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经济学分析

6.在产业界工作的科学家

　　企业出于多种原因开展基础研究。（*产业界对科学家的需求还与研发需求有关。我们这里关注较为狭窄的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在某些情况下，基础研究是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的副产品（Rosenberg，1990）。在其他一些情况下，通用知识的生产本身就是目标，因为企业认为从这些知识中可以创造特定的新产品或新工艺。还有些情况是，企业需要基础研究来紧跟相关科学领域的发展，以便随时吸收其他科学家的发现（Cohen and Levinthal，1989）。有时候，企业预见基础研究可以为自己的技术提供科学基础。还有些企业从事基础研究，是因为考虑到产业进步所需的基础知识较为欠缺，且不容易很快从学术界得到支持。例如查尔斯·斯泰恩（Charles Stine）在1926年向杜邦公司执委会做陈述时，就指出基础研究是必须开展的，因为“应用研究面临基础原材料的短缺”（Hounshell and Smith，1988，第666页）。（*企业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回报经常表现为先行优势（Roserberg，1990），即使研究发现最后会外溢给竞争对手，不能用所有权来保护，开展研究的企业依然可以率先利用信息来支持决策、开发新产品。虽然有证据表明基础研究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Mansfield，1980），但近年来产业界支持的基础研究数量明显减少。）

　　这意味着，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杜邦等企业中的某些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研究与学术界同行基本上区别不大。因此，其中某些人自然也获得了所在领域的最高学术荣誉。贝尔实验室、杜邦公司、IBM公司、史克制药公司、索尼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企业的研究队伍都出现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199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2 088名院士中有3.8%来自产业界，其中24人在贝尔实验室工作。

　　表1介绍的是，1991年在8个科学和工程领域发表科技论文的美国作者的就职机构背景。绝大部分论文作者是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但化学和物理学领域的论文有1/6来自产业界，工程与技术领域的论文则有1/4来自产业界。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模糊边界，在产业界发表的论文中，有35%是与学术界的合作者联合撰写的（见表1最后一列）。此外，这一比例在1981—1991年提高了50%以上。该趋势无疑表明，在孟山都公司于1977年给哈佛大学提供2 300万美元研究经费后，产业界与学术界的联合研究日渐增加。此类联合在生物技术领域尤为普遍（Blumenthal et al.，1986）。（*表1还说明，非营利部门在临床医学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联邦机构在生物学、地球与太空科学有重要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美国宇航局是这些领域的关键政府研究机构。联邦资金扶持的研发中心在物理学中也至关重要，包括芝加哥的费米加速器实验室、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帕洛阿托的斯坦福线性加速器实验室等。）

　　上文已提及产业界发表研究成果的原因，以及从事基础研究项目的经济激励。但这不代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已经充分分析了在产业界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许多问题仍待解答，甚至更为基本的问题尚未被提出。（*我们对于在产业界工作的科学家的认识，很多来自若干出色的案例研究，其中包括：制药业案例，Gambardella（1995）；杜邦公司案例，Hounshell and Smith（1988），Willard Mueller（1962）；晶体管开发案例，Nelson（1962）；RCA公司案例，Sobel（1986），等等。）例如，为什么企业会采用加薪与承担管理责任捆绑的薪酬策略，这可能拖累科学家的生产率？IBM公司和杜邦公司采用了设立高薪研究员职位的策略，这是否有助于缓解薪酬方面的问题？学术发表在促进产业界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交流上有何作用？还有些问题涉及产业界如何监督基础研究工作。研究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发挥创造力要求自由选择的信念，说明过于严格的管理不利于取得成果。然而企业又很难长期资助最终对经营目标没有帮助的研究。谢勒（Scherer）在访谈中提到，贝尔实验室解决此类问题的做法是对那些偏离企业目标太远的科学家，给予“面无表情”的凝视，让对方明白如果再不修正研究方向，就会遭到驱逐。最后鉴于科学研究的合作性质，我们还需要把实验室作为分析对象来考察，而不仅仅是针对科学家个人。　

　　（*注：学术界与产业界合著的文章占产业界文章的百分比。数据来自National Science Board（1993，第429页表5-26）。）

　　（*资料来源：National Science Board（1993，第428页表5.25）。数据基于SCI公司囊括的3 500本美国内外的杂志。文章作者来自不止一家机构的，按比例分解，即如果一篇文章的其中两位作者来自学术界，一位来自产业界，那就算2/3篇学术界文章，1/3篇产业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