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拐点
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假设，劳动力充裕的传统社会主要通过现代工业的扩张来实现工业化，而现代工业通过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Lewis，1954）。如果这一过程进展顺利，最终将消除闲置或未充分就业的工人。这就是刘易斯提出的国民经济中劳动力过剩转变为劳动力短缺的“拐点”。越过这个点，工资开始上涨，工资总额扩大，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移动。然而，如果农业不能为城市工人提供足够食物，如果工业增长太弱或太有限，无法吸收农村劳动力，抑或出现其他任何原因，这一过程可能就会停滞。对于越南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了解本国在刘易斯增长轨迹上的位置，以及劳动力市场何时开始收紧、工人的工资与福利何时开始上涨，是非常重要的。
1991—2019年，越南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见表2.3）。劳动力从农业、林业和渔业转移到了工业和建筑业以及服务业。这段时期，占据大部分工业活动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总劳动力份额从11.2%增至30.1%。单单制造业，该比例就从7.7%上升为20.7%。按所有制类型划分，同期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占比从12.9%降至9.8%，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就业占比从0.8%升至8.2%。非国有部门工人的比例较为稳定，整个时期保持在84%~87%。因此在越南，不同产业和所有制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再配置似乎对提高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文的偏离-份额分析将为这一结论提供更具体的证据。
国内劳动力流动加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2001年12月与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后，仅2001—2002年，新批准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就增加了46%，从555个增至808个。自2007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此后每年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数量从未低于1 000个。2008年，注册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价值718亿美元，是2002年的24倍。这类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大多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截至2019年12月，这些行业占累计注册外国直接投资资本的70.6%（越南国家统计局数据）。由于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大量农业用地不得不转为工业用地。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工人为寻求更高的收入迁往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不少人最终进入了工业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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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描述了城市工人相对于农村工人数量逐渐增加的趋势（数据从2005年开始提供）。但是，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低于这种劳动力流动的速度，给劳动生产率制造了下行压力。显然，农村工人和以前的农民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来调整工作方式，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提高生产率（这一过程可由其他分解模型的内部效应刻画）。但令人担忧的是，非技能工人与技能工人的比率不降反升。据阮巴玉和范明杜（Nguyen Ba Ngoc and Pham Minh Thu，2014）的研究，2007—2013年，缺乏技能的劳动力（按工作职责和所需认证定义）比例在农业领域从7.1%升至11.1%，在工业和建筑业从55.5%升至65.5%，在服务业从30.5%升至56.4%。技能培训落后于对技能工人迅速增长的需求。尽管越南人口众多且相对年轻，但劳动力仍然大部分是非技能工人，向技能工人的转变也十分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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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否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或者至少正朝着这个点前进？如上所述，劳动力已经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但这种转移的速度既不迅速，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劳动力需求。在大城市，工资不断上涨，劳动力严重短缺；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劳动力依然大量过剩。河内和胡志明市或许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但越南其他地区似乎仍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造成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可能原因包括：（1）尽管劳动力持续过剩，但由于过去的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减少；（2）农村工人获取现代工业所需技能的激励或机制不足；（3）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足以引发劳动力迁移；（4）一些成本、摩擦或政策障碍阻碍了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地理位置的顺利迁移。
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统计数据可能高估了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份额。许多人从农村迁入城市工作，但根据他们的法定户籍，可能仍然被官方统计为居住在自己的家乡。此外，大量人口驻留农村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在务农。农村家庭的收入结构表明，越南的村庄转向非农活动的速度比人口数据显示的要快。根据越南家庭生活水平调查，纽曼和金汉（Newman and Kinghan，2015）发现，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农业、林业和渔业收入占比从2002年的28.6%逐渐下降到2014年的19.9%，我们对2016年的计算再次证实了这一趋势，当时该比例降至17.7%。仅就农村家庭而言，农业收入占比从2002年的43.4%降至2012年的31.8%，而自2010年以来，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表2.4显示，2008—2016年，专门从事农业的家庭减少了7.4个百分点，从事农业和雇佣劳动的家庭增加了4.3个百分点。另外，在2008—2012年，同时结合农业收入和企业活动的家庭大幅减少，2016年略有回升，但尚不清楚这种恢复是不是新趋势。其他收入类别保持相对稳定。这份数据表明，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正在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基本上是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实现，而不一定需要离开农村或放弃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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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和农村之间赚钱机会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机。然而在越南，这两个大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日渐缩小，更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半期趋向稳定，显然有利于实现共同增长（见表2.5）。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并不像现代工业数量扩张有望带来的那样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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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数据可以推断：在持续工业化的推动下，目前越南的劳动力正在从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而不论人们是否真正迁往城市。一些人的确是永久、临时、季节性或不定期地搬到了城市，另一些人则是在不离开农村的情况下从事非农工作。这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增长期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越南，这一过程尚未完成，因为越南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似乎仍然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越南整个国家还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工资压力大、跳槽现象频繁，河内、胡志明市及其周边地区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问题是，为什么从农村流出的年轻工人没有更大规模地流向河内、胡志明市及其周边地区，填补那里的劳动力缺口，就像人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以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中国观察到的那样。越南确实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但速度貌似很稳定，或者至少没有加快。我们已经提到过可能的原因，比如农村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工人不具备工业技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以及存在一些阻碍劳动力顺利迁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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