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解释、革命和均衡
如果孤立地看，我们很难看出这些事件是如何引致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尽管认识到（并阐明了）特定政策的好处与美国独立的代价之间存在差异，但革命还是发生了，这就加深了人们的困惑。正如埃德蒙·伯克指出的，“对宗主国来说，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道德上，保留殖民地的价值要比征税筹集的款项，甚至比所谓的宪法原则要大得多”（Tuchman，1985，第128页）。然而，如果用我们的理论来解释，革命的进程就更容易理解。
殖民地视角下的危机
我们的叙事的第一个特点是，激进派的论点“增大了利害关系”。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英国的政策不好，但最初很少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是危险的。换句话说，π很小，而且肯定比π*小。然而，从一开始激进派就认为英国的行为构成了暴政，自己的世界正岌岌可危。
在提出这一论点时，激进派暗示风险比大多数殖民地居民意识到的要高。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明确警告，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威胁，将会带来危险。例如，在最早的殖民地小册子中，约翰·狄金森认为，英国人先降低了税收负担，以让美国人能够接受征税，从而制造一个能够在将来用于援引的“先例”。根据他的说法，如果大家只关注税收的多少，那就“被卖了还帮他们数钱”（Dickinson，1767）。
于是，所有美国人的利益都联系在了一起，不管他们的价值观和处境有何不同。例如，对自由的讨论使商人和宗教团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宗教团体没有受到各种税法的直接损害，但他们受到英国反对地方立法机构的直接威胁，毕竟他们正是依靠这些机构才得以维持宗教自由的。
我们的理论表明，为什么激进派会如此努力地增大利害关系。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激进派把英国伤害少数商人群体的行为同伤害整个殖民地联系起来。对英国人来说，这只是向商人征税，但对殖民地来说，这是在打开暴政的大门。其次，根据我们的理论，尽管不那么明显，增大利害关系降低了普通居民或重要居民转向支持激进派的临界概率。
我们的理论也解释了激进派阐述其思想的精妙之处：通过关注宪法，激进派将思想领域与行动领域联系起来。激进派全面描述了七年战争后的大英帝国，他们清晰地阐述了一种将自由、治理和宪法联系起来的理论，而该理论是在帝国早期的实践背景下诞生的。通过诉诸这些实践，激进派不仅获得了宪法的权威解释权，而且建立了一个宪法基准，用来判断新政策是否合宪。
这个基准反过来又能帮助他们解释英国人在做什么。一开始，宣称英国人有激进想法的言论并不符合殖民地普通居民的经验，殖民地在帝国的统治下相当繁荣，人们很难相信英国会有暴政。但是，随着英国人继续主张对殖民地的控制权，他们的行为已经和过去不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派似乎是唯一能够解释英国行动的群体。通过假设英国以牺牲殖民地为代价来系统地改变宪法，激进理论解释了英国的各种行动。换句话说，英国人的行动佐证了激进派的主张。这个确认过程与我们之前提到的对思想与行动之间关系的贝叶斯分析是一致的。具体来说，英国的行动提高了π，即激进派的思想为真的概率。
对许多温和派来说，第一个重要的确认证据来自《宣示法案》。随着《印花税法案》的废除，《宣示法案》宣布议会有权对殖民地征税。英国人声称《印花税法案》是与早期帝国统治相一致的税收措施，但这一说法很难解释这部法案。既然是为了收入，那为什么还需要宣示权力呢？如果这些权力众所周知，为什么还需要宣布议会拥有这些权力呢？这一宣示尤其令人不安，因为它将美国殖民地与爱尔兰等量齐观。而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都觉得爱尔兰没有权利，因为爱尔兰是被武力征服的领土。
久而久之，这种推理逐渐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激进派对其他法案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例如，暂停殖民地集会的各种法案是揭示英国人意图的直接证据。英国人希望暂停集会，并以武力加持这种暂停决定，这表明他们对殖民地立法机构地位的承诺缺乏可信性。在推行这些做法的过程中，英国不仅打击了激进派，而且也打击了殖民地的每一位居民，因为他们都认为地方立法机构是维护美国自由的核心机构。
英国通过施加与美国行动不相称的惩罚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当然，从英国的角度看，这种惩罚是有道理的，他们想通过严厉打击激进派来孤立他们，从而破坏他们的支持基础。英国人认为，除此之外的任何反应都会表现出软弱，从而增强殖民地谋取独立的动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美国人的信念，这种策略正中激进派下怀，“证实”了他们的主张。
在每一种情况下，根据贝叶斯逻辑，π的提高都会让更多人站在激进派一边。殖民地认为英国可能是暴虐的（概率π），也可能是善良的，只是行动仓促了点（概率1-π）。如果英国人是善良的，而只是有些仓促，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匆忙关闭地方立法机构，但也可能不关。如果英国人是暴虐的，那么他们一定会暂停立法机构的运行。贝叶斯法则暗示，在这些信念下，英国人暂停立法机构的行为提高了π。随着“证据”事件越来越多，殖民地居民认为英国人实施暴政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一开始，激进派的论点并不具有说服力，他们有两个观点还需要说清楚。第一，如果英国人是和平善良的，那这场争论肯定会以合理的方式得到解决。第二，如里德（Reid，1977，第489页）所说，在回应议会能够而且正在武断行事，从而威胁了美国自由的指控时：美国的托利党人和驻扎在殖民地的英国官员有第二个答案，一个辉格党更难对付的答案：无论议会多么武断，让辉格党上台都只会更糟。议会虽然不会受到什么强制性法律原则的束缚，但它会受到传统、历史、习惯、先例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演变的实践和经验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观点都失去了吸引力，因为英国未能提供可信的妥协，其行动日益威胁到所有美国人。
这种模式有助于解释殖民地为什么将英国视为威胁：英国的行为正在损毁它对美国权利承诺的可信性。
正如拉科夫（1979）所说，温和派最终同意了激进派的观点，即π>π*，但其实温和派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事实上，正如拉科夫所说，温和派仍然希望英国能在1776年初向殖民地提供一个可信的妥协方案。但英国没有提出任何妥协方案，这只能进一步证明激进派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英国人善良仁慈，就一定会提出一个可信的妥协方案。
引用伍德（1969，第40页）提出的 “不断深入人心的信念”：认为英国大臣阴谋剥夺殖民地自由的这种信念正在不断发酵，这不仅是美国人革命热情高涨的征兆，也使美国人形成了……能够证明和解释其革命行动的思维框架。自由是将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通过可信承诺将各种运动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理论。由于英国造成了威胁并且没有妥协，所有美国人被迫达成一致。
英国视角下的危机
英国的行动导致许多美国温和派相信激进派的说法是对的，英国人正在密谋收拾殖民地。与此同时，类似的过程也在英国发生，但这使英国人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英国人知道，与殖民地激进派的主张相反，他们并不是要对殖民地施行暴政，他们是在试图扭转过去几十年的不良趋势以保护帝国。他们也知道自己提出的政策是合宪的，因此他们面临着与殖民地刚好相反的问题：如何理解殖民地的行为？和美国人的逻辑一样，对英国人来说，证明激进派图谋占有殖民地的最有力证据就是殖民地自己的行为。除非激进派确实心存欲望，而且殖民地的确想要独立，否则很难理解他们的言行。
如前所述，一些英国人一直担心殖民地在七年战争之前就开始寻求独立。18世纪40年代末，贸易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帝国行政管理改革运动，该运动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最明显的是他们认识到，帝国在殖民地的权威已被削弱。他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治理结构，这些治理结构烦琐而笨拙。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大部分是针对不同殖民地的差异化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大多以失败告终，这让他们得出结论：在当前形势下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七年战争加剧了英国对帝国未来的担忧。无论现实如何，来自殖民地军事领导人的报告表明，殖民地没有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反而正在无视帝国的权威。此外，许多人认识到，法国威胁的消失降低了殖民地脱离帝国的成本。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人开始制定战后政策。根据他们先前的经验，许多人坚信帝国的治理结构是存在问题的，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先前尝试的针对不同殖民地采取不同措施的权宜之计明显没有奏效。
从这个角度看，殖民地的言论有助于证实某些（最初很少）激进派人士的主张，他们声称殖民地要谋取独立。当殖民地抵制《印花税法案》并称它违宪时，这些主张与英国人自以为的意图完全不同，对宪法的理解也不一致。因此，英国需要殖民地解释自己的主张。
随着殖民地地位的不断提高，英美观点的分歧更加明显。殖民地越是主张自己的立场，英国人就越难理解他们的意图。美国人的行动最终“证明”，正如激进派主张的，他们真的想要独立。
解答我们的困惑
我们关于思想和可信承诺的理论将思想领域与利益和行动领域联系在一起。正如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得出的结论，美国人阐述了一套丰富的关于理想社会的应然理论。然而，除此之外，他们的理论也解释了他们所处世界的一些方面：是什么保护了旧帝国的自由与秩序？为什么英国的思想和行动深深威胁着美国的自由和秩序？宪法理想隐含的政治制度如何保护一个独立美国的自由？在我们看来，理想和利益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方面。
谜题1的答案：殖民地的思想在1763年时差异很大，演变到后来形成一个主流思想，对此我们如何解释？革命者的思想包含了一种理论，即在1763年之前的帝国治理结构下，美国人日常的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如何持续的。然后，他们论证了英国在七年战争后的行动如何威胁到这些理想。接下来是英国对殖民地行动的回应证实了革命者的观点。在1764年的时候，对大多数殖民者来说，微不足道的印花税会影响所有殖民地居民的自由这种观点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在英国开始暂停殖民地的集会之后，这个观点才有了真正的意义和可信度。只有革命者的观点才能够解释英国人的行为，认为英国人是出于好意的观点则无法解释这些行为。
谜题2的答案：为什么1763年之后的分歧大到足以导致革命，而1763年之前却没有？我们的答案有两部分。首先，七年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双方的利益结构。随着法国威胁的消失，美国人不再需要生活在英国的保护伞下。同时，更大的新帝国意味着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的价值下降了。与1763年之前相比，此时的双方更不可能互相迁就。
其次，1763年之后的利害关系要大得多。由于经济增长，美国人现在面对的利害关系比以前大得多。
谜题3的答案：思想领域如何与行动和利益领域产生联系？正如我们在前文解释的，思想和利益是互补的，如果这些理想不与大多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它就不会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
我们的理论说明了革命者的思想和美国利益之间的具体联系。革命者关于宪法、主权和帝国的理论同时解释了现在的自由是如何受到保护的，以及为什么英国在1763年后的行动有如此大的威胁。随着英国的行动似乎越来越威胁到美国的自由，对美国来说，为自由提供可信的保护机制就越加重要。英国人威胁到了美国政治秩序和自由的基础，大多数美国人肯定会做出强烈反应。
新经济史学派声称利害关系很小，显然这一观点忽略了革命者清晰阐述的主要威胁来源。由殖民地立法机构保护的美国自由受到威胁的利害关系远大于贸易法规牵涉的利害关系。“新经济史学派研究的只是一条狗的尾巴，而非整条狗。”按照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我们认为殖民地利用了英国在贸易法规上的行动，以此表明英国的行动会如何威胁到更重要的领域。（这里解释一下新经济史学派在哪里出了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财产权、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都是给定的，但在我们看来，整个冲突都围绕着保护这些权利而展开。）
谜题4的答案：为什么1763年之前的分歧能和平解决，而1763年之后发生了暴力革命？在我们看来，两个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革命只发生在1763年之后：利害关系比以前大得多，以及英国人似乎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如果英国人能够提出一个可信的妥协方案，“向美国的温和派展示一些东西”，这场冲突本来是可以解决的，但他们没有。
我们的方法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没有给出英国人为什么那样做的理论。我们的唯一辩解是，这种缺点不是我们独有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坚持他们的路线。尽管如此，这一空白仍然意味着美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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