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顾问
问：在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和约克大学后您从事了什么工作？
答：我在1968年加入了英国财政部，被任命为顾问。这是个正式头衔，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办法支付为聘任我所要支付的薪水。他们以为必须给我能与学术界最优出价相匹配的待遇，但事实上我并没有那么高的要价。我只是希望去财政部看看内部是什么样子，以及能否获得信息上的优势。在那里的确能听到外人得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见解，但并没有系统性的信息优势。
我的工作有两个不同方面：一是给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建议，二是做很普通的预测。我被任命为当时名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事务负责人。我专门负责法国，雷切尔·洛马克斯（*29雷切尔·洛马克斯（Rachel Lomax，1945—），还曾担任另外三个英国政府部门的常务次官（顶级公务员）以及世界银行副行长。）担任我的研究助理，负责德国。她后来升任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并在一段时间负责威尔士事务部（Welsh Office）的工作，是那里的最高级别公务员，之后又去了英格兰银行，做得非常出色。她是个很聪明的女生，那时还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来财政部实习，就直接协助我工作。
在财政部，我加入了一个专设委员会，它决定英国对国际货币改革（汇率和流动性）的态度。该机构的主席是财政部最高级别公务员道格拉斯·阿伦爵士（*30.道格拉斯·阿伦爵士（Douglas Allen，Baron Croham，1917—2011），英国公务员。），其他几位成员也非常资深，还有剑桥大学的波斯纳（*31.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V.Posner，1931—2006），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和我本人。
刚加入时，他们带着有偏见的眼光看我，觉得我跟他们不搭调，但不久后我就得心应手了。但我没说服委员会接受我的观念，那时我对爬行钉住汇率制过于热心。而他们告诉我，增强汇率灵活性的建议的长期后果将是让英国人永远不愿意再次尝试钉住英镑。我的目标完全不是让行政部门反对钉住英镑。他们没有再次实行爬行钉住汇率制度，但这不是问题所在，我认为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并不像他们最终的结论那样糟糕。在那之后他们实行了浮动汇率制。（*32.但英国在1990—1992年曾是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的会员国。）而我主张的灵活性是说，当形势需要时，你要调整钉住的目标值。
汇率是该委员会关注的主要议题。那时也是特别提款权（SDR）（*33.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和保有的货币单位，用于外汇交易中的一种资产，其价值根据加权货币篮子计算。）制度的早期实施阶段，我们面临的问题是1970年会不会配置特别提款权，如果能配置，数额会有多大。美国人在1969年实施了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吸走了欧洲的资金，因此连德国人也能看出在当年增加流动性的好处。我们的委员会支持较大数额的配置，而我属于少数派，认为较少的流动性更有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1970年1月1日特别提款权投入使用，金额达到35亿美元。
我还给财政部其他部门提供了各种建议，从对外援助（不涉及技术性）到外汇管制（当时仍存在此制度，并有极强的技术性）等。1970年，我加入了一个下设委员会，专门负责允许（财政部持股48%的）英国石油公司（BP）超越外汇管制规则以实现在北美的业务扩张项目。我们当然给开了绿灯。直到42年之后，我才首次觉得这一做法可能给世界造成了伤害：英国石油公司污染了墨西哥湾。
我在财政部的另一部分工作是预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进口。财政部想知道英国的市场在下一年会有多大扩张，而我们的结论是，大致来说英国的出口市场在1969年会增加10%，长期平均数则是8%。我记得那个委员会的主席说：“我们不可能看到英国出口市场连续两年扩张超过8%，这种事不会发生。”但事实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英国当年的出口市场增长了16%。因此，我们至少判断对了出口偏离长期平均水平的趋势，但我们在出口预测中辛苦测算出来的数据却没有得到采用。
问：在离开财政部之后，您去了华威大学。是什么因素吸引了您？
答：当时有三个地方——曼彻斯特、诺丁汉与华威大学——在两年前就给我提供了教职。我没有马上接受，但后来意识到应该先接受，再推迟赴任。曼彻斯特的职位已不复存在。诺丁汉的优势在于有鲍勃·科茨（*34.阿尔弗雷德·科茨（Alfred William “Bob” Coats，1924—2007），以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贡献而闻名。）负责经济史学，我可以找到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此前还有去剑桥或牛津的可能性，但我都拒绝了。查尔斯·达尔文曾上过的剑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还给我提供过院士职位，相当于其他地方的教授。
最终我决定接受华威大学的教职，因为它与约克一样是所新兴大学，不太会有其他校园当时遇到的各种麻烦，例如学生反抗教授等。但这是我可能保有此类念头的最后一周了，因为就在我接受该职位邀约的一周后，华威大学的学生也掀起了反抗行动。最后我发现，自己其实到了一个师生关系面临大麻烦的学校。
在前往华威大学之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谢菲尔德参加一场大学研讨会。从那里回来的火车上，我与彼得·奥本海默（*35.彼得·奥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1938—），后来成为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同行，他接过了我在两年前放弃的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职位。我跟他商量好，每个学期举办一次华威、牛津和雷丁大学合作的联合研讨会，并将其命名为“中南部教员研讨会”。这个想法在华威大学遭到了凯斯·考林（*36.凯斯·考林（Keith Cowling，1936—2016），主要贡献在产业结构领域。）的反对，他担心合作计划实际上会给牛津帮忙。但我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
问：华威大学经济学派的思想有哪些特色？
答：我到那里是1970年9月。他们的想法是吸引很多教授来经济学系，并很早就在招募国内那些最聪明但尚无职位的经济学家。但我不清楚他们试图“兜售”的经济学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我负责执教国际经济学这一自己专长的科目。另外还有宏观经济学，我讲过一年级的宏观课程，是学生普遍需要学习的。我应该还讲过其他课程。
我在华威大学度过了两年，然后休假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在我到华威大学一年左右就发来了邀请。弗雷德·赫希（*37.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1931—1978），英国财经记者与经济学家，最为知名的著作是《增长的社会极限》（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1977）。）那时即将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最后作为国际事务领域的教授回到了华威大学。我后来回华威大学时与他经常交流，但是当时与他并不太熟悉。他同样很关注爬行钉住汇率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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