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西
问：您是在此时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吗？
答：是的。我记得在1972年1月收到雅克·波拉克（*38.雅克·波拉克（Jacques Polak，1914—2010），荷兰经济学家，他创始的模型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指导成员国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来信，邀请我去接替即将在春天离任的弗雷德·赫希。我答复说，我无法在春季就任，因为已经答应别人要在当年夏季写出一篇关于国际流动性的研究论文。作为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领导及最实权人物之一，波拉克说他将把职位给我多保留几个月。于是我同意在10月1日履职。华威大学则同意在我离开期间保留两年教职，这属于通行做法。
雅克·波拉克同马库斯·弗莱明（*39.约翰·马库斯·弗莱明（John Marcus Fleming，1911—1976），英国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结成了一对意气相投的工作伙伴。马库斯非常激烈地否决过我的一些想法，但他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人。
当时组建了“20国委员会”（Committee of Twenty）（*40.此前名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相关事务理事会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n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Related Issues），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2年设立，目的是在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崩溃后，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准备草案。），以研究对货币体系的重新设计。该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定于我到任后召开，在11月的感恩节后。此前我用了几周时间撰写相关领域的思考，探讨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包括特别提款权与援助的关系，那是我第一次同马库斯产生争执。
我们第二回爆发冲突是在我向20国委员会提交首篇论文之后。从第一次会议可以明显看出，在指标问题上会出现巨大争执。为此我撰写了关于指标的文章，赞同储备积累太多的国家应该做出调整的观点。由于名为“指标”（indicators），马库斯·弗莱明便完全不能接受，他争辩说，政策绝对应该由人来制定，而不是盲目地根据指标。我们在这一议题上的交锋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华盛顿特区，我在乔治城找到一套称心的公寓，尽管没有待足两年。那里有宽敞的客厅，还有主卧和厨房，但没书房。当时算很贵的租金，每月400美元。乔治城似乎是最佳地点，附近的氛围令我很惬意，因为年轻人特别多，而我当时感觉自己也还很年轻。
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结婚了。像我这样同基金组织的另一职员成婚，很大概率会是来自不同国籍。例如，我妻子就是巴西人。
问：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状况如何？
答：我被安排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工作，是负责撰写论文的资历最浅者。之前由凯恩斯参与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过于强大的投机压力而走向崩溃。这也是我们一直担心会出现的局面。
在英国财政部时，我们就有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并非常担心它会最终崩溃，只是没有人知道崩溃时会带来何种后果。我们明白崩溃的必然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常识，因为全球范围内释放出来的投机资金总量太大，在这种力量下不可能维持住汇率。当时的英国首相泰德·希斯（Ted Heath）指示英格兰银行不得允许英镑升值，也不允许买入更多美元。而你要阻止英镑升值的办法就是买入美元，他的指示完全自相矛盾。
问：您如何总结自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历？
答：我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但我在早期对取得任何成就不抱希望。我认为那些负责人缺乏完成重大成就的正确态度，事实上他们最后也或多或少承认当时经历的是一场惨败。
问：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您回到了华威大学。这次回归有哪些特色？
答：离开华威大学时我还是单身汉，归来时已是个居家男人，除妻子外，我还带回来两个小儿子，另有我夫人过去收养的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一个外甥女和一条狗。回华威大学后的头一年我们又添了个女儿。
我记得经常去参加货币问题研究小组的聚会，在那里同大卫·莱德勒（伦敦经济学院比我晚一届的毕业生，之后去芝加哥大学，为避免到越南而接受了曼彻斯特的教职）和迈克尔·帕金（聪明的年轻人，从未到过芝加哥，却极具其气质）（*41.大卫·莱德勒（David Laidler，1938—），主要成果包括货币需求与货币理论史的研究；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1939—），以畅销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和广泛的研究领域而知名。两人皆生于英国，并在1975年开始担任西安大略大学的教授职务。） 展开各种争论。1970年左右，我同帕金打了一次赌，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是关于他的工资方程式，由于像当时的标准做法一样缺少预期项，我判断会在1971年和1972年低估英国的工资通胀率，幅度至少两个标准差。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谁对谁错。打赌的目的是希望给成本型通胀找到坚实证据，但最终结果是我们赞同需要加入一个预期项。当时的那些会议由哈利·约翰逊（*42.哈利·约翰逊（Harry Johnson，1923—1977），加拿大人，芝加哥大学教授，或许是有史以来在经济学期刊中最多产的作者。）主持，他完全不相信成本推动型通胀理论。
我参与的另一件事是1976年春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研讨会，关于石油价格上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时人们不太担心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然而石油生产国举足轻重。1973—1974年的油价上涨让大家首次见识到石油生产国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威力。各商业银行不久后就开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以帮助那些因为石油交易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
还有一个关于石油价格上涨对世界经济影响的研究项目，由亚历克·凯恩克劳斯爵士（*43.亚历山大·凯恩克劳斯爵士（Sir Alexander “Alec” Cairncross，1911—1998），苏格兰人，经常担任英国政府的顾问，并撰写英国经济政策和近期英国经济史的著作。）牵头，若干英国经济学家参与。在给英方团队提供的论文中，我试图分析这对非石油领域的国际贸易是否有特殊影响。总体而言，我并不认为油价提高意味着世界末日，这与当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有分歧。他们倾向于说，石油价格上涨可能让石油生产国成为唯一的资本家。
那段时期还有段插曲值得一提。剑桥大学的韦恩·戈德利（*44.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1926—2010）。）教授开始宣传他的一个看法：能让英国走出两难困境的出路是贸易保护！我牵头组织了几位学者，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信驳斥他的无稽之谈。（*45.“Protection，”The Times（October 11，1976）.）
问：在离开华威大学之后，您成为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您在巴西过得好吗？
答：其实，我不是直接去里约天主教大学上任的。起初招聘我的是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IBGE，Institito Brasilero de Geografia e Estatistica），而他们真正想要的人是我夫人。幸运的是，那里的所长发现了问题，公开质疑说给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支付最低工资28倍的薪水对这位不落俗套的有良知者亦非好事，然后建议我转入准备开设研究生课程的天主教大学。
我为巴西开发银行的25周年大会提交了一篇关于债务的论文。（*46.“Transferencia de recursos o sistema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1977）.）文中指出，全世界有能力把石油贸易逆差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但通过商业银行做这种事情是有风险的。当然，巴西政府激烈反对人们对通过商业银行来操作此事的质疑。
我参加了一次关于巴西通胀问题的会议。当时巴西深陷高通胀漩涡，会议举行时已是连续第97个月的年通胀率达到中等个位数，后来还将出现几轮超级通胀。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巴西在经济分析上的独特思路——最终在1992年帮助该国成功实现了稳定！
我记得当时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提到那里的街道全是单向行驶，实在令人讶异。这是巴西给我的主要冲击之一，还有那里生产各种类型的产品，以及该国的发展程度。当时的人们基本上没有把巴西当作像样的工业国家，“只不过是个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因此我非常惊讶地看到巴西工业基础已经发展到足以制造出大多数产品，虽然还不是全部产品，但也已非常多。确实也有一些产品他们做得不是很好，当开放贸易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生产，而是从国外进口，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实际上他们取得了很大进步，在我看来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来到巴西第三年的时候，鲁迪·多恩布什（*47.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1942—2002），生于德国，1975年起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在宏观经济学领域贡献卓著。）也在那里，他同样娶了位巴西的太太。我们当时做了职位互换，我在那年承接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讲课的任务。
在巴西的最后一学期，我决定把授课内容写成一本教材。（*48.The Open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83）.）我的想法大致是每周完成一章，把我同时要讲授的内容写进去。但我没有完全跟上节奏，在夏天去华盛顿之后又花了大约一个月才完成写书的目标，出版了一本还算成功的书，并因此赚了大约8000美元。我用这笔钱带着全家人完成了首次从美国到英国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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