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活与教育
问：您可以讲讲自己的童年和家庭生活吗？
答：我出生在自己家里。父亲是位种植玫瑰的苗圃园主，当一家大苗圃在大萧条时期破产时，他买下了其中一小块，开始自己打理生意。我的母亲和姐姐（后来成为有名的语言学家（*3.露丝（凯）·威廉姆森［Ruth （later Kay） Williamson，1935—2005］，尼日利亚语领域的权威。））则是我的主要行为榜样。
整个童年时期，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地方。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父亲经常不在家。战争时期实行配给制，甚至延续到战后很多年。我唯一一次出国是在1954年春，由学校组织的为期一周的巴黎之行。
问：您初次听说经济学这门学科是什么时候？
答：是来自我就读的赫里福德男生高中的校长。在去伦敦经济学院大约一年之前，我本打算学习土木工程。可当时的数学老师认为我的数学还不够好，于是同样教数学课的校长给他的一位在斯旺西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of Swansea）担任经济学讲师的校友写了封信，并鼓励我到伦敦经济学院就读。我先考虑去学习经济地理学，主要因为地理是我更擅长的科目，另外也由于这门课在我们学校教得比较好。但校长说直接读经济学要好得多，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我觉得，去伦敦经济学院的念头以前就出现过。我不确定源自何时，或许是因为我之前就读学校的校长，他曾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在那里学习。我当时并不清楚自己想学何种科目，只是想到伦敦中心区念书，因为那里是做大事的地方，这是一个来自赫里福德这种冷清小城市的少年的可怜愿望。当然，伦敦市中心也不是只有伦敦经济学院这一所大学。
问：到伦敦经济学院之后，是谁把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观念传递给您的？
答：我从未上过比尔·菲利普斯（*4.奥尔本·普利普斯（Alban William Housego “Bill” Phillips，1914—1975），菲利普斯曲线的发明者。）的课，但他对我影响极大。他把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论文在出版前就给我阅读，我以此作为基础来论述凯恩斯模型虽然在短期内成立，但在长期中会具有古典理论的特征。这还帮助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
另一位令我吃惊的杰出经济学家是迪克·利普西（*5.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1928—），最知名的成果是关于次优理论的研究。），他年长我十岁不到，当时刚开始其职业生涯。由于海伦·麦考尔（*6.海伦·麦考尔（Helen MaKower，1910—1998），以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而知名。）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利普西来代课时讲授了非常精彩的课程。
那时的经济学是由保罗·萨缪尔森支配的时代（*7.显然，对本文的目标读者而言无须做更多介绍。），他把经济学做了系统的数理化，成为时代的英雄。如今我认为这个说法有点过头了。经济学远不止是数学，数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还有很多别的内容，人们需要对现实世界有深刻理解。
问：您是否认为今天的经济学过分强调数学了？
答：是的，数学替代了经济史研究，我对此感到遗憾。我认为人需要开发出能判断哪些事情重要的感觉。
问：经济学家是否在根据新的行为研究反思自己的论断？
答：我希望如此。某些经济学家相信人类本质上是贪婪的。我认为有必要承认贪婪是人类驱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我们来说还有其他多得多的因素。例如在伦敦经济学院，我们并没有感到自己都被训练为变得自私自利。
问：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您做了哪些事情？
答：我在空军服役了两年，这在当时是强制性的，此后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院度过了三年。当我在1958年以一等荣誉毕业时，莱昂内尔·罗宾斯（*8.莱昂内尔·罗宾斯爵士（Lionel Robbins，Baron Robbins of Clare Market，1898—1984），著有《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1932年），是让伦敦经济学院成为国际知名学府的领导者。）对我说：“年轻人，世界就在你脚下！”我回答说：“很不巧，我已经决定接下来去服兵役，因为我没有料到会得到这个（上研究生的）机会。”同样我也没有想到义务兵役制会在下一年结束。当时考虑到无论如何都需要等上两年时间，我觉得还是去空军里干着更合适。
问：您的军队时光是如何度过的？
答：通过训练后，我被分派到空军部位于白厅的科学顾问室。（*9.伦敦那块区域是英国主要政府机构的所在地。）我只有在团队聚餐晚会等特殊场合才穿制服。
我在那里做运筹研究。我们设计了一款战争游戏，有200架老式的俄国轰炸机对我方发动攻击，而我们的反击威慑力量则来自英国皇家空军。我判断，即使假设俄国人仅用两三枚导弹首先打击我方的雷达，这一攻击也将难以被阻吓。因此结论是不言自明的：需要把阻吓威慑留给其他人去完成，例如美国人，或者英国皇家海军（如果你坚持用本国武装力量的话）。
问：为什么您在服役后去了普林斯顿的研究生院？
答：我咨询了导师，他的答复我记忆犹新：“美国有三所大学，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如果你申请去哈佛或耶鲁，可能会成功。如果你申请普林斯顿，则肯定会拿下，因为我会请鲍莫尔（*10.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1922—2017），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最知名经济学家之一，其贡献遍布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货币经济学、金融学等诸多领域。）录取你。”我后来发现美国的大学不止这三所，当然鲍莫尔确实是普林斯顿的大人物。
我懒于申请更多学校，便选择了普林斯顿。后来我感到，普林斯顿并非最佳选择，对我而言最好的应该是麻省理工学院，它正处于学术巅峰期，在当时大名鼎鼎。
问：您可以谈谈在普林斯顿的岁月吗？
答：我总共在那里待了三年。最后一年的中间我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因此开始尝试执教。我刚去普林斯顿时还没有真正打算获得博士学位，但每个人都在劝我。你们知道，博士学位被视为在学术圈得到体面教职的必需资质，没有更多选择。
我还记得当时开设的一些课程。第一年有四门：奥斯卡·摩根斯特恩（*11.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1902—1977），奥地利裔美国人，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一起创立了博弈论研究及其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的博弈论，威廉·鲍莫尔的微观经济理论，迪克·奎特（*12.理查德·奎特（Richard Quandt，1930—），在数理经济学及其他领域有所建树。）的宏观经济学。第四门忘记了。
问：您觉得最有意思的课程有哪些？
答：或许是博弈论，尽管我自己并不擅长，但摩根斯特恩在这个知识领域的漫游方式非常有意思，他会讲述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有一天他问起美国的钢铁产能，我给出了正确答案，因为几周前正好在《经济学人》杂志上读到一则消息，我便准确地说出了每年1.2亿吨，他称赞我很有慧根。他满教室打转，听同学们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无人说对。等到终于有人给出满意答复时，他便认为这肯定是个聪明人。
问：您曾经提到，鲍莫尔、库恩（*13.哈罗德·库恩（Harold Kuhn，1925—2014年），数学家，主要贡献包括博弈论以及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的非线性规划的库恩—塔克条件。）和摩根斯特恩是普林斯顿时期对您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三位经济学家。就您本人关于汇率问题的兴趣，是否有哪位学者的影响最大？
答：弗里茨·马克拉伯（*14.弗里茨·马克拉伯（Fritz Machlup，1902—1983），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一样是来自维也纳学术圈的奥地利裔美国人，主要贡献包括汇率经济学、经济语义学以及知识基础经济学等。）对我的这一兴趣影响较大，但那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时期形成的，是通过阅读文献的方式，而非教授发挥的影响。
问：您在普林斯顿讲授的课程有哪些？
答：我讲授过一部分经济学原理和发展经济学。我还记得自己讲的第一节发展经济学课程，那真是一塌糊涂。我首先为课程内容做了个综述，然后开始讲具体内容，接下来准备再做总结。等一部分综述讲完后，所有学生都不再做笔记了，我心里暗叫不妙，于是加快速度完成了整个讲述。最后离下课还剩下20分钟，我已经完全无话可讲了。
问：您的博士论文其实与汇率无关，标题为“专利许可与使用费期限”。这个题目是如何选定的？
答：弗里茨·马克拉伯有一系列选题，他建议我从中考虑，我就选择了这个题目。他给我的论文提供了指导。后来我希望当初是自己挑选题目，而非跟随他的建议。他的做法让我感觉到自己只能在既定题目中挑选，当我同鲍莫尔谈起时，鲍莫尔说如果我打算做别的研究课题，那也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大学会提供一些资助。由此我信心大增，便开始埋头苦干了。
汇率问题并没有主宰我在普林斯顿的生活。不过，那时身为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詹姆斯·托宾（*15.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18—2002），长期担任耶鲁大学教授，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货币经济学的贡献最为知名。）曾来普林斯顿发表过一次晚间演讲，而我在现场提了一个预示自己未来职业的问题。之前我在《经济学人》杂志读到一篇文章，谈到可以实现汇率的逐渐调整，于是我请他对此谈谈感想。他回应说，他也读了《经济学人》杂志，就这样回答了我的提问，却没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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