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失败的社会根源

6.结语

　　本文借助对创新的原始案例研究以及网络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确定并阐述了一系列新的创新失败，它们与市场交易背后的知识生成的社会结构相关，我称之为社会网络型创新失败。理解社会网络型创新失败如何出现与维持，是对创新的传统市场失灵分析的重要补充，后者长期以来一直指导包括专利法在内的政策干预。实际上，本文确定了三种特殊的社会网络失灵：（1）缺乏社会和认知联系，（2）认知差异，（3）不同（冲突）的评估框架，进而建议重新设计创新政策，优先建设知识基础设施，并将研究资金从基于学科的模式调整为基于问题的模式。因此，从社会网络失灵的角度看待创新，为设计和分析创新政策提供了一个互补的工具包。

　　本文的第二个贡献是，揭示并质疑市场失灵模型提出的反映在专利法原则中的两个假设：信息自由流动，以及想法是经济学分析的外生因素。社会网络研究表明，突破性创新、发现和表述新问题的限速步骤都发生在结构重叠处，即认知上有差异的社群相互交往的“生成张力”区域。但是，结构重叠脆弱且罕见，结构重叠中的思想交流往往受制于信息空间中的结构漏洞（即信息流动的社会障碍）。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巡回法院没有认识到信息在一些实践子社群之间极难流动，以及发现问题和表述问题在创新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此，社会网络失灵框架的一个重要直接成果是：建议修改司法审判中的显而易见性和实用性原则，以促使专利法原则更好地契合科学技术研究的社会现实。

　　最后，专利法不仅反映了我们对现实世界中如何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理解，而且对创新本身的速度和方向具有（预期的）反馈效应。所以，一个有待充分探讨的关键问题是：现行的专利法结构如何影响跨结构漏洞的思想交流与重组？本文强调，当前的显而易见性和实用性原则忽视了发现问题和表述问题，这很可能对跨界创新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是，要想了解本文发现的信息流动与重组的社会障碍如何与其他非正式的社会研究规范以及旨在激励创新的正式制度（如专利、拨款和奖励等）相互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384*法学学者已经着手探索这些问题。例如参见Burk，上注373（认为专利可以作为“边界对象”协调创新群体之间的研究）；Strandburg，上注373，第81页（论述了医师用户和创新者如何使用专利作为“跨界工具”协调与商业公司的联合创新）；Pedraza-Faria，上注233（分析肿瘤生殖学协会如何依靠非正式规范和拨款等正式激励来组织跨学科合作）；Anthony J.Casey & Andres Sawicki，The Problem of Creative Collaboration，58 WM.& MARY L.REV.（2017）。主要研究合同法的学者也开始从不同但互补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例如参见Ronald J.Gilson，Charles F.Sabel & Robert E.Scott，Braiding：The Interac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Contracting in Theory，Practice，and Doctrine，110 COLUM.L.REV.1377（2010）；Matthew Jennejohn，The Private Order of Innovation Networks，68 STAN.L.REV.281（2016）。另有学者指出，专利权可能会制造专利丛林，增加交易成本，打击公开共享数据的内在动机，从而损害自我维持的信息共享公地（比如开源和众包模式）。例如参见Lisa S.Vertinsky，Making Room for Cooperative Innovation，41 FLA.STATE L.REV.1067，1070（2014）（认为专利可以通过削弱“合作系统所依赖的内在动机以及相关的信任与共享规范”，增加“群体成员脱离群体的动机”）；Clark D.Asay，A Case for the Public Domain，74 OHIO ST.L.J.753（2013）；Jason Schultz & Jennifer M.Urban，Protecting Open Innovation：The Defensive Patent License as a New Approach to Patent Threats，Transaction Costs，and Tactical Disarmament，26 HARV.J. L.TECH.1（2012）；Greg R.Vetter，A Public Domain Approach to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75 OHIO ST.L.J.FURTHERMORE（2014）。）

　　（颜进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