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新科学经济学

　　*Partha Dasgupta，剑桥大学Frank Ramsey经济学讲席教授，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士；Paul A.David，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以研究科技进步和技术变革经济学著称，他在美国经济史和人口经济学领域也颇有建树。原文“Toward a New Economics of Science”发表于Research Policy 23（1994），第487—521页。

　　**笔者在此想感谢以下人士对初始文稿所提的意见和建议：Richard Nelson、Laurence Rosenberg、Peter Temin、Harriet Zuckerman、Ashish Arora、Ed Steinmueller及斯坦福大学举办的技术、组织和生产率研讨会的其他成员（1990年秋季），Chris Freeman、Keith Pavitt及苏塞克斯大学SPRU研讨会的其他与会者（1991年春季），Alfonso Gambardella和1992年4月在米兰博科尼大学举行的IEFFE研讨会的其他成员。Weston Headley和Phillip Lim在本项目早期阶段提供了有力的研究支持。目前这个版本也曾受益于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在此笔者也要一并感谢梅隆基金会“科学与社会”项目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面向P.A.D.）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信息与组织项目（信息、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部，IRI-8814179-02号拨款）为本项研究和相关研究提供的资助。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为受到上述资助的研究提供了行政支持和其他支持。

　　科学政策问题近来与技术问题一样，被公认为对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专门探讨科学及其与技术进步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学文献很有局限性，而且缺乏一个总体的概念框架来指导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和公共政策讨论。本文所述的“新科学经济学”为弥补这些不足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在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启示下，将以下两者合而为一：一是阿罗和纳尔逊用于研究信息特征如何影响研究活动配置效率的经典方法，二是对“开放科学”领域的制度结构、奖励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功能主义分析，后者与秉承默顿传统的科学社会学息息相关。

　　本文分析了使开放科学有别于其他科研组织模式的制度和规范的宏观特征。该分析表明，基于学院声誉（collegiate reputation）的奖励制度在提高可靠知识存量方面较好地满足了社会效率要求。然而，本文也发现，如果从更加细微的角度审视，以追求优先权为基础的科研体系在具体运作上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资源配置造成了种种效率不足，这种情况既包括特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计划，也跨越了不同的时间段。本文考察了为促进高校开放科学和商业研发之间的知识转移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得出了另一个重要结论：在这两个（组织）领域的相互作用中，没有任何自行运作的经济力量来维持动态效率。如果以足够大的规模推行考虑不周的制度试验，不仅会破坏制度特征，最终还可能重创长期经济表现。

1.引言与动机：科学、经济学与政治学

　　现代经济增长建立在对科学知识的利用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还有一种常见的论断是，“科学共和国”这一人类活动领域内发生的一切已经重要到社会其他领域不能置之不理的地步。（*关于引号中术语的起源及其在本文中的意义，见Polanyi（1962）和下文注*2。）如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承认这一点，而且几乎所有应用现代科学的社会都至少在口头上认定，实行某种形式的科学政策至关重要。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国家科学政策已经倾向于更加有力的干预，更加明确的“规划和管理”。二战之后，西方科学界在制定自己的基础研究议程方面有着显著的自主性，而在美英两国，这种自主性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已经大为削弱。公众担心科学发现可能为有害技术的创造开辟道路，人们持续呼吁相关科研人员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除此之外，近来又有两种呼声要求政府更严格地指导和控制公共支持型科学研究。其中的一种呼声通常要求对一大类支出施加财政限制；此种要求更多地起因于对控制政府预算赤字的痴迷，而不是因为用于民用研发的公共资金在数量上出现了实际的重大增长。（*在美国，按1982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美国1990年用于民用研发的联邦资金仅比1980年多出3.7%，虽然以现值美元计算，这一支出项目在同一时期增长了56.3%，达到231亿美元。不过，美国用于学术研发的总支出在1990年占联邦政府资助的民用研发的2/3，在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速度（按不变价美元计算）要快于后者，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实际增长了69.3%（参见National Science Board，1991，附表4.17和附录表5.1）。）第二种呼声则反映了政客和政府行政人员更具体的担忧，即受到公共支持的科学机构并没有致力于解决国家需求；这一呼声还反映了一种日渐增强的信念，即当下应该遏制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为求知而求知”的冲动，以便让研究人员转而从事能够带来更直接可辨的经济回报的应用项目。（*1992年11月23日的《时代》杂志援引时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沃尔特·梅西（Walter Massey）的话说：“公众听说我们在科学领域位列第一，他们想知道这一事实为什么没有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在我们国家行之有效的科学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回报。”报道接着指出，美国政府对待科学的立场正在经历转变，而这种转变并不是新政府的产物。“早在（总统）选举之前，决策者就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应该明确告知诸多科研人员研究什么，从而加强对研究的控制。卡内基委员会近来研究了美国科学的未来，该研究的联合主席盖福德·塞弗（Guyford Sever）表示：‘我们必须做一些调整。’”参见Thompson（1993，第34页）。）

　　现在出现的情形不乏讽刺意味。表面上反对经济领域中央集权和政府规划的政治体制有其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在为市场资本主义的相对成功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的明显缺陷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在国家对科学的管理问题上似乎急于认同另一种立场；对科学共和国内部已经制度化并蓬勃发展的基本自主且高度分散的资源配置制度，他们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要想充分感受其中的讽刺意味，我们只需阅读下面这段摘自一篇著名评论的文字，该评论批评了由国家和大型商业公司支持的科学事业获得巨大发展带来的结果：

　　由于这些发展是以不协调和随意的方式进行的，现如今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在内部组织还是在解决生产或福利问题的手段方面，都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低效结构。科学要想有益于社会，必须先整理好自己的屋子。

　　这段话的作者既不是以里根-布什“团队”成员的身份粉墨登场的商人，也不是明察暗访想要揭露学术研究机构滥用职权情况的民粹主义议员，更不是撒切尔政府的科学顾问或部长。相反，这段话引自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10，第xiii页），而贝尔纳是一位科研人员，也是一位研究科学和技术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科学的社会关系”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某些群体在其他情况下本能地怀疑公共部门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能力，因此，如果这些群体要求更严格地管理控制政府资助的科学和工程研究，以提高其社会回报率，就会显得非常违和；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让学术研究人员的工作更加贴近市场导向型产业研发项目的想法最近得到了显著支持。

　　因此，西方国家似乎绕了一大圈，正从一个新的方向重新审视那些在科学这一重要社会活动领域构成资源配置机制的制度、组织结构和政策。美国的大众媒体已经脱离了其早期模式，即满怀认同地报道人们沿着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所说的科学的“无尽前沿”征服新领地（Nelkin，1987），同时猜测这些发现对我们的宇宙概念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对产业技术和医疗保健的进步、对战争的复杂性和破坏性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相反，这些报纸越来越多地披露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在政治经济上更有问题的一面，包括以什么标准选择科学项目的激烈争论。

　　比如，被成功游说的美国国会是否会在超导超级对撞机这类“大科学”领域的企业身上花费过多的资金，而牺牲了“小科学”领域的无数企业？是不是只要相应的技术和仪器一出现，我们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启动由政府资助的项目，如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或者，是否应该为了支持一些研究方向而推迟另一些研究方向？当国家科学委员会在相互竞争的学术研究团队中选择由谁获得分配给某一特定科学子领域的大部分资金时，是否应该将州和地方政府的补充津贴视为决定性考量因素？公共和私人资金是否被过度投入某些基础研究领域，而其他有望取得成果的领域却几乎处于干旱状态？拨给高校实验室的公共资金在数量和分配上是否不足以让它们跟上产业科研人员使用的尖端设备的成本上涨？

　　我们从另一些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科学政策影响着全球经济竞争环境下基础研究的开展，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政策的制定者面临着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如果新发现很快就会通过国际科学界的全球网络同时由盟友和对手获得，那么一国为何要继续将可观的公共支出用于发展科学知识？人们如何判断，让一国科研人员与其国外同行进行不受限制的信息交流总的来说对该国是否有利？美国是否未能为其国民提供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生（研究）培训，而同时又为太多的外国国民提供了这类培训补贴？是什么使研究型高校阻碍了新的科学知识便捷而快速地转移至商业应用领域（就连美国也是这样，要知道，学术与商业相分离的文化传统在美国远没有在西欧那么强烈）？修改现代高校制度和运作规则，允许并鼓励学术与企业研究活动更紧密结合的做法有多大的可取性？如果外国公司在某一大学附近设立基础研究机构，并积极招募该大学的科研人员（比如说，一家日本公司管理下的计算机科学研究机构正位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门口），国家是不是理应对此感到担忧？如果这些商业公司为美国人所有，是不是就没有同样的理由担忧了？（*有关其中一些问题的近期报道请参见：Japanese Labs in U.S.Luring America's Computer Experts，New York Times，1990年11月11日；Graduate Schools Fill With Foreigners，New York Times，1990年11月29日；Foreign Graduate Students Know Hardship，New York Times，书信，1990年12月13日；William J.Broad，Big Science.Is it Worth the Price？，New York Times，系列专题报道，1990年5月27日、5月29日（超导超级对撞机）、6月5日（人类基因组项目）、6月10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空间站项目）、6月19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系统项目）、9月4日（小规模基础科学资助的影响）、10月4日（热聚变项目）、12月25日（大型科学项目的资金削减）。）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经济学家为何一直专注于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技术创新的源头，以及技术创新与生产率增长、经济福利以及国家经济实力改善的关系。同时，对技术的经济学分析和详尽阐述在一段时间内远远领先于科学经济学，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又相当遗憾的事实。在下文中，我们将报告科学经济学的新近进展，这些进展也许会使科学经济学迎头赶上，并有望让这两个天然就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同步加速前进。我们对科学和技术领域内研究活动的组织安排进行了经济分析，该分析强调，我们处理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此系统由不同的活动组成，这些活动可能会相互强化并彼此促进，但我们的分析也进一步指出，这个系统是一台错综复杂、相当微妙的社会和制度机器，其组成要素也可能变得严重失衡。事实上，在当今的西方国家，尽管人们通常也承认科学和技术体系对现代经济和政治的重要性，但人们似乎既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和技术体系的脆弱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结构共有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使所有制度和文化结构都容易开展某些不稳定且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实验，这些实验很快就能被启动，因为人们热切希望以“竞争力”为名，更充分地动员全国科研界服务于继军事安全后的另一个目标，即国家经济安全。当然，就如何防止盲目且代价高昂的社会实验而言，我们能建议的最上策就是进行先期投资，以便对相关主题形成更加深刻的科学认识并予以传播。这也正是我们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