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有企业监管的模式
在研究了各国治理国有企业的经验之后，接下来我们分析国有企业的监管模式。混合制企业的监管模式是否与国有企业整体的监管模式相关？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表1，它说明某个国家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是否有表头所示的特征。
在各国的监管方法中，有几个共同点显而易见。如表1所示，在每个国家，监管私营企业的公司法和证券法通常也要监管国有企业，这一点与国际准则一致。而不同的国家将上市国有企业置于不同的监督机构之下。不过，在国有企业的治理中，公司法和证券法似乎并未发挥核心作用。
虽然有各种例外，但国家所有权集中是国际准则的另一项重要建议，在我们研究的国家中，除美国和巴西外，在所有其他国家都可以看到国家所有权的集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两个国家（新加坡和中国）以控股公司的形式将国有企业股权集中起来，这是分离国家监管职能和股东职能的最有力方式。表1还表明，国有企业在境外证券交易所交叉上市现象也很普遍。交叉上市对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54.可参见John C. Coffee，Jr. ，Racing Towards the Top?：The Impact of Cross-Listings and Stock Market Competition on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102 COLUM. L. REV. 1757（2002）. )然而，我们从各国的经验可知，交叉上市可能带来新的公司治理问题。有时候，在境外上市的国有企业会爆发严重的公司治理丑闻。(*255.关于中国的案例，参见CURTIS J. MILHAUPT & KATHARINA PISTOR，LAW AND CAPITALISM：WHAT CORPORATE CRISES REVEAL ABOUT LEGAL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124-28（2008）（讨论了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有企业中国航油的治理失败）。)表1还揭示了一个有趣的共性：除巴西外，在其他国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创建的治理制度中，都没有利用股票交易规则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创建一套专门的治理制度。但巴西的制度也是刚刚创建的，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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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表1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都没有超过它在企业中的股权比例。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进行了短期的国有制试验。在试验中，美国政府发挥的影响力小于同样情况下私人投资者合法拥有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法国和巴西是例外。法国不仅为国家股东提供了特殊的治理权利，还将长期股东的双重投票权适用于国有企业，从而有效地放大了国家股东的权利。而巴西广泛依赖无投票权股份和金字塔结构，对国有企业拥有远远超出其现金流权利的投票控制权。在中国，由于给国资委授予的正式权力以及党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国家也会对国有企业施加与其股权比例不相称的影响力。
在辨别各国上市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时，值得注意的主要一点也许就是各国上市国有企业治理的多样化。这一发现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产物，而且往往凭借出身可以享有与立法者和监管者接触的特权。因此，国有企业往往反映了国家治理的特点。也就是说，国家在国有企业的合适范围、权力分立、社会中的腐败程度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主流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国有企业监管制度的特点和质量。向私人投资者发行国有企业部分股权的混合所有制似乎不足以将国有企业转变为纯市场主体。
由此可以引出一个规范性的结论：国有企业治理的高质量监管结构似乎没有单一的配方。这个结论可能会让政策制定者失望。以挪威和新加坡为例，这两个国家经常被当作国有企业治理的全球标准。如表1所示，两国尽管有共同的监管特征，但都没有遵循相同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最明显的是，新加坡模式以国有控股公司淡马锡为中心，而挪威却一直在回避控股公司，甚至没有完全集中国有企业股权。不过，这两个国家在廉洁政府和法治上都享有盛誉。
另一组对比给出了另一个角度的启发：中国和新加坡在国有企业治理的质量上还存在一定差距。而在国有企业的监管上，两国有许多共同特征。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者将新加坡视为国有企业治理的典范。但是，两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包括腐败程度、政治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的质量等。与表1中的因素相比，国家治理的差异对国有企业治理质量的影响可能要大得多。
从政策的角度看，没有固定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也有其好处：我们的研究强调了成功道路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表明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地创建最适合本国情况的治理结构。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国有企业的治理体系必定会失败；相反，面对国有企业带来的独特治理挑战，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有试验和创造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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