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与国家

　　*Timothy Besley，伦敦经济学院（LSE）经济学和政治学校级教授，经济系Arthur Lewis发展经济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原文“Reciprocity and the State”发表于LSE Public Policy Review，Vol. 2，No.1， 2021，第1—10页。非常感谢克里斯·丹恩（Chris Dann）提供的出色研究协助和对先前草稿的评论，也感谢尼克·巴尔（Nick Barr）的有益反馈。笔者目前担任LSE Public Policy Review的主编，但并没有介入本文的编辑和发表过程，因此不存在需要披露的利益关系。

1.引言

　　互惠义务（Reciprocal obligation）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核心。本文认为，理解互惠在这一关系中的重要性，对于国家做什么以及如何做至关重要。新冠肺炎疫情提醒了人们这一点，而随着各国政府吁求公民合作抗击疫情，采取有效公共行动的必要性也就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本文将探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惠关系，它是动态演化过程的一部分。本文阐释的许多核心观点最初是我在2020年的文章中提出的。

　　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与政治经济学标准的分析方法有所不同。政府干预的标准经济学方法使用了一个虚构的基准，即仁慈的社会规划者将代表其公民选择最优的政策。公民对社会规划者不负任何责任，而规划者被视为高高在上，远离管理相互依存的个人群体所需的社会和政治程序。尽管他们或能就国家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改善人们的生活提供有益建议，但在“如何做”这件事上，他们提供不了特别有用的指导。他们就好比建筑师给出自己的建筑设计，但不考虑建筑材料、脚手架或施工方法。而如果不重视工程师、施工者和建筑师的作用，我们就无法拥有每天都可享受的美妙丰富的城镇景观。同样，建立牢固的互惠关系是国家干预建设过程的关键环节，因此，有必要将它纳入政治经济学的思考范畴。(*1.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可参见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的著作，他于189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他在该书中确定了经济学的三个分支：实证科学（是什么）、规范科学（应该是什么）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艺术，他称之为“制定准则”（formulation of precepts）。他评论说：当谈到税收问题，或涉及国家与贸易、工业关系的问题，或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的一般性讨论时，经济远远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我们还必须考虑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外的伦理、社会和政治因素。)

　　本文提出的方法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把互惠视为支撑现代社会治理规范的基石之一。它们属于非正式的制度结构，与定义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运作的正式制度并驾齐驱。互惠是一种规范，支配着社会互动并与正式规则相互作用。它随着制度的变化而演变和适应，既影响政府干预，也受政府干预的影响。这意味着政策、制度和规范是共同演化过程的一部分。经济学之外出现的文化演化模型产生了一些洞见，它们在逐渐被纳入经济模型。这类研究强调基于社会学习过程的文化随时间适应的重要性，以及有目的的策略性制度和政策设计。它们共同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如何演变的方法。

　　本文介绍了互惠原则的两个重要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理想状态的正式合同义务，其中各方的义务都在正式的书面合同中详细说明。例如，雇佣合同在互惠的框架内运作，该框架建立在对雇员应该做什么的理解上（如工作时间），而雇主必须为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向雇员付费。

　　第二个层面是默契形式的互惠义务。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多数关系都可以这样看待。因此，尽管法律并未规定年迈的父母身体虚弱、无法自理时，子女应该提供帮助，但标准期望始终是由成年子女承担这类责任，无论是在我们最近面临的疫情封锁时期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如此。这些义务受非正式互惠规范而不是正式合同的约束。

　　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以期丰富我们对国家如何在互惠义务网络中筹集和分配收入的认识。我将讨论这一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加深我们对公共行为的性质和驱动因素的理解。可以说，更好地了解互惠的重要性，才能了解公共干预的历史以及我们期望它在未来如何发展。本文的核心思想是，国家不仅是强制个人追求共同利益的手段，它还应该寻求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培育互惠的情感，最终提升国家的效能，譬如在征税方面。

　　虽然上述内容看起来十分抽象，但这里讨论的观点在应对政策挑战方面具有实际意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会的共同利益成为重中之重，民众愿意牺牲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以实现所有人的普遍福祉。预期到国家将通过强制暂时休假计划等措施援助民众，或者为自我隔离的个人提供支持，人们遵守防疫规则的意愿普遍得到增强。这其中的核心正是互惠义务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