克莱姆社区打车前往我在斯科普斯山住宿的酒店。出租车司机是个年轻的乐天派，他问我来自哪里，虽然我是从美国过来的，但这个问题问得模棱两可，于是我选择了更具异国情调的回答——“印度”。

　　“我喜欢印度，”他说，然后半是疑问半是感叹地补充说，“圣雄甘地的国家！”

　　我觉得没有必须纠结细节，就回答说：“是的”。

　　“他还是总理吗？”

　　“现在不是了。”

　　“可圣雄甘地很了不起，”他对这样的变化感到失望，“那现在谁是总理？”

　　“曼莫汉·辛格。”

　　“辛？他是中国人吗？”

　　我跟他说，1962年的中印战争并没有给印度带来这么糟糕的结果。我想他并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但他还是热情地笑着说了句“namaste”*5.意为你好或双手合十礼，表达尊重和感恩。——译者注。我真的很想知道，在他眼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