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
问：接下来我们要谈“华盛顿共识”了，这个词汇是您在给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供证词时提出来的？
答：我当时发现，美国国会议员有一个信念，以为拉丁美洲国家在结构性调整方面毫无作为，浪费了时间。（*58.U.S.Senate，“Implementation of the Brady Plan：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Debt of the Committee on Finance，” （1990），第36页。）但我想那是对拉丁美洲真实情况的误解。于是我说：“我们可以召开一次会议，进行讨论，让每个国家介绍它开展的工作。”作为参考，我准备了一份文件《华盛顿提出的政策改革是什么意思》，正是在这份文件中介绍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大体上陈述的是各国按照当时华盛顿的标准应该做些什么。（*59.“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How Much has Happened?，ed.John Williamson （1989）.）
问：您最初对华盛顿共识的定义是什么？
答：在国际经济研究所，我们感觉到各国虽然推动了经济政策的重大变革但没有得到承认。所以，我们计划在研究所召开一次会议，与来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及其他专家合作以改变现状。他们都提前拿到了我的文章，其中概括了华盛顿各机构赞同应该实施的各类经济政策变革（调整），然后前来讨论，并提交了他们各自的论文。
我邀请了两位被寄予厚望的华盛顿人士，其中一位是艾伦·梅尔策（*60.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1928—2017），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货币主义学派的领头人之一。），另一位是理查德·范伯格（*61.理查德·范伯格（Richard Feinberg，1947—），美国政府官员，智库学者，关注拉丁美洲问题的教授。）。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很坚定的态度，但我仍将他们视为一定程度的支持。第三位受邀者斯坦利·费希尔总体上发挥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我认为，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很快变成重大事件，而是要等到我开始利用会议成果敦促各国继续或者启动政策调整的时候。尤其是在巴西，他们当时确实尚未开展太多结构性调整工作。
也是在那个时期，鲁迪·多恩布什开始攻击我的观点。他在参会时表现出非常赞同的态度，但会后变得极具批评性，说“威廉姆森对华盛顿投降了”。
问：华盛顿共识这一说法在首次提出后是立刻流行起来，还是又过了一段时间？
答：大多数人认为，在华盛顿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共识，或者说，华盛顿应该是个产生分歧而非共识的源头。不过在经济政策领域，我认为在当时比之前或之后都有更多共识。当然不得不承认，目前对其他国家的问题要比对美国的问题有更广泛的共识。自那之后，在我看来这一术语被用得太滥了。
华盛顿共识经常受到的攻击是，它给市场定位的作用太大。可事实是市场本就应该在经济体制中发挥很大作用，我认为这一判断没有错，或者至少是言之成理的。
问：在首次提出这个说法时，您设想的听众是谁？
答：是购买国际经济研究所产品的那些客户，也就是我们认为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感兴趣的人士。这里有行政机构和美联储的成员，包括政治任命的官员和公务员、关心政治的人、媒体从业者、学者等，既有美国人也有外国人。这次还应该有国会议员。
问：是否有人认为，您在本质上扮演了美国政府、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试图左右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
答：我不清楚其他人的想法，但知道自己并没有特别在乎不干涉的理念。（我们越早放弃这一16世纪的陈旧观念，结果越好。）它对美国政府，乃至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适用的。可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言，力争影响客户国家的政策本就是我们的一项责任。
人们指责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操纵其他国家的政策，不是发挥影响，而是发号施令。但我认为它们并没有这样的权威，没有权力操纵哪怕最小国家的事务。
问：华盛顿共识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偏离您的设想？
答：通过两次事件，我开始发现华盛顿共识被用在与我的设想完全不同的地方，被用于里根和撒切尔推动的所有非自由派的以及有争议的方面。
第一次是我去参加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如今名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拉丁美洲分部的会议。在里根大厦建成前，他们通常在史密森学会的老楼里开会。本来是请我去好好讲一通，可是当听到人们用华盛顿共识表达的意思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另一次是同巴西的前财政部长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62.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1934—），巴西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会面，通常人们叫他布雷塞尔。他告诉我，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在我掌控之下，成为人们口中五花八门的内容。因此，他也会用拉丁美洲的通行含义来使用这个术语。
问：这个术语在拉丁美洲的通行含义是什么？
答：基本上是指新自由主义道路。我的原意是从里根—撒切尔经济学中挑选出经受了考验的部分，而非对其整体上唱赞歌。我的主张里显然有些内容不属于里根—撒切尔路线，例如反对削减教育和医疗支出等。与之相反，固定增长率的货币供给是里根和撒切尔在就任时推行的政策主张，却并未在实践考验中保留下来。
我认为在经济稳定化方面不存在任何特殊的新自由主义色彩。我提的共识是坚决支持经济稳定的。
问：您有没有同许多国会议员或其职员交流，以帮助撰写这一评估意见？
答：我没有对国会做调查以考察他们的观点。但通过与国会议员及其职员的非正式交谈，我的观念受到了影响。
问：在认识到华盛顿共识被曲解之后，您做了哪些工作？
答：我作为学者撰写论文来回应。我开始写文章解释自己的立场，并指出对华盛顿共识存在不同的诠释。
我还召集了一场关于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其内容后来以“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为题出版（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1994）。该书主要分析了经济稳定化的政治活动过程，不是聚焦于经济学领域，政治学的内容要多得多。
问：关于华盛顿共识，您遇到过的最令人不快的争论是什么？
答：我觉得是来自弗朗西斯·斯图亚特（*63.弗朗西斯·斯图亚特（Frances Stewart，1940—），牛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她强烈反对这一共识，并宣称，是我暴露了华盛顿把这些政策强行施加给其他国家的秘密。但我并不这样看，部分原因在于我认为华盛顿共识是好事，更主要是因为我不觉得华盛顿的机构有实力把观点强加给其他国家。哪怕是小国也完全可以按自己的主张行事。
问：关于“华盛顿”的定义是否也在改变，包括美国国会、政府高层人士、国际机构的技术官员、经济机构、美联储及各种智库等？
答：每逢政府更迭时，华盛顿都在变化，如今关于任何议题都没有太多共识了。至于是哪些机构决定着“华盛顿”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你们的提问中已说得很清楚了。
问：有一次您说起，您对发明华盛顿共识这个说法感到后悔。
答：那是在小布什总统任期中说起的，因为我感到把经济改革同华盛顿捆绑起来对推动改革来说不是好事。如果是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就不会这样，但到特朗普时代又变得麻烦起来。不管怎样，他是不相信华盛顿共识的，也不太相信其他的，只沉醉于自己的伟大光荣。
问：2000年，您提到希望对其中几项政策做升级更新。（*64.“What Should the World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2000）.）如今您还希望对这些修订后的政策再度做更新吗？
答：我希望把专栏2中的第4项“利率自由化”替换为更宽泛的“金融自由化”，另外在第5项中，我或许混淆了思想与愿望。具体来说，对于我相信的竞争性汇率（其含义是汇率由实现合意的经常账户收支来决定，而非取决于名义锚定标准）的优点，我错误地以为华盛顿方面是认同的。
在完成这两处修订后，我会很乐意推荐这些政策。但问题在于，即使认为华盛顿方面可以赞同第4项的修订，他们肯定也不会同意第5项的修订。如果我说，威廉姆森个人提出的改革建议应该不会有华盛顿共识那样的影响力，这不至于被批评为粗鲁无礼吧？
专栏2威廉姆森的华盛顿共识的原版和修订版（*65.“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1990）；“What Should the World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2000）.）
1.财政纪律
2.调整公共支出优先次序，偏重既有较高经济回报又有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如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等
3.税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4.利率自由化（修订版本：金融自由化）
5.竞争性汇率（修订版本：与理想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挂钩）
6.贸易自由化
7.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自由化（修订版本：需要提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允许完全自由的资本流动）
8.国有企业私有化
9.放松管制（取消产业进入和退出的壁垒）
10.保护财产权利
问：这一术语的流行程度如何？当其他人撰写有关华盛顿共识的题材时，您有没有感觉到其含义已经随时间改变了？
答：当然。许多人认为它只不过代表经济自由化。他们只关注其中的几点内容，第4条，或者第6条到第9条。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把第7条错误地解释为要求实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
这一术语还包含了政策之外的某些含义，例如其中似乎有基于地理邻近程度形成的共同思考方式。比如，美国财政部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三个街区，美洲开发银行则位于另一个方向的一个街区外。在那些地方工作的经济学家似乎也出自范围有限的一些大学。除了在特定政策上的一致看法外，他们也有某种共同的思考方法，因为经济学家彼此交流，由此发展出了一种群体解释作为共同的思考方式。
我承认，经济学家在很多议题上都形成了共同的思考方式。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他们上的是同一批大学，而大学的类型是有限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养成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他们出身的大学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尽管这一进步的速度比较慢。
问：您与拉丁美洲的巴西有个人联系，那里或许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例外案例。
答：巴西显然在改革启动上落后了，而且同某些较小的国家相比，巴西对加入其他人发起的计划没那么热心。可是，就改变那些过时政策的实际表现来看，巴西未必有多么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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