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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技术驱动型增长加速

来源于 《比较》 2022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0月01日
相比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生活,工业革命无疑是重大事件:蒸汽动力、钢铁制造、机械纺织和电报线路给许多人带来了舒适,让少数人发财致富。图:IC photo
文|布拉德福德·德龙

  *J.Bradford DeLong,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曾于1993—1995年出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主要研究领域:经济史、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和金融。本文节选自他的新书Slouching Toward Utopia:An Economic History of 20 Century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编者注

一、走向全球化

  书桌上各种宣扬民主、理性、女性主义、启蒙和革命的专题著述,让英国学者和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感到心烦意乱。于是在1800年前后,他写出了一篇反击大作:《人口原理》。他的目标是什么?是证明主要辩论对象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即《弗兰肯斯坦》一书作者玛丽·雪莱的父亲及其所有同党是公共福利的敌人,他们目光短浅且容易被蒙蔽,无论他们的初心有多么仁慈。马尔萨斯认为,人类需要的绝非通过革命带来的民主、理性、女性解放和启蒙运动,而是宗教正统、君主政治和父权制家庭。(*①Thomas Robert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London:J.Johnson,1798.)

  理由何在?因为人类的性行为几乎是无可抗拒的力量,除非受到制约,让女性保持宗教虔诚,世界维持父权性质,由政府颁布禁令把人们的性行为限制在严格批准的特定条件下,否则人口总是会扩张,直至达到“现实制约”施加的极限,即只有当女性变得羸弱不堪,排卵失去规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免疫系统受到削弱和破坏的时候,人口才会停止增长。马尔萨斯看到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是“预防制约”,即通过社会中的家长制权威让女性把贞洁状态保持到28岁左右,甚至在此之后,政府依然限制未婚状态的女性发生性行为,并借助宗教产生的诅咒恐惧防止女性违背政府禁令。只有这样,人口才会保持在稳定均衡状态,让人类获得相对良好的营养与财富。

  马尔萨斯阐述的观点,至少对他所处的时代及更早的时代而言,并没有错。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世界只有大约700万人口,技术发展指数约为0.051。根据联合国和学院派发展经济学家的标准,当时的生活水准约为每天2.50美元,或者说每年约900美元。快进到公元元年,我们看到世界比公元前6000年有了多得多的发明、创新、技术进步的积累,我采用的技术发展指数也达到0.25,可是平均生活水平依然是每年约900美元。为什么没有进步?因为正如马尔萨斯所述,人类的性行为确实是几乎无可阻拦的力量。全球人口从公元前6000年的约700万增加到公元元年的1.7亿左右。经济学家格雷格·克拉克(Greg Clark)估算过英国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他发现,如果把1800年的工资水平指数化为100,则1650年、1340年、1260年和1230年的建筑工人实际工资指数都相当于100。他得到的最高工资指数水平是1450年的150,那是因为在1346—1348年的黑死病之后欧洲大约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及随后各代人经历的瘟疫浪潮,加上农民起义,严重削弱了贵族维持农奴制度的权势。不过在1450—1600年,实际工资水平又逐渐回落到1800年时候的指数水平。(*②Gregory Clark,“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1209-200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no.6(December 2005):1307-1340,http://faculty.econ.ucdavis.edu/faculty/gclark/papers/wage%20-%20jpe%20-2004.pdf.

  马尔萨斯建议的策略,即宗教、君主制和父权社会,对提升农业时代一般生活水平的不可避免的惨状没有多少帮助。到1870年,至少在英国出现了某些进步。当然要知道,1870年的英国绝对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克拉克的测算,英国建筑工人在1870年的实际工资水平指数达到了170。但有人还是不以为然,还记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吗?那时的智者们依然推测,人类还没有跨越任何决定性的命运分水岭。

  穆勒及其伙伴们言之有据。1770—1870年的工业革命是否减轻了绝大多数人的辛劳程度,哪怕是在处于世界领先位置的英国?这值得怀疑。工业革命是否提高了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哪怕是在英国?有一些提高。相比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生活,工业革命无疑是重大事件:蒸汽动力、钢铁制造、机械纺织和电报线路给许多人带来了舒适,让少数人发财致富。但人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而且有理由担忧。例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直到1919年还在谈论,虽然“马尔萨斯魔鬼”已经被“清除出视野”,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我们或许又把它重新释放了出来”。(*③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London:Macmillan,1919,8.)

  在饥饿的人们看来,食物的魔力不容抗拒。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500年,受到食物短缺制约的全球人口以蜗牛般的速度增长,每年约0.09%,大约从5 000万人扩张到5亿人。孩童的数量很多,但严重营养不良,难以让足够多的孩童活到足够大的年龄,以促进总人口增长。在这几千年中,农民和匠人的普通生活水平很少改变,他们总是要把超过一半的精力和资金用来确保最基本的热量与营养摄入。

  受“马尔萨斯魔鬼”的困扰,这种情况鲜有例外。人口增长会吞噬技术与组织的发明创新带来的收益,只能让上层剥削阶级的生活显著改善。而技术与组织的发明创新的平均速率也乏善可陈,每年只有约0.04%,相比之下,从1870年前后起这个平均速率达到了每年2.1%。

  这就是公元1500年之前的人类生活,此时来到了一道分水岭:帝国商业革命(Imperial-Commercial Revolution)。人类的技术与组织能力的进步速度实现了4倍的大幅跨越:从之前的每年0.04%提高到每年0.15%。远洋帆船、马匹育种、牛羊育种(尤其是美利奴绵羊)、印刷术的发明,粮食种植中对恢复土壤氮素肥力的重要性的认识,运河、马车、大炮、钟表等在1650年之前出现的技术奇迹,成为人类的巨大恩赐,但大炮例外,对某些人来说帆船也是例外。可是这些增长没有快到打破“马尔萨斯魔鬼”的诅咒,并继续把人类约束在几乎普遍的贫困中。大体而言,人口增长与知识增长保持同步,形成抵消。在全球范围内,富人的生活开始改善。(*④例如,考察为支持公元1800年的托马斯·杰斐逊与5 000年前的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物质文化的对比。Alexander Heidel,trans.and ed., The Gilgamesh Epic and Old Testament Parallel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Robert Silverberg,ed.,Gilgamesh the King,New York:Arbor House,1984;George W.Boudreau and Margaretta Markle Lovell,eds.,A Material World:Culture,Society,and the Life of Things in Early Anglo-America,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9.)

  但普通人获得的好处极少,甚至可能遭受巨大损失。因为更先进的技术与组织让所有类型的产品数量增加,包括用于杀戮、征服及奴役的更有效和更残酷的工具。

  1770年,即在马尔萨斯撰写《人口原理》的一代人之前,又迎来了另一道分水岭:英国工业革命。人类的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增长速率实现了又一次巨大飞跃,大约提升了3倍,从每年0.15%增至0.45%左右,而在工业革命的原发心脏地带或许还要高出1倍:那是个神奇的环状地带,以不列颠岛东南角的多弗白岩为中心,半径约有300英里。另外还有在北美洲东北部的衍生地区。以这样更快的进步速率,更多技术奇迹于1770—1870年在北大西洋沿岸普及,并推广到世界上其他辽阔地区。全球人口增长也加速到每年近0.5%,全球产出或许首次超出了每人每日3美元的水平(以今天的等值货币计算)。

  这些数字非常重要,是真正的关键所在。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曾经提到,经济学家的秘密武器是计算能力,我的曾曾叔祖、经济史学家阿伯特·厄舍(Abbott Payson Usher)也曾有过类似的观点。(*⑤由Trevon Logan向我转述。)要知道,我们人类是喜欢讲故事的动物。依靠精彩的情节以及善恶有报的圆满结局,故事总会让我们心驰神往。故事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记忆方式。真正重要的个人事迹必然涉及身处十字路口的某些人物,他们的行动最终会影响人类的命运,还有就是那些作为广大群体的特殊代表的部分人物。只有通过计算,我们才能判断什么样的故事最具有代表性,哪些决定真正影响深远。各项技术都是重要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们的权重。我们需要考虑:总体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某项技术进步让人们制造旧产品的效率获得提高,制造新产品的能力获得增强。

  工业革命的源起不是预先注定的,革命并非不可避免。对工业革命的起因及历史非必然性的追溯不在本书的议题之内。平行宇宙论者信誓旦旦地说,外面存在与我们类似的其他世界,但我们无法听到、看到或触及它们,就像调到某个频道的收音机不能播放其他频道的节目那样。而根据对这个世界的历史的了解,我完全有把握认为,在外面的大部分平行世界中没有英国工业革命。它们的增长速度更有可能与帝国商业革命时代的每年0.15%持平,或者接近中世纪的每年0.04%。那些世界更有可能出现的场景是,世界由装备火药武器的帝国长时期把持,全球贸易继续由帆船推动。(*⑥英国在1870年之前的工业革命时期的道路更多属于“全球化”现象,而非“技术革命”现象。我的这一观点主要受到Gregory Clark的启发:“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ctober 2001,http://faculty.econ.ucdavis .edu/faculty/gclark/papers/secret2001.pdf.)

  当然,我们的世界并非如此。而即便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也不认为帝国商业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是决定性的事件。

  在工业革命时代,人类的实用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典型全球增速达到每年0.45%,但这会被每年0.9%的全球人口增长(或者说每代人增长近25%)消耗殆尽。也就是说,每4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总数存活到成年的不止8个,而是接近10个。但如果人们的营养略有改善,人类的性行为能够也的确会产生更大成果。例如在北美洲的梅森-迪克森线以北(即无黄热病的区域)定居的英国移民后裔的数量,在不借助现代医疗辅助的情况下,每100年通过自然增殖翻两番。营养充足但依然贫穷的人面临较高的婴儿死亡率,而且非常需要某些子女存活下来,以便给自己养老送终。所以,每4对这样的夫妇的子女总数很可能不止10个,而是达到14个。此时每年0.45%的人类技术能力进步已经不足以施展法术来制约“马尔萨斯魔鬼”。因此1870年的世界仍是个贫穷到绝望的世界。当时,超过五分之四的人类仍在挥汗如雨地耕种土地,以生产自己家人吃的大部分食物。预期寿命相比过去只有微不足道的提高。1870年,全球采掘的铜只有人均5盎司,2016年则是5磅。1870年,全球的钢铁产量为人均1磅,2016年则是人均350磅。

  全球技术知识在1770—1870年间的增速为每年0.45%,这能够延续吗?人类过去经历的全部繁荣期最终都走向了衰竭,重新进入经济停滞阶段,或者更糟糕的黑暗征服时代。德里在1803年被外来入侵者劫掠,北京在1644年,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巴格达在1258年,罗马在410年,波斯波利斯在公元前330年,尼尼微在公元前612年……

  当时的人们凭什么认为1770—1870年的增长不会同样走向衰竭呢?凭什么期待宏伟的伦敦将面临不同的命运?

  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1865年还是位30岁的年轻人,默默无闻却自命不凡,“煤炭之问”令他声名鹊起。他警告,最多在一代人之内,英国的易采掘煤炭就将耗尽,各家工厂将随之……关门。(*⑦William Stanley Jevons,The Coal Question: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London:Macmillan,1865.)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则属于大英帝国最坚定的信仰者。帝国也待他不薄,直至1915年9月27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他的儿子约翰在法国城市里尔郊外的血腥战场上阵亡。不过在1897年,吉卜林对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反应则是创作了一首不祥之诗,预言伦敦逃不脱尼尼微的命运,结尾称:“疯狂的夸赞与愚蠢的妄语——上帝啊,请怜悯你的子民!”(*⑧Rudyard Kipling,“Recessional,” first published in The Times(London),July 17,1897,reprinted at Poetry Foundation,www.poetryfoundation.org /poems/46780/recessional.)

  因此,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根本驱动力带来的进一步加速——比工业革命更为强大的加速,当今世界或许会一直停留在蒸汽朋克般的景象中:2010年的全球人口或许仍能达到70亿,但即使发明创新维持在1770—1870年的全球平均速率,绝大多数地球人的生活水平也不会比1800—1870年时高出多少。如果今天的技术与组织停留在大约1910年的水平,飞机仍将是处于幼稚阶段的技术,马粪的清扫也仍将是大城市交通管理的核心问题。此时,全世界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人口比例将不是9%,而是超过50%,低于5美元的人口比例则将达到90%。此时,平均农场面积将只有1800年时的六分之一,只有最上层的统治阶级能拥有我们今天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当然,真实历史不是这种情形。现实中发生的场景是1870年之后的创新增长加速,让人类跨越了第三道分水岭。

  1870年前后,人类的技术与组织能力的增长率又提升了4倍,跃进到我们目前每年2.1%的水平。自此之后,技术进步远远超越了人口增长。而且最富裕经济体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此后开始下降,随着人们变得足够富裕和足够长寿,限制生育率成为一种合意的选择。

  相比之前的所有时代,1870—1914年这段时期堪称“经济理想国”(economic ElDorado),这是凯恩斯在1919年回顾历史时采用的说法。(*⑨Keynes,Economic Consequences,8.)

  由此使得1914年的世界成为现代与古代的奇特混合体。当年,英国烧掉了大约1.94亿吨煤炭,而它今天的年度能源消耗量只是那时的2.5倍。当年,美国的铁路客运里程达到平均每位国民350英里,而今天美国的年度航空客运里程约为每位国民3 000英里。在1914年,地主阶层在法国之外的其他所有欧洲国家仍占据政治和社会的支配地位,其中大多数人依然自视为手持刀剑、为国王效力的骑士阶层的后裔。

  与过去相比,当时几乎是传说中的乌托邦。全球非技能劳动者的平均实际工资在1914年比1870年又提高了大约50%。自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来,历史上从未达到过这样高的生活水平。

  为什么自1870年之后,每1年的技术与组织进步幅度都堪比1770—1870年间需要4年才能达到的成就,如果是1500—1770年间,则需要12年才能实现,如果是在1500年之前,则需要60年?最开始集中在欧洲部分地区发生的这一现象,又如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尽管程度上并不平衡)?

  我认为答案在于工业研究实验室、大型现代公司以及全球化的到来,把全世界整合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并着手解决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找到如何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实验室和公司组织让托马斯·爱迪生、尼古拉·特斯拉之类的人成为发明家。他们不再需要像前人那样承担十几种其他角色,从团队指挥到人力资源经理等。这些工作都留给公司去完成,由此带来了显著的差别。技术发明可以用理性、规范和职业化的方式开展,然后以理性、规范和职业化的方式应用。

  1870年前后的这些发展是否必然或不可避免呢?我们能看到,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并非不可避免或必然,今天的场景是历史上未曾发生的事情与确实发生的事情的共同结果。人类历史充满了此类可能出现的情形,例如,假设莉莉安·克劳斯没有在1933年2月15日用她的手提包打中杀手朱塞佩·赞加拉,后者的子弹就会命中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头部,而非芝加哥市长安东·塞马克的肺部,结果将是罗斯福死去,塞马克活下来,那么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岁月中的历史将面目全非。然而,工业实验室的创建不是一个或几个人的事情,而需要许多人联合协作,往往各怀目的,历时多年。这意味着不可避免吗?未必。可是很多人在长时期联合协作,确实更有可能得出某种特定的结果。

  我们感觉此类进程可能会有不同结果,但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来总结这可能会如何发生,或者特定结果将落到怎样的合理范围。正如历史学家安东·豪斯(Anton Howes)所言,在1773年之前的5 000年中,几乎任何一位织布工都有可能发明飞梭,从而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无人做到,直至并没有掌握艰深知识及利用先进材料的约翰·凯伊——借用豪斯的称颂——“发明用两端的木头盒子接住梭子……加上一根绳子和一个名为选择器的手柄”,由此可以看到,“凯伊的创新在简单实用上无与伦比”。相比之下,实验室和公司组织更为复杂,有可能超出人类的想象。(*⑩Anton Howes,“Is Innovation in Human Nature?,” Medium,October 21,2016,https://medium.com/@antonhowes/is-innovation-in-human -nature-48c2578e27ba#.v54zq0ogx.)

  要让实验室和公司发展扩张并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还需要催化剂。而最主要的催化剂显然是全球化。

  回到1700年之前,当时所说的“国际贸易”属于用高价值贵重物品交换贵金属的贸易,这些贵重物品包括香料、丝绸、精神药物(如鸦片)、精美制造品(精钢刀剑、瓷器)、重要而稀缺的原材料(如制作铜器所需要的锌)。偶尔还有在各个帝国内部及之间依靠船只运输的粮食:埃及和突尼斯的小麦运到罗马,中国江南的大米运到北京等。还有奴隶贸易:把人们从原生的社群中绑架出来,强制赋予毫无权利的最低等级地位,以极少的食物要求他们提供大量劳作。国际贸易意义重大,严重关系到精英阶层的享乐与修养。但它不是改变经济生活的本质力量,当然对于受工业革命之前的贸易网络奴役的人除外。我们所说的“国际贸易”在当时最多影响到全球经济生活的6%,平均来说,一个地区有近3%的消费来自其他地方的进口,近3%的产出用于出口到其他地方。这在1700年之后开始改变。1700—1800年,北大西洋的“枪炮-奴隶-蔗糖”三角贸易确实成了一种强大力量,为邪恶目的剧烈地改变了非洲与加勒比地区的面貌,并发挥了至今仍有争议的推动作用,把全球海洋帝国的庞大财富集中转移到英国,使后者走上了市场经济、有限政府、工业革命和世界霸权的道路。不过,1800年时的国际贸易充其量只占全球经济生活的6%。

  1800年之后,棉花与纺织品加入了世界贸易的关键大宗商品清单。棉花输入英国工业革命中的核心制造地带,即英国本土和英吉利海峡对岸地区,以英格兰东南部的多佛为中心的300英里半径圆圈的范围,以及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这些地区出产的纺织品和其他制造品则出口到世界各地。不过,到1865年时,国际贸易依然只占全球经济活动的7%。(*⑪“Globalization over Five Centuries,World,” Our World in Data,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globalization-over-5-centuries?country=~OWID_WRL,piecing together estimates from many authorities.)

  交通运输也出现了全球化,装备钢铁外壳和螺旋桨动力的远洋蒸汽轮船与铁路网连接起来。还有通信的全球化,环球范围的海底电报线缆与陆地线缆交接。到1870年的时候,你可以用接近光速的速度在伦敦与孟买之间互通信息,1876年后,伦敦与新西兰也实现了连通。

  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没有壁垒。各国边境开放带来的最大影响是移民,但许多温带地区的定居地限制来自中国、印度等地区的贫穷移民进入。这些地方被保留给欧洲人,有时也包括来自中东地区的人。尽管有限制,但大量人口仍加入了移民行列,在1870—1914年间,世界上每14个人中就有1人从自己原先居住的大陆外迁,总人数接近1亿。(*⑫W.Arthur Lewis,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14.)

  世界各国政府的开放态度还意味着,对贸易、投资和交流的法律障碍很少。随着人的搬迁,资金、机器、铁路、轮船和电报线缆等生产与分配网络跟随而至,追逐各种自然、实物和生物资源。跨越(今天的)国界的交易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占比在1870年达到约9%,在1914年更是提升至约15%。交通运输成本的革命性降低大大超出了同一时期生产成本的降幅和差异。交通运输的进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看看铁路的例子。能够廉价生产铁轨和发动机的冶金技术,让陆上交通的成本变得跟河流和远洋一样低廉,速度也变得更快,至少在铁路铺设到的地方是如此。

  有人却发出了怨言。19世纪中期的马萨诸塞州先验主义作家与活动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对铁路的回应是:“滚出我的草坪!”

  人们有种难以名状的想法:如果他们把这种共同出资和建设行动坚持得足够久,最终就能让所有人都搭乘火车,以较短的时间和极低的费用旅行。可是,当一大群人冲到车站,而检票员高呼“全体上车”,黑烟冒起,蒸汽四溢的时候,大家将会发现只有少数人在乘车,而其他人则被碾压。这将被称为“一场悲哀的事故”,事实也将的确如此。(*⑬Henry David Thoreau,Walden;or,a Life in the Woods,Boston:Ticknor and Fields,1854,58-59.)

  但我的先祖以及大多数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在铁路出现之前,一般的原则是,陆路的农产品运输不能超过100英里。因为到这个距离的时候,拉货的牛马会消耗掉它们运送的全部货品。你要么找到一条通航的水路——理想情况是比100英里近得多——要么自己消耗生产的全部粮食。这同时意味着,你穿的、吃的、用来打发时间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在本乡本土生产,否则就得用不菲的代价购买。

  在梭罗看来,花费一天时间步行或骑马去波士顿是件好事,是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但这是有钱人的看法,或至少是无家庭负担的人的看法,而且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第二任妻子丽迪安·杰克逊(Lidian Jackson)还很乐意为他烤制馅饼。(*亨利·梭罗终生未婚,与爱默生一家是挚友。——译者注)

  实验室、大公司、全球运输、全球通信、壁垒降低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足以翻越决定性的分水岭,让人类摆脱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它们还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书写了世界经济的故事。

  鉴于全世界的人类都喜欢居住在能够通航的水道附近,交通运输的最深远革命或许不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铁路,而是后来诞生的烧煤的铁壳远洋蒸汽轮船。1870年,贝尔法斯特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下水了蒸汽螺旋桨驱动的铁壳客轮皇家海洋号,这艘船承诺用9天时间从利物浦抵达纽约,而在1800年这段旅程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完成。

  皇家海洋号有150名船员,服务1 000名三等舱乘客,每人票价为3英镑,大致相当于非技能劳动者一个半月的工资。还有150名头等舱乘客,每人票价为15英镑。(*⑭Mark Chirnside,Oceanic:White Star’s “Ship of the Century”,Cheltenham:History Press,2019,72.)以占平均收入的份额计算,头等舱票价相当于如今的1.7万美元。但更有意义的应该是与19世纪70年代的近期历史做对比。就在一代人之前,乘坐更缓慢、更不安全的其他船只的三等舱的费用是皇家海洋号的2倍,而1800年时的费用约为4倍。在1870年之后,送一位家庭成员漂洋过海去工作,对于除最贫困阶层之外的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都成了一种可行的选项。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此做出了响应。因为多达1亿人离开自己原生的大陆,去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19世纪后期的生产和贸易全球化显得活力十足。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们都没有见到人类在全世界的分布如此迅速地发生调整。

  大约5 000万人离开欧洲的故乡,主要迁往美洲和大洋洲,也有些去往南非、肯尼亚高地、庞蒂克-里海大草原以及其他地方。1870—1914年是一个非凡的时代,工薪阶层可以为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反复跨越海洋。

  按照我追溯的家族史,我的所有先祖都是在1800年之前抵达美国,那时跨海移民的人多是被奴役者、被契约束缚者,或者中产阶级成员。我知道的最后一位是艾德蒙·加拉弗,1772年生于爱尔兰的瓦特米斯(Watmeath),他与莉迪亚·麦克吉尼斯(1780年生于新罕布什尔)在19世纪之初定居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迎来儿子约翰的降生。不过,我妻子的所有先祖则是在1870年后的全球移民大潮中来到美国的。其中一位是玛莉亚·罗萨·席尔瓦,1873年生于葡萄牙,于1892年抵达美国。她于次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洛维尔嫁给何塞·吉尔,后者于1872年生于讲葡萄牙语的马德拉岛,于1891年乘船抵达萨凡纳。

  他或许了解甘蔗,并听说萨凡纳有甘蔗种植,但发现自己在那里肤色太黑,于是搬到了洛维尔,我们对此并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玛丽、约翰、弗朗西斯和卡丽,在1900年后不久重新跨越大西洋,从波士顿返回了马德拉岛。之后何塞于1903年死在了南非。接下来我们看到玛莉亚·罗萨带着4个孩子,加上后来的约瑟夫,再度跨越大西洋。在马萨诸塞州富尔河镇1910年的人口普查中,她被登记为租房居住的寡妇纺织工,生育过5个孩子,有4个存活下来。

  移民并不总是单方向的。正如何塞·吉尔与玛莉亚·罗萨·席尔瓦那样,某些人多次跨越大西洋。其中有个人做了永久性的反方向旅行——生于美国,迁往英格兰,她就是1854年出生的珍妮·杰罗姆,纽约金融家莱纳德·杰罗姆与克拉拉·霍尔之女。原因是她嫁给了第七任马尔堡公爵的小儿子兰道夫·斯宾塞-丘吉尔爵士。他俩于1873年在英吉利海峡的怀特岛举办的帆船赛会上初次相遇,3天后即订婚。但婚姻被推迟了7个月,因为珍妮的父亲莱纳德与新郎的父亲约翰·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公爵需要商讨:新娘应该带多少嫁妆以及如何保管。这对年轻夫妇的儿子温斯顿在婚后8个月出生,另一个儿子约翰则在6年后到来。(*⑮Elisabeth Kehoe,Fortune’s Daughters:The Extravagant Lives of the Jerome Sisters—Jennie Churchill,Clara Frewen and Leonie Leslie,Boston:Atlantic,2011,71.)

  兰道夫在大约20年后的1895年去世,享年45岁,或许是因为梅毒,总之是有显著神经症状的疾病。死亡证明上的诊断说“由于神经失常而基本瘫痪”。珍妮此后“深受威尔士亲王及其他人的爱慕”,这是当时的说法。她在1900年同乔治·科恩瓦里斯-韦斯特结婚,后者只比儿子温斯顿大一个月。

  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去掉了姓氏中的连字符,把前半部分斯宾塞改成了自己的中间名。青年时期,他是英国政治的“童言无忌者”,中年时期是糟糕的财政大臣,然后在二战时期出任首相,扛起了抗击纳粹的重任。温斯顿作为战时首相的辉煌成就至少应部分归功于他有一半的美国血统,并知道如何与美国对话,尤其是如何与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话。

  虽然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北部的红杉林中有供奉佛教的观音菩萨的神龛,但中国向欧洲人聚居的加州及其他气候温和的殖民地与前殖民地的移民路线很快被关闭了。利兰·斯坦福(铁路大亨和加州州长,为纪念自己的儿子创建和捐资兴建了斯坦福大学)之类的富豪也许支持引入移民,但平民主义者倾向于排外。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难以阻挡西欧人和东欧人的流入,但基本上可以强制推行“中国佬滚回去”的政策。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们也属于不受欢迎的同一类型。

  莫罕达斯·甘地生于1869年,他的父亲卡拉姆昌德·甘地是卡提瓦半岛上与英国结盟并受其领导的博尔本达尔侯国的首相,母亲是父亲的第四任妻子普立白。(*16 关于甘地的故事,我读过的最好的三卷本著作是:Ramachandra Gupta,Gandhi Before India,New York:Alfred A.Knopf,2013;Gandhi:The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1914-1948,New York:Random House,2018;India After Gandh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London:Pan Macmillan,2011.)莫罕达斯14岁时,家里安排他同卡斯图尔白成婚。1888年,18岁的他从孟买坐船去英国学习法律。3年后,22岁的他成为律师,坐船返回印度。他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1893年遇到一位商人,对方需要律师帮忙去南非收取4万英镑的债款。甘地自告奋勇接受此任务,再度横跨大洋。他本想只去一年,但后来决定留下。1897年,他返回印度,然后把家人一起接到南非。他将在那里再住上22年,并在那里成为一名反帝国主义者、政治家和活动家。因为从印度次大陆来到南非的人所受的待遇虽然没有本地土著那么屈辱,但也只是略好一点。

  这些伟大移民活动的另一位参与者是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中等水平的地主家庭,家境约相当于中国当时平均收入的5倍。(*17 Benjamin Yang,Deng: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Routledge,2016,22-46.)1920年12月,邓小平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因为1914—1918年的一战把大量劳动力送入军队,并让许多人死去或致残,所以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法国政府都急于接受任何愿意入替的人。邓小平借助战后的这项人力引入计划,到巴黎郊外的克勒索工厂担任金属加工的钳工,在那里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并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1926年,邓小平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之后于1927年回国,从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成长为高级官员。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受到两次排挤,前一次的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但邓小平最终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指引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真正崛起,他完全有资格被视为加长版20世纪历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

  在欧洲人移居的各个气候温和地区,本地平民主义者非常成功地保持了“欧洲色彩”,如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智利、乌拉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潮被引向了其他地方,如锡兰的茶叶种植园或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等。不过,仍有多达5 000万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移居海外,主要去往东南亚、非洲、加勒比地区与秘鲁高地。

  气候类似欧洲的资源丰富的定居地,如加拿大和阿根廷等地,进一步促进了欧洲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移民后来又回到母国,大多数人带回的资源让自己成为中产阶级的坚实成员。三分之二留在海外的移民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则提高了1.5~3倍。留在母国的人同样因此获益。数十年的移民浪潮使欧洲的工资水平提高,因为留在本地的劳动者面临的就业竞争变小了,而且有来自新大陆的廉价进口产品可供选择。(*18 Jeffrey Williamson,“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Past and Present,” World Bank Observer 12,no. 2(August 1997):117-135,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50244146816164 7699/pdf/766050JRN0WBRO00Box374378B00PUBLIC0.pdf.)

  富豪与平民主义者也从中获得了好处。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劳动力稀缺的大西洋西岸外围地带从劳动力丰富的欧洲迎来移民浪潮时,之前已经生活在那里的本土工人有什么损失。在1914年之前的岁月,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实际工资分别实现了1.0%、1.7%和1.7%的年增长率,而欧洲西北部的工资的年均增速为0.9%。只是在澳大利亚,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的实际工资水平陷于停滞,外贸增长似乎对这个劳动力稀缺经济体的实际工资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削弱作用。总体而言,迁往温带地区国家的移民同时带来了资本,从而扩大了移民接收国的经济规模。(*19 Steven Dowrick and J.Bradford DeLong,“Globalization and Convergence,” in Glob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ed.Michael D.Bordo,Alan M.Taylor,and Jeffrey G.Williamson,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Conference Repor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191-226,available at NBER,www.nber.org/system/files/chapters/c95 89/c9589.pdf.)

  对热带地区的移民接收经济体来说,移民涌入是否压低了相对工资水平?的确如此,而且对没有移民的经济体来说也是如此。英国的资本、巴西人参股兴建的橡胶种植园以及从中国输往马来亚的劳动力,都可以也的确打压了巴西劳动者的工资,他们甚至不知道有马来亚这个地方。经济欠发达也是个过程,在1870—1914年之间不断演化。

  移民对中国和印度本土等移民资源丰富的经济体的工资没带来多少提高,这两个地方的人口过于庞大,外迁移民显得微不足道。

  由于不幸的命运和糟糕的政府,当时的印度和中国没能挣脱“马尔萨斯魔鬼”的锁链。技术有所进步,但生产潜力的提高被人口增长吞噬,而不是表现为生活水平改善。中国在19世纪后期的人口几乎是第二个千禧年之初(公元1000年)的3倍,因此对于欧洲人视为濒临饥饿的工资水平,中国和印度的潜在移民依然愿意接受。

  就这样,中国和印度的庞大人口以及低水平物质财富和农业生产率制约了接收亚洲移民的其他地区的工资水平,包括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加勒比地区以及东非等。这些地方可以廉价地引入劳动力,配以略高于基本生存水平的工资。但劳动者们依旧珍惜工作机会,因为他们在马来亚或非洲种植园里得到的发展机遇和生活水平依然明显超过自己回国以后的境遇。低工资成本意味着,对亚洲移民开放的国家出产的大宗商品较为便宜。于是,来自马来亚橡胶种植园的竞争制约甚至压低了巴西橡胶种植园的工资水平。这样的结果是,在后来被称为南方国家的广大地区,19世纪后期的生活水平与工资率依然停留在低水平,尽管要高于当时的中国和印度。

  好坏不论,全世界此时成为一个整体,讲述同一个故事。这个全球故事的一部分内容是,出现了明确的国际劳动分工:“热带”地区向欧洲供应橡胶、咖啡、食糖、植物油、棉花及其他相对低价值的农产品。欧洲移民不断增加的温带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乌拉圭、乌克兰、智利,或许还包括南非,出产并向欧洲输送粮食、肉类和羊毛。德国农民遇到了新的竞争对手,不只是来自美洲,还有从敖德萨用船运来的大量俄国谷物。西欧国家依靠制造品的出口收入来支付进口物资,美国东北部也同样,工业设备和物资将在1910年提升至该国出口的半数份额。

  随着即将成为世界外围地带的经济体的工资水平下降,它们发展出足够富裕的中产阶级,为强大的本土工业创造需求的机会也在缩小。

  至于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看看大英帝国的例子。英国人无论去往哪里,都会修建起一座堡垒、几个码头和一家植物园,后者是为发现哪些有价值的植物可以在他们的堡垒掩护下兴旺种植起来。正是大英帝国在19世纪把橡胶作物从巴西带回皇家植物园,然后送到马来亚,以及把茶树从中国直接送到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尽管橡胶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才引入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半岛,到一战结束时,这三个地方已经成为世界天然橡胶的主要供应地。这个进程至少绝大部分是由大英帝国促成的。葡萄牙人则把咖啡树从也门带到巴西。对于在19世纪后期成为全球经济外围地带的许多地方来说,它们的比较优势更多不是天然形成,而来自人为赋予。(*20 Neal Stephenson,“Mother Earth,Motherboard,” Wired,December 1,1996,www.wired.com/1996/12/ffglass.)

  美国是最主要的长期受益者。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就能发现,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移民浪潮涌入的几十年是加长版20世纪成为美国主导时代的关键阶段。例如美国在1860年拥有完整公民资格(也就是政府认为值得教化的讲英语的白种人)的国民人数,包含女性和儿童在内,只有2 500万,而英国及其自治领的相应人口数为3 200万。到1940年,即1870—2010年之间的中点,情况有了巨大改变。美国拥有完整公民资格的人数达到1.16亿,英国及其自治领则只有7 500万。两国的人口都在自然增长,正是被接纳和同化的大量移民让美国到1940年实现了比大英帝国更为壮阔的飞跃。

  1870—1914年这数十年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迁徙、运输和通信改进、贸易和投资扩张的时代。人员运输与货物运输的成本竞相下降,芝加哥每磅1.5美分的面粉,1850年在伦敦能卖到3美分,到1890年已降至2美分。事实上,除特别容易损毁的类别外,每种大宗商品在1870年之后都可能以低于任何国家国内运费的价格通过港口跨越大洋运输。(*21 Keven H.O’Rourke and Jeffrey G.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Cambridge,MA:MIT Press,1999.)只要有码头和铁路,世界上的每个地方都能够同其他任何地方紧密连接起来。每个人的机遇和约束也都取决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

  这一点影响深远:1870—1914年,出口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在印度和印尼翻了一番,在中国达到3倍多。德川幕府两个半世纪的闭关锁国被美国军舰强行打破后,日本在一战之前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把出口占国民产出的份额从接近于零提升至7%。150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产出的份额约为1.5%。到1700年提升至3%左右,1850年达到约4%,1880年为11%,1913年达到17%,如今是30%。(*22 “Globalization over Five Centuries.”)

  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把1870—1914年之间的这一进步称作“第一次松绑”(first unbundling):船运成本的巨幅下跌意味着产品的使用和消费不再必须同原产地“捆绑”。你可以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货品,再廉价地运输,送到购买它们的有钱人所在的地方去使用和消费。(*23 Richard Baldwin,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5.)

  然而这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使世界变平”。除了购买简单易懂、质量已知的产品,如果你想做任何更为复杂的事情,都必须与他人交流。别人必须知道你的需求,你也必须了解他们的生产能力,需要就双方如何最好地协调达成共识。你还必须同他们面对面,以判断能够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信任对方。鲍德温说的第一次松绑意味着,生产可以也确实同使用和消费分开了,但生产并不是直接迁移到运输网络上最易于获取各种资源的地方,而是集中起来,迁入工业区,让生产商们可以尽量节约与沟通、会谈、面对面谈判和建立信任有关的成本。

  这一结果使得众多工厂比邻而居,于是工业研究实验室与新的思想创意也集中到一起,沟通交流的高成本同样要求思想的聚集。产品可以通过运输网络发送到任何地方去使用,但只有在全世界某几个地方生产才是最廉价和高效的。就这样,地球在1914年之前的经济理想国中繁荣起来,北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花园中的毒蛇则是相对收入水平的分化:市场在给予(北方国家)的同时,也在拿走。就后来的南方国家而言,它们的工业化远远落后,很多地方完全没有工业化,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地方还被去工业化。(*24 Robert Allen,Global Economic Hist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6-8.)

  欧洲西北部在生产制造品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比较优势,外围地区出产的自然资源也变得更有价值:铜、煤、咖啡以及各种矿产品和农产品可以通过铁路运往港口,再装上铁壳的蒸汽动力远洋货轮。市场经济的反应就像信息随着铜制电缆传输那样迅捷。核心工业化国家凭借在工业知识方面的优势专门负责制造业,外围地区专业生产初级产品,新升级的基础设施能帮助出口这些产品。这两类地区开展专业分工的能力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

  推动19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技术与基础设施投资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回报。例如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估计,联合太平洋公司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带来了每年约30%的社会回报率。(*25 Robert Fogel,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4,39.)

  国际贸易的增长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可能被利用到极致。两个国家在纺织品和五金产品的相对价格上一旦有差异(或者其他任何两种不易损毁变质的产品之间),把一个国家相对便宜的产品用于出口,以进口相对昂贵的产品,就可以赚取利润并改善社会福利。而比较优势一旦确立,通常就会延续很长时间。英国人发明的自动纺织机械,丝毫不代表它们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运转得更好。可是,英国的棉纺织产品出口在1800—1910年的多个十年中不断增长,到一战前数年的巅峰期攀升至每年11亿英镑。(*26 Wladimir S.Woytinsky and Emma S.Woytinsky, 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s:Trends and Outlook,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55,179.)

  比较优势的影响范围极其广阔。不太善于种植农作物,然而更不会制造机械工具的国家,依旧可以通过出口食品和进口机械工具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处于最擅长制造汽车的行列,但相对来说制造飞机更出色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出口飞机和进口汽车来改善福利。这就是不断扩张的世界贸易的可怕力量。无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来自创新的企业家、深厚的工程技术实力、高素质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乃至使劳动成本低廉的贫困处境,贸易都可以使企业盈利,让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世界范围的实际工资水平因此得以提升,并不限于当时广泛采用工业技术的若干国家。

  在劳动力之后,金融和投资也深受影响。以历史尺度观之,1870—1914年的世界经济是一个高投资型经济。西欧、北美洲东部和中西部的工业化动员了足够多工人生产制造品,满足全世界的需要,并帮着修建铁路、轮船、港口、吊车、电报线路以及其他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使全球化经济体首次成为现实。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的1865年,全球共有2万英里(1英里约为1.61千米)铁路,到1914年则发展到30万英里(今天的数字是100万英里)。

  德国汉堡市的工人获得了由北达科他州或乌克兰小麦制造的廉价面包。伦敦的投资者为蒙大拿州的铜矿和加州的铁路提供资金(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把其中很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日本政府扶持东京的企业家购买德国汉堡的工人制造的电动机械。把全世界连成一体的电报线缆则是由蒙大拿州的铜制造的,用中国工人在马来亚以及印度工人在孟加拉采集的橡胶作为绝缘包裹材料。

  凯恩斯在1919年指出,这一发展使得对全球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而言,1914年的生活“以较低成本和极少麻烦提供的各种便利品、舒适品和愉悦品,超出了过去时代最富裕和最有权势的君王的享受”。(*27 Keynes,Economic Consequences,32.)

  对全球工薪阶层来说,或者至少对那些被轮船、铁路、国际贸易惠及的人来说,生活水平更是大幅超过了基本生存水平。马尔萨斯的力量也对此做出了反应,1914年的人口相比一代人之前增加了四分之一。半个世纪的人口增幅超过以往农业时代的500年。不过,这并没有对营养水平带来下行压力。投资和技术使人类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包括营养在内的现有资源获得了相对于人口增长的更快增速。这次轮到“马尔萨斯魔鬼”被锁闭起来了。

  以沟通交流的能力为例。1800年左右,一个财务状况不稳的英国-爱尔兰贵族家庭的第四个儿子亚瑟·韦尔斯利正在追求财富和声誉,而他唯一的显著才干只是绝对属于业余水平的小提琴演奏。韦尔斯利给自己购买了一个职位,担任英国第33步兵团的少校。当时的英国政府认为,主要由富人、地主家庭子弟构成的军官团队将永远不会重演1650—1660年的准军事独裁政治,因此采用了军官职位必须花钱购买才能获得的规则,使出任军官的人必须同地主家庭有密切联系,能够获得后者的资助或借款。亚瑟就是靠兄长理查德借钱给他,得以晋升到陆军中校的。理查德此时被英国任命为印度总督,未来的威灵顿公爵亚瑟则与之同行,希望哥哥的羽翼庇护能帮自己当上将军。理查德确实帮了这个忙。亚瑟·韦尔斯利在后来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指挥军队击败过拿破仑亲自统辖军队的将军。但他认为自己作为将军打得最好的战役其实是负责指挥第一场,即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阿萨伊战役,是帮助英国赢得第二次马拉塔战争的关键一役。(*28 Elizabeth Longford,Wellington:The Years of the Sword,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9.)

  亚瑟·韦尔斯利花了7个月时间从英国抵达印度,返回的旅程则是6个月。这个时滞意味着,大英帝国内阁与东印度公司董事们要求他向印度各个地方总督传达的所有问题、指令或命令,在最终抵达加尔各答的威廉堡、金奈的圣乔治堡或孟买城堡的时候,时效都过去一年了。需要一年时间完成的问答不能算对话,而是两场有交叉的独白。在这样的鸿沟之间传递看法、实践、能力和目标,都杂乱无章到了危险的地步。

  电报则能够实现对话。它借助铜制电缆以近乎光速传递信息,把地球上的各个点连接在一起。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欢迎。亨利·梭罗这次又发出了怨言:“我们在匆匆忙忙地修建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系统,但这两个地方之间或许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需要沟通。”(*29 Thoreau,Walden.)

  得克萨斯或许不需要从缅因州得到太多重要的情报,但在1860年夏天,得克萨斯人需要了解芝加哥的很多事情,因为在维格瓦姆召开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提名亚伯拉罕·林肯作为总统候选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将会在5年之内让得克萨斯的2.5万成年白人死亡,2.5万人致残,令20万得克萨斯黑人全部获得解放。缅因人或许不需要了解太多得克萨斯州的情报,但对于驾船运货的缅因州渔民来说,大浅滩鳕鱼在波士顿、普罗维登斯、纽约和费城等地的相对价格却意义重大。

  了解鳕鱼的价格很有价值,数十万美国人的解放影响深远,两者都代表着电报信息带来的改变。自从语言发明以来,人类的伟大力量之一便是我们通过谈话和流言把自己变成了情报存储库。社群中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如果有用,很快会传遍整个群体,经常还会流传到群体之外很远的地方。电报拓宽了人们周边群体的范围,从村庄、城镇或行会有可能扩展到整个世界。

  用电报包裹全球并不容易,尤其困难的地方是架设海底电缆。1870年,英国工程师伊桑巴德·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率领大东方号——人类在1901年之前建造的最大船只——铺设了从也门到孟买的海底电缆,完成了连通伦敦的海底线路工程。此后,未来的威灵顿公爵以及数百万人不再需要花费数月时间在伦敦与孟买之间往返传递消息和指令,几分钟即可实现通信。1870年以后,你在早上起床时就能获知自己的海外投资在昨天的表现,并在午餐前把指令与问题发送给远在天边的银行经纪人。

  它的深远意义来自如下三方面因素。首先,这一进步不仅给决策提供了更多参考信息,还改善了信任与安全。例如在1871年,34岁的美国金融家摩根(J.Pierpont Morgan)与45岁的美国金融家德雷克塞尔(Anthony Drexel)结成投资银行合伙人,试图把资金从资本充裕的英国引入自然资源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如今的摩根大通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公司正是那家合伙企业的后裔。(*30 Vincent P.Carosso and Rose C.Carosso,The Morgans:Private International Bankers,1854-191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133-200.)其次,这一进步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转移,让地球上某个角落发明或应用的技术及方法能在另一个角落投入使用。再次,这一进步成为帝国的侍女。在可以廉价而可靠地实现交流、运输货物和人员的地方,就能够指挥、调动和供应军队。于是,征服扩张成为所有欧洲强国能够在全世界任何角落实施的行动,至少是带来侵略和破坏。欧洲列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除英属印度外,1870年之前的欧洲帝国主义扩张主要集中在港口及其腹地。可是到1914年,除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尼泊尔、泰国、中国内地以及日本以外,全世界其他地方都被欧洲列强征服或统治,日本则占据了朝鲜和中国台湾。

  19世纪末,随着信息传输速度的极大提升,人员和设备运输成本的巨幅下降,人类历史上似乎首次能够实现把任何已知的生产技术应用到世界的任何角落。

  纺织厂出现在世界各地,如孟买、加尔各答、上海、开普敦、东京,以及曼彻斯特、福尔里弗和布鲁塞尔。北大西洋两岸的经济核心地带为这些项目提供支持,如资本、劳动力、组织和市场需求,即从外围地区购买产品的需要和意愿。西欧国家在1870年之前的大宗进口主要限于棉花、烟草、食糖和羊毛,还有少量的棕榈油、皮毛、兽皮、茶叶和咖啡等,后几种不是必需品甚至便利品,而是属于奢侈品。到1870年之后,技术进步要求有石油来供应柴油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有硝酸盐来生产化肥、铜缆和橡胶轮胎。即使不谈这些新技术,北大西洋两岸核心地带对于可可、咖啡、茶叶、丝绸、黄麻、棕榈油及其他热带产品的需求在1870年之后也迅猛增加。商品需求和工业技术变革理应开始把全世界拉近到一起,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生于圣卢西亚的贸易和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认为,一体化经济世界出现带来的净效应是,让许多国家和地区跳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电梯”,把它们带到“前所未有的人均产出高度”。但他判断,1870年之前只有6个国家完全登上了电梯。(*31 W.Arthur Lewis, Growth and Fluctuations,1870-1913,London:G.Allen and Unwin,1978,20.)

  从1805—1848年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 Ali)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为什么此类国家如此罕见。阿里的最大愿望是改变自己的国家,使他的孙子们不会成为法国银行家和英国官员的傀儡。他实现这个梦想的一条道路是试图把埃及变成纺织制造业中心。但问题在于,维持机器的运转难以做到,纺织厂被迫停工。他的孙子、1863年成为埃及总督的伊兹梅尔(Ismail)确实变成了法国银行家与英国委任官员的傀儡。(*32 Laura Panza and Jeffrey G.Williamson,“Did Muhammad Ali Foster Industrialization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gyp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8,no.1(February 2015):79-100;David S.Landes,“Bankers and Pashas: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Imperialism in the Egypt of the 1860’s”(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1953).)

  中国、印度以及在二战后成为南方国家的其他地区不生产和出口小麦和羊毛等某些高价值商品,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们的农业生产率太低,气候也不适宜。此类商品的出口主要来自温带移民经济体。也正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实际和潜在移民给马来亚、肯尼亚和哥伦比亚带来的沉重工资压力,才使后几个地区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从一开始就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更令人迷惑的是,为什么在一战之前的岁月中,工业化没有更快地普及到后来的南方国家。毕竟,北大西洋工业核心地带的榜样看起来不难模仿。英国工业革命中发明的技术,包括蒸汽动力、纺织厂、自动织布机、钢铁提纯和冶炼以及铁路建设,需要很多相互独立的天才的贡献。然而模仿这些技术并不需要,尤其是当你可以购买英国和美国工业中使用的同类型工业设备,并廉价地运输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假如亨利·福特能改进生产线,让流水线上的非熟练工人完成过去的熟练工匠的任务,那么他或者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对生产线做些类似改进,让工资更低的秘鲁、波兰或肯尼亚非熟练工人完成美国工人的任务呢?要知道即使在1914年的时候,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也已经非常高了。

  困难是否在于政治风险?决定性因素是不是靠近机器供应商和制造类似产品的其他工厂带来的比较优势?还是说,必须有专家在身边,以便及时修理可能出现故障的各种设备?

  对我来说,这依然是一个大谜题。不仅是我,其他经济史学家同样困惑。对于一战之前的技术扩散步伐在工业核心地带之外为何如此缓慢,我们知道的还太少。

  外围经济体在出口型种植园农业的专业分工方面做得非常好,而在创造现代制造业工厂方面则表现太差,后者本可以把它们的较低工资水平变成比较优势的持久来源。

  在别人询问这背后的原因时,我说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和德国)在初期的成本优势太大,因此其他地方为扶持“幼稚产业”必须实施较高的关税保护。我还说殖民统治者不允许殖民地人民的工业化尝试,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影响让许多人甚至没有考虑过这一可能性,如此等等。甚至极少人想到稍微偏离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的终极真理,而借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其同党的实用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从长远看,汉密尔顿式的“发展型政府”的路线或许本来可以大大推动这些经济体的进步。(*33 Stephen S.Cohen and J.Bradford DeLong, Concrete Economics:The Hamiltonian Approach to Economic Policy,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6;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London:Longmans,Green,Reader,and Dyer,1873,556.)

  没有约束的市场经济会竭尽所能地满足拥有宝贵财产权利的人的欲望,而这些人追求的是通过购买外国奢侈品来提高生活水平。他们没有实现和加快长期增长的耐心,遑论通过涓滴效应把财富和机遇拓展到工薪阶级。另外,市场经济虽然看到了兴建种植园的利润,看到了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使用中可能收取的费用,却没有看到和考虑工人或工程师们从生产合作中获得的知识进步。观察先行者与竞争对手的成败对错,听他们炫耀自己的事迹成就,同情他们创业失败的经历,乃是促进生产率提升的强大社会渠道。不过,在硅谷的马车轮酒吧开展的谈话本身并不涉及资金流动(*34 AnnaLee Saxenian,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32-34.,因此市场看不到这些活动对经济的好处。)

  约翰·穆勒曾指出,由此获得的技能和经验,能创造“一个国家在某个生产领域超越另一个国家的优势……只是因为较早开展这类生产活动……而没有其他内在优势”。除非有所约束管理,否则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尝试会使某些国家永远无法获得此类技能和经验。因此在1870—1950年,最盈利、最依靠创新支持的经济活动类型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我们如今所说的北方国家。(*35 Allen,Global Economic History,7.)

  经济史学家罗伯特·阿伦(Robert Allen)认为,帝国主义是决定性因素:殖民政府没有兴趣采纳能够促进工业化的港口、铁路、学校、银行等“标准组合”的政策措施,也无意给“幼稚产业”提供关税保护,因为这些产业不属于当下就能赚钱的出口产业。阿瑟·刘易斯则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移民和全球商品贸易:工业化要求有繁荣的国内中产阶级购买工厂的产品,热带经济体难以发展出这个群体。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提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发展出来的思想和知识交流习惯,为北大西洋的核心工业强国依赖的工程实践群体奠定了基础。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则指出,最关键因素是号称来自卡斯提尔征服者(Castilian conquistadores)后裔的土地贵族,他们认为,为了长期维持对社会的统治,最好是把制造自己喜欢的奢侈品的工厂阻隔在大洋彼岸。(*36 Allen,Global Economic History,41-42;Lewis,Evolution;Joel Mokyr,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An Economic Perspective,New York:Routledge,2018 \[1999\];Edgar J.Dosman,The Life and Times of Raul Prebisch,1901-1986,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8.)

  我的学识不足以对上述观点做出判断。问题的答案藏在复杂的因果组合中,从做出决策的许多个人,到更宏大的文化和政治力量。我只能肯定,假如20世纪没有像实际情形这样发展,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另外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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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肖子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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