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职业生涯；爬行钉住汇率制
问：离开普林斯顿后，您开始在约克大学执教。是什么机缘让您去了那里？
答：当时的约克大学在是一所新兴学校，准备认真建设经济学科，例如任命了阿兰·皮科克（*16.阿兰·皮科克爵士（Sir Alan T.Peacock，1922—2014），对诸多领域皆有贡献：国民保险经济学、公共财政、艺术经济学、公共选择，以及特定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经常在各种议题上担任英国政府的顾问。）作为创始系主任。因此当他们最终联系我时，我很兴奋。我于1963年8月底返回了英国，而大学将在10月份开学，我有一个月时间找住处安定下来。
我希望住在大学里，期待那里有地方可选。但我看了几个地方，发现并无多大的吸引力。最终我找到的只是一套公寓，楼上是某个与大学有关系的人物。我住在底层，他在二层。那里是约克城的一部分，靠近市中心，但不在主街上，而在一条名为斯凯尔德盖特（Skeldergate）的小街上，稍宽的地方可以让我停车。那里还有空位再停一辆车，但大多数晚上都没人。当时还不存在普遍拥有汽车的现象，相对于停车需求而言，空间多得是。
问：从一名学生突然间转换为一位教授的角色，对您是怎样的感觉？
答：我当时非常在意这种转变。我们过去喜欢开玩笑说，学生每年都在变年轻。我主要给本科生讲授微观经济学。有则笑话说，约克大学的经济系负责讲公共财政，其他所有课程都由约翰·威廉姆森讲。
这是因为，除了我和统计学家之外，经济系在第一年中还有四位教员——皮科克、怀斯曼、多瑟与赫顿（*17.杰克·怀斯曼（Jack Wiseman，1919—1991），卫生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多瑟（Douglas Dosser，1927—），理论经济学教授；约翰·赫顿（John Hutton，1948—），荣休经济学教授，专长于卫生经济学、税收政策和经济计量学等。），他们都专长于公共财政。皮科克是系主任；怀斯曼来自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不是全职教学教授；多瑟则是在一两年后才被聘为全职教授。第二年艾伦·威廉姆斯
（*18.艾伦·威廉姆斯（Alan Williams，1927—2005），经济学教授。）来了。他在约克主要因为两件事而出名：可以讲一小时课而无任何讲义，这令学生们感到震撼；更广为人知的则是发起了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如今这已是极为宏大的研究领域，但在当时还默默无闻。
在约克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已收到申请教授职位的邀请。最后，我收到了曼彻斯特、诺丁汉与华威大学提供的教职。
问：您对讲授微观经济学的感受如何？
答：我对讲授经济学课程都非常有热情，而且跟具体讲哪个部分无关。当你开始执教时，充满热情总是件好事。
记得到第二年时，我开始讲授国际经济学课程。对象是研究生，但不是特别正规的讲课，是介于美式体制与当时还留存的英式体制之间的混合模式，没有正式的课程，而是给研究生提供充分的个人指导。
我在约克大学的第一学期就赶上《罗宾斯报告》（The Robbins Report）（*19.该报告的全名为：Higher Education：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Lord Robbins 1961-63。）发表，呼吁大学扩招，于是一个年龄段的入学率随之从5%提高至40%。这一全国性政策从短期看让学术界获益良多，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
问：在一次访谈中，您提到对汇率的研究是您的“首要贡献”。（*20.该访谈发表为：\[Carlos Lozada\]，“A Conversation with John Williamson，Economist，” Washington Post，April 12，2009。）可否介绍一下您在汇率制度方面的主要发现？
答：的确，很久以来我就有这样的观点：汇率错配（currency misalignment）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汇率的波动性——采用汇率变化的通行测算方法——充其量是个小麻烦。“错配”是指对均衡汇率的长期偏离，例如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瑞士和荷兰等国在近年来的情况。我认为德国等国家因为汇率低估而受损，生活水平低于本应达到的程度。当然，汇率低估造成的后果是否跟高估同样严重，我对此尚不确定。
问：您对汇率问题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或许是1965年关于爬行钉住汇率制的专著。可否讲解一下，您的思想如何从爬行钉住汇率制发展到如今所说的BBC（篮子、区间和爬行）类型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用基本均衡汇率作为测算失衡的方法？（*21.可参阅Exchange Rate Regimes for Emerging Markets：Reviving the Intermediate Option （2000）。）
答：爬行钉住汇率制需要逐步实现汇率贬值，让大家知道贬值会发生，但使利率高到足以补偿贬值货币的持有人。与之作为对照的是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汇率在短期内不变，但政府保留调整的权利，当政府最终推动汇率贬值时，则要确保贬值幅度足够大。
我比较晚才认识到较宽的区间对爬行钉住汇率制的补充作用，其方式是扩大了无危机的平价变化的可行范围。
钉住一个货币篮子的优点在于，让你的对外贸易免受篮子内货币汇率变化的影响。彼此贸易关系密切的一组国家钉住相同的货币篮子，可以使它们之间的贸易免受第三国汇率变化的冲击。
至于基本均衡汇率（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我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根本性失衡”（fundamental disequilibrium）概念时提出的。它可以定义为当某个经济体处于内部平衡的数年中，能实现令人满意的经常项目平衡的汇率水平。
问：您可否介绍下这些早期研究项目给世界带来的现实影响？
答：我可以谈谈自己在约克时就在构思的三个项目。其中的通胀项目应该没有多大影响，但这是件好事，因为它被误解为是前理性预期分析的成果。（*22.“Phillips Curves，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Comment，” Economica（1968）。）关于销售与增长最大化的研究项目也应该对现实世界影响不大。（*23.“Profit，Growth and Sales Maximisation，” Economica（1966）。）我认为它在学术领域有些帮助，但对真实世界没有显著作用。
至于汇率（爬行钉住制度）的研究，起初我认为将要花费两三年，不久后人们就会认识到我的观点的价值并采纳这些政策。然而这并未发生，一直没有发生。我成了旷野中孤独的呼唤者。
我做过几次关于爬行钉住汇率制的讲座，包括在牛津大学。当时罗伊·哈罗德爵士（*24.亨利·哈罗德爵士（Sir Henry Roy Forbes Harrod，1900—1978），牛津大学经济学家，著名的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开发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人生》（1951）的作者。）邀请我去接任他在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职位——那在牛津也非常显赫。我没有接受，因为我感觉牛津相对于其他大学而言被过于高估了，而自己依然梦想着帮助新兴的大学变得同样成功。
问：您是什么时候去麻省理工学院的？
答：在约克大学的第四年，当我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应该是1967年。当时，查理·金德尔伯格（*25.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1910—2003），最为知名的著作包括《狂躁、恐慌与崩溃》（Manias，Panics and Crashes）和《西欧金融史》（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都是在威廉姆森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后出版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经济学领头人。在他的课程中，有位学生下课前问了个问题，查理暗自对我说：“这孩子非常聪明。”他就是斯坦利·费希尔(*26.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1943—），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出生于北罗得西亚（现赞比亚），后来搬到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2005年受邀加入以色列国籍，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与美联储副主席。）。他后来担任了美联储副主席和以色列银行行长，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托尼·阿特金森（*27.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美国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尼·阿特金森，即安东尼·阿特金森爵士（Sir Anthony Atkinson，1944—2017），英国人，在贫困与收入不平等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当时也在那里。还有一位极富才华的阿根廷经济学家（*28.米盖尔·西德劳斯基（Miguel Sidrauski，1939—1968），在货币与增长理论方面颇有贡献。），可惜英年早逝。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卓有成就。
当然，伟大的保罗·萨缪尔森也在那里。他被广泛推崇为全世界经济学家的领袖，不过如今也有很多人认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我看来，萨缪尔森在当时及之后的许多年里赢得了世界头号经济学家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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