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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华盛顿共识:对话约翰·威廉姆森

来源于 《比较》 2020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4月01日
文| 库尔特·舒乐 特蕾莎·威廉姆森 罗伯特·余

智库学者;目标汇率区间

  问:1981年,您成为国际经济研究所(IIE,后来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回到华盛顿是怎样的情形?

  答:我还在完成自己的教材写作,我有过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最后没有完全实现。我是在7月初结束里约天主教大学的教学来华盛顿的。

  我从9月初开始在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而研究所正式成立要等到10月初,我提前了一个月为之干活。他们获得批准,通过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给我付报酬。基金会是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发起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在研究所正式成型之前代为管理。

  起初,研究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工作项目分工。大体上我承接了宏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题,比尔·克莱恩负责债务议题(尽管他仍关注贸易),加里·赫夫鲍尔负责贸易政策。(*49.威廉·克莱恩(William Cline,1941—)和加里·赫夫鲍尔(Gary Hufbauer,1939—)同为美国财政部的前任官员。)我记得弗雷德·伯格斯滕(*50.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1941—),曾任财政部国际事务助理次官。)非常担心我们当时在宏观领域的曝光度比贸易政策多太多,但我认为这主要是人们的固有印象所致。1982年夏,随着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债务问题凸显。研究所成立后的最初10个月里,人们还看不出比尔·克莱恩是在负责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随着墨西哥危机来临,这点就很清楚了。

  玛乔丽·迪恩(*51.玛乔丽·迪恩(Marjorie Deane,1914—2008),1947—1989年受雇于《经济学人》杂志,《中央银行》(The Central Banks,1994)一书的合著者。)是《经济学人》杂志的雇员,很有性格,但并不经常写作。她有时评论我说,爬行钉住汇率制将随着对浮动汇率制的厌恶而重新兴起。受到此类评论的鼓舞,我对回归爬行钉住汇率制的思考兴奋不已,很快着手相关工作。(*52.Exchange Rate Rules:The Theory,Performance,and Prospects of the Crawling Peg (1981).)

  我在研究所的第一份出版物是一本专著,基于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召开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场会议。(*53.Lending Polic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82).)当时引起轰动的新观念是世界银行发起的、充满争议的结构性调整计划。

  问:您一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持什么样的观点?

  答:我认为调整的理念是对的,但危险在于过度狂热,推得太远,试图颠覆对各国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某些项目,虽然我认为他们有否定那些项目的理由。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更加确信在某些国家这一理念起到了糟糕的作用,特别是压缩了教育投入。在我眼里,这不是结构性调整本来打算要做的事情。

  国际经济研究所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第一稿,正好是在我带家人去英国之前完成的,也就是我花掉写书的稿费那次。其基本背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与世界银行越走越近,高收入国家已不再成为它们的担忧对象。当然那是在希腊爆发危机之前。(*54.指希腊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及之后遇到的麻烦。)于是我们那时大体认可的原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和世界银行一样,成为主要面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机构。

  问:您何时开始思考汇率目标区间的问题?

  答: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研究所成立后,由弗雷德·伯格斯滕担任主任。他对目标区间的建议非常热心,是我的忠实盟友。

  问: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90年代,您把这一理念拓展为BBC(篮子、区间和爬行)理论?

  答:是20世纪90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在之后的10年,当鲁迪·多恩布什把我的这些观念命名为BBC理论的时候。

  问:提到爬行钉住汇率制与其他中间汇率制,您如何评价它们在可持续性方面的实际表现?

  答:有些国家做得相当好,智利就是最经常提到的例子。但即使智利也认为他们尚未达到稳态,由于没有发达国家对爬行钉住汇率制表现出丝毫兴趣,他们自然以为在成为发达国家后也会实行浮动汇率。浮动汇率制同样不像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至少能避免经常性的危机。

  问:造成中间汇率制不容易持续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还是政治方面?

  答:维持竞争力经常是最主要的经济动机,但我认为我们不能把这些货币视为太弱或者太强。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干扰主要来自政治方面。

  问:您是什么时候成为知名的“汇率大师”的?

  答:是随着《汇率体制》一文的发表(见Policy Analysis 5,1983)。我首次提出汇率目标观念并主张将其控制在某个预定范围内,是出自与弗雷德合作的一篇文章,我们在比尔·克莱因关于贸易体制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政策》(Trade Policy in the 1980s)里提出了汇率目标区间的概念。(*55.“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Policy” (with C.Fred Bergsten,1983)。)

  因此,我给研究所的《政策分析》(第5期)撰写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之前概念的发展,探讨目标区间的具体含义。设想如下情形,汇率达到区间边缘时允许它越出区间,然后承诺尽快让它返回区间,则目标区间是否依然存在?弗雷德认为,如果达到汇率区间边缘,就该尽力捍卫边界,而我倾向于允许其偶尔越出区间。在我眼中,这正是目标区间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区别。

  《政策分析》(第5期)于1983年首次出版,到1985年再版。在头一年中这应该是我的主要工作内容,后来我显然是忙于其他课题。例如,我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唐·莱萨德(*56.唐纳德·莱萨德(Donald Lessard,1943—),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教授。)合作了一本书。我们举办了一场关于资本逃逸的会议,把成果总结成《资本逃逸与第三世界债务》(Capital Flight and Third World Debt),于1987年出版。那次会议有查理·金德尔伯格参与。我们抓到的要点是股权资本流动的巨大潜力,特别是投入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的资本。如今这是非常大的业务,但在1987年却是惹人嘲笑的话题。

  第三世界的债务到1985年成了头条新闻。(*57.墨西哥于1982年8月对外债违约,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亦步其后尘。参见之后关于1985年经济发展情况的介绍。)那是我加入债务问题讨论的一种方式,我无法抗拒对比尔·克莱因的领域的关注,虽然他是国际经济研究所这方面理所当然的发言人。事实上,比尔完全没有独占欲,他邀请了弗雷德与我合作编著一本关于银行和第三世界债务的出版物《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借款》(Bank Lendi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即1985年的《政策分析》)。回头来看,我对这篇著述的内容有保留意见,它让读者以为我们相信债务免除是不可接受的。其实只是比尔认为不可接受,然后就被表述成了大家集体的意见。

  问:您在罗纳德·里根任期内对他的看法如何?

  答:我对里根持强烈批评态度。他善于利用一些趣闻逸事来讨好中产阶级民众,说得好像在摆脱规则约束后,一个人就能给大家解决问题。但他忽略的现实是,有千百万人在受到同样问题的困扰,缺乏类似的资源或幸运。

  我强烈反对他的税收政策,主要是因为这奖励了富人,惩罚了穷人。社会的平等化要想取得任何进步,你都必须让富人缴纳高税收。

  问:您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经济学有何看法?

  答:自1985年起出现了巨大变化,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出任里根的财政部长。“贝克计划”(Baker Plan)于1985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发布,它基本上承认此前的债务策略效果不佳,而问题在于各国没有足够热心地开展改革。该计划要求推动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像撒切尔在英国或者里根在美国那样,在各自国内实施多项结构性变革。它的部分内容我是赞成的,某些在后来也被我放到“华盛顿共识”里面。但我不是全部赞成,有些内容我甚至觉得过于疯狂,例如由固定增长率的货币供给决定货币政策等。而这些建议随后也被放弃了。

  问:您可否描述下“贝克计划”的主要内容?

  答:各国应该做结构性调整。之前这没有被视为各国应该开展的核心工作,但到那时被列入了,而过去的建议只是说各国应该勒紧裤带搞紧缩政策。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时在结构性调整方面着力并不多,只是单纯做紧缩。在“贝克计划”之前,外界鼓励他们将紧缩视为义务,而不是做结构性调整。因此是“贝克计划”提出了结构性调整的要求。

  当然,如果没有空间能同时完成多项工作(如实现出口扩张),也谈不上开展结构性调整。例如,除非有合适的资源并能够生产出产品,否则发展新的出口产业将是无稽之谈。因此首先必须确保有合适的资源,才能促进新的生产活动。这或许要求实行通货紧缩,但紧缩幅度必然小于单纯实施紧缩政策的情况。

  由于“贝克计划”标志着西方强国对债务危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大家不再需要装出如果多给各国一些时间,它们就会全额还款的假象,而是承认如果继续当前政策,它们很可能将无法恢复偿付能力。因此,政策必须做出变革。如私有化这样的措施就被醒目地罗列在清单上。“贝克计划”中没有补充关于债务减免的资格条件,它似乎暗中认定了债务减免的必要性,但对于该如何操作则没有概念。

  问:在“贝克计划”之后,您又撰写了一期《政策分析》。这次的目标对象是谁?

  答:主要是针对银行,讨论为债务减免提供系统却多样的方法。那期《政策分析》的题目是“关于债务减免的自愿办法”(Voluntary Approaches to Debt Relief,1988),可不够坦诚的地方是,无法指望银行自愿减免债务。更合适而准确的题目应该是“关于债务减免的不同办法”(Varied Approaches to Debt Relief),而对于不采取任何一种办法来减免债务的银行则必须有惩罚措施。当时有强烈呼声要求提供选择空间,而非强迫所有银行采取相同政策。例如,有些人只想减让利息,有些人想核销贷款本金,还有人希望在会计账目上维持债务价值,但可以提供新的贷款。因此完全合理的建议是,只要求所有银行都做出相同的现值让步。关键在于你必须迫使银行对此有所作为。

  于是1989年,在“贝克计划”之外,又有了官方认可的债务减免,其方式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各国提供贷款,换取各国同意继续偿付重组后的债务。各国还将通过购买美国零息债券来保证偿付本金和部分利息,这使它们能在20年时间里有必要的资金来偿还本金。由于此类债券不付利息,所以其价格很便宜,远低于债务的价值。这成为保证债务本金偿付的一种办法。无论如何,各国都在偿还贷款利息,而重组后债务的利息负担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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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张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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