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未来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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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文译本仅供参考，不具有官方地位。它独立编译而成，欧洲委员会或马里奥·德拉吉教授均未参与其中。在编译过程中，编译者力求译文如实准确，但难免挂一漏万，如有任何翻译上的不当之处，应以英文原版作为权威文本。本译文只反映作者的观点。此外，感谢李一南博士在本文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编者注

　　编者按：2023年，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邀请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教授对欧洲的竞争力状况进行评估。他的任务是剖析欧洲的结构性弱点，进而提出相应的战略，以帮助推动欧洲大陆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欧洲在高端工业、科学和技术研发领域一直处于领先位置。然而，过去几十年间，在维持前沿研究的卓越地位、扩大前沿创新成果、深化资本市场以及确保单一市场的全面一体化等方面，欧洲面临重重困难。报告概述了应对这些挑战所需的紧急改革措施，并提供了一套全面战略，旨在增强欧洲的经济韧性，提升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

　　虽然这份报告是为欧洲读者而写，但其中探讨的一些问题也与中国相关。中国和欧洲都面临着如何促进前沿创新、发展高效资本市场，以及建设统一的竞争性经济等关键问题。随着中国加速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也面临着与报告中阐述的类似战略抉择：如何在培育一个一体化且充满活力的创新型经济体的同时，平衡好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文化和历史差异，但相同的经济改革原则或许同样适用中国和欧洲。根本的挑战在于，需要在共同繁荣与经济增长、创新与稳定、开放与安全之间达成恰当的平衡。从这些因素来看，该报告的中文译本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份报告主要聚焦于欧洲，但也从中国的经历中吸取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迅速发展、对关键产业的战略性投资、对前沿研究的投入，以及为大规模创新动员资本的能力，似乎都影响了报告中反映的某些观点。

　　报告也指出，中国的成功提供了一些深刻的洞见，可以帮助欧洲完善自身的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有针对性地投资于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战略领域，为加速创新和扩大新兴产业规模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中国为顶尖研究型大学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并重视具有高影响力的科学研究，由此推动了专利申请的激增，也促成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突破。最后，中国在电池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凸显了对绿色创新进行长期投资的重要性。

　　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来说，这份报告为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最紧迫的经济问题提供了结构性思路。虽然欧洲的情况与中国不同，但许多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例如，如何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同时促进创新，什么样的监管和金融框架最能支撑创业和技术领先地位，大型多元化经济体如何在追求战略目标的同时确保公平竞争。

　　德拉吉教授的这份报告并没有宣称能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但它对欧洲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严谨的分析，同时提出了改革路线图，而其中的深刻洞见或许也能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政策讨论产生共鸣。

　　通过促进对话和分享经验，中国和欧洲都可以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比较》特推出本译文，希望以此促进对未来经济政策和发展展开有意义的讨论。（肖梦 吴素萍）

绪言

　　自21世纪初以来，欧洲一直对经济增长放缓忧心忡忡。各种旨在提高增长率的策略层出不穷，但增长趋势未见改变。

　　从不同的衡量指标看，欧盟与美国之间的GDP差距已经扩大，主要原因是欧洲的生产率增长显著放缓。欧洲家庭因此付出了生活水平下降的代价。自2000年开始，美国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几乎是欧盟的两倍。

　　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增长放缓仅被视为麻烦事，而非灾难。欧洲的出口商在世界增长较快的地区（尤其是亚洲）成功抢占了市场份额。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推动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2008—2012年的危机之后，欧洲各地的失业率稳步下降，这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现象并维持社会福利。

　　欧盟还受益于有利的全球环境。世界贸易在多边规则下蓬勃发展。美国安全保护伞提供的保障，使欧盟得以将国防预算转用于其他优先事项。在地缘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我们无须担心更深地依赖我们期望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

　　但如今，我们赖以发展的根基正在动摇。

　　从前的全球模式日渐衰落。世界贸易快速增长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欧盟企业面临着来自海外的更大竞争，而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也在减少。此外，欧洲突然失去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俄罗斯。同时，地缘政治稳定性不断减弱，我们当初的依靠变成了弱点。

　　技术变革日新月异。而很大程度上，欧洲错失了互联网引领的数字革命及其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确切地说，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科技行业。在推动未来增长的新兴技术领域，欧盟实力薄弱。全球50家顶尖科技公司中，仅4家是欧洲公司。

　　然而，欧洲对增长的需求与日俱增。

　　欧盟正在步入其近代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无法支撑经济增长的时期。预计到2040年，欧盟的劳动力每年将减少近200万人，欧盟将不得不更加依赖生产率来推动增长。如果欧盟维持自2015年以来的平均生产率增速，也只能使GDP在2050年前保持不变：届时欧盟将迎来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这些需求将不得不通过更高的增长来提供资金。

　　为实现经济数字化和脱碳，同时增强欧洲的国防能力，欧洲的投资占GDP比例必须上升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这是前所未有的：相比之下，1948—1951年“马歇尔计划”提供的额外投资每年约为GDP的1%～2%。

　　倘若欧洲不能提高生产率，就只能被迫做出选择。我们将无法迅速成为新技术领域的领军者、气候责任的标杆和世界舞台上的独立参与者。我们将无力从经济上维系自身的社会模式，也将不得不缩减部分甚至全部雄心壮志。

　　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挑战。

　　欧洲的基本价值观是在可持续的环境中实现繁荣、公平、自由、和平与民主。欧盟的存在是为了确保欧洲民众始终能够从这些基本权利中获益。如果欧盟无法再为人们提供这些服务，又或者只能在它们之间权衡取舍，它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应对这一挑战的唯一途径是实现增长和提高生产率，同时坚守我们的公平和社会包容的价值观。而对于欧洲，提高生产率的唯一途径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重振增长的三个行动领域

　　本报告指出了重振可持续增长的三个主要行动领域。

　　在每个领域，我们都并非从零开始。欧盟仍然具备一些普遍优势，比如强大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健全的福利国家制度，还有某些可发挥的具体优势。然而总体来说，我们尚未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在全球舞台上富有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产业。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欧洲必须从根本上重新集合各方力量，努力缩小与美国和中国的创新差距，特别是在先进技术领域。

　　目前，欧洲囿于一种静态的产业结构，鲜有新企业崛起以颠覆现有产业或开发新的增长引擎。事实上，在过去50年里，欧洲未曾出现白手起家且市值超过1 000亿欧元的公司，而在此期间，美国创立了6家市值超过1万亿欧元的企业。

　　这种活力的缺失是自我实现的。

　　由于欧盟企业专注于成熟技术领域，但这些领域实现突破的潜力有限，所以它们在研究与创新（R&I）上的投入较少：2021年，欧盟企业的研发投入比美国同行少2 700亿欧元。在过去20年里，欧洲前三大研究与创新的投资者一直由汽车公司主导。21世纪初的美国也是如此，当时汽车和制药行业在研发投入上处于领先位置，而现在，排名前三的投资者均来自科技行业。

　　问题不在于欧洲缺乏创意或雄心。欧洲有众多才华横溢的研究人员和创业者在申请专利。但是创新在后续阶段遭遇了阻碍：欧洲无法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而期望在欧洲发展壮大的创新公司在各个环节都因为法规的前后矛盾和重重限制而举步维艰。

　　于是，许多欧洲企业家更愿意向美国的风险投资人融资，并在美国市场扩大规模。2008—2021年，近30%在欧洲创立的“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将总部迁往国外，其中绝大多数迁到了美国。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工智能革命的风口浪尖，欧洲不能继续停留在20世纪的“中等技术与产业”上。我们必须释放自身的创新潜力。这不仅是引领新技术的关键，也是将人工智能融入现有产业，使这些产业保持前沿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这项议程的核心部分，是让欧洲人掌握从新技术中获益所需的技能，从而实现技术发展与社会包容齐头并进。尽管在创新领域，欧洲应以追赶美国为目标，在提供教育和成人学习机会乃至为所有人创造终身优质就业岗位方面，我们应力争超越美国。

　　第二个行动领域是制订一份脱碳与竞争力联合计划。

　　如果欧洲能为实现宏伟的气候目标制订连贯一致的计划，脱碳将给欧洲带来机遇。但倘若我们无法协调各项政策，脱碳就可能与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增长背道而驰。

　　尽管能源价格已从峰值大幅回落，但欧盟企业面临的电价仍然是美国的2~3倍，天然气的价格更是高出4~5倍。这一价格差距主要源于欧洲缺乏自然资源，却也和欧洲的共同能源市场存在的根本问题有关。市场规则阻止企业和家庭充分享受清洁能源带来的收益；高额税收和金融交易商攫取的租金又抬高了经济运行的能源成本。

　　从中期看，脱碳有助于推动电力向安全、低成本的清洁能源转型。但至少在本十年的剩余时间里，化石燃料仍将在能源定价中发挥核心作用。倘若没有一套使脱碳成果惠及终端用户的方案，能源价格将持续拖累经济增长。

　　全球脱碳行动对欧盟产业来说也是一个增长契机。欧盟的风力涡轮机、电解槽和低碳燃料等清洁技术处在世界领先位置，全球超过五分之一的清洁可持续技术都研发于欧盟。

　　然而，欧洲未必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在清洁技术和电动汽车等行业，中国带来的竞争愈益激烈，这得益于其强劲的产业政策和补贴、快速创新、原材料控制以及在亚洲大陆范围内（continent-wide）大规模生产的实力。

　　欧盟可能面临一个权衡取舍。增强对中国的依赖或许是欧盟实现脱碳目标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途径。但中国由国家扶持的竞争也将对欧盟富有成效的清洁技术和汽车行业构成威胁。

　　为了我们的地球，脱碳势在必行。但要让脱碳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源泉，欧盟需要制订一份联合计划，涵盖能源生产行业以及清洁技术和汽车制造等推动脱碳的行业。

　　第三个行动领域是增强安全和减少依赖。

　　安全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并抑制投资；而重大地缘政治冲击或贸易突然中断则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随着地缘政治稳定时代渐行渐远，不安全感加剧危及增长和自由的风险日益增大。

　　欧洲尤其容易受到影响。欧洲依赖少数供应商提供关键原材料，特别是中国；而与此同时，由于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对这些材料的需求正在激增。另外，欧洲还严重依赖数字技术的进口。在芯片生产领域，全球75%～90%的晶圆制造产能集中于亚洲。

　　这些依赖关系往往是双向的：例如，中国依赖欧盟消化其过剩工业产能；但美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正在积极尝试摆脱这种依赖。如果欧盟不采取行动，将有可能陷入受制于人的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需要制定真正的“对外经济政策”，即所谓的“治欧方略”，以维护自身行动的自由。欧盟必须协调与资源丰富国家的优惠贸易协定和直接投资，在特定的关键领域建立储备，并构建产业合作关系，保障关键技术的供应链安全。只有携手努力，我们才能打造必要的市场影响力，实现我们的各项目标。

　　和平是欧洲的首要目标。然而，现实世界的安全威胁不断加剧，欧洲必须有所准备。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军事支出位居世界第二，但这并没有反映在其国防工业实力上。

　　国防工业过于分散，妨碍了其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同时，由于设备缺乏标准化和互操作性，欧洲作为一个凝聚力强大实体发挥作用的能力也被削弱。譬如，欧洲使用12种不同类型的作战坦克，而美国只生产1种。

　　前行路上的障碍是什么？

　　在许多领域，各成员国已经单独行动，产业政策频频出台。然而很明显，如果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协调行动，其实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有三大障碍阻挡了欧洲的前行之路。

　　首先，欧洲缺乏着力点。我们阐明了共同目标，却没有设定清晰的优先事项或采取连贯的政策措施来支持这些目标。

　　譬如，我们声称支持创新，却持续给欧洲企业增加监管负担，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成本尤其高昂，对数字领域的企业更是适得其反。欧洲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表示，监管障碍和行政负担是它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几十年来，我们任由单一市场四分五裂，这对我们的竞争力产生了连锁反应：促使高增长企业出走海外，进而减少了需要融资的项目数量，阻碍了欧洲资本市场的发展。而没有可以投资的高增长项目以及为其提供资金的资本市场，欧洲人就会失去变得更富有的机会。尽管欧盟家庭部门的储蓄超过了美国家庭部门，但自2009年以来，欧盟家庭部门的财富增长幅度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其次，欧洲在浪费其共同资源。我们拥有庞大的集体消费能力，却将其分散于众多不同国家和欧盟项目中。

　　譬如，在国防工业领域，我们仍未携手合作，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实现整合并扩大规模。2022年，欧洲联合采购在国防装备采购支出中的占比不到五分之一。而且，我们对有竞争力的欧洲国防企业支持不足。2022年中至2023年中，采购总支出的78%流向非欧盟供应商，其中63%流向了美国。

　　同样，尽管突破性技术的公共投资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这些技术对所有人都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我们在创新方面的合作并不充分。欧盟公共部门在研究与创新上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与美国相当，但其中只有十分之一发生在欧盟层面。

　　最后，欧洲在关键问题上缺乏协调。

　　如今，像美国和中国的产业战略都融合了多种政策，从鼓励国内生产的财政政策，到惩处反竞争行为的贸易政策，再到确保供应链安全的对外经济政策，不一而足。

　　在欧盟背景下，以这种方式将政策关联起来需要各成员国与欧盟层面在行动上高度协调。但是，由于其决策过程缓慢且分散，欧盟很难做出这样的回应。

　　在欧盟不断扩大而面临的全球环境又日益严峻复杂的同时，欧洲的决策规则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决策过程仍然是逐一处理各项议题，过程中会出现多个否决者。

　　这样做的结果是，从欧盟委员会提出议案到法案签署通过，整个立法流程平均耗时19个月，而这还不包括新法律在各成员国落地实施所需的时间。

　　本报告旨在为欧洲制定一项新的产业战略，以克服这些障碍。

　　报告明确了欧盟在关键战略领域地位下滑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一系列恢复竞争力的建议。针对分析的每个领域，我们确定了短期和中期的优先建议。换句话说，这些建议并非空想，其中大部分都能够快速施行，以切实改善欧盟的前景。

　　在许多领域，欧盟通过实施一系列小举措就能大有作为，但要以协调的方式推进，确保所有政策与共同目标保持一致。而在一些领域，需要采取少数重大措施，比如将只能在欧盟层面执行的任务委托给欧盟。至于另一些领域，欧盟应后退一步，更严格地遵循辅助性原则，以减轻给欧盟企业带来的监管负担。

　　一个关键问题是，欧盟该如何为经济转型所需的大规模投资提供资金。本报告通过展示模拟情况来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欧盟，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首先，尽管欧洲必须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但假如没有公共部门的支持，私人部门将无法承担大部分的投融资。其次，欧盟越积极改革自身以提高生产率，财政空间越大，公共部门也越容易提供支持。

　　这种关联凸显了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而生产率提高同样对发行共同安全资产产生影响。为实现生产率最大化，有必要为欧洲的关键公共品（如突破性创新）投资提供联合融资。

　　同时，本报告还指出，如果不采取共同行动，国防采购或跨境电网等其他公共品将供应不足。倘若政治和制度条件得到满足，这些项目也需要共同融资。

　　本报告发布之际，欧洲大陆正值困难时期。

　　我们应当摒弃“只有拖延才能维系共识”的错觉。事实上，拖延只会导致增长放缓，且必然无法达成更多共识。当下，我们已经处在关键节点：再不付诸行动，我们将不得不牺牲我们的福祉、环境甚至自由。

　　为使本报告概述的战略取得成功，我们首先必须对自身现状、优先追求的目标、力求规避的风险以及我们愿意做出的权衡进行基本评估。

　　我们务必确保民选机构处于这些讨论的核心位置。唯有获得民主支持，改革才能真正具备宏伟目标并可持续地推进。

　　此外，对于合作，我们必须采取全新姿态：消除障碍，统一规则和法律，协调政策。我们可以组合不同的方式来开展工作，但绝不能停滞不前。

　　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坚信能够成功向前迈进。相比于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的国家从未显得如此渺小无力；自我保护从未像现在这样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采取统一应对措施的理由从未如此令人信服；我们将团结一致，找到改革必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