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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生产率报告:识别增长挑战,探寻前行之路(一)

来源于 《比较》 2023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6月01日
文|大野健一 阮德成 范式香

  *Ohno Kenichi,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曾任职于IMF、筑波大学和埼玉大学。主要致力于亚洲和非洲的产业战略的比较研究,中信出版集团曾出版他的著作《从江户到平成》《学会工业化》。Nguyen Duc Thanh,越南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VESS)创始人和CEO,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VEPR)创始院长。Pham Thi Huong,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本报告由越南国立大学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研究人员联袂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发展论坛(GDF)合作编写。起草团队包括Nguyen Duc Thanh、Pham Thi Huong和Ohno Kenichi。作者感谢Tran Van Tho(东京早稻田大学)、Vu Minh Khuong(新加坡国立大学)、Pham Thi Tuyet Trinh(美国康奈尔大学)、Pham The Anh和Hoang Thi Chinh Thon(河内国民经济大学)、Duong Cam(越南统计局)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Bui Thi Thuy Linh(VEPR)在第5章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在项目期间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协助。作者从2019年3月举办的研讨会参与者的反馈中获益良多,并有幸在越南阮春福总理于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召开的可持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全国会议上讨论了我们的研究结果。作者感谢越南政府办公室和共产党中央经济委员会探讨了各种生产率相关问题。特别感谢越南工商会主席Vu Tien Loc博士及其研究团队与我们合作,组织了有关生产率的研讨会和重要活动。感谢Umeda Kunio大使、Watanabe Go先生、Yamamoto Kohei先生以及日本驻河内大使馆经济小组其他成员的持续支持和实质性讨论。三菱UFJ研究咨询公司的Shimura Masumi女士提供了第6章关于新加坡生产率提高的信息。Vu Thi Thu Hang和Le Thi Minh Hien(VEPR)以及Iizuka Mieko(GDF)为编写本报告给予了宝贵而高效的行政、后勤和编辑支持。最后,作者感谢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KAKENHI项目(资助编号JP17K02006)、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财务支持。

  编者按:

  近年来,国内自媒体发表了不少视频信息和评论性文章,介绍越南的经济改革、越南如何成为全球产业链调整中的重要目的地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速增长,但鲜少看到翔实的学术研究文献为我们提供全面可靠的越南经济发展图景。2022年,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越南政府顾问大野健一与两位越南经济学家完成了一份长达240页的《越南生产率报告》,概述了越南经济的发展现状,全面详细地评估了生产率增长这一影响经济增速和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将全文翻译并分三期刊载,供希望进一步了解越南经济发展的读者参考。

关键发现与介绍

  生产率是关于经济增长和福利的重要概念。它衡量劳动和原料的投入量与商品和服务的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以小投入获得大产出,生产率就高,国家可以享受高的生活水平。如果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物质投入,却只能产生很少的价值,生产率就低,国家很可能落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钻石、铜等),这使得它们能够在不付出太多人力的情况下获得高收入。但包括越南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缺乏这种先天优势,必须积累知识、技能和技术,才能一步一步攀登工业阶梯,达到高收入水平。对于这些国家,实现高收入和提高生产率本质上是一回事。这就是生产率提升对越南的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原因。越南只有大幅提高当前的生产率水平,才能实现高收入。

  越南经济面临全球和区域一体化深化的影响,并持续承受未来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尽管越南在过去25年取得了相当高的增长,但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仍然很低,越南企业普遍没有获得足够的竞争优势以应对全球市场。本报告主要研究越南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重点分析整体经济、各个部门以及随时间变化的生产率增长过程,并与邻国进行比较。

  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我们需要区分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两者都很重要,但指向经济表现的不同方面,我们将分别研究它们。在东盟国家中,越南的生产率增长率属于中等水平,但生产率的绝对水平依旧较低。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越南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跻身高收入行列。所以,必须从当前的低生产率水平开始加速增长。

  其次,生产率是一种基于数量的衡量标准,它探寻每单位投入能生产多少商品和服务。除了数量,各国还必须追求质量和创新。生产率、质量和创新尽管有重叠,但仍然是不同的概念。原创和高质量的产品是发达经济体的标志,生产这些产品需要有专业培训和创新型人力资源。生产率、质量和创新都很重要,随着经济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转向后期阶段,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改变。像越南这类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在外国的指导和管理下生产服装、鞋类、电子元件等出口产品,必须实现高效率才能融入全球价值链。接着,国家的产品组合必须从“廉价、普通和标准”逐步升级为“高端、原创和高质量”。最后,国家应该致力于成为全球热切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为发明和商业化新产品、新服务的人带来高收入和利润。

  本报告将集中讨论生产率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质量和创新对越南不重要,但越南目前是一个主要依靠模仿技术的中低收入国家,需要的是深入分析和有效的政策,注重生产率,而不是更宽泛、更雄心勃勃的研发。当大多数工人仍然缺乏技能、工厂运作始终效率低下时,越南很难以高质量和创新征服全球市场。必须按照适当的顺序应对工业化挑战,而不是跳过必要的步骤。我们不准备探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工业4.0等前沿技术,而是重点关注提高生产率的基础,如企业管理、工厂效率、工人的技能和态度、行政和物流效率等,这些直接影响生产率,但在越南尚未得到有效和广泛的实践。越南工厂以世界一流的效率运作,越南工人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当越南准备从中等偏上收入迈向高收入时,这些因素将变得至关重要。

  报告的第一部分定义生产率,并讨论与生产率测量相关的问题(第1节),然后从整体经济和部门等层面检视越南劳动生产率的过去与现状(第2节)。根据越南国家统计局(GSO)、亚洲生产力组织(APO)等机构的数据,使用增长核算和偏离-份额分析法评估促进越南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第3节)。我们还将越南的生产率状况与部分东北亚和东盟经济体进行比较(第4节),继而回顾越南过去和当前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做出的努力(第5节)。评估越南的生产率现状和革新后的政策成果,对今后的生产率政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探讨在适当的选择和调整下,抓住与日本更多的合作机会,将全球公认的日本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引入越南的可能性。我们相信,如果得到有效和可持续的执行,这将成为越南提高生产率的一个关键支柱。我们研究了采用外国生产率模式时需要遵循的一般原则,并探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向日本取经的案例(第6节)。然后,我们解释十种具体的生产率工具和方法,它们起源于日本,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生产力中心等日本公共和私人组织的帮助下推广到许多国家,以促进生产率提高(第7节)。

  我们的主要发现可总结为以下八点。

  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速度缓慢且不稳定。与亚洲其他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不同,越南没有经历过生产率快速增长,从而使经济起飞、实现高收入的时期。按绝对值(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从1990年每名工人1 829万越南盾增长到2019年每名工人6 840万越南盾,增长了3.74倍。1991—2019年,年均增长率为4.65%。然而,任何快速工业化的经济体都有望在25年内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199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越南相似,但到2017年每年提高8.98%,增长了9.4倍。所以,越南过去的生产率表现不错,但并不引人注目。正因如此,越南追赶高收入经济体的速度一直缓慢(第2节)。

  第二,越南的劳动生产率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高速增长阶段(1991—1995年)、停滞阶段(1996—2012年)和复苏阶段(2013年至今)。在第一阶段,越南稳步消除市场壁垒,果断融入国际社会。这些努力是越南劳动生产率最初显著增长的原因,1995年达到峰值7.13%。这表明,经济增长已经摆脱过去的压制,回到了国家应走的路径上。随着取消对私营企业活动的限制,各个行业都出现了效率追赶(“在有效范围内”),资本密集度也日渐提升。同时,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保持相对稳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扰乱了越南经济。更重要的是,增长越来越依赖大量资本投资,而资本效率却在下降。低迷的生产率表现持续到了新千年。2000—2012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仅为3%~4%。进入第三阶段,情况渐有好转,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接近第一阶段(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越南乃至全球经济)。2011—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高达73%,但资本密集度的贡献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大量投资转向真正的效率提高。只是,这一可取变化的原因目前尚不明了(第2节)。

  第三,从广义的三次产业分类看,劳动生产率上升最快的是工业和建筑业(第二产业),其次是服务业(第三产业)。同时,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门(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水平最低。即便如此,以全球标准衡量,工业和建筑业部门(合计占越南GDP的近42%)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不令人瞩目,甚至在2001年左右开始减速,当时越南仍然是低收入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21世纪头10年一直停滞不前。这种放缓为时过早,因为制造业的活力应该至少再持续数十年,才能使国家达到高收入水平(第2节)。

  第四,按所有制类型划分,从21世纪初开始,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下降,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稳步上升。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劳动生产率低甚至下降令人惊讶,因为外国直接投资本应给越南,特别是越南企业带来高技术和全球竞争力,而这显然没有发生。很大一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了制造业部门。21世纪初,外国直接投资制造业项目的构成,从资本密集型急剧转变为人均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表现令人失望,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越南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自2001年以来几乎没有提高,以及为什么越南企业仍然无法实质性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人们怀疑,大多数外国制造商都将越南视为从事非技术劳动密集型生产(比如缝纫、食品加工、零件组装和其他简单工序)的地点,而越南政府也并未出台政策,通过大力提升国内价值来对抗这种意图。即使经历了25年的全球一体化,制造业生产率低下的局面依然存在。越南似乎停留在微笑曲线的底部,该曲线显示上游(研发)和下游(全球营销)创造的价值高,中游(加工和装配)创造的价值低。此外,国有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有企业的精简和股权化等一系列改革。这一过程消除了低生产率的国家活动,将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留在公共部门,从而推高了该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非国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仍旧很低(第2节)。

  第五,偏离-份额分析(shift-share analysis)表明,1991—2015年劳动生产率的驱动力是内部效应(各个部门的改善),但在2001—2010年间,偏离效应(跨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是主导因素。然而,尽管越南大部分劳动力仍然留在农村地区,从事低生产率的农业,工业化也远未完成,但这种偏离效应最近已经消退。跨部门劳动力流动过早放缓或许表明,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譬如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的生产和市场规模较小,或者越南工人缺乏技能,无法满足全球竞争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从积极的角度看,通过排除这些障碍并刺激劳动力跨部门流动,越南还有很大的空间提高整体生产率。东北亚和新加坡等早期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要保持生产率高速增长,首要的内部效应和偏离效应应该是动态的和相互作用的。在越南的发展阶段,即中低收入阶段,这两种影响都需要重新激活(第3章)。

  第六,与部分东北亚经济体和东盟国家相比,尽管过去25年越南的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其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2017年,越南9个部门(根据亚洲生产力组织的行业分类)的劳动生产率处于或略高于该地区的最低水平。越南在建筑业以及运输、仓储和通信业的劳动生产率最低。在农业、林业和渔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和水供应,批发、零售和贸易、车辆维修和家居用品、酒店和餐馆,以及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柬埔寨。对比之下,越南在采矿和采石业,以及金融中介、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活动方面的表现接近平均水平(第4节)。

  第七,越南推行政策措施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997年越南生产力研究所(VNPI)成立,为提高国家生产率(也称为“质量增长”)创造条件。在第一个质量十年(1996—2005年),越南企业引进了一系列外国生产率方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生产率。第二个质量十年(2006—2015年)扩大规模,同时试验了更多的模型。2010年,国家“712计划”提出,到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率至少要达到35%,而这一目标已于2018年实现。经过20年的努力,越南制定了政策框架,各机构和专家也积累了经验。然而,越南的生产率提高仍然是局部的和分散的,只发生在某些商业部门,仅涉及生产率的某些方面。如上所述,越南的生产率仍然徘徊在该地区的底部,生产率提高是自上而下的,并非由个人、企业和社区团体积极推动。生产率机构及其任务分散在不同的部门,这使得政策协调变得困难。需要在国家层面整合生产率政策,办法是,建立国家生产力委员会或类似的高级别机制,拥有强大的权力以指导和监测执行情况(第5节)。

  第八,通过国际合作,特别是来自日本和亚洲生产力组织的协助,为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支援。这极大地促进了越南的生产率提高,但仍需更加努力,因为目前的生产率表现远未达到理想水平。本报告列举了日本的十种生产率提升方法,这些方法在日本和许多亚洲经济体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良好效果,但尚未正式引入越南。越南应认真研究这些方法,并根据自身的现实情况,选择其中的一些按照适当的顺序加以执行。越南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生产率提升方法,但最好从日本开始,毕竟日本政府愿意进一步合作,日本企业界也乐见其成。同时,绝不能被动学习,而应由越方切实主导和推动。越南可以向外国学习提高生产率的技术知识,但传播优良做法的行政和制度机制必须本土化,因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因国而异。复制外国工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超过这个度,就需要一套真正的国内制度,以最适合越南的方式设计和执行。越南的生产率提高必须是“越南制造”(第6节和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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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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