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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中的思想、利益和可信承诺

来源于 《比较》 2023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23年04月01日
当地时间2022年7月4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当地民众在街头庆祝独立日。图:Allison Joyce/视觉中国
文|杰克·拉科夫 安德鲁·鲁滕 巴里·温加斯特

  *Jack N.Rakove,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美国研究William Robertson Coe讲席教授、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革命和宪法的起源、詹姆斯·麦迪逊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历史知识在宪法诉讼中的作用;其1996年出版的著作Original Meanings: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获得了普利策奖。Andrew R.Rutten,获得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其文章和评论发表在《经济史研究》《康奈尔法学评论》《经济文献杂志》《法、经济学和组织杂志》《经济学和哲学》等重要学术期刊上。Barry R.Weingast,斯坦福大学政治学Ward C.Krebs讲席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市场、经济改革和监管的政治基础,在发展的政治经学、联邦制和分权化、法律制度和法治、民主制度等领域著述甚丰。与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和马里兰大学教授约翰·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合著了《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一、对美国革命的解释

  1774年4月9日,当波士顿居民还在观望英国政府将如何处置茶党在上年12月的所作所为时,约翰·亚当斯给他的朋友詹姆斯·沃伦(他更知名的身份是美国第一位女性历史学家梅西·奥蒂斯·沃伦的丈夫)写了一封用词精准的政治信件。亚当斯根据当时发生的事情思考并预判了未来的道路。他提醒沃伦:多年来我的观点始终不变……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做出决断,我们将像钟摆一样晃动,像海浪一样起伏,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我们既无法完全改变美国遭受的屈辱,也不会屈服于英国议会的绝对权力,而是一直会像过去十年那样,在二者之间摇摆,直到你我的生命尽头。我们的后代或许会看到革命,而且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关注并积极投身于这些革命。(*1.John Adams to James Warren,1774年4月9日,收录于Robert Taylor et al.,eds,Papers of John Adams(Cambridge,1977),第II卷,第83页。)五个星期之后,《波士顿港口法案》(Boston Port Act)出台,这是英国议会通过的旨在惩罚波士顿和美洲殖民地的一系列强制法案中的第一部,它最终引发了一场危机。一年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第二年,美国决定宣告独立,亚当斯很快投身这一事业。换句话说,尽管亚当斯判断有误,然而,1774年他在政治上并不幼稚。作为波士顿著名的“激进分子”(*2.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意义是Pauline Maier定义的,“一个合法的准确的技术性词语,用来描述那些全盘批评英国政策的人,他们总是寻求回归其心目中的英国统治的传统原则”,直到事件导致他们认定这样的回归是不可能的。Pauline Maier,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1765-1776(New York,1972),第18页。),他和更为人所知的堂兄塞缪尔是让波士顿的英国殖民当局头疼不已的“亚当斯兄弟”,他为此感到自豪。危机一爆发,他就开始了活跃的政治生涯,直到27年后才从总统职位上退休。

  亚当斯的评论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它提醒我们,从抗争转向革命的道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许多事件不断积累(美国对英国的不耐烦,英国对美国的愤怒)直至发生质变的过程。美国对1774年英国议会镇压的反应之强烈,确实让英美领导人震惊不已。因此,它提醒我们,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连那些对预测或预期事件发生最有影响的人也无法预料政治进程。

  更重要的是,亚当斯的错误预测使我们在理解美国革命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时,面临着一个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这场革命并不是注定会发生的。有许多充分的理由表明,这场革命本来不应该发生,或者本来可以避免,但也有一些因素使这一革命成为此前十年动荡的合理且符合逻辑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764年后的一些特定事件或争论中,英国的挑衅和美国的反应明显脱节:一方面,大西洋两岸的同时代人认为这些事件都有其潜在意义和最终后果;另一方面,相比于冒着风险同英国打一场旷日持久且不确定的战争,美国人为接受英国的改革建议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同样,英国如果接受了美国的制宪观点,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像诺斯勋爵甘愿进行的一场豪赌那样大,他认为通过强制手段可以让殖民地臣服。因此,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避免冲突,但对于1774年后的两个国家来说,事态发展超出了以妥协来避免冲突的范围。这不仅提出了一个需要历史解释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的历史解释,而且产生了一个更普遍的关于政治行动本质的理论问题。本文对美国革命的描述表明,与假设政治决策和行动基于关键利益博弈(这些利益被认为可以直接和容易地计算)的观点相比,对最终结果的预测可能更具决定性。

  当我们考虑美国革命爆发的另外两个方面时,这些问题就更加复杂。首先,正如历史学家已经确切证明的,导致美国独立的讨论和争辩有明确的思想特征(intellectual character):这场争论实际上涉及殖民地在大英帝国内能享有什么权利和自由,以及对英国宪法的不同理解,而这些理解支持了对立的观点。解释美国革命起源的关键仍然在于理解对抽象概念的各种诉求最终如何引发更广泛人群的强烈支持。因此,思想如何变成利益,或者更明确地说,宪法思想如何决定利益,仍然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问题。其次,在这些辩论中,那些最强烈地怀疑英国意图的激进派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当英国议会通过1774年的强制法案时,它最终证明,将美国的自由交给一个声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利为美国人立法的遥远议会,是危险之举。但这反过来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激进派得以获得更温和人群的支持?这些人群包括最初并不坚信来自英国的危险有多严重的人;以及更愿意和解而非战争的人。

  本文将这些问题作为出发点,探讨政治史的研究发现和政治行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之间的关系。与当代社会科学“转向研究历史”的其他尝试一样,本文认为关于政治行动的理论、模型和假设应该通过有据可查的史实予以检验。在这方面,美国革命提供了一个范例。不仅有大量原始资料和历史专著可用于对美国独立问题开展集中研究,而且历史学家显然也对革命的起源达成了高度共识。事实上,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解释范式已经存在了至少一代人的时间,而且已经非常成熟,以至于人们可以推测,解释革命发生原因的基本问题是否已经得到最终解决。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天真的。但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之间的相对共识使我们更容易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天生就迷人的历史事件进行理论分析。

  我们对美国决定独立这一事件进行理论研究的兴趣与以下主要问题有关:首先,是什么原因使得对看似抽象的宪法思想和规范(norms)的诉求不只是作为更深层次争议的修辞表达,而是作为冲突本身的实际根源?其次,在温加斯特及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生发展的可信承诺理论的框架内,这些明显的诉求能否得到解释?如果美国革命是一场特殊的宪法争议,且宪法的本质在于说服公民相信制度和法律框架的稳定性,那么美国不再忠于英国似乎是旧殖民政权未能维持可信宪法承诺的经典案例。再次,从可信宪法承诺崩溃的角度理解革命的爆发,有助于我们解释历史学家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温和派(这里定义为不那么充满意识形态狂热、更谨慎地权衡反抗的潜在成本和收益的人)为什么愿意放弃他们的顾虑,接受独立和战争的逻辑。最后,这一过程反过来又涉及政治联盟理论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如何确定和控制必要的核心政治支点,以达到支持期望政治行动所需的临界力量(在这里不是选举或立法投票,而是更加有趣的一场革命)。

  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我们也意识到,相比于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可能对我们的议题更感兴趣。在当代政治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针对历史领域开展研究的做法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为此进行辩护将是多余的。然而,历史学家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发展。他们对应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模型和理论的热情明显减退,开始转向从其他学科寻求灵感,此时他们似乎更倾向于追求“文学转向”,关注与人文相关的各种现象。(*3.例如,我们可以看一看研究美国殖民时期历史的学者约翰·德莫斯(John Demos)的思想轨迹。德莫斯的早期作品对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社会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是应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的倡导者,但最近,他似乎满足于将自己主要塑造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但是,在政治史领域,现在正是思考历史及其相关领域之间存在的天然关系的有利时机(对此既可以赞同,也可以批评)。事实上,在学术界对美国革命兴味索然之际,思考如何将已有定论的分析“理论化”,可能有其价值。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看待美国革命的爆发,一个是明确的历史视角,另一个则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展开本文的主体内容。(*4.本文历史部分的内容主要由拉科夫执笔,政治经济学部分的内容由温加斯特执笔。)在奠定了这一基础之后,我们再转向上文所述的具体问题(一旦我们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显然需要将这些问题说清楚)。

  历史判断罕有定论。在历史学中,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对研究结论的修正。现代事件可能改变历史学家对其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使他产生新的同情或厌恶情绪,这会影响他如何看待他所研究的主观人物和客观行为。新资料来源的发现或机密档案的公开,可以改变或扩大原有理论体系依赖的证据基础。其他学科或相关领域的发展可以发现新的问题或提供新的分析方法,历史学家可以用这些新方法来研究旧问题。和其他学科一样,在历史学研究中,修正我们熟知的证据可能会暴露现有解释范式的缺陷。

  尽管历史判断罕有定论,但历史学也不是一门变幻无常的学科,仅仅由于思想喜好的变化就能决定什么是目前可以接受的。在文学研究中,掌握一套无法证实的“理论”体系有时候似乎就是终点,与此不同,随着研究专著源源不断地出版,历史学产生了一个逐渐扩大的知识体系。即使现有的某些解释受到质疑或修正,许多其他的基本判断仍然不受影响。 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在首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对一件事有不同的解释,这并不是因为基本事实、原因或结果有所不同。事实上,许多不同解释的产生,仅仅是因为历史知识的稳步扩展增进了人们对事件复杂性的认知,特别是当这种扩展使历史学家能够从以前被忽视的行为主体或观察者的新视角来看待事件时,尤其如此。

  从本文的研究目的出发,我们把美国革命定义为最终导致美洲殖民地于1776年独立的运动,它显然是一个很容易用历史知识来观察的事件。和其他主题一样,它也受到周期性修正浪潮的影响,这一切都是由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因素推动的。对美国革命的政治-宪法起源,确实存在一种主流解释范式,该解释范式深刻影响了至少一代以上的学者,而且它迄今仍然是主流范式,其权威性或解释力并未受到重大挑战。甚至可以说,由于接受了这一范式,对美国革命起源的研究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对沉寂或不活跃的领域。但是,对这一范式的不满也在日渐增长,尤其是在历史学家中,他们反对这一范式标榜的“精英主义偏向”。而且这一范式也无法全面解释为什么广大殖民地最终选择为独立的共同事业奋斗,而不是团结在大英帝国及其国王的旗下。

  简单地说,这一范式至少包含以下命题:

  (1)导致第一大英帝国(First British Empire)垮台的争议并非源于殖民地居民与生俱来的对政治独立的渴望,而是源自英国发起的旨在改善帝国管理的一系列改革,其中一些平淡而明智,另一些则更加激进和具有挑衅性,尤其是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取得戏剧性胜利之后。大多数殖民地居民都很乐意继续留在帝国内,但这些措施引发的政治争议暴露了美国和英国在理解殖民地和帝国权力上的深刻分歧。

  (2)美国革命最初本质上是一场宪法之争,旨在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英国议会对美洲殖民地管辖权的性质和范围。在这场斗争中,历届英国政府都坚持议会主权不受限制,而殖民地领导人则回应说:无权利不纳税,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只受本地议会制定的法律管辖。对这些问题的辩论越仔细、越激烈,关于帝国宪法的对立观点就越可能产生危险的分歧。此外,美国人强烈主张他们的自治权,因为在宗主国的默许下,他们自己的管理机构早已实行了实质性的自治。

  (3)在对美国人的公正权利提出更广泛的看法时,美国领导人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他们对英国立宪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统理解;另一方面是对当时英国政治现状的狭隘看法。殖民地居民严肃认真地看待自18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英国作家描述的英国政府的腐败和暴政,这使他们倾向于认为,1763年后英国政府在殖民事务方面的举措并非无心之举,而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倾覆殖民地居民基本权利的证据。正如埃德蒙·伯克认识到的那样,在大多数殖民地中反复发生的关于立法特权和王室特权的争端,早就使美国人“远远地感受到了英国的恶政;在每一丝污浊之风中都嗅出暴政的气息” 。

  (4)由于英国官员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些运动,且自认为正在采取合理措施来处理紧迫的问题,所以他们自然倾向于将美国人对英国政府耍阴谋的指控当作殖民地的煽动家们心怀不轨的证据。然而,正是因为英国政府对影响殖民地公共舆论无计可施,所以争论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激烈,英国政府就越有可能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接受美国的主张,要么通过胁迫和镇压以维持统治。

  (5)英国在马萨诸塞州的影响力最弱,那里是一个政治文化极不稳定的殖民地。当该州的事态失控时,就像1773年之后发生的那样,英国政府发现除了高压政策别无选择,1774年英国选择了这一政策,部分原因是它强烈主张议会对美国的管辖权。这一行为戏剧性地从政治上唤醒了北美的各个殖民地,鼓励美国领导人和公民形成统一战线以支持马萨诸塞州。在北美的大多数殖民地,合法政府迅速瓦解,政治权力流向新动员起来的委员会、大会和国会,这些都是革命政权的雏形。

  (6)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政府(理论上)本可以选择谈判,但由于在美国缺乏政治资产,即使在1775年4月马萨诸塞战役爆发后,它也别无选择,只能坚持胁迫和镇压政策。从那时起,美国做出独立的决策基本上只是时间问题。由于英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严肃的谈判提议,美国温和派不得不接受激进派领导人长期以来对英国动机的负面评估。

  但是,假设我们从构成这个解释范式的上述命题中后退一步,并提出一个逻辑上优先的问题:这些命题要解决的历史分析问题是什么?得益于学术界对独立运动的广泛研究,我们对1765年之后十年的殖民地从抗争到革命运动的基本政治叙事并不陌生。为了令人满意地解释美国革命的政治起源,我们需要提出哪些问题?这里的四大谜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而主流解释范式为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第一,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争议导致的僵局,那么在拥有共同政治遗产的两个国家,为什么主要政治力量会对英国宪法和殖民地地位的理解如此不同?这是埃德蒙·摩根和伯纳德·贝林这两位战后最受赞誉的美国学者在他们关于美国革命的伟大著作中阐述的核心问题,法律史学家约翰·菲利普·里德也在他的四卷本《美国独立战争宪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中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学术共识,而反过来,也正是这种共识更好地说明了当前的解释范式为何能保持其持久的解释力。

  第二,即使假设有关共同宪法传统的这些不同解释持续存在,最终很可能导致不可调和的僵局,但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13个不同殖民地能达成足够高的共识,从而维系了谋求独立的决定和随后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美国从抗争到革命的运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在这场运动中,每年都有更高程度的动员和战斗。1765年,像约翰·狄金森这样的温和派领导人担心13个殖民地能否在没有帝国调解和控制的情况下和平共处,这一担忧非常合理。10年后,英国领导人认为,如果能够让马萨诸塞州这个顽固不化的地区为抵制英国付出代价,那么这一教训将使美国人无法团结起来支持该州,这个假设也同样合理。1774年夏天,当大英帝国的最后一次危机爆发时,美国激进派领导人和英国官员都对殖民地的过激反应感到吃惊。他们的惊讶程度也反过来表明,他们对殖民地军事行动的衡量和判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第三,殖民地为什么会在抗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最终决定冒着战争可能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风险,以确保他们的权利并获得独立?历史学家在努力解释这个问题时,不得不经常权衡政治原则和物质因素的相对力量。主流解释范式的支持者倾向于认为,美国和英国对殖民地权利的来源和范围的分歧日益加深,这为1774—1776年的彻底决裂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这种观点看来,美国人首先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确定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当英国的行动证实了帝国政策将危及美国的自由时,相当多的殖民地居民也随之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此外,独立战争前夕殖民地的相对繁荣表明,激励民众反抗意愿的因素不太可能是经济上的不满或贫困问题。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影响,使殖民者意识到对英国议会征税权的任何让步都是滑向暴政的第一步,我们就很难理解在殖民地逐渐成为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那些谨慎的居民为什么会认为帝国新法规和新税收带来的适度成本会大于与英国的强大力量对抗的潜在成本。

  相比之下,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过分强调宪法僵局与和解的政治障碍,可能会忽视更具体的原因,即为什么特定的殖民者群体愿意甚至渴望挑战英国的统治。根据这种观点,政治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必然与基于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算计和意愿有关。港口城镇的工匠和商船海员、新英格兰自给自足的农民、切萨皮克的烟草种植者、投机者以及关注边疆的移民,都有各自的不满或抱怨,他们希望通过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来获得弥补或收益。因此,任何对美国革命起源的全面解释,都必须综合考虑那些促成了1774—1776年联盟的不同关切。

  第四,英国方面的所作所为同样值得关注,甚至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前三个谜题都倾向于将搜集历史证据的沉重负担放在大西洋西岸,他们认为从抗争到革命的殖民地运动是最需要解释的问题。这种倾向无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独立这个主题存在着固有的民族立场偏差。对美国人来说,革命运动是建国大业,但对英国学者来说,它只是18—19世纪英国霸权故事的一个篇章,甚至远不如随后的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与法国的争斗来得重要。但是,这种持续冲突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英国最终选择了胁迫和镇压政策,而不是谈判与和解。此外,还有两个特定的历史原因说明有必要持续关注英国的动机。首先,整个冲突的动态和节奏几乎总是英国挑衅和美国被动做出反应。如果没有来自英国的挑衅,殖民地的激进派不觉得自己能够挑起事端,相反,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回应并利用英国的失误。塞缪尔·亚当斯在1776年4月非常精准地总结了这一策略:“我们不能制造事端。我们的任务是在事件发生时明智地推波助澜。”其次,无论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计算如何使殖民地走向独立,英国的不妥协态度显然是让美国政治温和派对和解选项感到绝望的关键因素。如果英国人对这些分歧更加敏感,并提出实质性的谈判建议,即使亡羊补牢,也许仍会扰乱独立运动的节奏。

  美国独立战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这些困惑表明,有关宪法、主权及自由的思想和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美国革命背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是不确定的。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些谜题,就需要对宪法政治有恰当的理解。就像历史学家那样,仅仅认识到宪法通过设定政治经济的基本规则来影响结果,这是不够的。相反,必须进行两项额外的理论研究:首先了解宪法如何影响规则和结果;其次,了解与宪法相关的政治行为,即宪法被选择和执行的过程。

  事实上,正如拉科夫(1996)对制宪时期的论述那样,美国人提出这些思想不是为了思想本身,而是为了服务于政治目的。在革命前就清楚阐述了其思想的美国人,不仅仅是抽象的政治理论家,也是试图影响事态发展的务实政治家。然而,为了理解他们的行为,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理想目标和工具目标之间的关系。

  宪法的核心特征是其规则的可信性,毕竟宪法规则只有在得到执行时才能约束政客。宪法会影响结果的含义在于,对宪法规则或其执行程度的预期如果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对未来结果的预期。通过这种方式,宪法在思想领域和行动领域之间建立起联系。

  我们分几个步骤来论证我们的观点。首先,我们转向理论,探讨物质利益如何影响策略行动者对宪法的偏好(如果真有影响的话)。我们认为,在评估宪法时,就像评估任何不确定选项时一样,人们会考虑不同宪法的预期价值。因此,他们对宪法的排序既反映了他们对各种宪法赋予的概率,也反映了他们期望从这些宪法中获得的回报。在评估预期价值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概率和收益时,人们会特别关注宪法,因为它将未来与现在联系在一起。

  从工具理性人关心宪法的角度看,思想在美国革命中处于中心地位似乎不再那么奇怪。事实上,双方对大英帝国宪法的担忧都是合理的。七年战争后,美国和英国在大英帝国中的利益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新的治理结构可能难以避免。双方对现状的看法大相径庭,阻碍了和平重组的可能性。正是在双方的现有信念与基于信念的行动相互作用之下,美国最终脱离帝国体制走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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