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中的思想、利益和可信承诺

四、七年战争后的帝国统治

　　北美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争端是在七年战争结束时开始的。当时，英国人发现自己建立了一个七拼八凑的草台帝国，每一块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而打造的。尽管存在这种组织结构上的不协调，但帝国还是运作了起来。在1763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帝国内部的和谐是由各部分的自我利益和一系列关于自由的互补价值观决定的。1689年之后，法国的威胁巩固了美国和英国自身利益的和谐：双方都需要彼此。结合美洲殖民地构成大英帝国的主要部分这一事实，法国的威胁意味着对一方的重大损害会连带影响另一方。英美合作反映了这一现实，面对法国的威胁，英美的利益和谐支撑了帝国的治理。

　　1763年的帝国

　　这一政策的成功可以从殖民地的转型中看出端倪。事实上，以任何经济方面的标准来衡量，1750年的美洲殖民地都是繁荣的。例如，1650年至1700年，美洲殖民地的人口几乎翻了两番，从11.4万人增加到41.2万人。到1770年，殖民地人口增加了七倍，达到280万人，其中近80%居住在北美。虽然收入和财富数据较难获得，但我们掌握的零星数据也表明美洲的经济表现非常好，居民收入为742~866美元（McCusker and Menard，1985，第50页）。此外，殖民地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比英国更广泛。因此，相比于英国，经济政策对殖民地有更直接的影响。

　　殖民地的发展是由它们参与的英美经济区域专业化推动的。从新斯科舍省一直延伸到舒格群岛，美洲殖民地通过劳动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所有殖民地都变得更加富裕。这种劳动分工使它们能够实现专业化，这样每个人都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与英国经济相比，殖民地的规模很小，而且考虑到帝国的政策，它们并非公共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对那些参与帝国经济的英国人来说，殖民地很重要，殖民政策对他们获取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至关重要。如果殖民地遭殃，他们也会遭殃，这些商人最终在英国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殖民地的经济具有多样性，南方有种植园，北方有自给自足的农业，这也和他们的宗教多样性相匹配。与英国一样，殖民地也由新教徒统治。然而，这种统治掩盖了重要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殖民地没有接受英国国教。事实上，殖民地并不受任何单一教派的支配，各殖民地的宗教构成各不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国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教派而已。各殖民地也有很大的多样性，在许多殖民地，没有单一的宗教占主导地位，也没有多数群体占主导地位。在一些殖民地，可能有一个既定的宗教，但更多人则信仰某种其他宗教。

　　这种多样性对殖民地居民如何看待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是，殖民地居民担心宗教统治，许多人担忧如果“错误”的人掌握了权柄会发生什么。这些恐惧包括对殖民地内部统治以及外部强加的宗教的担忧。英国人可能会把国教强加给他们，“教皇就是教皇，不管他住在罗马还是坎特伯雷”（Clark，1994）。

　　在1750年前后这段时期，政治实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与经济及社会的变化一样令人瞩目。如上所述，到1750年，殖民地的自治程度越来越高（Greene，1986），他们发展出真正的代议制、立法机构和法院。从1748年开始，英国开始重申对殖民地的控制，如贸易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反对殖民地发行纸币等，但所有这些政策在短期内都失败了，例如货币法案在议会中被否决了两次。七年战争的爆发暂时结束了这一切，但是，它为日后大西洋两岸的不满情绪埋下了伏笔。在英国方面，这些改革的失败表明“零敲碎打的改革”是徒劳无功的，需要制定更系统的政策方案。而在美国方面，他们后来提供的证据表明，此后的政策举措只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

　　和平政策与帝国的重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和殖民地不得不对七年战争结束后的冲击做出反应（Christie，1966；Tucker and Hendrickson，1982）。战争的结束和法国人从北美洲撤离对英国和殖民地都有重要影响。第一，它暂时消除了法国人的威胁。第二，胜利催生了一个更大、更安全、更多样化但负债累累的帝国。第三，前两点意味着英国和美国的利益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再协调一致，一损俱损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对英国人来说，庞大的新帝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行政和政策问题，旧的帝国统治手段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此外，正如18世纪50年代的经验表明的，零敲碎打的改革不太可能继续成功，未来很可能需要能够同时影响所有殖民地的政策。因此，英国人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行政管理制度。这给美国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在七年战争之前，美洲殖民地在帝国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英国基于自身利益也愿意推动殖民地实现经济增长。但七年战争之后，对整个帝国有利的政策不一定对帝国的任意一个部分都有利，特别是，如果英国人认为某地的负担可以由其他地方的收益来补偿，那么他们可能会轻易推动一项对部分地区施加额外负担的政策。

　　七年战争对美国人的行为也产生了若干影响，首先，在没有法国威胁的情况下，美国人不太可能承受负担，因为这些负担不会带来什么收益。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英国：现在更大的帝国意味着原来的美洲殖民地不再显得那么庞大。自利的各方讨价还价的标准理论表明，美国人对于和英国人达成和解的态度将不如战前。其次，美国在同一时期发生了经济变化：在这个世纪中叶，美国第一次拥有了可以征用的财富（McCusker and Menard，1985），这对英美都有影响。对英国来说，这意味第一次能够从美国人那里榨取财富，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它更害怕英国的机会主义。

　　这种观点为塔克和亨德里克森（1992）的说法提供了一种解释，即七年战争后英国和美国的利益变化意味着即使双方都同意原先的帝国宪法，他们也不会照章行事。换句话说，在七年战争前后，同一部宪法的意义完全不同了。此外，正如塔克和亨德里克森所说的，当时宪法允许的自由意味着美国人将走向事实上的独立。

　　这并不是说美国独立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殖民地相对来说是幸福的，这只是说明双方在不修宪的情况下将走向何方。考虑到新的情况，双方本可以就帝国的治理达成一套新的协议。但是，除了找到可接受的新协议，他们还需要确保通过谈判达成的宪法改革在未来将继续得到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