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 Tirole，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名誉院长，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文“Competition and the Industrial Challenge for the Digital Age”发表于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23），vol.15，第573—605页。——编者注
**笔者感谢Michele Bisceglia、Erik Brynjolfsson、Judith Chevalier、Diane Coyle、Jacques Cracimmer、Andrei Hagiu、Massimo Motta、Patrick Rey、Paul Seabright、Alex White、Vanessa Zhang，尤其是Fiona Scott Morton和John van Reneen极为有益的评论。该项目被纳入“欧盟地平线2020年研究与创新计划”，获得了欧洲研究委员会（ERC）的资助（资助协议号：669217-ERCMARKLIM）。图卢兹经济学院数字中心得到了相关机构的资助，在中心的网页上可以找到这些机构：https：//www.tse-fr.eu/digital。
本文最初是为英国财政研究所（IFS）《迪顿评论》（Deaton Review）关于“21世纪不平等问题”而写的背景论文，笔者是专题讨论组的成员之一。Jande Loecker、Tim Obermeier和John Van Reenen在《迪顿评论》中回顾了关于加价及其原因的证据。科技巨头的支配地位被广泛认为是导致顶层收入不平等（top income inequality）加剧的驱动因素之一，这一主题在本文中并未涉及。关于创新的衡量指标与顶层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至少部分反映了创新与顶层收入份额之间因果关系的经验证据，请参阅Aghion et al.（2019）。
1.引言
对方兴未艾的技术革命最初的热情近来让位于全球性的“技术抵制”（techlash）。许多学者（*读者可以参阅例如Philippon（2019）或Posner and Weyl（2018）等人的书，以及脚注4中引用的报告，它们涉及的范围比科技领域要广泛得多。）和政策制定者呼吁要控制大型科技平台，将它们作为公用事业进行监管，拆分它们，实施更严格的反垄断执法，或者介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领域的产业政策项目。本文研究了各种观点的可取之处。（*最近有几篇关于数字经济监管演变的优秀学术研究报告。尤为突出的是，关于欧洲数字监管演变的欧洲委员会报告（Cremer et al.，2019），关于英国数字监管演变的《弗曼报告》（Furman Report，Coyle et al.，2019）以及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的中期报告，关于美国数字监管演变的《施蒂格勒报告》（Stigler Report，Scott Morton et al.，2019）。尽管这些报告有所差异，但它们基本上体现了一致性。对于法语读者，我推荐Combe et al.（2019a-c）的研究报告。）
经济学家对当前情况的主流看法是，现在许多行业都存在巨大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面临赢家通吃的局面，并受广泛的市场势力的影响。在位企业拥有直接的网络外部性或者与城市便利设施相类似的间接外部性，前者如我们同时加入脸书（Facebook，现改名为Meta）或推特，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平台互动，后者如大家使用搜索引擎、Waze等GPS（全球定位系统）导航应用程序或物流快递服务，这会推动它们的业务质量提高，而我也能因此从中受益。市场竞争也可能受限于较高的固定成本，例如，设计一流算法、网络爬虫和创建索引（所有这些都是有效搜索引擎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当它的目标是对不常见的查询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时）是很繁重的任务。因此，在英语搜索引擎领域实际上只有两个竞争者：谷歌和必应（*其他参与者可能会通过辛迪加安排来使用其中的任何一个（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MA，2019，第75—77页）。），其中谷歌占据了更强的支配地位。
来自网络外部性和固定成本的有限竞争能够为赢家带来丰厚回报，也使它们愿意为了获得未来的垄断地位而承受长期的收不抵支。因此，公司需要雄厚的资金，这既能够从亚马逊长期亏损、优步通过提供优厚奖金招聘大量司机的事实中直接观察到，也可以从一些未盈利企业拥有惊人市值的现象中间接反映出来。
垄断总会引起人们对价格高昂而创新不足的担忧。为防止垄断地位受到挑战，可能还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遏制潜在竞争对手的行为，科技巨头也不例外。
高价格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问题有时会遭到平台企业的质疑，它们认为很多服务都是免费提供给消费者的。然而，这种说法忽略了对市场另一边的收费。广告商为在平台上投放广告会支付高额费用，这些费用提高了它们的经营成本，对消费者会产生潜在的间接损害。同样，商家为了让自己的商品和服务得到展示和推荐而支付的费用也会提高消费者的价格。“消费者没有受到损害”的论点也忽略了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那就是，即便价格为零却可能依然昂贵，因为数据对平台来说具有极高的价值，其用途与产生数据的初始收集活动无关（商家支付的费用也可以流向消费者，见第3节的讨论）。
然而，高利润可能是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而付出的代价。消费者必须以某种方式为该行业的投资成本买单。所以，一个更好的问题是，平台企业的利润是否与投资成本相符，或者平台是否享有超额利润或事前租金？
谷歌、脸书和其他处于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的高利润是否真的构成了超额利润？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识别超额利润不仅需要一家垄断企业目前的利润数据，还需要在垄断格局形成之前的行业重组洗牌时期它遭受损失的数据，以及能成为竞争赢家的概率。不用说，关于后两个变量，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数据。
价格过高并不是垄断的唯一问题。正如人们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的那样，垄断企业的管理层日子过得很惬意，可能无意于控制成本，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垄断企业也可能无法创新，因为它们不愿冲击自己的产品。它们甚至可能连小规模的创新都无法采纳。世界各地的出租车垄断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优步（Uber）、滴滴或来福车（Lyft）等网约车公司推出的非常有用的创新（地理定位、可追溯性、预注册信用卡、电子收据、相互评级等）既不新颖，也并非尖端技术。然而，这些创新并没有被传统的出租车垄断企业所接受，导致它们的服务不尽如人意。有趣的是，在一些城市，正是这些出租车市场垄断者对优步的市场进入做出了反应，它们也推出了应用程序，接受信用卡，或者按固定价格提供从机场到市中心的服务。现实中竞争的好处显而易见。
最后请注意，即使没有超额利润，也不意味着没有政策干预的余地。企业可能会在市场上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花巨资开展猎杀式收购，或者雇用大量游说者和律师来获得或保持自己的支配地位。可竞争性并不排除社会浪费。
本文讨论了适应数字时代的监管措施。文章的结构如下，第2节分析了科技行业的监管制度和政策的优点。第3节讨论了与数据相关的问题。第4节讨论了产业政策的复兴以及与贸易相关的问题。最后，第5节关注制度创新，第6节是结论。
（*诚然，导致技术抵制的原因比注释中提及的更多，公民还担心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工作、全球平台的税收优化、对隐私的威胁，或者大型平台的政治权力。但注释中考虑的一些问题则更为广泛。让我提一下其他的一些遗漏和限制：
· 对政策措施的讨论将主要围绕西方经济体展开。然而，应该记住的是，前20大科技公司中有9家是中国公司。虽然中国有不同的制度（强有力的产业政策，通过可变利益实体持有所有权，以及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这可能使国有企业会利用政府干预来应对调查或者从软预算约束中受益），因此其政策需要因地制宜。但应该指出的是，下面强调的许多问题（如排他性要求、自有品牌优待、数据作为进入壁垒，以及先发制人式并购）在中国也同样存在。
· 我省略了隐私问题，只注意到它与竞争政策之间偶尔产生的紧张关系。
· 我还忽略了平台的政治影响问题（不只是有意或无意地与渴望更好地瞄准宣传对象的政治组织分享数据）；像谷歌和脸书等一些平台也是大型媒体集团，政界人士可能担心，如果要求加强监管，他们获得的媒体报道可能会发生变化。当平台拥有独特的受众（因此可以更容易地影响舆论）时，这种担忧尤其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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