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行与思

非洲日记片段：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及迪普斯洛特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沦为那种以阅读预算演说报告为乐的人。因此，当我发现自己在坐上从华盛顿经达喀尔前往约翰内斯堡的长途飞机后，开始翻阅南非财长普拉温·戈尔丹（Pravin Gordhan）刚刚在南非议会发表的预算演说报告时，不由得大为震惊。更糟糕的是，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在看这份报告时，有一种愉悦感。这种愉悦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他的演说流畅自然，带有卓越的感受力；其次，他在演说中认识到，无论身处世界何处，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都是相似的。南非正在努力控制其财政赤字，提振低迷的经济增长，控制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我思考着这些问题，打起了瞌睡。等我醒来，机舱里一片漆黑。我很好奇前往非洲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于是就环顾四周打量起来。在这个机舱的乘客中，20%是黑人，70%是白人，90%的人在看*7.《涉外大饭店》《涉外大饭店》是由约翰·麦登执导的喜剧片，讲述了一群英国老人在印度旅游的过程中逐渐找回生命真谛的故事。——译者注。

　　当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时，只觉得天朗气清，只有非洲的天空才会如此明澈。人们的热情和微笑让我想起了泰戈尔那首著名的孟加拉语诗歌的开篇，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非洲》，诗中的诗句一直在我脑海中静静回响。这首诗是泰戈尔于1936年创作的，即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一年之后：这是一位诗人对强权野蛮行为的抗议之作。

　　世界银行驻比勒陀利亚办事处的官员前来接机，其中有阿萨德，还有桑迪普，雅各布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负责我的出行。他聪明过人，每当我们被一个问题难住时，不管是与街道方向、南非政治还是与历史有关的问题，只需探身询问雅各布即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士走过来和我握手，告诉我她是我的安保官，在我逗留此地期间她会陪在我身边。

　　我们开车前往比勒陀利亚的酒店，沿着打理良好的林荫道一直前行，路边闪过气派的住宅。有两辆豪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衣着光鲜的男人（应该是其中一辆车的乘客）被另一个男人（可能是另一辆车的乘客）按倒在地。这画面令人不安，我问雅各布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打架，”雅各布实事求是地说，这让我无法再深入调查下去。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南非那样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残酷的种族隔离不仅是该国历史书中的沉重话题，也是当代政策辩论和文件中的沉重话题。南非是一个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于一体的国家，中间几乎没有过渡地带。漫长的种族隔离历史几乎给所有统计数据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白人失业率处于可控水平，黑人失业率则会把欧元区危机中表现最糟糕的国家都衬托得相当出色。健康指标、贫困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也是如此。在今天的南非，政策掌舵者是一个杰出的群体，但其面临的挑战也同样不容小觑。历史会是一个棘手难题。以前在《种族隔离法》下，有色人种必须在黄昏前离开主要城市的辖区，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要求，但由于贫穷和居住费用，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会这样做。他们会回到乡镇，那里的土地很便宜，房费也不太昂贵。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居住在乡镇的黑人比例从30％上升到了37％。

　　我来南非主要是为了参加一个有关乡镇经济的会议，会议之前的那一天没有什么安排，我坚持要去一个乡镇看一看。第二天早上，我的陪同人员有：和我一起从华盛顿过来的塞莱斯廷，世界银行驻当地办事处的阿萨德和桑迪普，我的安保官和一名专为此次乡镇之行安排的特别武装安保人员（也是一名女性），两名来自巴西的访客阿纳克劳迪娅和爱德华达，他们是研究贫民窟问题的专家；张晓波是研究中国乡镇企业的专家，也是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多年后我俩又重逢了；还有一些当地人。我们的目的地是迪普斯洛特，这个乡镇位于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之间，现有居民约20万人。

　　要进入迪普斯洛特，得先进入一个现代化购物中心，该购物中心与雅加达、新德里或华盛顿的购物中心相比毫不逊色。商场经理姆佐帅气迷人，他自豪地带我们四下参观，介绍商场出色的运营状况。然而，一进入这个庞大乡镇的内部，人们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画面。迪普斯洛特是在1994年凭空出现的，是流离失所者和低技能工人在此落脚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已经从低技能滑落到没有技能。这里的地形崎岖不平，到处都是废铁和石棉，道路坑坑洼洼，没有排水管道。即使是穷人的房屋，外面也装了带刺的铁丝网和护栏。

　　我们随机敲开屋门，走进一些人的家里，也与街头小贩和当地商人进行了交谈。人们告诉我，等到天黑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再找到人交流，因为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大门紧闭，街上空寂无人，案件频发。在犯罪猖獗的地区，作为个体的居民往往都亲切友好，此地居民的友好坦诚让我大感意外。有个开朗的年轻人来自普马兰加（Mpulanga），他在此地开了一家小饭店，饭店里只有一个开放式炉子和一些破旧的桌椅。他向我解释说，对于他那间“餐馆”使用的土地和破旧建筑，他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租赁权，因此频频受到警察的骚扰。

　　卖菜的小贩克里斯蒂娜说，她随时做好了准备，警察一来，她就带上货物跑路，因为她的店面和土地也没有使用权和租赁权。有一位非常得体的女士是拎着一个手提箱从纳塔尔来到这里的，现在经营着一家由两间屋子组成的五金店。我们问她，既然没有所有权，那她有没有可能被赶出去，她毫不犹豫地告诉我：“随时都有可能。”

　　面对如此尖锐的财产所有权问题，不难看出，只有那些对风险有着超强承受力的人才会在此创业，难怪创业的人少之又少。迪普斯洛特的居民很少去附近的城市（如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工作，因为交通不便，费用高昂。那些在城里上班的人，平均要把收入的20%花在交通上。由于出去工作的人很少，也就不值得建设更为高效的交通运输方式，而由于缺少高效的交通运输，也就没有太多人出去工作。这真可以说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般的困境。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在迪普斯洛特边上一家名为Momes的餐馆吃了午饭，经营这家餐厅的麦克斯韦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罗杰斯先生是一名镇议员（总共只有两名议员），他和当地一些商业人士与我们共进了午餐，我们讨论了乡镇经济问题。不难看出，此地迫切需要政策支持。人们赖以生活或经商的土地必须具备可以交易的产权。这种权利可以是所有权，也可以是租赁权，但必须透明公开，人们得有出售这些权利、随意搬迁的自由。我不禁想起我和帕特里克·爱默生合写的一篇论文（2000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我们在文中阐述了明确的财产和租赁法能发挥的作用。其次，需要国家介入，提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和秩序等软性基础设施。

　　我被关在会议室里度过了接下来的那一天。世界银行非常全面地收集了迪普斯洛特的数据，并深入分析了该镇面临的挑战。我们不仅与研究人员，也与当地行政人员、不同城镇的官员以及南非财长等几位高官就此展开了大量讨论。我们探讨了南非面临的问题，巴西处理城市贫民窟的模式，以及中国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单一产品的镇和村庄。我们得知，中国有一个城市生产的领带占到了全球总销量的40%，有一个城镇生产的纽扣占到了全球销量的一大部分。

　　我在当天晚上以及会前会后与多位身居要职的南非决策者进行了沟通交流，谈话不可避免地转向了金砖国家这个议题，因为南非当时正在筹备金砖国家峰会。我们讨论了正在拟议中的金砖国家银行。在去世界银行任职之前，我一直在研究金砖国家银行的规划蓝图，因此有几个人很想听我谈谈这样一个多边银行的职能范围。不过，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欧洲，这也是这个全球化世界的一个标志。欧元区的危机何时才能结束？该地区的边缘国家是否会分裂出去？这种情况会对南非、印度、巴西、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产生什么影响？我阐述了自己一段时间以来所持的观点：至少在 2015年初之前，欧元区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因为届时会有一堵还款巨墙逼近银行。

　　通过在比勒陀利亚、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以及早些时候在其他很多论坛上与决策者的交流，我意识到人们为什么这么不信任公开声明。尽职尽责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平息市场情绪，安抚民众，告诉他们刚刚发生在希腊、塞浦路斯或其他地方的危机只是一起孤立事件，不会蔓延至更多经济体。话是这么说，但即便领导人告诉民众刚刚发生的危机只是一起孤立事件，不会蔓延至更多经济体，也没有人相信他们，由此造成的净损失是，即使确实不存在溢出风险，也没有任何语言能够传达这一信息。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说出真相，即使在敏感和棘手议题上也该如此。这种做法偶尔可能会导致股市轻微震荡，但从长远看，信誉的提高会让我们受益匪浅，因此值得一试。虽然牺牲了一些眼前的平静，但我们能够获得长远的稳定。

　　南非的乡镇会议结束后，我和塞莱斯廷访问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和开普敦大学，并发表了演讲，又会见了多位官员，包括南非社会保障局的负责人和官员，他们正在着手推进社会福利发放工作中的个人生物识别。然后，我们在10月6日出发前往达喀尔。而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