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科学竞赛的选择
科学竞赛的赢家通吃本质决定了科学家会仔细选择要进入的领域，因为总是面临被人占先的威胁。这在常规科学中尤其如此，在那里新突破所需的累积知识和研究重点都是“人所共知”的。（*需要区分社会风险与个人风险。由于累积知识是发现过程的重要投入，规范科学研究的风险从社会视角看并不特别大（Dasgupta and David，1987，第526页；Arrow，1962）。然而从个人研究者视角看，其风险相当大。“人所共知”完全不同于仅为一人所知。）特别是，年轻科学家如果想成功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或“资源价值”，启动上述累积优势过程，必须谨慎选择参与竞赛的领域（Garner，1979）。
为尽量减少被占先的威胁，科学家可以寻找垄断研究路径的办法。在17—18世纪，正在推进的科学发现有时会采用变位词来报道，以达到“双重目的，既可以确立概念的优先权，又可以在更多成果产生出来前，防止竞争对手了解自己的原创思想”（Merton，1957，第654页）。还有一种常见的办法是，在某个学会那里寄存一份有日期的密封手稿，以实现对优先权和思想的双重保护。更近期以来，人们发现对仪器或菌株的所有权是垄断研究路径的易行办法。为减少被占先的威胁，科学家还可以选择研究不属于主流规范科学范围的问题，或冷门领域（Stephan and Levin，1992）。此类策略的不利之处在于，虽然竞争对手人数较少，会增加占据先机的概率，但获得的成果不受广大学术界重视，得到的认可很少。
学者们不仅需要选择研究领域，还要决定研究策略，因为解答同一问题可能有不同方法（Dasgupta and David，1994）。但这里同样涉及不确定性。例如，采用新奇的方法可能获得回报，但非主流方法造成空手而归的概率也相当大。（*后果之一是，相互竞争的团队经常选择高度相关的研究策略。从社会视角看，高度相关的研究策略效率不高，无法提供社会为了最大化成功概率而分配资源时应该选择的多样化组合（Dasgupta and David，1994）。Scherer（1966）分析了社会通过鼓励多种路线的独立研究能获得的收益。）与发现过程有关的不确定性同样可能很大。结果可能超出设想，也可能与研究者的初期目标无关。例如，巴斯德当年就是在解决法国葡萄酒产业的发酵和纯化等非常具体的问题时，创立了现代细菌学（Rosenberg，1990）。（*意外成果在科学发现中有一席之地，但这种情况当然并非完全偶然。巴斯德就说过，机会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有关讨论可参见Barber and Fox（1962）。）
基础研究经常能回答未曾提出过的问题。（*科学发现的不可预见性可参阅Michael Polanyi（1962）。）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调整目标可以减轻与这类研究有关的风险。有学者认为，这一策略更适合在非营利环境下工作的科学家，因为无论得出哪个方向的具体研究成果，他们都比较容易获得奖励。另一方面，有较宽泛技术基础的企业也能获益于没有特定目标的研究。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在开发人造钻石的时候，就是美国业务最多样化的企业。
科学界发展出了若干制度安排，以尽量减少风险或为之提供保险。我们已经提到的垄断研究路径的能力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办法还包括：采用研究项目组合，包含不确定性各异的多个项目；组建研究团队和网络，采用“礼物交换”的做法，借此科学家承认对同行的知识借用（文献引用），支付“保护费”，以确保同行“不会拒绝提供援助，传播诋毁言论，以及最糟糕的完全无视其成果”（Steve Fuller，1994，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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