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一夜
10月6日，我在里斯本转机。等我们坐上座位并系好安全带后，一位空姐拿着一个罐子向机舱内喷洒了一些增压液体。对讲机里沙沙作响，一个明显带有葡萄牙口音的声音响了起来，这让我有片刻恍惚，觉得自己好像身在果阿邦*11.果阿邦曾是葡萄牙殖民地。——译者注。他告诉我们，喷洒这种消毒剂是法律要求，并向乘客保证，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唉，我听不出来接下来的词是“健康”还是“财富”。我安慰自己，这两者中至少有一样不受影响，是好事。
之所以有这种满不在乎的感觉，是因为我即将前往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而且此行的目的非常美好。我要去佛罗伦萨拿一个荣誉学位，也许用拉丁语说出来会更好听，laurea honoris causa。拿到学位是好事，更好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过真正让人快乐的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像雅典一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可以明确自称人类文明摇篮的城市之一。
正如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言：“与中世纪相对立的现代观念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佛罗伦萨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的城市，也是文艺复兴的主要源头。”当我利用空闲时间漫步城中，欣赏一些伟大的艺术和雕塑作品时，无法不惊叹于佛罗伦萨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成就。这座城市孕育了马基雅维利、但丁和波提切利。米开朗琪罗出生在此地，伽利略出生在附近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达·芬奇也在此地工作过。
但是，仅凭天赋并不能将艺术和科学传播至全世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是如此。当时的佛罗伦萨非常幸运，拥有一个了不起的商业家族——美第奇家族。他们将自身雄厚的财力投入艺术、哲学和科学培育事业。洛伦佐·德·美第奇是这个家族最知名的人物，他在15世纪末成为学者、艺术家和诗人的赞助人。在推动文艺复兴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中，他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过，在访问这样一个美妙的城市时，如果只去探访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话，那就太不明智了，街头生活以及与普通人的互动深深吸引了我。意大利人热情友好，很容易和他们聊上天。我和朋友马里奥·比杰里行走在大街小巷，遇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例如，一个嬉皮士模样的人在路边摆了一个小型艺术作品展。这些作品令人惊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街头作品。马里奥为我们翻译，我得知他叫路易吉·拉诺特，来自普利亚。当我夸奖他的才华时，他羞涩地接受了我的称赞，并说他的作品也在一些美术馆展出，而美术馆老板不认同他在路边展示作品的做法，但他解释说，美术馆太有局限性，所以他绝不会放弃街头艺术。很显然，他是一位真正醉心于艺术的艺术家，完全不将市场营销放在心上。
漫步在中央广场，打量着街边的小贩、咖啡馆和商店，我感受到了人类学家的快乐。我停下脚步，想在一个生意看起来很红火的年轻小贩那里买一条皮带。他的英语说得结结巴巴，我也试着说了几句意大利语，但无济于事。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俩都会说另一种语言——孟加拉语。我发现，那里有很大一部分商店和摊位是由孟加拉人经营的，他们看上去过得快乐顺遂，大家都很高兴用孟加拉语和我聊天，其中还有个人指出我的口音听起来不太地道。
旅行的美好之处不仅在于游历本身，还在于一些不经意间闹的笑话。在佛罗伦萨大学一个华丽的礼堂里参加完学位授予仪式后，我和一些教员去一家咖啡馆吃午饭。意大利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食物都很美味。我有时会想，英国之所以能在抢夺殖民地的竞争中胜过其他欧洲国家，是不是因为它在美食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
吃完美味的千层面后，该点咖啡了。当服务员转到我身边时，我说：“一杯卡布奇诺。”他的脸色变得很奇怪，屋里的人也都鸦雀无声。我不由得想，之前那个孟加拉店主说我的孟加拉语说得不标准，这一次我是不是把卡布奇诺也给念错了。周围传来一阵尴尬的低语声。然后，一位教授好心地向我这边靠了靠，悄悄告诉我，服务员之所以大惑不解，是因为只有英国女士才喝卡布奇诺，而且只在上午10点之前喝。
我的糟糕品味被暴露在众人面前，不管我做什么，都已于事无补。
离别到来之际，我感受到一种奇怪的乐观情绪。之所以说“奇怪的”，是因为意大利正在经历一个艰难阶段，右翼政治势力骤然兴起，加剧了对难民的仇恨情绪——这些难民为了逃离冲突和迫害，来到欧洲寻求庇护。然而，在意大利的这几天，我不仅在学术殿堂，也在市场和咖啡馆见到了很多人，感受到了他们与生俱来的热情和善良。我不由得感觉，未来属于人民，而不属于鹰派边缘政治团体，他们可能会一时得势，但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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