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福利国家

2.观念的转变与福利国家的演进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都影响了我们对福利国家的看法。

　　福利国家是在二战之后全社会空前团结的气氛中形成的。这是一个欧美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也是一个共享繁荣的时代。每个群体的境遇都在改善，最底层群体发现他们的收入比他们上面层级的群体增长得更快。

　　到20世纪末，这种社会团结意识减弱了，而新自由主义似乎取得了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失败而兴起的，但福利国家出现的种种问题确实为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提供了机会。例如，美国一度受通胀困扰，与此同时，还经历了越南战争但最后无功而返。宏观决策失误与石油价格冲击相互叠加，导致价格上涨、经济衰退、通胀和滞胀。但是，这些问题不是由福利国家造成的，放弃福利国家制度也不是解决之道。不过，这些问题还是为新自由主义者提供了口实，导致他们铺天盖地地批判福利国家。他们转而提倡另一种发展模式，即承诺更快的经济增长，快到能够让所有人都受益。蛋糕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中低收入阶层即使分到的比例较小，绝对数量也在增加。但是，供给学派的改革最终并未成功，经济增长更慢而不是更快，不平等现象比“承诺的蛋糕”更糟糕，美国底层90%群体的收入基本停滞了（Stiglitz et al.，2015）。福利国家制度虽然有所削弱，但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对冲了这些不利影响（特别是在欧洲），但是并不能完全消除不利影响：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都在扩大。

　　2.1经济学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市场失灵现象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但是对市场的执念也越来越强。亚当·斯密曾经假设，市场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活动，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假设已被推翻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即每个竞争性市场经济都是有效率的，也被推翻了。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市场并不总是竞争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当存在经济外部性问题时，市场也不是有效率的。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1988）证明，即使竞争性市场，只要存在不完备信息（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风险市场，市场就总是无效率的，对的，总是无效率的！（*特别是，他们证明这一经济体系不是受限制的帕累托最优，后者是指在给定的市场结构中，存在着一些干预措施，让部分人受益，同时不使其他人受损。参见Arnott、Greenwald and Stiglitz（1994），以及Geanakoplos and Polemarchakis（1986）。）这种市场失灵不同于阿罗和德布鲁的开创性研究指出的那些市场失灵，即不完全竞争和经济外部性，这些市场失灵很容易被识别和纠正。经济外部性可以通过庇古税来矫正，非竞争行为可以通过反垄断政策解决。而阿诺特等人（Arnott、Rothschild、Greenwald、Geanakoplos、Polemarchakis and Stiglitz）发现的更广泛的市场失灵，却不那么容易解决。（*.Rothschild and Stiglitz（1976）表明，即使存在细微的信息不完备（不对称），也会对均衡状态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影响均衡的存在。简而言之，标准化理论并不牢靠。）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市场只有在极其严格的约束条件下才是有效率的，而这些条件基本上从未被满足过。由此得到的结论就是，市场不是有效率的。

　　阿罗和德布鲁研究了保证市场有效率的约束条件。为使市场在风险管理方面有效，他们设想必须有一套保障组合，即所谓阿罗-德布鲁保障组合（ArrowDebreu securities），事实上这样一套保障组合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大多数人很难为他们面临的重大风险购买保险。他们后来的研究侧重于以信息经济学解释为什么保险市场是不完全的。

　　这就引出来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市场有效率的约束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近似满足，结论是否仍然成立？第二，是否存在更宽松的条件，使市场有效率的结论成立？市场派希望，只要信息不完备不至于过多，标准模型仍然具有解释力，经济运行不说十分有效率，至少也近似有效率。他们还希望提出比阿罗和德布鲁假设更为宽松的约束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经济是完全有效率的。

　　不幸的是，对市场派来说，这两种希望都落空了。罗斯柴尔德和斯蒂格利茨（Rothschild and Stiglitz，1976）以及戴蒙德（Diamond，1971）表明，即使细微的信息不完备，也会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有人曾设想不完全的保险市场可以实现效率型竞争（Diamond，1967），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Stiglitz，1982）。

　　因此，传统福利经济学最关注的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就是从逐步认识市场的局限性展开的。

　　信息不完备也意味着我们无法将分配问题与效率问题分开，所以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也只有在严格限定和不现实的条件下才成立。（*参见Shapiro and Stiglitz（1984），Stiglitz（1993b，1994）。）而在一个社会中，分配总要耗费巨大的代理成本。此外，信息不完备意味着旨在纠正分配不公的一次性税收难以实现。市场收入不平等加剧，增大了通过税收、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调节的压力，而且再分配本身也不是没有成本的。（*参见Stiglitz（1998，2016b）。）

　　现在，人们不仅对市场失灵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对不平等现象的成因和负面影响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19世纪对不平等的解释（“罪有应得论”，边际生产力论）越来越没有说服力。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只能部分归因于要素价格的变化，比如技术变革。由于教育体系变化以及经济分化加剧，许多不平等现象（不仅仅是财富）通过代际传递不断强化，税收制度也加剧了不平等的代际传递（Stiglitz，2015b）。

　　此外，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不完全竞争现象的普遍性，对市场势力、不平等和社会不安全感之间的联系，有了更深的认识。市场势力通常由富人（一般通过公司）掌控，被用来压榨弱势群体甚至普通大众。因为市场并不存在于真空中而是被建构的：建构的市场结构影响效率和分配。游戏规则虽然由政治程序决定，但是经济权力往往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力。富人借此掌控的政治权力，可以让他们制定游戏规则，以进一步提升市场势力，压榨劳动者和消费者，攫取利润。由此，一个恶性循环出现了（Stiglitz，2012）。

　　这种对不平等的全新认识，其深刻之处在于，它并未将经济表现（一般理解为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和经济稳定性）和平等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过去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想扩大平等，就必须付出经济代价。我认为，我们其实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旦我们考虑到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如果我们减少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极端不平等的情况，我们其实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表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这样的主流机构，也持类似的看法。（*这是Stiglitz（2012）的核心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stry、Berg and Tsangarides，2014; Dabla Norris et al.，2015）、经合组织（Cingano，2014）和其他机构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

　　上述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满足了传统经济学的大多数标准假设，包括理性经济人假设，市场也是低效率和不公平的。近几十年来，支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完备信息、完全风险市场和完美竞争等假设受到了质疑。而且，由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也受到了质疑。企业无情地利用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这在经济大衰退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参见Stiglitz（2010）的第十章。也参见Akerlof and Shiller（2015）。），而最容易受到压榨的正是那些最贫困的人。

　　然而，政府在遏制富人对穷人的压榨，或者设计社会民生项目时，并没有充分运用好这些洞见。尽管私人部门在塑造个人偏好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很少花精力去研究偏好的内生性和偏好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参见Hoff and Stiglitz（2016），World Bank（2015），Sunstein（2016），以及其中引用的参考文献。）此外，他们也很少关注发生在家庭和企业内部的资源分配，这两种资源分配都是在没有价格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发生的。

　　所有这些关于经济、市场的局限性、理性人假设的局限性、平等的重要性的认识，都会引起对福利国家的再思考。福利国家应该做什么？怎么做？21世纪福利国家应当也必然与20世纪中叶的福利国家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