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

3.增长理论视角下的日本经济

　　在运用增长理论分析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时，我们使用的是一种经济周期专业的学生用来研究经济周期、公共财政专业的学生用来评估税收政策的理论。然而，标准的增长模型必须在一个重要方面加以修改，就是要考虑导致1988—1993年日本平均每周工作时长缩短的政策变化带来的后果。在给定每周工作时长缩短、生产率下降和政府采购在产出份额中占比增加等条件后，我们使用这个理论预测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的路径。

　　3.1增长模型

　　技术

　　总生产函数为：　　

　　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产出y可以分解成四个因素：TFP因素A1/（1-θ），每周工作时长因素h，就业率因素e，资本密集程度因素xθ/（1-θ）。我们的增长核算很方便，因为TFP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平均产出增长率的趋势是一致的，即工作小时数h、就业率e和资本产出率x（=K/Y）不变时的增长率。

　　表1反映了自1960年以来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资本份额参数θ设置为0.362（详见下文关于校准的讨论）。1983—1991年和1991—2000年TFP增长的贡献基本可以解释这段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产出增长下降。*1.以1983—1991年的年均TFP增长率为例，其计算公式为（A1991/A1993）1/（1991-1983）-1。尽管1973—1983年的TFP增长率较低，但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产出增长了2.2％。1973—1983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产出增长高于1991—2000年的原因是，在早期阶段，资本深化程度明显更高，而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劳动投入下降幅度更小。

　　家庭

　　我们的模型将1993年之前的每周工作时长h设为外生的，之后则是内生的。按照汉森（Hansen，1985）和罗杰森（Rogerson，1988）的阐释，劳动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一个人要么工作h个小时，要么根本不工作。假设有一个家庭在日期t有Nt个处于劳动年龄的家庭成员，家庭的规模随时间推移发生外生变化。家庭成员Et一个工作周的工作时长为ht。家庭效用函数为：

　　如果没有其他约束，按照这个函数，家庭选择的每周工作时长为40个小时。这是从下面的家庭一阶条件（11）式和（12）式得出的。

　　为了纳入税收，我们假设唯一的扭曲税是按照税率τ对资本收入征收的比例税。我们还可以纳入对劳动收入征收的比例税。假设税率不随时间变化，劳动税对我们的结果不会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如果将劳动税纳入模型，则会被α的校准值变化完全抵消［参见下文消费-休闲的一阶条件（11）式和（12）式，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自1984年以来，没有重大的税收改革影响劳动所得税，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劳动收入的平均边际税率（即不同税率等级的平均边际税率）是不变的。我们将所有其他税种都视作一次性征税。家庭拥有资本并可将其租赁给商业部门。由上述各项条件产生的该时期家庭预算约束为：　　

*1.回想一下, 在我们的核算框架中, 政府投资被包括在G中, 而投资由国内私人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构成。 因此, (8) 式也成立, 其中Yt代表GNP。

　　政府预算约束隐含在家庭预算约束（6）式和资源约束（8）式中。通过将资本所得税税率τ视为政策参数，我们假设政府采购变化是由一次性税收变化提供资金的。因此，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们的模型中成立。

　　3.2校准

　　我们依据1984—1989年间的日本经济对模型进行了校准。共有五个模型参数：θ（生产中的资本份额）、δ（折旧率）、β（贴现因子）、α（工作的负效用）和τ（资本所得税税率）。用于下述校准的日本经济数据（如资本所得税数据）的详细情况见数据附录。　　

　　校准后的参数值如表2所示。　　

　　3.3研究发现

　　我们校准了1984—1989年日本经济的增长模型。现在用这个已校准的模型来预测20年代90年代及以后的日本经济会发生什么。

　　初始条件和外生变量

　　自1990年起的模拟（simulation）以1990年的实际资本存量为初始条件。At，Nt,Ψt为外生变量，其中Ψt等于Gt/Yt，为政府采购在GNP中所占份额。我们还将t=1990—1992年的工作小时数ht作为外生变量。我们需要设定从1990年起这些外生变量的时间路径。对于20世纪90年代（t=1990，1991，…，2000），我们使用它们的实际值。对于t=2001，2002，…，我们做出如下假设，将TFP因子A1/（1-θ）t设置为1991—2000年的平均值，即0.29％。我们假设人口没有增长，因此Nt被设为2000年的值。政府所占份额Ψt被设置为与1999—2000年相同的15％。

　　我们的模拟是确定性（deterministic）模拟。将TFP增长预期归因于经济主体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TFP增长率下降并不是在1990年预测出来的，尽管我们把它当作预测出来的。这样做的理由是，确定性模型简单到足够回答我们的问题：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如果对预期建模的方式是合理的，那么模型的关键预测本质上是一致的，尤其是资本产出比上升的幅度和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幅度将会相同。

　　图6至图8展示了模型的表现和实际结果。从图6可以看到，1990—2000年的实际产出与我们校准后的模型的预测相当接近。TFP外生的理论预测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将陷入长期衰退。

　　图7和图8再现了第2节提到的被观察到的资本深化和回报率下降，模型也预测到了这些现象。资本产出比随产出增长的下降而上升，因为产出增长率越低，资本产出比越高，这很容易从（10）式中得出。在生产率增长较低的新稳态下，消费增长率也较低，而这意味着资本回报率较低。在资本回报递减的情况下，资本产出比必然更高。

　　模型的精确路径和资本产出比的实际路径之间的差异并不令人担心，因为按照模型的假设，经济主体能够完美地预测TFP的未来路径，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图8中模型的回报与实际回报之间的差异也不算麻烦。考虑到实际回报包含第二部分讨论的土地回报和资本回报，这也是预料之内的。

　　该模型对20世纪90年代的预测对2000年之后的外生变量值并不敏感。然而，对21世纪头十年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十年的外生参数的值。最重要的变量就是TFP。如果TFP增长率提高到历史上产业领先者的标准，那么日本将不会进一步落后于领先者。与此相反，日本将保持它相对于产业领先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日本的TFP增长比领先者更快，那么日本将迎头赶上。我们没有预测TFP增长，并强调模型的预测是在TFP增长率保持低水平的前提下做出的。

　　假设TFP增长仍保持在较低水平，日本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资本深化来实现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因为日本的资本存量已经接近其稳态值。另一方面，劳动投入（总工作时长）的减少不会像过去那样降低经济增长。因为在（5）式的条件下，当总工作时长小于40个小时的时候，平均工作时长h不会加剧总工作时长的负效用。日本人现在的工作时长与美国人大致相同，如果此时TFP能够再次实现1983—1991年的高速增长，那么劳动投入将会增加，这将对产出产生积极的稳态水平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