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经济学分析

11.科学、生产率与新增长经济学

　　经济学家关注科学研究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早已为人们所知，亚当·斯密就有过相关阐述（1776/1982，第113页）。作为科学与增长之间的中间环节，技术是大量经济学研究关注的主题。更一般地说，企业的研发策略问题在过去50年左右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显著的比例。

　　承认科学影响经济增长，确定研发活动与企业盈利性之间存在联系，这是一方面的成果。而要分析科学知识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各经济部门内部和之间的溢出效应，以及其中的时滞，则是另一方面的任务。迄今为止，为此尝试过三类思路。第一是考察发表成果与增长的关系，第二是利用创新案例的样本分析来考察其科学基础和时滞长短，第三是分析企业的创新活动与大学或其他企业的研究活动有何联系。这些研究表明，溢出效应确实存在，另外科学研究与市场效应之间的时滞并非无关紧要。

　　亚当斯（Adams，1990）利用发表研究成果的线索分析了18个制造业在1953—1980年的科学研究与增长的关系。该项目颇为宏大，例如，利用很长时间以来（通常从1930年之前开始）在某个领域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来测算现有知识存量。他利用成果数量，加上每个产业雇用的科学家人数作为权重，得出了各产业的“知识存量”水平。接下来，他分析这18个产业28年的生产率增速同自有知识存量以及来自其他产业的溢出知识存量的联系，结果发现两类知识存量都是生产率增速的主要推动力。另外还发现，时滞较长，自有知识约为20年，来自其他产业的溢出知识达到30年左右。

　　考察科学研究与创新关系的第二种办法是，探寻某些创新的科学和技术根源。美国IIT研究所在1968年为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的报告正是如此，它跟踪了五个重大创新（磁铁氧体、磁带录像机、口服避孕药、电子显微镜、基体隔离）背后的关键科学突破。尤其重要的发现是，在五个案例中，非任务型科研都发挥了核心作用，一项创新出现之前的20～30年间，非任务型科研活动出现高峰。（*该报告对非任务型科研的定义是为探索知识和科学原理，而不涉及具体应用（第ix页）。）该报告还指出，很大部分非任务型科研（具体说是76%）是在大学院校里开展的。

　　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第三种分析方法是针对企业而非特定产品，观察大学科研在产品开发中扮演的角色。曼斯菲尔德（Mansfield，1991）就利用该方法考察了七个制造产业的76家企业，分析它们在1975—1985年实现商业化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如果在创新引入后的15年中没有学术研究支持，其中有多大比例无法开发出来（不是过分延迟）。结果发现，在这些产业引入的新产品和新工艺中，分别有11%和9%在离开学术研究的支持后不会被开发出来。借助此类产品和工艺的销售数据，他估算出平均时滞约为7年。他还利用这些数据测算出社会回报率约为28%。他的后续研究（Mansfield，1995）又发现，与企业有联系的学术界研究人员报告说，学术研究的问题经常或者主要来自产业咨询活动，而且这些咨询还影响了他们向政府提交的研究资助建议的性质。

　　针对知识溢出，还可以考察企业的某些创新指标与大学研究支出的关系。此类研究忽略了时滞问题，更关注溢出程度以及地理范围。地理范围受限的原因是默会知识难以用文字表述，更适合面对面交流。该方法并不限于考察创新与大学研究的关系，往往还包含测算地理范围内的私人研发支出，以分析溢出效应在私人部门的大小。有时是用专利数量来测算创新活动（Jaffe，1989）；有时则是用创新的数量（Acs、Audretsch and Feldman，1992）。两种情形下测算的产业—地理层面的创新活动都涉及某个地理范围内的大学机构在与产业有关的学科领域的支出变量，以及同一地理范围内其他企业的研发支出变量。某些迹象表明，这些溢出效应对小企业比对大企业更重要，尤其是来自大学的知识溢出（Acs、Audretsch and Feldman，1994）。（*溢出效应的实际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如果没有知识生产中心与使用知识的企业之间的联系通道，很难判断这种知识转移是否真有地理限制。有关研究做了初步尝试（Mansfield，1995；Audretsch and Stephan，1996），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关注产业部门内部的人员流动对溢出效应的作用。科学家有时会流动，加入其他企业或创办自己的企业，以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

　　虽然测算指标较为粗糙，不同研究方法存在缺陷，但这些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科学研究与创新之间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且有突出的时滞。（*有学者对此提出了精彩见解（David、Mowery and Steinmueller，1992），他们强调了用成本收益方法评估基础研究的贡献有其内在缺陷，建议改用信息理论的方法识别经济收益，另外指出，发现与无发现在引导实用研发上都具有意义。）但我们对增长的解释不能满足于此。近期的研究表明，知识溢出是长期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而且受到内生因素的影响。其叙述逻辑如下：企业试图收获租金，因而从事研发。研发的公共成果将溢出到其他企业，从而带来规模收益与长期增速的提高（Romer，1994）。另有研究证明研发对需求因素有反应（Schmookler，1966；Scherer，1982），或者企业会盗用其他企业的研发成果（Jaffe，1989；Acs、Audretsch and Feldman，1992），这同样符合内生增长的观念。上文总结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学术界开展的科学研究对企业界有溢出作用。

　　这些发现是否意味着，学术界的研究是新增长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答案取决于学术界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内生导致的。（*这里没有提到，企业内部开展的科学研究是内生的，并会溢出到其他企业。前文已经指出，追求利润的企业会雇用科学家，要求他们开展基础研究，并经常允许或鼓励他们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发现。）如果不是，从大学到企业的溢出虽然非常重要，但不能成为新增长经济学的要件。本文分析的科学的五个特点让我们认为，确实存在学术研究的某些内生机制。第一，追求利润的企业支持学术研究，而且这种支持正在增加。第二，学院派科学家解决的问题经常受为企业开展的咨询活动的启发。第三，市场即使不直接决定，也影响着技术进步的方向，而技术又影响着科学研究（Rosenberg，1982；Price，1986）。（*反过来，技术推动市场同样很重要，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的发明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例如，仪器设备对新科学发现的意义极为重大，而仪器本身通常来自技术进步。第四，政府为大学的许多研究提供支持，这一支持的力度显然与经济的整体水平相关。第五，有证据表明，相对工资水平和职位空缺率影响选择学术生涯的人员数量与质量。生物技术等热门领域近年来吸引了太多人才，其报酬相当高（至少对部分人而言），对学术研究的影响非常大。（*这不代表说结果是内生的，而是指知识的增长有内生成分。显然在任何时点上，科学发现都面临约束，包括缺乏解决问题所需的技术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其中许多约束必须被视为外生决定的，至少在特定时期是如此（Rosenberg，1974）。

　　有人或许会提出，大学的科研人员已变得过分看重经济激励，这对科学乃至长期经济发展不利（Stephan and Levin，1996）。一种常见观点是，有若干因素导致大学里某些领域的科学家日益把知识“私有化”，把可以为自己树立声誉的成果转化为产权及其附带的财务收益。导致这种知识保密倾向的原因之一是，法律的修订让大学、非营利机构和小企业能够拥有受资助研究产生的专利，这是筹款制度鼓励企业家精神的表现。它导致在生物学等领域，从基础发现到应用的时间间隔被大大缩短（Gambardella，1995）。这一知识私有化行动可能促进知识溢出，但基础研究也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私有化导致知识不能以编码方式被分享（Dasgupta and David，1994），并绕过了有助于监督质量、达成学术界共识的同行评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