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联合国
问：在华盛顿共识变得更加知名后，您开始在世界银行工作。您在那里的经历如何？
答：在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对世界银行的政策问题非常感兴趣，并为此提供过几次专家证言，他们也邀请我参加过多次会议。因此，就熟悉他们的研究计划而言，我觉得去那里工作我是够格的。
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66.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1953—），拉美经济发展专家，后来成为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比较》曾出版他的《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一书。））任世界银行驻拉美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当时他开始考虑退休，职位即将空缺出来。正好我对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感兴趣，而且就是想担任拉美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不过这并不可行，因为世界银行想找一位拉丁美洲的人士。
与此同时，乔·伍德（*67.唐纳德·伍德（Donald Joseph Wood，1941—），1968—1998年在世界银行任职，担任过若干高级职位。）担任世界银行负责南亚地区的副行长。得知我在打听职位后，他想到给我另找一份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在他能掌控的地方。
问：于是您在初期作为南亚部门的负责人进入了世界银行？
答：非也，我是担任乔手下的首席经济学家，负责指导在南亚区域工作的众多经济学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等国家。原则上还包括阿富汗，但由于塔利班政府的存在，那里几乎无法开展工作。
对我而言这段经历没有太多亮点，可以说有些令人失望。我组织的两场会议在筹备过程中或许有些特色，但结果未能如愿。一场会议是在斯里兰卡同亚洲经济学家的讨论，主要来自该地区各国的学术界与政府部门，也有世界银行的部分经济学家。另一场则主要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会议，并从外面邀请了发言人，例如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斯坦利·费希尔。
问：对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事情，您还有其他想介绍的吗？
答：在世界银行的其他经历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对世界银行官僚机构的态度并不是很欣赏。世界银行的效率远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此在1999年底，当我在那里工作已满三年时，他们提出把任期延长到六年，我谢绝了，离开世界银行回到了国际经济研究所。
问：您拒绝的原因是？
答：反正我认为，我回国际经济研究所比留在世界银行更有价值。在研究所，我同弗雷德·伯格斯滕合著了关于美元价值高估的《政策分析》，但在对策方面的内容比较弱，因为他依然指望用干预来解决高估问题。（*68.Dollar Overvalu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with C.Fred Bergsten，2003）.）
我最后还与比尔·克莱因合作撰写了多篇文章。他愿意用自己的世界贸易模型来更新对均衡汇率的估算值。
问：在2000—2005年，您感觉最自豪的项目有哪些？
答：在国际经济研究所期间有几项，包括与弗雷德合作的关于美元高估的成果，另外一个项目依据的理念突然间流行起来，还有一个在研究所之外的项目。
这个突然流行起来的理念是指，只有固定汇率制或自由浮动汇率制是可以长期维持的汇率体制。（*69.对这一所谓的两极观点，可参阅Fischer （2001）；我的观点可参阅Exchange Rate Regimes for Emerging Markets：Reviving the Intermediate Option（2000）。）有管理的浮动制和爬行钉住制被排除在外了。但支持这一观点的实证数据只来自西方七国，在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层面大体上还没出现能得出该结论的迹象。
另一个项目与巴西有关。当卢拉首次成为总统大选中的领跑者时，人们对巴西的信心立刻下降，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卢拉将会也应该对庞大的外债违约。我于是撰写了一篇政策讨论文章，题为“巴西是下一个吗？”（Is Brazil Next? ，2002），提出只要能克服信心问题，巴西会有不错的前景。很幸运，正如我在大选前到巴西的一次行程中得到的保证那样，卢拉赞同了我而非其他专家的意见。巴西扫清了前进的道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了空前庞大的一笔贷款，以解决信心问题，接下来进入经济繁荣，并维持到卢拉的任期结束。卢拉比较幸运，贸易条件在他首次出任总统时变得对巴西非常有利，并在其总统任期内保持良好，之后才趋于恶化。而不幸之处在于，卢拉没有在那些好年景中留下足够多的储蓄来救助他的继任者。
我写的另一份《政策分析》是关于汇率制度与资本流动的。（*70.Choosing Monetary Arrangements for the 21st Century：Problems of a Small Economy （2006）.）发展中国家反复经历了过多资本涌入和外流的场景。资本流动的逻辑是把国内投资同国内储蓄的水平分开，然而，如果你因为担心资本外流而必须维持100%的边际储备要求，这一逻辑就不再成立了。只有那些打算在贬值时依然留下的资本才是值得拥有的。
还有一份关于拉丁美洲的《政策分析》是我与佩德罗·巴博罗·库津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合作完成的，题为“华盛顿共识之后”（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71.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2003）。库津斯基之后成为秘鲁总统。）文章的目的是重新点燃拉丁美洲对改革的热情。他们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表现出的改革激情此后就消失了，而且在我们看来，他们还没有完全收获早期改革的成果。
我确信，我与佩德罗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见过。我们还上过同一门课程，应该是鲍莫尔的课。但他还在英国上过学，所以我也许在那时就见过他。我们很自然有些共同话题。之后他又做出了各种成就，直到成为秘鲁总统。
有意思的是，那段时期的对外研究项目还涉及一位我之前遇到、后来也成为拉美国家总统的人：欧内斯托·塞蒂略（Ernesto Zedillo）。我记得我们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伦敦见的面。在塞蒂略出任总统前，他的电话号码在我的笔记本里保存了很多年。我从未想到他会成为墨西哥总统。若不是一次历史意外事件，他或许不会担任总统。在当时的竞选活动中，总统候选人遇刺身亡，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塞蒂略因而取代了正位。
他于1994年当选，在即将完成任期的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提议成立了塞蒂略委员会（Zedillo Commission），负责评估经济改革选项。塞蒂略于是邀请我去负责该委员会的高级别专家组，其中有罗伯特·鲁宾（Robert E.Rubin）、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与孙正义（Masayoshi Son）等人，（*72.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2001）.）目的是为2002年的国际发展融资会议发挥影响。（*73.国际发展融资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由联合国资助，于2002年3月19—22日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这个机遇让我十分憧憬。
根据对不同方式的发展融资的总结，《塞蒂略报告》（Zedillo Report）分析了国际组织的现有格局，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资金投入不足；在很大部分收入来自海外的今天，全世界迫切需要一个国际税收组织（International Tax Organization）；环境方面的职责则应集中交给一个全球环境组织（Glob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由于当今时代并不以支持组建（或改革）国际组织见长，上述建议最终被束之高阁，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无论如何，必要性才是创新之母，当现实需要变得足够迫切时，国际体系自然会做出响应。因此，随着西方国家意识到无所作为使其因避税行为而损失巨大之后，便要求经合组织（成员仅限于富裕国家的、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缩微联合国）安排一系列双边税收条约。每个国家都将针对涉嫌获得应税收入的外国人账户按照惩罚性税率预扣储备金，等获得该笔收入已被报告给有关机构的信息后，再返还储备金（加利息）。关键在于，这种双边税收条约并不限于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
另外，全球气候危机已推动联合国召开了一系列气候会议。尽管此类行动尚未扭转气温上升趋势，世界的公众舆论却似乎已被充分唤起，要求采取决定性措施。
最后，该高级别专家组呼吁在国际发展融资会议之后召开全球化议题的首脑峰会。如果当时能触动他们的话，这本可以给各国领导人带来重塑国际经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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