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技术驱动型增长的加速
1870年之后的世界呈现一种前所未见的全球化面貌。但它具体指什么？地球上纵横交错的通信和运输线路正在把思想和人口以更快的速度转移，但全球化显然不止于此。为更好地了解全球化，我们可以先听听赫伯特·胡佛的故事。（*37 Kenneth Whyte，Hoover：An Extra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New York：Alfred A.Knopf，2017；Herbert Hoover，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vol.1，Years of Adventure，1874-1920；vol.2，The Cabinet and the Presidency，1920-1933；vol.3，The Great Depression，1929-1941，New York：Macmillan，1951-1953；Rose Wilder Lane，The Making of Herbert Hoover，New York：Century，1920.）
胡佛于1874年出生在美国艾奥瓦州。他的铁匠父亲死于1880年，母亲也于1884年去世，从10岁起他便成为孤儿。次年，他开始向西迁徙，首先搬到俄勒冈州的姨父姨母家，然后正如他后来经常说的那样，于1891年迁往加州，成为第一名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因为他在开校前就到了，校方同意他进入校园住宿。接下来，胡佛在那里学习采矿工程，于1895年毕业，当时正是1893年金融恐慌之后的萧条期。
胡佛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加州的草谷公司（Grass Valley）做矿工，年收入为600美元。然后成为实习生和矿业工程师特别助理，年收入提高到2 400美元。他继续向西迁徙，于1897年跨越太平洋。先是到澳大利亚为墨林矿业公司（Bewick Moreing）工作，年收入为7 000美元。随后来到中国，年收入达到2万美元。正是在这里，胡佛收获了他的第一桶金，但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他后来发现不太容易解释。（*38 Ellsworth Carlson，The Kaiping Min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
在1901—1917年，胡佛住在伦敦，担任咨询工程师和投资人，其业务和投资范围遍及澳大利亚、中国、俄国、缅甸、意大利、中美洲和美国。他于1917年返回美国，1925年出任商务部长，1928年当选总统。从小镇铁匠家的儿子到大学毕业生，再到身家数百万的矿业咨询师，乃至美国总统，即使在美国历史上，谁有过如此巨大和如此迅捷的身份提升？这真是个非凡的国家。美国的不平凡正是让加长版20世纪变得不平凡的一个显著塑造力量。
当然，胡佛本人的财富主要不是来自全球化，而是依靠他对采矿技术应用的娴熟掌握，以及作为经理人和组织者的技能。全球化并不是让1870年成为历史分水岭的影响最大的事件。在1870—1914年，技术与组织能力以每年大约2%的速率进步，是之前100年（1770—1870年）的4倍以上。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初期有美国、德国以及将迅速落伍的英国，它们在1870年之前就表现出比其他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大约每年快0.9个百分点。（*39 关于全球经济领导力，请参见：W.Arthur Lewis，Growth and Fluctuations，1870-1913，London：G.Allen and Unwin，1978，94-113. 接下来它们将加快步伐，保持大约每年2.5%的领先增长速度，几乎3倍于1870年之前的增速。）
1870年之前，发明创新主要是单独的发现或应用，给如何做原有的事情找到更新更好的办法：制作毛线、缝纫衣服、装运货物、打造铁器、采掘煤炭，以及种植小麦、水稻和玉米等。发明家们率先找到改进办法，然后加以利用。这个过程要求发明家不仅是研究者，同时也要担任开发工程师、维修技师、人力资源经理、领班、啦啦队员、市场推广员、团队指挥以及金融家等角色。
如果周围的条件能够支持，1870年之前的上述体系还是够用的。例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它需要廉价的燃料来源，需要某些重要而能够盈利的用途，并且在金属加工技术领域有充分能力。燃料在煤矿底下找到了。借助蒸汽机，种植园出产的廉价棉花很适合用于机器纺纱，并快速输送到生产畅销服装的工厂。再加上廉价制造铁轨和轮子的实用金属加工工艺，工业革命的导火线终于点燃。蒸汽动力就这样推动了19世纪的自动纺锤、织布机、金属压印机和火车头的运转。
但这条导火线完全有可能熄灭，因为1870年之前的历史记录给人留下的印象正是如此。印刷术、风车、滑膛枪、航海帆船、水磨，以及之前的马项圈、重型犁和3 600名士兵组成的战斗军团，每项发明都给当时的一小块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革命。可是，这些发明都没有点燃类似于我们在1870年之后发动的经济增长火箭。古代地中海文明之后是名副其实的黑暗时代。印刷术带来了信息传播的革命，但书籍始终只占总支出的极小部分，而且印刷术只是单一的发明，而非系列革命。风车和水车让妇女们不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推磨，但她们的父亲和丈夫还会安排其他的活。
滑膛枪和帆船带来了帝国商业时代与火器帝国，但这同样是个零散的跳跃，而非进入持续增长的起飞。马项圈和重型犁把欧洲的人口和商业中心向北推移，却没有显著改善欧洲工薪阶层的处境。军团成为塑造罗马帝国的关键因素，但之后随着扩张达到极限，最终衰落。（*40 Jack Goldstone，“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no.2（September 2002）：323-389.）与之前相比，1870年之后的区别在于最发达的北大西洋经济体“发明了发明”。它们不仅发明了纺织机械和铁路，还有工业实验室以及层级组织支撑的大公司。于是，工业实验室推出的发明可以在全国甚至大洲的规模上推广应用。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些经济体发现除了给制造老产品找到新方法之外，发明全新的产品更为有利可图，并让人获得巨大的满足。
不只是发明，还有对如何开展发明的系统革新。不只是个别的大型组织，还有如何管理组织的系统方法。这些进步是实行一体化中央计划指挥控制的现代公司出现的关键。在1870—1914年的每一年，都有首批工业研究实验室发明更新更好的工业技术并投入应用，有时出售给老牌生产商，更多时候则促进了大公司的兴起与扩张。
阿瑟·刘易斯发现，1870年的富人拥有的物品几乎同1770年的富人一样。（*41 Lewis， Growth，14.）1870年的富人拥有的物品数量很可能更多：更多的住房、更多的衣服、更多的马匹和马车以及家具等。然而炫耀财富基本上是展示自己雇用的仆人数量，而非自己个人喜欢的商品。这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刘易斯指出，新产品的出现带来了影响，让富人们可以获得“电话、留声机、打字机、照相机、汽车等，一个看似没有穷尽的过程，20世纪之后的最新目录还包括飞机、收音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游艇等”。1870年，只有4%的美国人家里装了抽水马桶，1920年提升到20%，1950年为71%，1970年达到96%。1880年，美国还没有一部固定电话，1914年，28%的人已经拥有，1950年为62%，1970年达到87%。1913年用上电力的美国人达到18%，1950年提高至94%。（*42 “Globalization over Five Centuries，World，” Our World in Data，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globalization-over-5-centuries?country =~OWID_WRL.）
这些神奇的便利品和消费品的出现经常被人们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描述过这一波“巨浪”：从抽水马桶到微波炉的各式发明，在此之后，有机化学、内燃机和电力技术等低垂甚至中等高度的果实也被采摘，接下来的技术进步注定会慢下来。戈登认为，科学的持续进步把人类突然带到了一个技术潜力异常丰富的地方。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大局。我们把各种进步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说法联系起来，是因为它们快速相继发生，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即实现，而不是以之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那样的速率，在一个半世纪的跨度内逐渐展开。最关键的地方从来不是某种特定技术的出现，而是人们开始认识到有广泛而深入的各种新技术领域可以去发现、拓展与应用。
以钢铁为例，这种即将成为20世纪主要建筑材料和工业文明代表的金属实际上是在19世纪后半叶重新发明的。钢材的构成是90%~95%的铁加上碳。你可以在熔炉中冶炼出不含碳的纯铁，把温度烧到低于铁熔点的水平，施以捶打，使其中的熔渣或者说各种杂质融化并脱落，再如此反复操作。然而这样得到的熟铁硬度太差，不适合工业用途。而如果用焦炭给熔炉加热，使温度高于铁的熔点，焦炭中的碳元素就会与铁混合，于是就能得到生铁或锻铁，但这种材质太脆，同样不适合工业用途。
炼钢要求把细节做到刚刚好，但这并不容易。数千年来，钢材的冶炼都是依靠熟练的匠人，利用木炭加热和捶打熟铁，再将其放入水或油中淬火冷却。19世纪之前的多个世纪中，高品质钢材的制作工艺只有江户、大马士革、米兰、伯明翰的最资深铁匠才掌握。在外行人甚至很多内行人看来，这一工艺好比魔法。按照德国的传说——有些被改编成瓦格纳的指环系列歌剧——命中注定的英雄齐格弗里德获得了优秀铁匠打造的一把宝剑。铸剑的矮人米梅完全不像是一位材料工程师，至于他的哥哥阿尔贝里希则是十足的巫师。（*43 在比瓦格纳歌剧更古老的传说里，则是Ragin。参阅：Stephan Grundy，Rhinegold，New York：Bantam，1994，47-63，332-333.）
这种情形在1855—1856年发生了变化，亨利·贝塞麦与罗伯特·穆谢特开发出了贝塞麦-穆谢特冶炼工艺。他们把空气注入融化的生铁，以吹走所有的非铁杂质，然后根据工业的需要，加入刚好适量的碳或者锰元素。每吨钢材的价格因此下降到原来的七分之一，从45英镑跌至6英镑，而英国当时的年均工资约为70英镑。后来又出现了托马斯-吉尔克里斯工艺与西门子-马丁工艺，继续改进冶炼技术。到1914年，世界范围的钢材产量从起初微不足道的水平，仅够制作刀剑、餐具和某些需要极其锋利刃口的工具，激增至每年约7 000万吨。（*44 关于1700—1945年的技术史，至少在我看来，最好的著作依然是：David 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到1950年又增加到1.7亿吨，2020年更是达到15亿吨。2016年时的钢材成本约为每吨500美元，而欧美国家的平均全时工资已接近每年5万美元。
远不只是钢材。罗伯特·戈登极其准确地指出，1870年对于此后数十年的世界而言是新生事物的黎明时分：“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经历了革命，到1929年，美国的城市有了电力、天然气、电话、清洁自来水……马匹从街道消失……居民们享受到的娱乐……远远超出1870年的想象”。（*45 Robert Gordon，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The U.S.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61.（中文版参见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1870年时，经济的高技术前沿还是铁路和钢铁厂，到1903年已变成发电机和汽车，到1936年则是生产流水线和飞机，再到1969年的电视机和火箭（包括登月和军事用途），乃至2002年的微处理器和万维互联网。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以及相应的问题和调整，推进速度和猛烈程度超出以往任何时代。
其中许多变化在1929年之前很早就已发生，而且不限于美国。1889年，即攻占巴士底狱的大革命100周年之际，法国举办了一场世界博览会。展会中心不是革命殉道者的画像，而是由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并以之命名的铁塔。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所述，法国这场博览会成为“商业和贸易、现代性以及机器展厅陈列的技术奇迹的……献祭仪式……在现代性、进步与和平地追求财富的旗帜下，法国人将重获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46 Donald Sassoon，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New Press，1996，xxxiii。请注意，Sassoon并不是特别喜欢把纪念革命的理念转变为对技术奇迹的庆贺。）
埃菲尔铁塔在博览会结束后因公众的呼吁而免于拆除，自此统治了巴黎的天际线。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港，矗立着古斯塔夫·埃菲尔的另一设计作品，这座钢制架构被铜制外表覆盖，名为自由女神。
生活依旧艰难而肮脏。在1900年前后，正快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美国依然较为贫穷，且非常不平等。事实上，对几十年前还遭受奴役的那部分美国人来说甚至变得比之前更加不平等，也比20世纪剩余的时期更加不平等。（*47 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24（中文版参见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Mark Twain and Charles Dudley Warner，The Gilded Age：A Novel of Today，Boone，IA：Library of America，2002 \[1873\].）然而相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美国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却极具吸引力。尽管工作时间很长并面临工伤死亡风险，公司对劳动安全漠不关心，美国的工作机会从国际比较看仍是极为珍贵的。（*48 关于1900年左右美国产业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参阅：Margaret Frances Byington，Homestead：The Households of a Mill Town，New York：Charities Publication Committee，1910.）这些机会值得人们穿越5000英里，从匈牙利、立陶宛等地迁往匹兹堡或新泽西的郊外。
任何经济历史叙事在这一时刻都会习惯性地谈到托马斯·爱迪生，全世界最著名的发明家，新泽西州门罗帕克市的“魔术师”，他获得1 000多项专利，创建15家公司，包括如今的通用电气公司。然而，广为人知的爱迪生的故事其实遮蔽了这场革命在全球的广泛程度。
我们不妨来谈谈另一位移民，与赫伯特·胡佛一样，他也向西迁徙，不过是从欧洲的克罗地亚来到美国。这位移民就是尼古拉·特斯拉。（*49 Nicola Tesla， My Inventions：The Autobiography of Nicola Tesla， New York：Hart Bros.，1982 \[1919\]；Marc Seifer，Wizard：The Life and Times of Nikola Tesla，Toronto：Citadel Press，2011.）
特斯拉于1856年7月10日出生在哈布斯堡帝国克罗地亚省克拉伊纳区的斯密尔坚镇，当时统治那里的是维亚纳的年轻君主弗朗兹·约瑟夫。特斯拉在家里5个子女中排行第四，父亲是文化人，担任当地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牧师，母亲则不识字。父母希望他也成为牧师，而他自己则打算成为电气工程师。
特斯拉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市学习了两年电气工程，然后辍学。他与家人朋友中断了联系，做了两年工程师，然后据说陷入了精神崩溃。父亲于是催促他到布拉格的卡尔-费迪南德大学重新上学，尼古拉或许听从了建议，但最多也只持续了一个夏天，他父亲在那前后去世了。
1881年，尼古拉·特斯拉来到布达佩斯的一家新创企业——匈牙利国家电话公司，担任首席电气技师和工程师，但没有停留太久。次年他迁居巴黎，以改进和调适美国技术为职业。两年后的1884年6月，他抵达美国纽约，身无分文，仅带着工程师查尔斯·巴彻勒写给托马斯·爱迪生的推荐信：“我知道两个伟大的人，您是其中之一，这位年轻人是另外一个。”于是爱迪生留下了特斯拉。
特斯拉开始在爱迪生机械厂工作。他后来说，爱迪生答应给他5万美元，作为改进和重新设计直流发电机的奖励，这在当时是整个机械厂的净价值。无论背后的真相如何，到1885年时，爱迪生拒绝支付这笔钱。于是特斯拉离职了，在之后两三年以体力活为生。
特斯拉自认是个难相处的人，眼中没有对方。例如在爱迪生去世后次日，特斯拉就表现出没有任何社交情商的一面，他在报纸上这样回顾自己曾经的老板和世界知名的发明家：“爱迪生没有任何嗜好，不喜欢任何娱乐，生活中完全不讲最基本的卫生原则……他的工作方法极其缺乏效率，要做非常多的搜寻尝试，直至纯粹依靠幸运做出所有发明。我当初不幸目击了这些做法，深知仅靠一点点理论推导和计算，便能为他节约90%的劳动。可他十分蔑视查阅书籍和数学计算，完全迷信于自己的创新直觉和美国式的实用主义。”（*50 Margaret Cheney，Tesla：Man Out of Tim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1，56.）
针对自己的个性，特斯拉则说：
我强烈反感女人的耳饰……不同设计的手镯还能或多或少欣赏下。珍珠的样子简直让人晕厥，但我对水晶的光泽很着迷……看到桃子会让我发烧……我走路的时候会数着步数，计算汤碗和咖啡杯的容积、食物的数量……否则用餐将显得索然无味。我做的所有重复性动作或操作都必须能被3整除，如果失误了，我将不得不重新去做，哪怕花上好几个小时。（*51 Nikola Tesla，“My Early Life，” Electrical Experimenter，1919，reprinted by David Major at Medium，January 4，2017，https：//medium.com/@dlmajor/my-early-life-by-nikola-tesla-7b55945ee114.）
在自身的古怪个性之外，特斯拉对科技发展的未来有着乌托邦式的奇特展望，他是非常典型的疯狂科学家，一如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很自然地，他难以维持同财务资助者和工程技术支持团队的合作。但特斯拉及其盟友依然在电力传输是采用直流电还是交流电的战斗中击败了托马斯·爱迪生。
直流电与交流电之争是怎么回事呢？回到18世纪70年代，亚历山德罗·伏特发现了锌原子的一种特性效应，它可以放弃一个电子，从而降到一种更理想的更低能量级状态。而银原子则可以通过多获取一个电子，提升到一个更理想的更高能量级状态。把一个正电极同锌块连接，从锌原子中释放的电子就会在电极中堆积起来。而把一个负电极同银块连接，银原子就会把电极中的电子吸引过去。然后我们用导线连接正电极和负电极，于是就会有直流电——真实的电子——从正电极流向负电极，直至这个“电池”被耗尽，也就是让整个锌块获得足够多的正电荷，使电荷对电子的吸引力同电子脱离锌原子的化学反应倾向相抵消。而随着电子通过直流电从正电极流向负电极，人们就能利用其运动能量来做功。这就是直流电的含义：符合我们的直觉与感受。但直流电的传输范围较小，电子从正电极流向负电极时会摇摆碰撞，使经过的每段距离变热，从而损失能量。
我们再设想，你围绕一块磁铁转动一段电线，使其每秒钟完成60转。静止的电子不会因为靠近磁铁而发生作用，移动的电子则不然，它会获得磁铁的推力，大小同电子的运动速率成比例。因此当电线在磁铁附近转动时，电子首先会获得一个方向的推力，然后又变成另一个方向，在一分钟之内来回变换60次。由于电线属于导体，这种推力变换会被传输到并不靠近磁铁的电线那里。如果把电线围绕一个圆柱体缠绕很多圈，就能把电线变成非常强大的磁铁，然后用电流来回转换的方式非常强有力地作用于另一段电线，这就构成了一个变压器。电子的振动越是剧烈，电力传输的效率就越高：因为传输同样多能量所用的电流较少，参与作用的电子更少，热量损失也就更少。
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需要修建许多发电厂，每个街区都要建一个。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则只要求修建少数大型发电厂，在最适合的地方选址，依靠强烈的电子振动，即极高的交流电压来远程或短程输送电力，再依靠变压器来提升或降低电子振动幅度。他的方案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事实上也更强大。这是堪比巫术的成果，实际上并没有用电子的流动去携带能量，而是靠电子在一个方向和另一个方向的来回振动。仅仅依靠振动，而没有电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怎么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因此社会上对此很难接受，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也看不懂这套系统如何运作。（*52 Paul David，“Heroes，Herds，and Hysteresis in Technological History：Thomas Edison and the ‘Battle of the Systems’ Reconsidered，”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no.1（1992）：125-180；Landes，Unbound Prometheus，284-289.）
有一段时间，尼古拉·特斯拉或许是唯一了解交流电传输不只是理论课题的电气工程师，他知道相比爱迪生的系统，这种方法的运转效率要高得多，从而能大大降低成本。
特斯拉是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电力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一切事物主要是采用特斯拉的方案，而非爱迪生的。从太空俯瞰地球被电力网络点亮的夜景，正是特斯拉创造的世界。他关于如何用高效有力的方式让电子跳舞的想法是对的，尽管同时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太过想象、不切实际，甚至疑似神志不清。
特斯拉做的事情还要多得多。他于1894年展示了或许是人类第一台（或至少属于最早之列的）收音机。他的很多创意获得了成功，很多想法领先于时代太早。也有些想法过于疯狂，例如死亡射线和广播动力等。在推动经济生活的电力化方面，他贡献巨大，或许带来了相当于5~10年的进步，并可能永久性地把经济发展从之前的方向改变到一个新的方向。疯狂科学家特斯拉如何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因为他可以在工业实验室开展工作，他的创意可以由公司负责开发和应用。他可以为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工作，通用电气公司则可以借鉴他的成果。
特斯拉首先、主要和最终是一位发明家。1887年，他创建了特斯拉电力照明和制造公司，但出资人把他排挤出了他自己创建的这家企业。次年，他在美国电子工程师学会的会议上展示了一台交流电感应电机，它是我们今天所有交流电动机的祖先。次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位长期财务支持者：乔治·威斯汀豪斯及其拥有的西屋电气公司。特斯拉很快在该公司位于匹兹堡的实验室开始工作。1891年，35岁的他返回纽约，通过分享协议把专利出售给西屋电气公司，并以这些资金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1893年，他和乔治·威斯汀豪斯利用交流电点亮了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世界上第一个有电力及电器配备的建筑的博览会。
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威斯汀豪斯与特斯拉及其支持者同爱迪生及其支持者展开了所谓的“电流之战”。爱迪生把赌注投入直流电网。对于当时的白炽灯泡和发电机来说，直流电运转良好，也能够很好地利用储能电池。这意味着在建设昂贵的发电能力时，你只需要满足平均负荷的标准即可，而非峰值负荷。但爱迪生并不完全清楚特斯拉在为自己工作时追求的目标，他曾说，“特斯拉的创意很出色，但完全不切实际”。（*53 关于当时的环境，参阅：Graham Moore，The Last Days of Night：A Novel，New York：Random House，2016.）
特斯拉与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系统让电力能借助高压电线，在远距离之间高效输送。能量在传输到预定地点后可以通过变压器来降压，回落到不立刻致命的程度。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的危险性要小得多，但要求以低电压来完成远距离输送，会造成很大的电阻能量损失。一方面，特斯拉的系统尽管有附带风险，却能提供人们需要的更多能量。但另一方面，当时还不太清楚能够利用交流电来做哪些有用的事情，直到特斯拉又发明出感应电动机。
威斯汀豪斯与爱迪生都试图尽快建设电力网络，以成为主导标准，两人都几乎为此倾家荡产。最终威斯汀豪斯与特斯拉一方赢得了胜利。
特斯拉的思想的影响力，借助其他人的财富和组织能力得以极大拓展。即使在他于1899年从纽约迁往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之后，势头依然在持续。他去那里是为开展高压配电实验，包括采用有线和无线的方法。他的无线配电实验很快转化为收音机，但他对这个成果的兴趣有限。特斯拉更加沉迷于在世界范围内分配电力的想法，希望无需建设输电线路，并且免费提供电力。他的主张类似于某种开源电力运动，比后来的开源软件运动领先了足足90年。
1907年的金融恐慌爆发前，乔治·威斯汀豪斯的公司已经不太明智地从摩根和乔治·贝克那里借了太多钱。这两位大银行家认为机会来了，电力的英雄创世时代已经结束。摩根决定，是时候让经营回归理性了，需要把特斯拉这样的理想主义发明家以及支持他的魅力型狂热企业家威斯汀豪斯等人撤换掉，代之以身着法兰绒西装的沉稳经理人，如罗伯特·马瑟和埃德温·阿特金斯等，使业务规范化。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财务业绩：削减天马行空的实验支出，减少人工费用，不要把自由现金流用于海外扩张或者同（他们喜欢的）通用电气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变成分红。特斯拉给西屋电气公司签署了永久免费利用自己全部发明的许可证，把自己变成了穷光蛋。摩根和贝克后来排挤了西屋电气公司，但保留了特斯拉的授权许可。（*54 Quentin Skrabec， George Westinghouse：Gentle Genius，New York：Algora，2007，7-23.）
从短暂的19世纪末到加长版20世纪初的跨越旅途中，特斯拉并不孤独。作为极具创造力的天才，他鲜有匹敌。但在离开西屋电气之后，作为纽约市华尔道夫酒店的慈善照顾对象，他的贫困意味着与芸芸众生为伍，因为当时的世界还基本上是个贫穷的世界。
1914年，全球约三分之二的人依然在耕作土地，种植自己家人所用的大部分食物。大部分人目不识丁，从未见过蒸汽机，也没有坐过火车、用过电话以及到城市里居住过。预期寿命只是略高于农业时代的水平。同样是在1914年，即便美国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当时的美国已经是全世界千百万劳苦大众向往的灯塔，他们很多不惜跨越大洲海洋来此追求幸福。在世界各国中，只有英国与比利时的劳动力迁出农业和迁入城市的速度快于美国。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德国成为世界第三超级强国，比英国和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更具实力、更加工业化。然而到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于1939年发动战争时，他的军队使用的轮式或履带式车辆有五分之四依然要靠马和骡子来拖动。（*55 David Glantz，Operation Barbarossa：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1941，Cheltenham，UK：History Press，2011，19-22.）
为更好地了解20世纪之初的美国是个何等贫穷又不平等的社会，我们可以看看一位匿名大学教授的例子，他在1902年以笔名G.H.M.为《大西洋月刊》撰写了一篇4页长的文章。（*56 Irwin Collier认为G.H.M.应该是Gilbert Holland Montague。Irwin Collier，“Harvard（?）Professor’s Standard of Living，1905，” Economics in the Rear-View Mirror，2017，www. irwincollier.com/harvard-professors-standard-of-living-1905；“Gilbert Holland Mongague，1880-1961，” 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https：//web.archive.org/web/20040310032941/http：//www.montaguemillennium.com/familyresearch/h_1961_gilbert.htm.。）这位教授自称获得的薪水太低，愤愤不平地申诉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只有区区2 000美元。他认为这显然不够，很不公平。可是在那个时候，2 000美元几乎是美国工人平均总产值的4倍、年薪的6倍。作为对比，2020年美国教授的收入如果是全美平均产值的4倍，年薪将达到50万美元。（*57 G.H.M.，“What Should College Professors Be Paid?，” Atlantic Monthly 95，no.5（May 1905）：647-650.）
不过G.H.M.教授还自认为是个“通情达理之人”，他并没有“漫天要价，只因为同等能力在其他行业能获得1万~5万美元的年薪”，相当于当时全美工人平均收入的20~100倍。然而，《大西洋月刊》给这位普通教授4页篇幅发表文章不是出于嘲讽。因为随着他罗列的预算，读者们会认同他的家庭确实手头拮据。他列出的第一笔大支出是人工服务，由于没有电冰箱、洗衣机、烘干机、电力和天然气生火的炉灶等耐用消费品，更不用说汽车和其他电器，“我们必须每月支付25美元雇一位勉强可行的用人”。他抱怨说，每月还要加10美元洗衣费，因为普通的用人不干洗衣服的活。然后是每月1美元理发，2美元请园丁。仅人工费这一大项，每年合计就是445美元，几乎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劳均GDP。而他请来帮忙的用人在干活时并没有柴油动力割草机、电动篱笆修剪刀、真空吸尘器、洗碗机等设备可用。
G.H.M.教授无力负担住在校园步行可及的距离之内，也付不起养一匹马和马车的费用，因此不得不采用新出现的高技术发明——自行车——来通勤。一位普通教授以及众多读者认为他的才能理应获得比平均收入高出很多倍的薪酬，并依然担心入不敷出，表明他所处的经济体的阶层分化极为严重。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普通教授转向20世纪初期的普通工薪家庭，这种不平等的感觉会被大为缓解。
在1900年，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接纳了寄宿者，这些人几乎都是非亲属关系的男性，在主人家里吃住。这是女主人给家庭带来直接收入的唯一途径，但也增加了她必须承担的家务，大部分是体力活。例如，很少人家有自来水或热水器。家里的水需要用桶从公共水龙头那里提回来，希望离家不要太远。需要热水时则在炉子上用木柴或煤炭来烧。耐用消费品的贫乏不仅困扰着我们的教授，也给家庭主妇们添麻烦，她们不得不忙于从烧炉子到洗衬衣等各种家务。（*58 Byington， Homestead.）
有钱维持资产阶级整洁风格的人则喜欢炫耀。在20世纪初的美国，白衬衣、白裙子、白手套等都是代表财富的强烈标志。他们在说：“我不需要自己洗衣服”，而且说得非常大声。
宾夕法尼亚州相对繁荣的钢铁小镇霍姆斯特德可以让我们深度观察当时的巨大贫富差距。1910年，那里仅有六分之一的工薪阶层家庭有专用洗手间。一半左右的“斯拉夫”和“黑人”家庭住在一居室或两居室的房子里。大多数白人家庭住的房子则是四居室，而如今我们说的许多“白人”群体在当时并未被纳入，包括斯拉夫人、拉丁人和希伯来人等。但即使在相对舒适的四居室房子里，大多数家庭在宾州的冬天也只付得起给一个房间供暖。对于在老式铸铁炉子上烹饪土豆，你能想到多少种方法呢？那时候为准备餐食花费的时间不是每天1个小时，而是需要约4个小时。
婴儿死亡率依然较高。霍姆斯特德镇的幼儿中有约五分之一在一周岁前死去，成年女性在生产时面临巨大风险。成年男性也时有不测。当地工厂的事故平均每年造成260人受伤，30人死亡。而总人口不过2.5万，钢铁厂的工人总数仅有约5 000人。每年，这5 000名工人中有5%因为受伤而不能上岗，有1%永久致残，有0.5%送掉性命。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如果你从20岁起为美国钢铁公司工作，那么在满50岁之前死在工厂的概率差不多有七分之一，致残的概率则有近三分之一。在20世纪初，本地教会和其他组织为美国工薪阶层提供了大量人寿保险和伤残保险（因为企业基本不管），可以说非常自然。霍姆斯特德镇在19世纪后期爆发了某些极为激烈和残暴的劳资纠纷，其冲突程度仅次于洛基山的煤矿和芝加哥的铁路调度站，同样不足为奇。我们也可以理解，美国在许多年后实施福利国家政策时，工伤保险金为什么是首批被列入的项目之一。
霍姆斯特德镇的大多数劳动者每周只工作6天。这个“只”争取得非常艰难，因为美国钢铁公司认为在星期天关闭大部分工厂是自己做出的重大让步，他们的负责人希望借此带来巨大的公共关系改善。但只要他们发现工人们愿意上夜班，该公司就会在工作日24小时开工（萧条期和衰退期除外）。而当情况有变时，他们又马上更改：从一战前及一战中的两班各12小时工作制，到20世纪20年代、二战及之后的两班或三班8小时工作制。
不过，霍姆斯特德镇的岗位，至少由出生在美国的人就职的岗位，即便以美国的较高标准看，在当时也算得上好工作。大多数在那里上班的人都心怀感激。历史学家雷·金格（Ray Ginger）解释说：“他们的期望跟我们不同。在南方农场长大的人不会认为儿子去当线筒男孩（在纺织厂里帮着收集纺线）有多么残酷，住在出租房、到血汗工厂干活的移民看重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天天穿上鞋子”。（*59 Ray Ginger，Age of Excess：American Life from the End of Reconstruction to World War I，New York：Macmillan，1965，95.）霍姆斯特德镇的白人家庭每年收入约为900美元，这让他们跻身美国家庭收入前三分之一的人群，而当时的美国是澳大利亚之外全球最富裕的国家。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有类似技能的人能获得的收入相比，霍姆斯特德镇的工作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此人们会来到美国，身处美国的人则在努力寻找霍姆斯特德这样经济繁荣的地方。
美国不同寻常的富裕来自多方面的原因。187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焦点从英国跨越大西洋转移到美国。这里拥有一整片大陆、如潮的移民、丰富的资源，以及让发明家和企业家成为文化英雄的开放社会。
有人注意到，美国的巨大面积和人口促进了采用大规模生产与现代管理的企业的发展。有人指出，流入美国的大量移民带来了劳动力、技能以及消费和工作的意愿。有人强调自然资源对美国工业领先地位的关键作用：在运输费用依然不容忽视的时代，自然资源领域的比较优势就是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有人则关注资源丰富的经济体与“美国式制造体系”的关系，后者依靠标准化，制造可替换部件，大量重复使用机器，而浪费式地使用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和能源）。还有些人看重美国社会的开放性，使得人员、创意、资本和项目容易在国内自由流动，乃至与其他大陆之间自由流动。（*60 J.R.Habakkuk，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Search for Labour-Saving Inven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
正是这个充满机遇的体系，让胡佛、特斯拉、威斯汀豪斯、爱迪生、化名为G.H.M.的教授以及霍姆斯特德镇的工人都感觉到有希望有前途。但将它称作“体系”未免有些夸大，因为这听起来像个富有远见的预定进程。在20世纪，给美国带来大量财富的众多因素促成了大规模生产，但不是来自任何有意识、有计划的工业发展推进行动，而是通过各种短视的选择，带来了更多技术外部效应。历史证明，对发明的发明产生了更多的发明创新成果。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给美国的富裕找到两个促进因素：教育与和平。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这些对若干本土居民来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美国的第一民族是通过陆路（而非后来的海路）来到美洲的早期移民后裔，他们在当时受到带有致命病原体的毛毯等“礼物”的打击，被驱赶到保留地；还有黑人群体，他们受到白人的残酷压迫。
在1914年的美国，包括农村地区，孩子们都要上学。在一战之前的岁月里，教育就已获得了大幅提升。对于生活在领先经济体的孩童来说，至少要上小学已经成为惯例。普通学生受教育的年限在持续拉长。（*61 Claudia D.Goldin and Lawrence F.Katz，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Claudia Goldin，“The Human Capital Centur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Virtues of the Pas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working paper 8239，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no.2（June 2001）：263-292，available at NBER，www. nber.org/papers/w8239.）
美国把培养能识字算数的公民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这鼓励了那些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有更好条件、得到更好训练的人追求更高的教育。工业家及其他一些人很快发现，员工素质提高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为扶持大众化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缴纳的税收。这不是美国独有的优势。在美国的强大教育系统为生产率带来影响的同时，英国各自治领也积极支持教育，在促进工业竞争力上取得了类似成果，德国做得则更出色。
美国例外论是符合现实的，但这个观点可能让人们忽略：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例外只属于程度上的差异。当然，程度上的差异累积起来会在许多方面表现为性质上的差异。最后的结果是，在20世纪的很多时间里，美国在技术和工业领域占据了明显的支配地位，也引发了来自全世界的众多想象。
由于美国经济较为繁荣，而且在一战前期的技术进步速率远快于西欧，人们在展望新兴的20世纪的面貌时自然把目光投向它。在17世纪，许多欧洲人以荷兰为标杆。19世纪，世界主要看英国。到加长版20世纪启动时，整个欧洲乃至几乎全世界都转向美国。在观察者眼中，美国似乎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文明。美国没有欧洲那些束缚政治和压迫民众的历史包袱，因此能大胆地探索未来。
美国的独特优势还有一个极大的助力，那就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1870年前后开始启动的爆发式繁荣期（也被称作美好时代、镀金时代或经济理想国时代）持续得更久，没有中断。中国在1911年爆发革命，欧洲则在1914年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而在美国，社会进步与工业发展从1865年起步，即阿波马托克斯的枪声沉息、标志内战结束之际，直至1929年夏天大萧条爆发才停下来。
从另一位移民的眼中，我们也能看到对世纪之交的美国的某些敬仰与好奇，他就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Lev Davidovich Bronstein）。
列夫的父母也是移民。他的父亲大卫和母亲安娜跨越了自己从未见过的大河，迁徙数百英里，走出森林，进入草原，这片地方在历史上是游牧民族的领地，直至那时才被军队征服。他们在那里耕种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类型，人口却非常稀少。从勃朗施坦家的农场到最近的邮局足有15英里路程。
但不同于劳拉·怀德（Laura Ingalls Wilder）（*劳拉·怀德（1867—1957），美国女作家，著有《草原上的小木屋》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品。——编者注）在北美大草原的小房子，那是欧洲人在美国小麦产地定居的故事，勃朗施坦家的农场位于如今乌克兰的亚诺夫卡。他们讲俄语和意第绪语，而非英语。他们把儿子列夫送到最近的大城市上学，那不是密歇根湖畔的港口城市芝加哥，而是黑海边的港口城市敖德萨。
在那里，列夫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生涯中，他遭到追捕和流放，感受到对沙皇和警察的恐惧。1917年1月，他带着家人——第二任妻子及其子女——到纽约市停留了10周。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从旧大陆来到新大陆并登陆纽约的大多数人不同，共产主义者列夫并不想去那里。但他和家人仍很享受这段时光，在后来如此记述他们在那里的生活：
我们在工人区租了一套公寓，并用分期付款置办了家当。这套每月18美元的公寓拥有我们这些欧洲人完全不习惯的各种设施：电灯、煤气灶、淋浴、电话、电梯，甚至还有垃圾滑槽。这些东西让孩子们完全爱上了纽约。有段时间电话成了他们的宝贝，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巴黎我们都还没用过这种神秘的机器。
这家人，尤其是子女们震惊于美国的繁荣以及日常见到的技术奇迹：
孩子们有了新朋友，关系最近的是M医生的司机。医生的夫人带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兜风……他们把司机当成了魔术师、泰坦巨人、超人！举手之间，他就能随心所欲地控制机器，坐在他身边简直是无边的快乐。
俄国革命爆发后，列夫返回了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将在加长版20世纪的历史上几度更名，先是改为彼得格勒，然后是列宁格勒，最后又改回圣彼得堡。列夫也给自己改了名字。从过去在敖德萨的沙皇监狱里遇到的一位狱卒那里，他获得了一个化名——列夫·勃朗施坦成了列昂·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再也没有被允许返回美国。他毕竟是一位危险的颠覆分子，其长期计划包括以暴力方式推翻美国的政府。他成为列宁的得力干将，让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取得胜利的组织者，后续的权力斗争中败给斯大林的第一批失意者，并最终成为秘密警察组织的受害者，于1940年在墨西哥城郊外被一把碎冰锥杀死。
在遭遇谋杀前的流亡中，托洛茨基回忆起离开纽约市的情形，反映了世界上许多人的印象。他感到，从纽约返回欧洲的旅程，仿佛是离开未来而回归过去：“我正在前往欧洲，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匆匆看了一眼正在锻造未来的熔炉。（*62 ”Leon Trostry,My Life:An Attempt at an Autobiography，New York：Charles Saribner’s Sons，1930.）
托洛茨基认为，乌托邦正在建设中，但不是建在他即将返回的俄国，他们正试图借助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废黜的机会掀起政治运动。高举乌托邦旗帜、承诺领导世界、指引前进方向的是美国。
这个锻造熔炉的热量来自以空前速率持续推进的技术浪潮，由工业实验室和现代公司激发，以美国为中心，进而向外围扩展，首先抵达其他发达国家，然后逐渐遍及世界。要知道在1870—2010年，每一年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与变革从速率上讲要超过1500年之前50年的进步，超过1500—1770年间12年的进步，超过1770—1870年间4年的进步。这样的进步带来了太多创造，也导致了太多毁灭。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市场经济：维持你工作的资金融通要求它是价值链的一部分，并能够通过某个可能身处千里之外的金融家所做的利润最大化测试；你获取自认为物有所值的收入的能力，取决于潜在雇主以同样标准对你能做的事情的价值评估。随着技术能力的成长，依靠老式技术通过此类测试的人的能力将下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写道：“资本主义从来不是静态的……启动和维持资本主义引擎的基本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式、新市场和新型工业组织……产业突变……不停地从内部改造经济结构，不停地摧毁旧事物……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63 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edism,and Remocracy,New York:Harper and Bros.,1942.83.）庞大的财富是由创造带来，贫困是由破坏导致的，不确定性和焦虑则来自威胁。要想把技术潜力蕴藏的未来真正锻造出来，必须有人来管理协调这个过程，以减轻社会对“破坏”的消极后果的抵制。
2006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快速下跌。到2010年，即加长版20世纪终结之时，许多人认为减速将会转瞬即逝，因为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终于触底反弹。但在2006—2016年的10年中，人均实际GDP增速仅为每年0.6%，与加长版20世纪早期相比呈现惊人的跌幅。例如在1996—2006年，年均增速为2.3%。在20年之前的1976—1996年为2%，在二战后的“辉煌30年”中更是高达3.4%。非同寻常的美国增长熔炉中的火焰在2006年后即便尚未完全熄灭，也已快速冷却。
（余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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