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福利国家

3.世界的变化

　　观念的改变让人们对福利国家以及福利国家在改善社会福祉方面发挥的作用重新燃起了兴趣，而当今世界发生的某些变化也强化了重构福利国家的必要性。

　　例如，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不再有终身制工作。这意味着企业越来越没有动力对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也在降低。20世纪中叶基于工作场所的福利主义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就像以前一样，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的减少和城市化，以及社区意识减弱和宗教作用下降，使国家在社会保护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更糟糕的是，“共享经济”的兴起以及员工与雇主关系的“革命”，使员工越来越成为“独立承包商”。企业采取这种用工方式，部分是因为想避税和规避对雇主的某些限制性规定。

　　同时，不平等的迅速扩大也清晰地表明，至少单靠按新自由主义建构的市场本身，难以实现社会合意的目标，更别提像“社会正义”那样更高的目标。在美国，底层人民领着与60年前相同水平的实际工资。对中产阶级来说，一个男性全职工人的收入与40多年前大体相当，然而，现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难找到一份全职工作。

　　在美国，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是在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普遍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就是需要对儿童贫困问题做点什么。虽然美国承诺要消除歧视，但是，不同性别、种族、民族的人群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工资差距，这表明歧视现象并未根除（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借贷程序中的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不仅经济方面的变化使得公司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社会保护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社会结构的变化也限制了社会机制的作用。人口结构变化意味着家庭结构逐步从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家庭（nonfamily），而且婚姻变得不讨喜，尤其是在低收入群体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纽带被削弱了，随之被削弱的还有社区共同体提供的社会保护（Putnam，2000，2015）

　　最后，还有一些变化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包括对全球化的管理不善），强化了企业的市场支配力。一些因素导致了工会的弱化，而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此外，租金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经济部门的运行越来越难以用竞争模型刻画（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2016）。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就会有更多的人滑落到社会底层。他们遭受的贫困问题只能通过国家来解决，这进一步强化了构建21世纪福利国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