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持续存在的非技能劳动力
接下来，我们探究导致制造业和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生产率表现不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本节讨论的非技能劳动力问题；第二个是下一节阐释的在全球价值链中缺乏生产性和实质性参与的问题。
过去，越南以拥有大量年轻、灵巧、勤奋的工人而享有良好声誉。时至今日，这种说法大体上也还是成立的。但是，经历了35年的经济革新和25年的全球一体化之后，越南无法再指望仅仅凭借这一劳动力特征，就能在全球市场有效竞争进而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一个原因是越南的人口必定会老龄化，未来劳动人口的比例将日渐缩小。更严峻的是，经过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越南劳动力的素质除了年轻、灵巧和勤奋，并没有太大的提高。越南没有培养、政府也不曾帮助培养足够数量的具备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与世界有效竞争的科学家、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越南劳动力的改善速度足以跟上新兴产业的需求；但有迹象显示，情况正好相反。
如前所述，阮巴玉和范明杜（2014）报告称，2007—2013年，从未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工人比例只升不降。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这一比例从55.5%升至65.5%，服务业从30.5%升至56.4%。2007年前后，越南股市和城市房地产市场浮现巨大泡沫，促使很多人为追求短期资本收益从事投机活动。这一事件似乎导致素来耐心、勤劳的越南人民变成了短视的物质主义者，不再为长远目标学习技术。2015年左右，越南北部地区技术职业院校的报考人数骤然大幅减少，以致这些院校面临经营困难和破产风险。在日益紧缩的城市劳动力市场，高中毕业生争相寻求容易赚快钱的工作，而不是再接受几年学校教育以获得专业技术能力。越南年轻人的这种心态令人担忧，因为它并不利于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国家。
2.7有限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参与全球价值链将可为越南提供更多的价值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在全球经济中的适当定位和专业化，进而带来提高国内能力的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Taglioni and Winkler，2016）。然而，这些福利不会自动或自然生成；它们必须由国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通过良好的规划和认真的努力来追求和赢取。本国从中获得多少收益，差异悬殊，取决于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方式，该国是否以及以多快的速度从低价值流程转向高价值流程，国内企业和政府是否制定了更深入、更有效参与全球生产系统的战略。
阮越浩和沙希·乔达里（2019）将“后向参与”定义为一国总出口中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占比，将“前向参与”定义为一国总出口中在国外赚取的增加值占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是这两个比率的总和。根据他们的定义和计算，越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从1995年的34.2%跃升至2015年的55.6%（见表2.6）。但是，这一增长仅来自后向参与的提升，而非前向参与；后者20年间一直保持在11%~14%的低水平（除了2000年的短暂增长）。这个事实非常有趣，也与上文讨论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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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后向关联的兴起或可视为支持性产业的发展，发生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服装和鞋类、食品和饮料以及电气机械等领域。我们可以判断，促进支持性产业的政策至少在这些产品上产生了良好效果。但是，这些行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中游活动，如缝纫、切割和手工装配，属于“微笑曲线”的最低部分。此外，越南建设的支持性产业基地很少，并主要由外国零部件供应商组成，而不是越南的零部件供应商。因此，这些出口导向的子部门对越南出口总值的贡献很大，但对国内增加值的贡献很小。
为什么这种情况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一种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越南获得世界简易装配工厂的地位后，基本上没有能力（或没有做出足够努力）提升自己，从而摆脱这种地位。另一种解释是，外国投资者和买家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越南制造”的出口产品生产中的高价值流程，譬如产品开发和设计、原材料采购、物流和分销以及品牌推广和营销。他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压力把这些流程交给越南方面，除非越南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极大地提升自己的技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进而取代外国人。这两个原因相辅相成。除非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否则越南将永远停滞于装配平台的角色。结束这一劣势的动力必须来自越南一方，因为大多数外国公司没有任何明确的激励改变和升级越南；毕竟，他们有其他投资目的地可以迁移。
2.8小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攀升，但与东亚和东南亚已实现高收入高技术的经济体相比，其绝对水平依旧很低。越南的生产率表现其实不差，但在各区域经济体中处于普通水平。这个国家尚未经历生产率快速增长，从而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并迅速迈向高收入的时期。因此，越南赶超其他区域经济体的速度一直缓慢。
从部门来看，工业和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劳动生产率最低。工业和建筑业占GDP的42%，但劳动生产率表现普遍疲弱。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21世纪初期止步不前，并没有强势崛起继而引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占GDP较小份额的部门，如采矿业，金融、银行和保险业，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都较高，但它们对商业周期、价格波动和其他特定部门的冲击非常敏感。
从所有制类型看，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起初强劲上升，然后急剧下滑。相比之下，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加稳定。即便如此，非国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绝对值仍然很低，尽管多年来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国有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部分源于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这些改革对许多国有企业进行了精简和股权化，只保留表现良好的企业，从而提高了它们的平均生产率。国有部门劳动生产率取得较好进步的其他原因还包括资本劳动比较高，以及政府提供了各种特权和保护。
另外，第2节阐述了关于越南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市场以及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四个重要事实。
第一，越南的劳动力市场仍未达到刘易斯拐点，在这个拐点上，对产业工人的旺盛需求会消除全国范围的劳动力过剩，并带动工资上涨。越南农村地区仍然有剩余劳动力，但这些劳动力仅适度转移到城市或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尽管后者的劳动力严重短缺。
第二，在21世纪初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滑落，这一发生在越南这种快速工业化经济体中的现象令人惊讶和沮丧。我们怀疑，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如果不是全部）外国投资者和买家将越南视为简单加工和组装的平台，并不期望越南的工程师和工人具备良好的能力和专业素养。政府始终没有出台政策矫正这种不良局面。越南需要做出巨大的国家努力才能挣脱这个陷阱，向前迈进。
第三，越南工人的素质未能迅速提高，甚至有数据表明，近年来工人素质日益恶化。这表现为工人缺乏技术培训，国民趋于短期投机而非长期学习，年轻人对入读技术职业学院缺乏兴趣。
最后，即使有活跃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越南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依然有限，无法大力提升国内价值。这些年来，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这只是由于后向参与的增长（支持性产业发展，其中大部分由外国直接投资的零部件供应商推动），而前向参与（海外物流和营销）仍旧薄弱。这一结果与前述事实相符，即越南一直从事微笑曲线上的低价值活动，大多数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动力改变这种现状。（未完待续）
（颜超凡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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