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J.Gordon，美国西北大学斯坦利·哈里斯（Stanley G.Harris）社会科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失业、通货膨胀以及生产率增长周期性变化和长期变化的原因与影响。他一方面关注美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关注美国与欧洲的差异。他的最新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20年出版。原文“How to Boost the Payoff from Innovation While Shrinking its Destructive Side Effects”发表于Business History Review，2021年冬季刊第95期，第823—840页。本文是为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和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于2021年出版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一书撰写的评论，中信出版集团已于同年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
**罗伯特·戈登感谢研究助理John Ma在撰写这篇评论文章时提供的帮助，同时感谢Ben Friedman、Chad Jones以及Joel Mokyr极富洞见的评论和建议。
如果把一群经济学家聚在一起，并询问他们最关心什么问题，答案可能多种多样：富国缓慢的经济增长、很多穷国无力向富国趋同、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日益加剧、超级明星企业的支配力越来越强、收入中利润的份额不断增加而劳动的份额不断下降、全球化和外包的人力成本、死于绝望（death of despair），以及气候变化的威胁。数十年来，针对上述每个议题都出版了无数专著。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部囊括一切的大作，同时讨论了所有这些议题。
将所有这些议题联系在一起的线索，就是“创造性破坏”这一核心概念，它最初是由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1942年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针对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的创造性的创新活动，但是，由于每一项创新都源自原有的事物，因此，这会导致原来的一些企业消失，其工人也会失业。熊彼特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成果丰硕、必然会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相反，他悲观地预言，大型垄断企业集团决心保护从自己之前的创新中获得的利润，因而会排挤新的企业家，通过一个由官僚和特殊利益集团组成的网络扼制增长过程，并导致资本主义崩溃。
但是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以及其他一些企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创新的动力并没有慢慢消失。实际上，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创新与创造性破坏这种二元结构的历史持续性，这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期英格兰的卢德分子。他们在抗议活动中捣毁了纺织机，因为这些机器威胁了他们作为手工织工的工作机会。随着创新的出现，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使煤油灯和鲸油灯的生产商被迫停业，亨利·福特的T型车对养马场场主和打造马蹄铁的铁匠，自动化设备对电梯操作员和话务员，个人电脑对打字机，以及最近的奈飞公司（Netflix）对百视达（Blockbuster），维基百科对纸质百科全书，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正如菲利普·阿吉翁等人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解释的，创新与创造性破坏的二元结构源自影响深远的罗伯特·索洛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1.Robert M.Solow，“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terly of Journal of Economics 70，no.1（1956）：65-94.）索洛表明，一个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模型本身无法产生持续的增长。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即机器设备质量和生产率的持续提高，用另一位增长理论的先驱埃弗塞·多马的话说，资本积累不过就是“在已有木犁的基础上再增加更多的木犁”。（*2.Evsey D.Domar，“On the Measuremnen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Economic Journal 71，no.284（1961）：712.）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索洛意识到稳定的技术进步对增长而言至关重要，实际上，在后续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每小时劳均产出的增长有88%应该归功于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3.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itics 39，no.3（1957）：312-320.）但是，索洛模型并没有解释技术进步来自何方，它就像“天赐之物”，不管是最富裕的国家还是最贫困的国家，都能毫不费力地获得。如果技术进步唾手可得，索洛模型预言最贫困的国家可以稳定地向最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趋同。实际上，限制贫困国家发展的唯一障碍就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国家在资本积累方面相对滞后。索洛模型既没有解释为何贫困国家未能实现趋同，也没有解释发达国家在1800年的漫长岁月中为何处于停滞状态，但是1800年之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并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使生活水平突飞猛进地提高了很多倍。
显然，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原因不明的外生过程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于是，研究增长的一代经济学家创建了使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模型，比如诺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另一位诺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他同时也是卢卡斯的学生，在一篇经典论文中将知识的创造作为增长理论的核心。（*1.Paul M.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no.5，pt.2（1990）：S71-S102.）在罗默看来，创新是创新者出于经济动机有目的地从事某些活动的结果。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指出了思想是非竞争性的，即某种思想一旦形成，它就可以被很多人同时使用和继续开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增长过程取决于知识总量，而不是知识的人均数量。增长的特征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它取决于从事知识创造的工人数量，比如研发人员的数量。由于创新者获得的垄断势力，私人经济倾向于无法提供足够多的知识，这就要求政府进行补偿性的干预，以打破垄断。知识的“非竞争性”还意味着由于外部性，私人企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新知识，因为他们无法获得知识创造的全部收益，这表明政府有必要为知识创造提供补贴。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的核心思想与罗默是一致的，即增长依赖于研究投入，而且为了使创新者致力于创新活动，必须有足够的回报诱使他们这样做，这就是该书作者所谓的“创新租金”。为了使创新租金成为一种可信的激励，国家必须保护知识产权，维持有益于增长的强大制度，以免新知识供给不足。创造性破坏的范式，即稳定地实现新创新代替原有创新，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困境，即如何防止在位企业利用其租金扼杀新进入企业创造性地推出的新创新。尽管熊彼特预言在位企业会阻碍新企业的进入和新生事物的涌现，但是阿吉翁等人认为依靠政府干预工具可以避免这种结果，这包括反垄断规制、创新补贴和社会保障政策，以抑制创造性破坏的负面作用。比如，当生产化石燃料的企业从事游说活动并毫不妥协地抵制创新型风能发电企业进入时，政府应该征收碳税、补贴可再生能源，以及为化石燃料行业的失业工人提供失业救助和再就业培训。
这部著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视为20年来阿吉翁及其合作者的大量研究成果的一部简明易用的指南书。他们以详尽的资料证明，新进入的年轻企业需要为了生存而进行达尔文式的激烈竞争，与现有企业相比，这将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更有可能中途夭折。生存下来的年轻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占有重要份额，如果它们想要继续生存，就必须比在位者成长得更快。但是作者也提出了警告，即不要错误地认为所有创新都来自新企业。实际上，他们对最初版本的熊彼特范式提出了批评，这种范式不切实际地假定所有创新都来自相互竞争的新企业，这会减少创新租金，从而阻碍创新的进程。相反，这几位作者提供的证据表明，竞争会刺激创新，加快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对于竞争对创新产生的两种不同影响，作者通过更细致地区分两类不同在位企业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给出了逻辑一致的解释。一类在位企业属于“领先型”，即接近技术前沿，可以获得大量的利润；另一类在位企业则属于“落后型”，即生产率较低，即使有利润也很微薄。如果竞争一开始并不激烈，创新型新进入企业会驱动领先企业更多地投资于创新活动，以维持其利润和领先地位，而落后企业将会受到抑制，变得更为落后。然而，如果竞争一开始就很激烈，更多企业的进入会降低在位企业的利润，哪怕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也会如此，这会削弱他们从事创新活动的动力。
作者的结论是，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倒U形关系，与相对适度的竞争相比，太多或者太少的竞争都会减少创新活动。他们引用的证据表明，过去10年美国的利润增加并不能证明竞争程度降低了，而是由于原本利润已经非常丰厚的企业，比如苹果和谷歌，其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产生的复合效应。这一分析框架会让读者对落后企业的持续存在感到疑惑。这是不是因为将同一产业组别中的落后者错误地归类于领先者，而实际上它们属于不同的产业子类别，比如可以与沃尔玛这类大型零售连锁店同时存在的个体街角便利店？
对于竞争和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提出的这种精妙解释有何政策含义？作者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比如专利，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会阻碍竞争的观点并不正确。在他们的范式中，领先的在位企业要努力保持自己相对于竞争者的领先地位，这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的“胡萝卜”和竞争压力的“大棒”都会激励创新。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应该将提高创新租金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积极的竞争政策等监管措施结合起来，后者的作用是防止企业通过扼杀竞争来获得创新租金。竞争政策的目标应当从聚焦于市场份额转向权衡合并对小企业进入及其创新能力产生的影响，以此作为替代的标准。
阿吉翁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欧洲单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跨国竞争，在那些已经实施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跨国竞争对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但鉴于按市值计算，近年来欧洲企业已经在国际排行榜上销声匿迹，他们本该对欧洲创新与竞争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多的比较。几位作者也没有在此背景下论述为何1995—2005年欧洲生产率增速继续下滑而美国生产率增速因信息技术投资却提高了一倍的谜题。他们对欧洲创新活动的讨论仅局限于法国的劳动力市场管制以及资金缺乏使得其企业的成长难以超过某一特定的规模。
该书超越了认为所有创新都是由新进入企业完成的，并强调在位企业之间竞争的熊彼特范式，作者的这一做法是正确的。福特汽车仍然是1908年开发出亨利·福特第一代T型汽车和1913年高地公园流水生产线的那家企业。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与通用汽车开展竞争。数十年来，通过创造性破坏，它不断进化的机器设备融合了持续的技术创新，并且替代了数以千计的工人。苹果和微软分别创建于45年前和46年前，并且始终处于现代技术的前沿，很难将它们视为新企业。实际上，彼得·克雷诺等人的研究表明，有60%的创新表现为在位企业对现有产品的改进，比如福特汽车；有27%的创新是由于在位企业引入了新品类，比如苹果手表；只有13%的创新来自创造性破坏。（*1.Peter J.Klenow and Huiyu Li，“Innovative Growth Accounting，”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35（2020）：245-295.）
如果无法获得资金，新进入者就无法从事创新活动。作者探究了美国创新活动涉及的融资链条，它始于风险投资，这是年轻的创新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风险投资家持有这些企业的股权，并对决策拥有否决权，以降低研发初期固有的风险。随着企业不断壮大，它们向公众出售股权，其中大部分卖给了机构投资者。在资助大学的基础研究和为私人企业的研发融资提供补贴方面，国家发挥重要的作用，但重要的是，对研发的支持应当基于研发的努力程度而不是偏向于大企业，前者可以用研发费用在销售收入中的占比来衡量。
这部分内容有一个明显的缺失，即银行贷款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而这一点在欧洲要比在美国更为重要。实际上，大多数对创新和竞争的讨论依赖于美国的经验证据，这几位法国作者很少分析欧洲的创新机制存在哪些缺点。他们注意到，法国的风险投资几乎为零，养老金机构也很少投资私人企业，美国养老金拥有的资产达到本国GDP的145%，而在法国这一比例仅为10%。美国规模最大的四家高科技企业市值总额大约为8万亿美元，超过了覆盖整个欧洲地区的泛欧证券交易所7.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但是，他们并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这是因为美国的成本加成比例和利润率比欧洲更高，还是由于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一个异类？对大西洋两岸同一产业的单个企业进行比较，比如家乐福与沃尔玛、福特与宝马，能够得到更为丰富的解释。
当三位作者转而讨论有关各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时，涵盖的议题远远超出了单个企业层面上的创新活动。第一个问题是，在经历了一千年以上的经济停滞之后，为何19世纪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经济起飞？第二个问题是，为何如此之多的穷国在人均收入方面未能实现向富国的趋同？
阿吉翁等人提供的资料表明，在1800年之前，经济增长是罕见现象，托马斯·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由于经济落入了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所致。由于土地这种要素的数量保持不变，人口增长会使人均产出降至维持生存的水平。只要通过发明出现了正向技术进步或者贸易增加，在生育率上升和死亡率下降的共同作用下，人口将会增加。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即技术进步促进人口增长以及人口增长使人均收入降至维持生存的水平，阻碍了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作者用大量图表表明，在1800年之前，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之后，总会出现一段经济衰退的时期，导致1800年的生活水平与一千年之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提高。19世纪后期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由于资本开始积累，技术进步开始提高资本质量，从而使食物和其他商品的生产都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但是，对于工业革命为何发生、何时发生以及在哪里发生，几代学者一直争论不休。
阿吉翁等人更倾向于乔尔·莫克尔的解释，他巧妙地将历史因素和制度因素融合在一起，说明了实用知识和理论知识的结合如何使持续的累积性创新活动成为可能。（*1.Joel Mokyr，The Culture of Growth：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Princeton，2016）.）这包括部分地由于印刷成本的下降和定期邮政服务的出现，知识日益传播开来；尽管创造性破坏原本会导致既得利益者抵制创新活动，但是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且，用创新租金奖励技术开创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得到实施，这一点至关重要。英国之所以领先于法国，就是因为它更早形成了产权和专利制度，以及通过师傅对学徒的训练，形成了独特的工匠和工程师的供给机制，而中国在经历了1 700年以前创新大量涌现的早期阶段之后，出现了长期停滞，这归因于在位者持续掌控经济和政治权力，从而阻碍了创新活动，更早之前的威尼斯也是如此。
从今天的角度看，第一个增长之谜，即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其重要性要逊于第二个谜题，即造成各国增长速度差异的原因，以及穷国为何人均产出未能向富国的水平趋同。富国和穷国在生活水平方面持续存在巨大差距，这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议题。罗伯特·卢卡斯曾经有一句名言：“类似这些问题对人类福利产生的影响令人感到震惊：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无暇他顾。”（*2.Robert E.Lucas J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 Monetary Economics 22 no.1（1988）：5.）
对这些基本事实最简洁明了的说明，就是阿吉翁等人著作中的“趋同图”（见图1）。其中，横轴表示每个国家1960年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纵轴表示该国1961—2017年人均GDP的增速。由于在这段时期美国人均GDP的增速为2%，1960年的一个穷国如果增速超过2%，它就处于该图的西北方向，其人均收入实现了向美国的趋同；处于西南方向的国家，其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必须得到解释的并非统一趋同或者分化的经历，而是为何大约有一半的国家实现了趋同，包括亚洲的所有国家，同时另一半的差距则进一步扩大，包括非洲和中东的几乎所有国家以及某些拉美国家。实际上，从1961年至2017年，有五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它们全都是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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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该图包含1960年后有数据可查的84个非经合组织经济体。为阅读方便，没有把所有经济体的名称标出。 资料来源：《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第133页图7.3。 |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索洛模型假定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而预测穷国的资本收益率应该更高，所以资本应该从富国流向穷国。事实恰恰相反，资本是由穷国流向富国的，这有时被称为“卢卡斯悖论”。在阿吉翁等人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将创新视为增长过程的核心内容，探究的是哪些因素阻碍了穷国分享与富国一样的技术水平。他们考察了穷国为何无法轻易模仿富裕国家的技术，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距离技术前沿最远、最贫困的国家原本应该增长最快。他们认为，模仿型创新是有成本的，需要以创新租金作为回报，其产权必须得到保护，这与他们的熊彼特主义理论是一致的。因此，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就是那些腐败横行、产权保护不力的国家，一些国家面临各种类似的阻碍因素，比如独裁和内战。
通过模仿实现成功的增长还需要其他政策，比如鼓励技术转让、资源重新配置和开发管理技能。在中国快速的经济赶超过程中，一个核心因素就是鼓励外国投资，中国政府特别要求外国企业一落地就要分享尖端技术。尽管近几十年来印度已经开始快速增长，但是它的增长仍远落后于中国。1980—1999年和2000—2019年，印度人均GDP的增速分别为3.6%和5.6%，而在这两个长达20年的时期，中国的增速都达到了8.5%。（*1.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otal-database-productivity.）印度的问题在于，由家族成员控制而不是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小企业数量太多，导致这一缺陷的原因部分在于受教育程度不够高。对教育的早期投资有助于解释为何亚洲国家实现了成功的增长，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作者的比较研究表明，至2018年，中国有79%的成年人完成了中等教育，而印度只有51%。这一比较可能低估了中国和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教育优势。在这些国家，年轻人为了通过全国资格考试，在私人培训机构的帮助下展开教育“军备竞赛”和狂热的竞争。
阿吉翁等人特别关注韩国的增长奇迹，该国在1960—1998年实现了7%的经济增长。韩国政府借助于进口保护、货币贬值以及信贷和出口补贴，支持作为金融-产业联合体的大财阀。设置高进入壁垒和限制外国企业投资，抑制了来自新企业的竞争。那么，为何韩国没有出现熊彼特病（Schumpeterian disease），即志得意满的在位者扼杀创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因祸得福，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改革要求使韩国经济对外开放，引入外国的投资和竞争，这导致一些财阀倒闭，另一些财阀则被削弱。结果，韩国重新恢复了快速增长，创新由模仿转向了推进技术前沿；2012年，韩国专利申请数量的人均值比德国高出了60%。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阿吉翁等人发现，所有实现了快速趋同的亚洲国家都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作为其增长战略的核心内容，于是他们考察了工业化是不是实现赶超型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他们提到了“库兹涅茨事实”，即经济增长要求首先从农业转型为制造业，然后再转型为服务业。恩格尔定律和鲍莫尔定律可以解释这一变化，前者是指食物的收入弹性要低于除食物以外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后者是指服务的相对价格会稳步上升，而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将会下降，因为相对而言，服务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业化对整个经济都有益处，因为在阿吉翁看来，“工业与国民经济中其他部门之间存在技术外部性”（中文版第172页）。出口也能从外部获得收入，这会提高国内的租金，促进进一步的创新，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内金融制度的发展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印度和加纳被视为两个例外，它们都是通过服务业创新，而不是通过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实现了增长。但是，这两个国家都难称典范。印度的精英教育体系令五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处于文盲状态。印度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1.Amartya Sen，“Why India Trails China，”New York Times，19 June 2013）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实现了技术转让，相比之下，印度则抵制外国投资。制造业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良多，但是印度似乎完全错失了这一增长动力，更不要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要比中国少很多。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2019年印度的人均GDP仅为7 300美元，中国则达到了17 700美元，而在1992年之前，印度的人均GDP实际上一直都高于中国。（*1.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otal-database-productivity.）2010年至2019年，加纳人均GDP的年均增速达到了6.7%，但是它无法成为其他非洲国家模仿的对象，因为它依靠的是石油和黄金的出口，它在这方面的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南非。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亚洲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实现了趋同，却没有对非洲增长差距的扩大给予同样的关注，这一点令人失望。对应非洲发展的失败，比如从1960年至2017年，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都下降了，作者主要强调的产权保护的益处和腐败的弊端只能提供部分解释。在阻碍增长方面，非洲有何特别之处吗？大卫·布鲁姆和杰弗里·萨克斯提到了地理和人口因素对增长的不利影响。（*2.David E.Bloom and Jeffrey D.Sachs，“Geography，Demography，and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no.2（1998）.）炎热潮湿的气候缺少能够提供雨水灌溉的雨季，也会滋生热带疾病，这使得外国定居者和外国投资望而却步。非洲缺少深水港，很多国家是内陆国，可以通航的河流相对匮乏。高昂的交通成本和与世隔绝的状态阻碍了创新。人口也是一个问题，在高生育率和公共卫生状况改善的共同作用下，人口迅速增加，需要抚养的青少年占比很高，这限制了储蓄和投资。这些地理和人口因素产生的影响必须与其他缺陷一起权衡比较，比如基础设施和道路的匮乏，可能更为重要的还有独裁、内战以及担心财产遭到侵犯，这限制了对产权的保护，阻碍了外国投资。至少从理论上讲，这些缺陷更容易通过政策的改变来克服。为了解释为何大多数非洲国家未能像亚洲国家那样采取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制造业出口模式，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考虑在内。
除了讨论世界范围内趋同之谜的两章内容，该书大部分章节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创造和破坏。在这些国家，生产率增速几乎都放缓了。在西欧，每个工人每小时产出的增速从1945—1975年的接近每年5%，稳步降至2010—2019年的每年0.5%。前面这个时期有时也被称为“黄金三十年”。从1920年至1970年的50年间，美国的生产率实现了年均2.9%的增长，此后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1995年每年1.5%和2005—2019年每年1.1%的两个缓慢增长阶段，中间则是1995—2005年每年3%的增长加速阶段，后者经常被归因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投资浪潮。作者集中关注的是2005年之后美国生产率放缓的原因，并没有讨论欧洲为何未能复制美国1995—2005年由信息技术引领的生产率增长复苏。
作者在解释美国生产率为何放缓时，将莫克尔的乐观观点与我赞同的较为悲观的解释进行了比较。莫克尔强调，数字革命改进了发现新思想的技术，基因和生物研究实现了类似于新冠疫苗这样的技术突破，而全球化则提高了创新的回报。美国专利的增长速度支持了他的这种乐观观点，过去20年与更早之前的20年相比，这一速度提高了一倍。我的观点与之相反，我将创新视为一个收益递减的过程。长达50年的生产率高速增长是由电力、内燃机和其他一些“伟大发明”引发的，并于1970年戛然而止，计算机革命引发了与之相当的生产率突飞猛进的提高，但是从1995年至2005年仅持续了10年时间。这种收益递减的解释得到了尼古拉斯·布鲁姆及其合作者的一篇论文的支持。他们发现，尽管从事研发工作的研究人员数量有大规模增长，但是计算机芯片、农业和制药业的总生产率增速却没有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1.Nicholas Bloom，Charles I.Jones，John Van Reenen and Michael Webb，“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no.4（2020）：1104-1144.）
上文提到，阿吉翁等人强调要区分领先企业和落后企业，基于这一区分，他们对生产率增速下降给出了一个补充解释。在短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产率复苏是由于信息技术革命使得经济活动更多地转向了更有效率的“超级明星”生产者。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超级明星企业会抑制落后企业的创新，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降低了后者的创新租金。这会进一步抑制这些落后者从事创新活动，而大多数企业都属于这一类型。
这就是阿吉翁等人对2005年之后为何信息技术革命会减少创新并使经济增长放缓的解释，但是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托马斯·菲利蓬已经证明了他所谓的“明星”企业和一般企业一样，生产率增速都放缓了。（*2.Germán Gutiérrez and Thomas Philippon，“ Fading Stars，”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9，no.5（2019）：312-316.）我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在整个制造业，不管是耐用品行业还是非耐用品行业都是一样的，包括很多没有明星企业的行业，2010—2019年生产率增速实际为零。同样，很多不存在明星企业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速出现了下降。阿吉翁等人的处理方法无法说明为何美国生产率增速下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如果我们测算美国生产率增速从1996—2004年到2010—2019年的下降幅度，并据此对各行业进行排名，就会发现降幅最大的四分之一行业经历了5.1个百分点的放缓，接下来的四分之一行业下降了2.5个百分点，再接下来的四分之一行业下降了1.0个百分点，最后的四分之一行业则出现了0.5个百分点的提升。制造业的生产率从2010年至2019年没有任何提高，而这10年机器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令人感到疑惑：为何所有这些机器人代替了如此之多的工人，却没有使生产率有任何明显的提高？
即便大多数创新都是由在位企业创造的，并不一定与新企业的进入或者企业的破产有关，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仍然能够在其他方面推进。《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花费了大量篇幅来分析与创新相伴的破坏过程产生的很多溢出效应，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失业、工作不稳定、社区衰败和健康恶化。作者详细地说明了创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尽管创新会增加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但是也会提高代际的社会流动性。创新企业为非技能工人提供了攀升至比其父辈更高收入阶层的社会阶梯。在美国创新活动最活跃的那些州，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最大，但是社会流动性也最强，因而创新对基尼系数等衡量不平等的总体指标产生的影响并不明确。创新的影响与游说行为的影响正好相反，后者提高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但是会降低社会流动性。
阿吉翁等人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哪些人是创新者？”（中文版第20页）。他们提供的数据表明，如果按照专利数量计算，父母收入与孩子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J形关系，即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产生的创新成果很少，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创新方面表现优异。他们哀叹，“我们埋没了很多爱因斯坦”，但是这一点似乎与他们之前的发现相互矛盾，即创新会促进社会流动。他们比较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前者主要由大学实施，研究者用较低薪酬换得学术自由（通常还有终身教职）；后者主要发生在私人企业，研究是任务导向的，但是薪酬很高。他们还发现，这些私人企业的创新通常奖励的是经营这些企业的企业家，而不是发明者个人。
创新者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他们在母国已经开始形成了某些想法。作者引用了美国的证据，表明相对于各自在人口中的比例，移民贡献的专利超过了在本土出生的工人，尽管需要在抵达美国大约10年之后，移民才会对创新做出重要的贡献。基于这一发现，作者赞同美国大幅放松对高技能移民的限制。他们并没有提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实施了基于技能的移民配额。
从长期看，创新并不会导致工作机会的净损失，至少美国是这样，其失业率在1948年、1968年、2000年和2019年是大致相当的。然而，尽管由创新带来的新产品、新品类和新产业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但是作为创造性破坏的副产品，毫无疑问，短期内的裁员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小城市，裁员的影响尤为严重，单个大型工厂的关闭会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之前受雇于这家工厂的工人失业，也会导致周围服务业的工人失业。城市规模越小，就越不可能找到技能要求与下岗工人相匹配的替代工作。随之而来的房价下跌限制了失业工人能够获得迁移到其他更繁荣城市所需的资金。
就业机会消失的原因不仅包括一次突然冲击，比如一家工厂关闭，还包括工作岗位的稳步减少，比如企业用自动化设备代替了工人，不管这是由于现有类型的机器增加了，还是由于创新创造了新型机器。同样，工作岗位还有可能由于全球化和外包而流失。在这方面，作者特别关注了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了十分之一，尤其是从2001年至2007年。作者表明，中国商品的大量涌入缩小了美国国内企业的利润空间，由于创新租金减少，同一时期（2001—2007年）授予美国企业的专利数量减少了。但是，就像我们从标准的自由贸易理论中学到的那样，全球化既有赢家也有输家。对产品在世界舞台上具有竞争力的那些企业而言，全球化在开放的出口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会增加它们的创新租金。
就像创新既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创造，也会导致就业机会的消失，它对总体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是好坏参半。医疗和药品创新已经使全世界的预期寿命出现了趋同的趋势，其速度快于人均收入的趋同。但是，就业机会的消失也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失去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已经强调过这对“工人阶级贵族”（working class aristocracy）产生的严重影响，这不仅会使他们失去高薪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福利，而且会使他们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导致他们因过量毒品和酗酒而死于绝望，以及自杀率的上升。（*1.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Death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
自2015年以来，高中教育程度以下的美国白人男性死亡率的上升极为严重，以至于打断了美国总体预期寿命一直以来的上升趋势。阿吉翁等人表明，法国和德国并没有出现死亡率上升的现象，他们强烈推荐采用丹麦的“弹性保障”（flexicurity）制度。这种制度鼓励企业灵活地调整劳动用工，同时通过提供慷慨的失业补偿金和再就业培训支持，为失去工作的工人提供保护。
纵观全书，国家的基本作用在于提供产权，以保护作为激励机制的创新租金。除此之外，阿吉翁等人提出了广泛的政策建议，他们将这些政策表述为国家要同时发挥“投资者”和“保障者”的双重角色。前者是为了刺激和维持高水平的创新活动，后者是为了缓解和抵消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副作用。阿吉翁等人将国家的投资者角色广泛地界定为不仅包括对研发活动的补贴，还包括为公共教育提供政府支持。他们特别推崇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将它视为为创新活动提供公共支持的典范。这家机构推动了一系列基础研究，正是这些研究创造了互联网和GPS（全球定位系统）。
为了评价国家的保障者角色，《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追溯了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历史，但是认为它不足以抵消创造性破坏对下岗工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受害者年龄越大，就越不可能通过改变自己找到一个与之前工作类似的替代岗位。在几个欧洲国家，福利国家制度也未能阻止年轻人很高的失业率。阿吉翁等人似乎赞同通过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的方法来消除创造性破坏的副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讨论如果这一计划要发挥实质性作用，将对财政状况产生何种影响。他们更关注的是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为经济衰退时面临流动性约束的企业提供资金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迫使它们减少创新活动。
国家的投资者角色和保障者角色提供了“黄金三角”的一条边，还需要另外两条边作为补充，即自由市场和民间社会。创新的激励和回报是由市场提供的，而民间社会则会监督和影响国家的权力。民主的立宪制度是一份不完备合同，要求独立的司法机构抵制行政部门的权力滥用，防止腐败，并保护创新租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间社会可以左右政府政策和法令发挥的作用，就像新冠疫情的例子，韩国的人均死亡率仅为美国的大约2.5%，而在普遍抵制疫苗的美国南方各州，其死亡率也显著高于东北部各州。（*1.对韩国和美国进行比较的数据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冠状病毒网站：http：//coronavirus.jhu.edu/data/mortality。对美国各州进行比较的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网站：http：//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ases_deathsper110k.）类似地，社会压力也会影响消费者在面对电动车更高的价格和有限的续航里程时，转向这种新能源汽车的速度有多快。阿吉翁等人提出的民主制度下的黄金三角框架并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它实现了人均收入持续近40年的高增长，年均增速高达8.5%。《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部著作有关中国的内容太少，也很少谈及中国对本书有关民主资本主义的观点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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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第309页图15.3。 |
在这本书的结论部分，阿吉翁等人大声疾呼，收入差距扩大、增长停滞、气候变化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及新冠疫情，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中文版第319页）。在资本主义的过度自由放任与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对市场的排斥之间，他们试图探索一条中间道路。他们比较了美国的“残酷资本主义”与德国和北欧福利国家的“温和资本主义”，前者的创新活动伴随着高度的不平等和严重的贫困问题，而后者的创新则要少得多。就像整本书一样，他们关注的是，有必要实现快速创新并“防止昨天的创新者推倒身后的梯子”。同样重要的是，有必要通过明智的失业补偿金和就业培训计划，减轻创造性破坏对下岗工人造成的损害。本书最后呼吁，应该施行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规制措施，防止创造性破坏对个人、企业和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保持创新的步伐。“资本主义是一匹活力十足的骏马，随时准备挣脱缰绳，腾空而起。但如果我们能牢牢把控，就能让它按人的意志前进。”（中文版第326页）
作者赞同哪些规制措施？他们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实施碳税，但是，又警告，如果碳税税率太高，就会使当代人承担过高的绿色转型成本。他们将法国的“黄马甲”抗议活动视为法国民众对高燃油税进行政治抵制的一个例子。碳税应该与补贴和罚款结合起来使用，以使创新重新转向绿色技术。为了防止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成为碳排放的新来源，使气候环境难堪重负，他们赞成发达经济体将绿色技术慷慨地转让给新兴经济体，同时对那些未能控制碳排放的国家的出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对于全球化以及进口将会削减本国竞争者的创新租金，作者的态度更为含糊。他们指出，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只会使生产活动转移到越南等国家，而不是使之回到美国，他们担心利用进口关税保护本国企业的创新租金，将会削弱竞争力。他们认为更好的办法是补贴与进口商品竞争的那些产业的研发活动，但是，由于很多进口商品都属于科技含量较低的产业，而新兴国家拥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因此这种方法也许并不能解决问题。你无法通过对本国户外用品的制造商提供研发补贴，从而将进口的户外用品拒于国门之外。
尽管这本书将美国式资本主义贴上了“残酷”的标签，但是在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作者对再分配问题的讨论太少（中文版第321页）。书中提供的主要例证是瑞典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税收改革，这次改革大幅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和企业税率，由此涌现了大量创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瑞典，对这些国家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作者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类似地，作者热衷于通过丹麦式的弹性保障制度解决创造性破坏导致的失业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丹麦是一个更为同质的国家，国土面积也较小，因此下岗工人更容易重新找到工作，而美国的就业市场存在更严重的技能和区位不匹配，重新就业更为困难。很难想象一系列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会使美国的创造性破坏产生的影响转变为丹麦普通工人面临的那种情形。
这本书对创新的关注使作者将美国顶层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过于狭隘地归因于创新租金、进入壁垒和游说活动。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超级明星经济学，这不仅是指成功的创新者，还有在体育界和娱乐业赢家通吃的竞争中获胜者得到的高薪。自1980年以来，公司CEO的报酬由普通员工薪酬的30倍猛增至现在的300倍，部分原因在于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风气，以丰厚的股票期权作为对高管的奖励。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有的收入份额随着股票市场的涨跌而变化，由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由1982年的1 000点涨到了现在的36 000点，这一份额急剧上升。本书几乎完全没有涉及美国股票市场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以及股价长期上涨的原因，这包括长期实际利率的稳步下降和数轮企业所得税的降低。
尽管顶层收入不断提高，在过去40年中，普通人的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最低工资的下降、工会作用的式微以及企业垄断势力的增强。最后这一点使企业可以施加竞业禁止条款这样的限制措施，从而影响了工人的流动性。简而言之，创新租金和游说活动只能解释美国不平等长期变化的很小一部分。这有助于解释阿吉翁等人提出但没有回答的一个谜题：自2005年以来，尽管创新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下降了，为何美国的不平等仍在持续上升。
最后，这部由三位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撰写的著作，对整个欧洲的创新机制出现了什么问题讨论得太少了。作者指出，从2010年至2017年，在引用率排名前5%的专利中，有72%属于美国，其余的可能属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而欧洲一无所获。在全世界最有价值的100家企业中，有76家属于美国和中国，并且后者的占比越来越高。其中，欧洲企业的数量从1990年的41家降至目前的仅有15家。《经济学人》基于企业市值、上市公司的收益和风险投资的融资数量编制了“商业活动”指数，结果，其中48%属于美国，20%属于中国，剩下的属于世界其他地区。（*1.Economist，“Geopolitics and Business，”June 5，2021，p.11.）1999年创建欧元原本应该减少欧洲经济体之间的隔阂，创造更具竞争性和创新力的统一市场。结果又如何呢？
瑕不掩瑜。考虑到这部优秀著作对一系列广泛而重要的议题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和想象力的观点，以上这些局限性是微不足道的。丰富的图表为本书增色不少，其中很多来自阿吉翁及其身处大西洋两岸的合作者发表的大量重要的学术论文。教科书中常用的主题专栏提供了很多背景知识，这表明这本书可以广泛用作本科生和研究生经济学课程的补充教材。这本书没有使用任何公式，极具可读性，同时我也极为赞赏朱迪·科恩-塔努吉（Jodie Cohen-Tanugi）生动而专业地将这本书从法文翻译成文英文。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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