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中的思想、利益和可信承诺

二、思想的政治经济学

　　现代历史学家关于美国革命的议题仍然深受进步历史学家的影响。（*5.参见Beard（1935）等； Greene（1995a，第 382—440页）总结了进步派的论点，以及对它们的回应。）进步派对经济学、经济利己主义和政治的简单化概念，导致他们低估了思想的作用。进步派把各种思想简化为一幅漫画，认为美国革命是殖民地精英对权力的攫取，他们利用自由、暴政和独立的概念巩固在国内的统治。在进步派看来，思想这种东西往好了说是一种附带现象，往坏了说则是有手段的人用来拉拢和安抚他人进而操纵他人的工具。

　　现代历史学家无疑证明了进步派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与进步派的说法相反，殖民地的思想体系是前后一致的，而且它以现有的英国宪法思想为基础（Morgan，1995；Bailyn，1967；Wood，1969；Greene，1994）。尽管如此，历史学家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仍受限于他们曾经赢得的辩论。正如上文的谜题所示，他们并没有将对思想的关注与对政治和经济的关注结合起来。关于思想在美国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一系列政治问题，人们关注得太少了，历史学家也才刚刚开始转向研究这些问题。

　　一些学者最近就这场革命提出了基于利益的论点，例如塔克和亨德里克森（Tucker and Hendrickson，1982）、德雷珀（Draper，1995）的争论。尽管他们避免了像其唯物主义前辈那样，错误地把事物简单化，但也都没有设法将他们的观点和更传统的思想史观点相结合。这些学者没有提供对思想和重要问题的综合理解，他们的作品并不关注思想的作用。

　　思想、利益和不确定性

　　如上所述，我们的观点是，宪法是整合思想和利益的关键因素之一。要了解宪法如何将人们关注的物质问题和思想问题联系起来，不妨以普通人为例。他们的担忧始于日常生活的焦点问题：家庭、生计来源、财富、所属团体、协会、社区。总之，这些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自我利益网络。

　　从这个角度考虑，1763年的美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光靠简单的特征，比如有产或无产，不足以理解殖民地内部的差异。许多差异影响了殖民地的政治，这些差异存在于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与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生活在沿海地区和边境地区的人之间，生活在宗教社区和世俗社区的人之间，以及奴隶主和非奴隶主之间。由于美国人的立场差异很大，各殖民地的政治也有显著差异（Greene and Rakove，1987）。

　　政治常常迫使公民关注日常生活之外的问题，比如来自国外的某种新威胁。这些政治层面的问题是导致思想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原因在于公民在评估这些议题时，面临着三个不同的不确定性来源。不确定性之所以产生，首先是因为公民的观点往往建立在对世界不完整的理解或不完备的理论之上，其次是因为他们对事实的认识不完整，比如他们可能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最后是因为公民对前两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当社会面临外部威胁时，这些不确定性的来源尤其成问题。

　　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这意味着理性个体很少有机会基于绝对正确的世界观来行动（Denzan and North，1994；Hini oh and Munger，1994）。相反，他们通常根据当时流行的世界观行事，而这些世界观的正确概率远低于100%。重大的社会问题通常会让公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产生严重的怀疑和不确定，尤其是面对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时。

　　例如，社会环境将面临重要但不确定的变化。在变化的迹象出现之前，通常有一个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主流思想。对于1763年之前生活在殖民地的英国公民来说，这包括英国宪法的核心内容；关于美国宗教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些思想；关于帝国的一些概念，其中包括把与英国的关系视作抵御无处不在的法国威胁的一种防御手段。我们称之为“现状描述”或“思想”。

　　假设世界开始改变。一开始，大多数公民可能会认为这些变化是温和的，不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这些人继续依赖当时流行的或基于现状的思想。然而，其他分析家可能以更激进的方式评论这些变化，也许他们认为这些变化代表着对社会的深刻威胁。我们将这种描述称为“新表征”或“新思想”。这种新思想被广泛接受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它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合理的。但这只是必要条件，新思想具有逻辑和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说服其他任何人。事实上，大多数新思想从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无法为其他人采取行动提供基础。

　　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是，新思想实在太普遍了，一毛钱可以买一打。那么，是什么导致广泛的公民群体认真对待某个新思想呢？是什么行动说服了许多公民不再坚信现有的思想，而转向支持一些新思想？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借鉴了贝茨等人（Bates、De Figueiredo and Weingast，1998）的研究，提出了关于思想发挥作用的四个命题。当两种都可能正确的思想互相竞争时，社会成员必须决定采用哪种思想作为行动的基础。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种不确定形式下的个人决策，我们以一个特定公民为例，他何时会基于新思想做出决策或支持某项行动？假设只有两种可能的思想，设π为该公民相信新思想成立的概率，相信主流思想或坚持现有思想的概率则为1-π。

　　这种方法得出了四个关于思想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结论。第一，它表明存在一个临界概率π*，这个临界概率具有以下性质：如果一个公民认为新思想正确的概率低于π*，那么他将继续相信主流思想。然而，如果环境发生变化，π至少和π*一样大，那么他就会依据新思想做出选择或采取行动。

　　第二，这种方法产生了一种比较静态的结果，可以预测当环境不断变化时，一个人的选择将如何变化。我们定义一个比率S，它是旧思想被证明错误时按它行事带来的预期损失与新思想被证明错误时的预期损失之比。我们把这个S称为利害关系（stakes）：它反映了错误判断新思想的相对成本。需要注意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包括对概率的信念），随着新思想所讨论的威胁变大，利害关系也会增大。

　　贝茨等人表明，随着S的增大，π*会下降。也就是说，随着利害关系增大，按照新思想采取行动的门槛降低了。日益增大的利害关系意味着虽然π和1-π从未发生变化，但公民更有可能根据新思想采取行动。该结果还有进一步的含义：随着利害关系变得非常大，也就是说，如果新思想是正确的，那么大家没有根据新思想采取行动可能会产生很大的成本，临界概率π*就会非常接近0，而不是接近1。当公民觉得他们的家庭和生计面临风险时，利害关系就会很大。当利害关系非常大的时候，公民可能会理性地根据新思想采取行动，即使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新思想为真的概率要高于旧思想为真的概率。

　　原因在于，公民既不是侦探，也不是历史学家，他们必须根据各种可能结果的价值来权衡概率。当利害关系极不对称时，误判新思想的成本远远超过误判主流思想的成本，此时公民就会支持基于新思想的行动，即使他们认为新思想还不如旧思想靠谱（即π*<π<0.5）。

　　这一关于思想之作用的理论对新思想拥护者要完成的任务来说，有几方面的含义。新思想拥护者不需要让人们相信他们是正确的（π=1），甚至也不用证明新思想比其他思想更可信（π>0.5）。相反，他们只需要让人们相信，按照他们的思想采取行动的预期价值更高。上文中的不等式意味着新思想拥护者的任务是让公民的π值大于π*。当利害关系S很大，π*更接近0而不是1时，公民很容易认为新思想更合理。刚刚提到的比较静态结果也表明了新思想拥护者的“异端原则”（heresthetics principle，Riker，1981，1986），他们有激励增大利害关系S，因为这能让他们的思想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第三，这一理论说明，拥护者要使新思想成为行动的基础，就必须得到外部事件的“确认”或“验证”。大多数公民对新思想的最初信念（π）可能是很低的。大多数新思想从未被认真对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为真的概率总是很低。

　　一个思想要成为行动的基础，就必须有某种东西能改变公民的初始信念，使概率π从最初的低水平上升到临界水平π*之上。要实现这种提升，必须要有一系列超出新思想拥护者能直接控制的事件发生，从而增强其他公民认为新思想为真的信念。具体来说，基于贝叶斯法则的框架，该思想为真的可能性必须增加。如果某一事件能让公民认为新思想为真的概率上升，那么我们就把该事件定义为“证据”事件。这需要应用基于贝叶斯法则的统计方法进行决策。因此，“证据”事件不需要证明新思想是正确的，只需要让公民认为它更有可能为真即可。

　　以20世纪80年代末南斯拉夫解体前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为例。他们对克罗地亚多数人会如何对待他们感到担忧，尤其担心（最初）可能性很小的种族大屠杀行为。克罗地亚塞族人密切关注大多数人的行动，假设他们观察到克罗地亚人正在争取从南斯拉夫，特别是从塞尔维亚独立，那么根据贝叶斯法则，这增加了克罗地亚人倾向于暴力的可能性。原因是那些无意于种族大屠杀的克罗地亚人可能会寻求独立，也可能不寻求独立，但倾向于种族大屠杀的克罗地亚人肯定会寻求独立。因此，对争取独立活动的观察结果增加了克罗地亚人倾向于暴力的可能性。

　　第四，这种关于思想之作用的理论预测了政治行为和思想的不连续变化。只要新思想为真的概率π保持在临界点π*之下，公民就会继续依据旧思想采取行动。然而，如果一系列事件将π抬升到π*以上，那么公民将不连续地从旧思想突然转向新思想。如果相互竞争的新旧思想要求采取不同的行动，那么公民的行为表现也将会不连续地变化。出现不连续是因为当“证据”事件发生时，π突然超过了π*，长期以来作为行动基础的旧思想突然被抛弃，新思想取而代之。

　　这种关于思想之作用的理论正好符合一些学者的发现，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重要的不是历史，而是被解释的历史（*参见一些学者的研究，如North（1990）。），即关于世界和关于历史的具体思想。然而，并不是任何解释都有用。只有那些帮助人们理解其所在世界的解释才是有用的。主张思想可以发挥作用的学者通常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个特定的思想比其他一千个貌似有理的思想更受人们信任，正如戈德斯坦等人（Goldstein and Keohane，1993）观察到的那样。贝茨等人的理论超越了关于思想之作用的传统论点，更深入地说明了特定思想若要被接受必须满足的条件，这涉及贝叶斯法则。

　　宪法和承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论证，即使最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也会关心思想，尤其是关于他人未来行为的思想。这种对未来的关心，自然会导致他们对宪法的担忧。成文或不成文宪法有多种用途，从阐明社会的广泛理想，到定义个人的权利和保障，再到阐明公共决策的具体程序，其中的每一种用途都影响对未来的预期，任何细微的差异都可能导致不同的未来。

　　在考虑宪法的这些方面时，人们会担心承诺是否可信，是否能够自我执行。陈述一个理想，即使它受到公民的广泛认同并被载入宪法，也不意味着它在现实中能够实现。将理想付诸实践需要宪法对理想提供可信的承诺。也就是说，宪法必须提供相应的制度，使政客尊重这个理想也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Gibbons and Rutten，1997；North and Weigast，1989；Ordeshook，1992；Weiganst，1995a）。当这样的激励存在时，我们说宪法是自我执行的。

　　可信承诺问题是社会各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上述讨论表明，它与宪法阐明的被广泛认可的理想密切相关。但可信承诺远不止于此，让我们考虑两个潜在的社会问题。首先是经济上的，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之一涉及公民对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的投资激励。在一个不对私有产权保护做出可信承诺的社会中，个人无法保证他们会获得辛勤工作和投资的成果。当别人可以剥夺这些成果时，个人的投资激励就会弱得多（North，1981，1990）。这给经济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这样的社会通常伴随着贫困。因此，一个社会对私有产权做出可靠承诺的能力是经济增长的核心，也因此成为宪法的中心任务（North and Weingast，1989）。（*6.请注意，许多学者，如Prezworski（1991），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出发点是以民主而非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

　　承诺会产生影响的第二个例证涉及各类少数群体，无论是宗教的、种族的还是民族的。世界上大多数社会都存在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问题，实际上，在大多数社会中，少数族裔经常受到迫害（Horowitz，1985；Rabushka and Shepsle，1972）。文献表明，分裂的社会通常是不宽容的，很少有人能够切实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对少数群体的宽容通常要求社会对他们的权利做出可信承诺，例如宗教宽容和宗教自决权。宽容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必须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来构建和维护（Weingast，1995b）。事实上，美洲殖民地的宗教多样性和自由恰恰反映了欧洲缺乏这种宽容。因此，宪法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为宽容创造可信因而能自我执行的基础。

　　这些例子表明，对一套宪法规则做出可信承诺，使它们能够自我执行，是所有社会的核心问题。同时，不同社会面临的具体承诺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预测宪法与承诺的关系会因社会而异。现在我们转向研究它在美国革命背景下的影响。

　　小结

　　这种可信承诺的视角意味着，在宪法变革时期，人们不仅会关注宪法的理想，还会关注使它能够自我执行的条款。同样，一个完整的宪法理论不仅会讨论社会的各种应然目的（normative ends），也会讨论宪法应该如何构建以使这些目的成为可能的结果。

　　这些原则对美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殖民地试图清晰阐述历史宪法理论（historical constitution），该理论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社会的愿景，也反映了宪法是如何执行的。他们也关心如何将这些原则扩展至新情况，包括美国谋求独立的情况，他们通过寻求扩展现有机制来帮助宪法自我执行。

　　最后要注意本节的两个论点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回想一下，我们对思想之作用的看法表明，随着利害关系的增大，决定公民何时基于新思想采取行动的临界概率会下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破坏对现有公民权利体系的可信承诺的那些事件都将使大多数公民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最重要的利益，即家庭和生计来源。

　　由于缺乏对宪法自我执行的关注，历史学家对思想在美国革命中所起作用的理解并不全面。此外，我们还表明，这个问题恰恰把我们引向了思想领域和行动领域之间的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