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经济学分析

5.效率因素

　　5.1奖励制度的本质特征

　　以优先权为基础的奖励制度有着显著有利于社会的特征。偷懒在科学界几乎不成其为问题。多人共同发现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促使科学家加倍努力。（*下文将讨论科学研究中的普遍多重现象。关于成功科学家的努力和工作状况，可参阅Fox（1983）和Hull（1988）。）基于优先权的奖励制度要求科学家及时分享信息，才能确立优先权。因此这种过程便于开展同行评议，打击剽窃造假，达成学术共识（Ziman，1968；Dasgupta and David，1987）。这种过程还给科学家提供了容纳原创思想的保证（Merton，1957），鼓励他们承认其想法的来源，从而继续强化这一社会过程。声誉还能起到向科学家传递“可信度”的作用，科学家可以在自己的研究中利用他人的成果，而无需再做重复和验证。声誉还可以向各基金会传递“可信度”，由此给罗纳德·科斯提出的代理人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Turner，1994）。（*这些并不代表现行奖励制度没有问题。科学界也存在一定的欺诈和不端（Kohn，1986）。可重复和不可重复研究成果的市场问题，参见Feigenbaum and Levy（1993）。与欺诈有关的其他问题，参见Fox and Braxton（1994）。科学界的奖励制度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奖励似乎更青睐白人男性，而不利于女性和少数族裔。）

　　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看，基于优先权的奖励制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在于，给知识这一公共品的生产提供了非市场激励。最早发现这一特征的学者对此有很好的概括：“优先权通过放弃对新知识的排他性占有，创造了一种私人拥有的资产，一种知识产权”（Dasgupta and David，1987，第531页）。阿罗在评价这一观点时也阐述了该制度的睿智之处（Arrow，1987，第687页）：“激励相容领域的研究需要借鉴优先权制度的经验；为克服偷懒和搭便车问题而设计的奖励不见得是金钱，社会比市场更为巧妙。”（*Merton（1988，第620页）在谈到声誉时，也指出了这种联系，认为在科学界，“一个人发表的内容确证了他对该内容的私有产权”。）

　　基于声誉的奖励制度还提供了一种机制，以解决科学发现涉及的外部性问题。科学家的成果应用得越多，他们的声誉和财务回报就越大。不仅科学界的奖励制度提供了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手段，知识本身的公共属性也鼓励其他人的利用，从而可以继续抬高研究者的声誉（Stephan and Levin，1996）。

　　5.2某些竞赛领域的参与者是否过多？

　　人们通常以为，由于公共品独占性带来的问题，如果把知识这种公共品交给私人部门，就会出现产出不足。（*不确定性与不可分割性是知识产出不足的另外两个原因（Arrow，1962）。）设立政府实验室和政府研究拨款的一个理由，正是出于上述假定。对知识生产的激励还可以采用给发现者赋予产权的方法。除了极少数情形，专利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最主要的知识产权类型，认为它既能实现知识的公用，又可保证独占性。（*这两个目标在专利制度下都没有完美实现，尤其是对知识披露而言。“我们发现专利制度在鼓励知识披露上做得不够好，这丝毫不令人意外，要想一石二鸟，结果本来就可能两手皆空”（Dasgupta and David，1987，第534页）。）但达斯古普塔和斯蒂格利茨（Dasgupta and Stiglitz，1980）指出，在许多情形下，竞争团体之间的专利竞赛会导致社会效率损失。这种损失表现为“研究工作的过度重复，或……知识前沿的推进速度过快”（Dasgupta and David，1987，第532页）。

　　承认优先权是一种财产权利，会让人们质疑，某些科学竞赛中的参与者是否“过多”？减少人数是否对社会有利？默顿在纪念弗朗西斯·培根诞辰400周年的一次会议上做了经典演讲，详细阐述他所说的科学发现中盛行的“多重发现”。他并非第一个关注到这种现象的人。默顿列出了1828—1922年间出现的20个重复研究的案例，称之为“戏中戏”，他还指出，没有出现重复也不意味着在科学发现公之于众时没有人在做重复研究。这是数据删失（cencored data）的典型案例：在获胜者得到承认之后，被击败的其他科学家悄悄放弃了自己的研究。默顿（1961）也的确认为：“科学界的独立多重发现模式从原则上讲是一种主流而非附属的模式，这根本不稀奇。”

　　多重发现的出现部分源于科学家能自由获取知识，部分源于谁能做出发现有不确定性，导致他们选择有关联的研究组合（Dasgupta and Maskin，1987）。（*虽然专利竞赛普遍存在，但多重研究并行现象在基础科学领域比技术领域更常见。原因在于科学关注规律和事实，而技术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科学问题往往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却可以有很多类型。）知道多重研究的存在，会促使科学家不偷懒，推动科学事业快速进步。但这类现象让人们质疑，科学的发展是否过快，某些竞赛的参与者是否过多？有学者认为，如果奖励足够诱人，则优先权制度可能会造成过度参与，与专利制度类似（Dasgupta and David，1987，第540页）。（*另一个涉及效率的问题是，科学家是否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做研究，而忽略了教学。少数科学家贡献了大部分研究成果，意味着如果资质平平的科学家花很长时间做研究，会导致效率低下。还有其他涉及效率的问题，一个是脚注提到的，另一个是累积优势过程是否会妨碍有才华的人做出贡献。更多相关讨论可见Dasgupta and David（1994，第506—507页）。）他们没有对诱人的边界做出定义，但人们会想到，如果某些研究领域的竞赛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潜力，那确有可能吸引过多的科学家参与。（*另一方面，某些群体又经常感叹部分有巨大获奖潜力的竞赛领域（如乳腺癌治疗）的参与人数不够多，这增加了我们推断普遍结论的难度。当然，这些群体可能认为相关成果的价值被社会低估了，也可能是此类成果还没有“人所共知”，投入更多资源不是高效的选择。）

　　5.3对及时分享知识的激励

　　虽然优先权与专利之类的所有权存在相似之处，它们对及时披露研究发现的激励却大不相同。一方面，争取优先权要求科学家快速分享发现，因为只有通过分享才能确立优先权。而另一方面，争取所有权则不鼓励快速分享信息，因为所有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新产品新技术带来的经济租金。虽然某些类型的所有权要求分享知识，以确立其公共属性（例如专利制度），却不包含对快速透露知识的激励。（*许多国家要求在申请专利之后的一年左右发表。而在大多数国家，如果发表先于专利申请，则不能获得专利。）

　　这一区别至关重要，以至于有学者指出（Dasgupta and David，1987，第528页），科学与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两种类型的产权及其对独占性和披露的影响：如果加入科学俱乐部，你的发现和发明必须完全披露；而在技术俱乐部里，此类成果不必完全透露给其余成员。

　　科学与技术的上述区别经常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科学是大学和公共实验室的科学家做的事情，负责创造公共知识，而产业界的科学家则重点开发专有技术（Nelson，1982）。研究者所处的机构与及时分享知识的激励确有关联，但此联系远不是那么完美。某些企业会公布研究成果，某些学者的行动则会导致知识的“私有化”。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既吃掉蛋糕，又留下蛋糕，也即选择性地发表研究成果，而垄断其他某些部分，以便收获未来回报。（*有学者认为（Eisenberg，1987），此类行为在学术界比过去设想的更为普遍，因为研究者可以发表成果，却保留数据或拒绝与他人分享菌株，把某些研究成果私存下来。有学者认为（Eisenberg，1987），在生物学的某些领域，专利程序或许比发表程序更接近披露和复制的科学规范。这是因为生物学专利要求存放相关资料，而在学术发表中并不要求，资料本身也不是发表内容的组成部分。）

　　既能吃掉蛋糕又能留下蛋糕，这既是因为发表并不完全等同于可复制，也是由于技术转移往往需要很高的成本，某些默会特性使技术不容易用书面文字或编码形式来交流。（*某些类型的技术知识有很强的默会内容，无法被完全编码，也无法以蓝图或指令形式公开，而必须在操作中了解。特别是与技能有关的默会知识的讨论，可参见Nelson and Winter（1982）。还有学者用默会概念来描述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编码的知识（Dasgupta and David，1944，第502页），他们认为编码知识与默会知识的区别不仅属于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是“有经济学意义的问题，因为这是与编码相关的保密成本和收益内生决定的”。）技术的这种私人性质可以解释为什么专利制度并不是实现成功研发的一个必要条件，以及产业界为什么愿意通过发表来分享知识。

　　企业能披露知识进步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了招募人才。科学家和工程师经常把发表成果作为在产业界工作的条件之一，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允许发表，其职业发展路径将受到严重制约，也不能在同行中赢得声望。与发表活动直接相关的实验室声誉，也影响企业招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能力（Scherer，1967），还可能关系到赢得政府合同的能力（Lichtenberg，1986）。有关生物技术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学术发表可能对资本市场有信号传递的作用（Stephan，1994）。还有人分析了企业选择用学术发表来披露信息的其他原因（Hicks，1994），指出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是企业有能力筛选将要发表的材料，从而确保自己的财产利益。然而在此过程中，企业必须认识到拖延发表可能导致研究人员的士气低落。有学者描述过杜邦公司发生的类似案例，研究主管采取的措施造成了事实上的暂停发表，由此导致了消极后果（Hounshell and Smith，1988，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