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失败的社会根源

3.创新中的社会网络失灵：三个案例研究

　　本节呈现三个案例研究，阐释社会结构对信息流动及其在各行各业中有效重组的重要意义。这些案例提供的具体证据表明，由于种种社会障碍，信息并非自由流动，而是在实践社群之间极不均匀地传播。案例还揭示了发现问题和表述问题如何成为构思突破性想法的关键限速步骤，而这些步骤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看都值得更多关注。通过这些案例研究，我提出了社会网络失灵的分类法。这一分类法（表2）补充了法学学者和经济学者长期使用的传统市场失灵分析（表1所示），识别出创新的具体社会障碍，以期引导新的法律和政策干预。表2社会网络失灵的分类

　　　　3.1公共卫生中的社会网络失灵：轻型香烟与癌症

　　第一个案例研究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网络失灵，这导致10年后才发现吸低焦油或轻型香烟和吸普通香烟同样致癌。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普遍认识到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烟草公司开始致力于生产轻型香烟。(183*参见U.S.DEP'T OF HEALTH，EDUC.，AND WELFARE，PUBLIC HEALTH SERVICE PUBLICATION NO.1103，SMOKING AND HEALTH：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SURGEON GENERAL OF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1964）。)起初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轻型香烟可以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这基于一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即“向吸烟者提供较少焦油的香烟可能也会减少患癌症的概率”。(184*U.S.DEP'T OF HEALTH & HUMAN SERVS.，RISKS ASSOCIATED WITH SMOKING CIGARETTES WITH LOW MACHINE－MEASURED YIELDS OF TAR AND NICOTINE 1－2（2001）（“面对大量吸烟者持续暴露于烟草烟雾中的致癌物质，公共卫生当局做出了一个合理的推论：向吸烟者提供较少焦油的香烟可能也会减少罹患癌症的概率，继而生产和销售低焦油香烟逐渐形成势头”）。)于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消费者深信轻型香烟比未过滤香烟安全得多，轻型香烟的消费量急剧增加。(185*同上，第197页（“在很大程度上，吸烟者选择轻型香烟和超轻型香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香烟的危害较小，造成的健康问题更少”）。

　　然而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承认轻型香烟的致癌性并不比普通香烟低，甚至可能导致特别严重的癌症。(186*同上，第146页。)但是，在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真正揭示这一重要发现(187*这里我着重讨论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可以获得的公共数据。有可靠报告称，在公布得出这一结论所需的数据之前，烟草公司已经知道低焦油香烟的负面影响。例如参见STAFF OF H.R.COMM.ON GOV'T REFORM，108TH CONG.，THE LESSONS OF“LIGHT”AND“LOW TAR”CIGARETTES：WITHOUT EFFECTIVE REGULATION，“REDUCED RISK”TOBACCO PRODUCTS THREATEN THE PUBLLC HEALTH ii（Comm.Print 2003）（“尽管烟草公司在广告中宣传‘轻型’和‘低焦油’香烟对健康影响更小，但它们知道，吸烟者从这些产品中摄入的尼古丁和其他毒素的含量通常与普通香烟无异”）。)的整整10年之前，得出这一结论所需的实证数据就已公开。例如(188*参见Noshir Contractor，Collaborative Research：Social Networking Tools to Enable Collaboration in the Tobacco 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Evaluation Network（TSEEN），NAT'LSCI.FOUND.，AWARD ABSTRACT NO.0836262，https：//www.nsf.gov/awardsearch/showAward？AWD_ID=0836262［https：//perma.cc/RE4W-E3JR］。)只不过，关键的实证数据名义上是公开发表在研究论文中，实际上却散布于各个研究社群；这些研究社群之间没有合作或交流，也不知道彼此的发现，尽管他们所有人都在研究同一个课题：癌症和吸烟。(189*同上。)事实上，三个不同的研究团体：流行病学家、吸烟实验室和专攻香烟逆向工程的化学家，已经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获得了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研究吸烟的影响。

　　流行病学家进行大规模人群研究时发现，一种恶性肺癌的发病率日益上升。(190*同上。)这种恶性肺癌是在轻型香烟进入市场后不久开始暴发的，但流行病学家并没有将吸轻型香烟与这种更具侵袭性的肺癌联系起来。(191*同上。)大约在同一时间，吸烟实验室开始研究改用轻型香烟的吸烟者行为，发现这些人每天吸烟吸得更深、更多，从而补偿了轻型香烟中焦油和尼古丁含量较低的情况。(192*U.S.DEP'T OF HEALTH & HUMAN SERVS.，上注184，第3页。)因此，尽管机械测量显示轻型香烟焦油含量减少，但改吸轻型香烟的人“维持了每天的尼古丁摄入量”。(193*同上，第2页。)最后，香烟逆向工程实验室在轻型香烟中发现了具有未知致癌特性的新添加剂。(194*同上，第160页。吸烟实验室还发现，轻型香烟吸烟者吸入的烟雾量是普通香烟吸烟者的5倍，但这些实验室也不知道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U.S.DEP'T OF HEALTH & HUMAN SERVS.，上注184，第18—19页。)然而，这些实验室一直不知道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的新型肺癌，也就没有将其发病率上升与轻型香烟的这些潜在致癌物质关联起来。(195*参见Contractor，上注188。)

　　直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尼尔·贝诺维茨（Neal Benowitz）无意中看到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报告，才提出了一个前景光明的假设，将低焦油香烟中新的潜在致癌添加剂与轻型香烟的吸烟者行为和恶性新型肺癌联系起来。(19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Neal Benowitz，MD，UCSF P ROFILES，http：//profiles.ucsf.edu/neal.benowitz#toc-id2［https：//perma.cc/76GB-LPKQ］；参见U.S.DE Profiles.ucsf.edu/neal.benow，上注184，第44—45页、第47页。)贝诺维茨说服美国癌症研究所资助研究以验证这一假设。经过6个月的时间，由癌症研究所资助的来自三个领域的研究小组证明这个假设非常正确，10年的研究总算连接在了一起。(197*参见Melinda T.Willis，Light Cigarettes Are Not Safer，ABC N EWS（“这份报告汇集了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意见，并得出结论认为，改吸低焦油的轻型香烟会带来重大的健康风险”）（引自Scott Leischow，chief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Tobacco Control Research Branch），http：//abcnews.go.com/Health/story？id=117102［https：//perma.cc/6RPF-T88P］（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23日）。)

　　这一案例研究充分表明，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信息何其重要，这些信息位于公共领域的某处，没有法律约束，任何人都可以搜寻和获取，然而在10年的时间里，相关参与者实际上并没有获取或有效重组这些信息。相反，如果知识资源驻留于被结构漏洞隔开的不同实践社群，信息自由或公开往往不足以解决需要结合社群专业知识的复杂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信息重组的障碍既不是私人控制信息，也不是高获取成本，至少不是开源文献中被概念化为技术可获取性和成本函数的“获取成本”。(198*参见本文第1.1节。)确切地说，这三个社群之间缺乏社会和认知联系才是10年延误的根源。(199*参见本文表2。)

　　知识重组的第一类社会障碍直接来自伯特对信息空间结构漏洞的研究：社群成员如何搜索信息并优先考虑找到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社会联系）以及这些熟人了解的东西（认知联系）。(200*参见本文2.1节。)流行病学家完全没有跟上香烟逆向工程实验室的最新研究，也没有与该社群的成员进行日常交流。同样，逆向工程实验室的化学家并不经常阅读流行病学研究报告，也没有定期与研究癌症的流行病学家接触。只不过，两组人都能够理解对方的研究论文和结果。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正是从轻型香烟和癌症研究的经历中认识到这一缺陷，才创建了烟草信息网格（TobIG），以实现烟草监测、流行病学和评估网络（TSEEN）内部的协作。(201*例如参见Scott J.Leischow，Allan Best，William M.Trochim，Pamela I.Clark，Richard S.Gallagher，Stephen E.Marcus & Eva Matthews，Systems Thinking to Improve the Public，35 AM.J.PREV.MED.S196，S199（2008）。)对烟草信息网格的一种理解是，它是一个政策解决方案，旨在创建基础设施，促进被结构漏洞分隔的社群之间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和联系。正如我们将在第4节中看到的，建立知识基础设施的政策举措可以帮助弥合结构漏洞，尤其是当我们讨论的社会障碍仅仅是社群之间缺乏社会和认知联系时。

　　这一案例研究还进一步证明，发现问题对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与吉尔·卡莱在解决卡迪森－辛格问题中扮演的角色一样，贝诺维茨扮演了这些无关联社群之间的“中间人”或“边界破坏者”。换言之，贝诺维茨填补了将这三个实践社群的信息空间分隔开的结构漏洞。但是请注意，贝诺维茨的角色不只是将信息从一个社群迁移到另一个社群。他处在结构漏洞的位置，可以接触到来自三个无关联社群的知识，这使他能够提出关于吸轻型香烟的新颖假设。运用本文的语言陈述，即贝诺维茨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轻型香烟进入市场后，一种恶性肺癌的发病率增加了？而只有结合这三个社群的专业知识才能解答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就像卡迪森－辛格问题一样，限速步骤乃是发现问题和表述问题。一旦问题被发现并确定下来，解决方案很快就出现了。

　　3.2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中的社会网络失灵：卡迪森－辛格问题

　　正如一篇评论文章所说，关于卡迪森－辛格问题的精确描述，“几乎无法翻译成简单的语言”。(202*Mackenzie，上注19。)而我选择将它作为创新中社会网络失灵的研究案例，是因为它的解决途径有力地说明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在任何给定的技术探索领域内，都存在许多被结构漏洞分隔开的实践子社群，这与该技术领域的局外人可能认为的情况相反。换句话说，和上一节叙述的参与烟草研究的社群一样，这些子社群缺乏社会和认知联系。因此，大家彼此之间不经常交流，往往也不知道对方的研究结果。第二，在某些情况下，特定技术领域内的研究社群甚至无法解释和评估彼此的研究成果，毕竟相互之间存在巨大的认知差异，而这很可能阻止富有成效的想法重组。(203*参见本文表2。)第三，正是由于认知差异产生的障碍，用一种可以被多个社群理解的语言表述问题才成为复杂创新的限速步骤。反过来，表述问题常常需要创立跨领域团队（或结构重叠），以便开发通用的新语言，从而在相互交汇中共同表述问题。

　　为说明这三点，接下来的段落将更全面地描述卡迪森－辛格问题，以及数学领域内外多个实践社群为解决此问题所做的努力。卡迪森－辛格问题涉及的第一个相关实践领域是量子物理学。(204*Mackenzie，上注19；另见Klarreich，上注15，第2—6页。)这个问题源于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该原理指出，实验中不可能同时测量粒子的位置和动量。(205*关于卡迪森－辛格问题的简明解释，参见Srivastava，上注16（视频教程）。)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引出了一个实验难题：如果不能同时测量位置和动量，如何以实验验证的方式描述粒子（或多粒子系统）的独特状态？(206*Srivastava，上注16，在时间00：15处。)1930年，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假设“即使存在这一测不准原理，也总有办法绕过它”(207*同上，在时间00：40处。)，因此“每个物理系统都可以用可同时测量的量来完全描述”。(208*同上，在时间00：28处。)这时，两位数学家理查德·卡迪森和伊莎多尔·辛格想弄清楚是否有严格的数学证据证明狄拉克的论断。(209*同上，在时间00：49处。)用我在引言中描述这个问题的话来说，就是有没有数学证据能够证明“每个物理系统都可以用可同时测量的量来完全描述”？(210*同上，在时间00：28处。)卡迪森和辛格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无法得出数学证明。(211*同上，在时间00：49处。)（而后来马库斯、斯皮尔曼和斯利瓦斯塔瓦给出的答案是“可以”。(212*同上，在时间01：10、01：14处。)）卡迪森－辛格问题求解的应用意义深远，包括改进工程应用的信号处理，以及改进对复杂网络群组间交互作用建模的技能。(213*例如参见Casazza & Tremain，上注14，第1页；Kadison-Singer Math Solution May Mean A Boost For Science 2.0，上注172，第1—2页；Klarreich，上注15，第5页；Lauridsen，上注172；Mackenzie，上注19。)

　　卡迪森－辛格问题如何从1959年算子代数社群的最初表述(214*这个社群包括（较小的）C*代数社群。)发展到数学、工程，最后是计算机科学的其他领域，这是一项关于想法传播、重构、重组以及社会障碍如何阻挠这个过程的迷人研究。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在最初的表述中，这个问题引起了算子代数专家的极大兴趣，其他人却很难理解。”(215*Mackenzie，上注19。)而在20世纪70年代，卡迪森－辛格问题的不同版本（或表述）开始出现在其他数学子领域，只是名称不同，如“铺路猜想”(216*同上。)、“布尔根－扎弗里猜想”（Bourgain-Tzafriri conjecture）(217*同上。)、“费辛格猜想”（Feichtinger conjecture）。(218*同上。)奈何构建这些不同版本的数学家“未必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或知道卡迪森－辛格的最初表述。(219*同上。)

　　直到2006年，应用数学家兼工程师彼得·卡萨扎（Peter Casazza）和另外三位数学家才在一篇文章里“集中”了所有这些数学表述。卡萨扎解释道：一开始，我们并非要寻找相同版本的卡迪森－辛格问题……我们实际上是想试着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辗转于数学和工程的不同研究领域，希望其中某个领域有足够深刻的研究成果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侥幸的是，每次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相当于提出了这个最著名的未解问题。(220*同上；另见Casazza & Tremain，上注14。)至此，卡迪森－辛格问题的演变表明，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障碍阻挠信息流动及其在数学领域的有效重组。首先，就像参与烟草和癌症研究的三个社群一样，不同的数学社群之间缺乏社会和认知联系。因此，C*代数社群成员不经常与（譬如）复杂分析或图论社群的成员互动（社会联系），也就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认知联系）。但是，还有第二个障碍将这些社群分隔开：他们不具备理解对方研究成果所需的背景知识，或者，用本文的语言来说，他们之间存在巨大的认知差异。(221*参见本文表2。)综上所述，这两个因素解释了卡迪森－辛格问题最初在C*代数社群被隔离的原因，以及随后以不同社群的语言对该问题的独立重新表述。

　　与尼尔·贝诺维茨在烟草研究中的作用类似，彼得·卡萨扎和珍妮特·特里曼（Janet Tremain）也充当了中间人。他们的期刊论文将数学和工程学不同领域的多个问题与卡迪森－辛格问题联系起来，这正是问题表述有力地推动了解决方案形成的一个例证。(222*Casazza & Tremain，上注14，第4页。)卡萨扎和特里曼的文章用“更易于陈述”的线性代数矩阵语言，找到卡迪森－辛格问题的一种特殊表述。(223*Mackenzie，上注19。)这篇文章发挥了纽带作用，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多种理解连接在一起。正如一位强调问题表述很重要的分析家所说：“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河流逐渐接近它的目的地，猜想即使无法证明，也变得越来越容易陈述。”(224*同上（着重强调）。)事实证明，一旦找到了正确的问题表述方式，解决方案就会相对迅速地出现。

　　然而，卡迪森－辛格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没有从这些数学子社群中诞生；而是产生于对复杂在线网络的研究。丹尼尔·斯皮尔曼的实验室最终提供了终极数学证据，证明卡迪森－辛格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该实验室专注于模拟“脸书这样的复杂在线社群，希望深入了解它们的形成和交互方式”。(225*Lauridsen，上注172。)本质上，斯皮尔曼的研究重点是，能否将任何给定的密集图（或网络，比如脸书）压缩成等效但更稀疏（从而也更简单）的图。(226*Srivastava，上注16。)用稀疏网络替代密集网络，就可以在密集网络平台上更轻松地运行应用程序或执行操作。用技术术语来说，这一研究领域就是“图形稀疏化”。(227*Mackenzie，上注19。)

　　结果表明，物理系统能否仅仅通过可同时测量的量来完全描述卡迪森－辛格问题，以及能否将任何复杂网络稀疏化为简单网络的计算机科学问题，都可以表述为矩阵和线性代数的问题。数学家吉尔·卡莱在讨论斯皮尔曼的稀疏化研究时首次提出了这种关联；这是中介的另一范例，发生在算子代数社群和计算机科学社群之间。(228*Klarreich，上注15。)一旦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将它界定为可以解决的同一个问题，斯皮尔曼的实验室就在相对短的时间（5年）内，使用数学界仍在消化的计算机模拟工具拿出了证明。(229*同上。)这个证明还把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家聚集在一起，以开发共享语言应对卡迪森－辛格问题破解后的无数影响，这实际上是力求创造一个结构重叠，使新的知识重组能够发生。(230*同上。)

　　卡迪森－辛格问题从数学社群迁移到计算机科学社群，进一步证明表述问题是创新中关键的限速步骤。它同时表明，两个或多个实践社群之间的巨大认知差异可能会延迟其交叉点问题的解决。在这个案例中，斯皮尔曼本人也承认他并不理解卡迪森－辛格问题的最初表述。最后，几位数学家声称马库斯、斯皮尔曼和斯利瓦斯塔瓦的证明“很魔幻”，他们仍在努力领会这支计算机科学家团队用以解决卡迪森－辛格问题的工具。(231*例如参见Klarreich，上注15［“我们还没有这种神奇工具的使用指南。”（引用数学家Terence Tao的话）］；Orr Shalitt，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Actually Many of Them），NONCOMMUTATIVE ANALYSIS（June 20，2013），https：//noncommutativeanalysis.wordpress.com/2013/06/20/another-one-bites-the-dust-actually-many-of-them［https：//perma.cc/S5DV-LZXK］（“这个证据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在博客中，Shalitt还从数学家的角度讨论了充分理解马库斯、斯皮尔曼和斯利瓦斯塔瓦所用技术的困难：“与我期望的相反，我无法使用他们的技术进行研究。以某种方式验算一个证明截然不同于真正理解这些技术如何工作以及在哪里应用它们。”同上。)

　　3.3医疗保健领域的社会网络失灵：癌症患者的生育能力

　　最后一个案例研究来自我与肿瘤生殖学协会（Oncofertility consortium）成员的访谈，该协会是一个由肿瘤学家、内分泌学家、低温生物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跨学科团队，研究年轻癌症患者的生育能力保存技术。(232*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gram Consortia，NAT'L INSTS.OF HEALTH（June 25，2014），https：//commonfund.nih.gov/Interdisciplinary/consortia［https：//perma.cc/BJ9U-JSSK］；The Oncofertility Consortium：Fertility Preservation for Women，NAT'L INSTS.OF HEALTH（June 25，2014），https：//commonfund.nih.gov/Interdisciplinary/consortia/oncofer［https：//perma.cc/RE98-NTP4］.)这个案例研究是一个长期而又广泛的比较分析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研究跨技术领域的跨学科团队如何形成和运作。(233*关于本案例研究所用方法的完整描述以及肿瘤生殖学协会的更详细说明，参见Laura G.Pedraza-Farina，Construct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The Oncofertility Consortium as an Emerging Knowledge Commons，见GOVERNING MEDICAL KNOWLEDGE COMMONS（Brett Frischmann，Michael Madison & Katherine Strandburg，eds.，2017，Cambridge Univ.Press）。)在本文中，这个案例研究有助于说明和识别阻碍跨越社群边界有效发现问题和重组信息的一系列独立社会障碍，即评估研究项目、研究工具和研究结果有何价值的不同方法，我称之为不同的评估框架。与前两个案例研究一样，对癌症生殖学协会成员的采访也表明，在多个社群的相互交汇中发现和表述问题，对产生有关复杂创新的想法来说，是一个关键步骤。

　　肿瘤生殖学协会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路线图计划（NIH Roadmap Initiative）的一部分，其资金也来源于此。(234*Elias A.Zerhouni，US Biomedical Research：Basic，Translational，and Clinical Sciences，294 JAMA 1352，1355（2005).)该计划启动于2003年，旨在确定（并资助）需要国立卫生研究院各个研究机构以及各个传统科学学科之间进行合作与协调的潜在变革性研究。(235*Elias A.Zerhouni，The NIH Roadmap，302 S CIENCE 63，63（2003).)肿瘤生殖学协会的目标是满足癌症幸存者（尤其是女性）在确诊时选择保留生育能力的需求。随着癌症治疗变得日益复杂和有效，全球癌症幸存者（特别是儿童癌症幸存者）的数量不断增加。(236*NAT'L CANCER INST.，SEER CANCER STATISTICS REVIEW，1997－1999，11－12（L.A.G.Reis et al.eds.，2002），https：//seer.cancer.gov/archive/csr/1973_1999/overview.pdf［https：//permacc/8HGD-EXN8］.)但关于癌症治疗对男性和女性生育能力影响的研究，以及关于女性生育能力保存技术的研究，一直相对滞后。为新确诊癌症患者提供生育服务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上述资助计划实施时，不孕症行业负责提供计划中的体外受精服务，但不具备提供急诊服务的能力。虽然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了癌症，但主治医生很少与患者讨论癌症治疗对生育能力的影响，或保留生育能力的选择。(237*Teresa K.Woodruff，The Emergence of a New Interdiscipline：Oncofertility，见ONCOFERTILITY：FERTILITY PRESERVATION FOR CANCER SURVIVORS 3，7（Teresa K.Woodruff & Karrie Ann Snyder，eds.，2007).)即便有研究表明，癌症患者对丧失生育能力的恐惧仅次于对死亡的恐惧，情况依然如此。(238*Carrie L.Nieman，Karen E.Kinahan，Susan E.Yount，Sarah K.Rosenbloom，Kathleen J.Yost，Elizabeth A.Hahn，Timothy Volpe，Kimberley J.Dilley，Laurie Zoloth & Teresa K.Woodruff，Fertility Preservation and Adolescent Cancer Patients：Lessons from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hood Cancer and Their Parents，138 CANCER TREAT RES.201，205（2007).)结果，许多癌症幸存者遭遇了第二个毁灭性的诊断：癌症治疗导致的不孕不育。

　　我从采访中发现，癌症患者的需求与医学界的研究及治疗重点之间存在脱节，其根本原因之一是，肿瘤学家和生殖内分泌学家缺乏沟通与合作。肿瘤生殖学协会试图弥补这些“信息、数据和选择缺口”(239*Woodruff，上注237，第7页。)拨款申请用这些术语描述癌症幸存者群体未被满足的需求。“信息缺口”指缺乏关于癌症治疗如何影响生育能力以及新确诊癌症患者选择保留生育能力的信息；“数据缺口”指“缺乏癌症药物确切的性腺毒性数据”；“选择缺口”指缺乏对女性（包括青春期前的女孩）生育能力保存技术的研究。同前，第9—10页。，并“在肿瘤学、儿科、生殖科学与医学、生物力学、材料科学、数学、社会科学、生物伦理学、宗教、政策研究、生殖健康法、认知与学习科学的交叉领域，形成一门称为肿瘤生殖学的新学科，为其研究、临床实践和培训提供权威意见”。(240*Teresa K.Woodruff，Administrative Core，THE ONCOFERTILITY CONSORTIUM，http：//oncofertility.north western.edu/resources/administrative-core［https：//perma.cc/XNS4-RR8J］.)

　　阻拦肿瘤学家与内分泌学家合作的一个特殊障碍在于这两个社群在判断某一特定研究或治疗的价值时，使用不同的评估框架。这也是所有受访者的共同主题。对研究项目或研究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的不同方法，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研究重点和实践风格，使两个社群难以合作，也无法研究两个领域中的交叉问题。重要的是，这种长期存在的合作障碍竟然是专业协会、大学和医学院系以及拨款审查委员会等组织结构造成的。(241*在芝加哥对肿瘤生殖学拨款计划的基础研究首席研究员的访谈（2014年10月8日，2015年3月13日)。)

　　肿瘤学家专注于探索细胞增殖和死亡（癌症特征）的机制以及提高存活率，这意味着他们极少研究癌症化疗药物对生育能力的影响。(242*Woodruff，上注237，第9页（“医学肿瘤学家不知道他们的治疗对生殖结果的确切威胁，而临床生殖内分泌学家也不经常治疗癌症患者”）。)肿瘤学研究优先确定细胞增殖途径和可能构成潜在治疗靶点的新基因。电话采访肿瘤学首席研究员（2015年3月10日）；(243*电话采访生殖内分泌学首席研究员（2015年3月13日）。)关注化疗药物对生育能力影响的研究不被视为主流肿瘤学研究，事实上这些研究也很少能得到肿瘤学基金的资助。(244*同上。)在临床方面，评估临床肿瘤治疗项目成功与否的黄金标准是生存率，所以癌症治疗对生育能力的影响甚至都不属于研究设计的一环。(245*同上。)肿瘤生殖学协会一位成员的看法反映了大多数受访者的观点：“总之我发现，在我们的领域里，肿瘤学家对参与这类研究颇为抵触，这毕竟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事项。”(246*2007 Oncofertility Consortium Conference，The Oncofertility Consortium（Dec.9，2007），http：//oncofertility.north western.edu/resources/npc-panel［https：//perma.cc/LPZ7-PC99］（请浏览内分泌学参与者的评论，在时间42：00处）。)

　　肿瘤学家的研究重点发展出特定的实践风格和方案，并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惯例。而要想保留生育能力，需要对这些既定的实践惯例进行重大修改。例如，肿瘤生殖学协会的一名临床医生成员评论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践风格。肿瘤学家面对的问题是生死存亡。从你看到癌症患者开始，研究团队就说某人患有这种癌症，非常难治，而且不知道他们还能活多久……我的肿瘤科同事都很忙，忙于处理生死攸关的问题：如何治疗癌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他们被拉扯到如何根除癌症的各个不同方向。保存生育能力不在他们的议程内。(247*在芝加哥对肿瘤生殖学拨款计划的诊疗实践首席研究员的访谈（2015年2月24日）。)肿瘤生殖学协会试图扭转这些根深蒂固的做法，要求负责治疗的肿瘤学家在正式“合上”患者入院表（进而在电子病历中把患者预约登记为已完成接诊）之前，先询问与生育有关的问题。然而受访者报告说，这一举措遭到了肿瘤学团体的强烈抵制。

　　这些优先考虑生存率的评估框架也影响了肿瘤学家如何理解患者的优先事项，而其中并不包括对保存生育能力的关注。一位有内分泌学背景的首席研究员描述了她与肿瘤学家交谈的经历：“他们会说，我们不关心生育能力，患者应该以后再考虑这一点，他们还没结婚，他们甚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248*同上注241。)另一位受访者同样表示：这些医生在如何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存在先天偏见。同样，这些偏见来自“别烦她，她现在已经够烦了，我的重点是让她康复。别担心那些遥远的东西，她承受不起。连提也不要提。”(249*在芝加哥对肿瘤生殖学拨款计划的行政主管的访谈（2015年7月23日）。)第二个群体是生殖内分泌学家，他们通常不治疗癌症患者；相反，他们治疗的是仅确诊为不孕症的一般健康患者，这个子群体评估治疗成功与否的框架和研究重点与他们的优先事项一致，即了解患者的生殖系统，而这些患者在其他方面是健康的。就像一位肿瘤生殖学内科医生所说：走进一家不孕症诊所，你会在候诊室看到绝大多数患者是女性，年龄在35岁以上，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尝试怀孕，通常都是非常健康的患者。她们面对的是不孕症，这是一个可怕的诊断，很难处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她们主要关心的问题……而当我们谈到肿瘤学时，我们讨论的是病情严重的患者。有时，患者病得很重，必须住院治疗。(250*在芝加哥对肿瘤生殖学拨款计划的患者指导员的访谈（2015年3月19日）。)关注与年龄相关的不孕症，催生了为其他方面健康但患有不孕症的女性量身定制的例行治疗程序。正如肿瘤生殖学协会的某些成员解释的：“大多数体外受精诊所都有一种程序化的线性方式引导人们度过体外受精周期。病人循序渐进接受治疗。现在我们就有明天下午需要转入体外受精治疗的患者。我们习惯了消费者驱动的护理类型，而这个群体更多地面对医疗驱动型的紧急护理。”(251*同上。)基于这个原因，要为肿瘤患者量身定制研究和医疗护理程序，需要彻底重组生殖内分泌学家的实践惯例：作为生育专家，我现在要求你当天去看一位患者。我不管你是否有3个月的预约名单。这个病人等不及。你马上就得接诊。我要求你照顾一个病情可能更严重的患者，她的血细胞计数也许和你以前看到的不同。我要求你跳出以往接诊正常健康患者的舒适区，接诊一个血细胞计数不太正常的患者，并确保你对此没有意见。(252*同上。)那么，这两个社群如何克服各自不同的评估框架和研究重点，开展一个双方都不太重视的联合项目？关键是，分隔两个社群的障碍不仅阻碍了共同问题（即保存生育能力）的解决，而且阻碍两个社群认识到有一个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的问题。正如一名首席研究员在最初的拨款申请中强调的：“两个群体都有要解决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有断层线，而在于没有将这些问题概念化。”(253*同上注250。)因此，将现在称为肿瘤生殖领域的研究需求概念化，这本身是“发现问题”的一个范例。正如受访者在讲述团队组建过程时所说的，发现初始问题的洞察力就是中介的一个例子：肿瘤生殖学拨款计划（Oncofertility Grant）的首席研究员是一名内分泌学家，她成了癌症中心的负责人，因此可以获得两个学科的互补信息。(254*电话采访肿瘤学首席研究员（2015年3月10日）；电话采访生殖内分泌学首席研究员（2015年3月13日）；电话采访肿瘤生殖拨款计划的行政主管（2015年3月3日）；电话采访肿瘤生殖拨款计划的行政主管（2015年7月21日）。)

　　在我的访谈中，肿瘤生殖研究人员叙述了他们在联合研究中发现问题的许多其他案例，这些案例的出现，正是因为来自多个学科（生物医学工程、肿瘤学、生殖内分泌学和灵长类生物学）的基础研究人员共同努力，找到了一种刺激体外卵泡生长的方法，并在每月实验室会议上分享他们的发现。换言之，受访者报告称，如果没有肿瘤生殖学协会促成的跨界互动，这些问题就不会被发现（至少不会被迅速发现）。在跨界团队合作的背景下，发现问题带来了参与者认为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下面这段文字出自一位研究猴子卵巢的科学家，生动地描述了研究小组如何迅速发现猴子卵泡生长的问题，这个问题无法在啮齿动物（基础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使用的最流行模型）中观察到，却与人类卵巢的情况非常相似：例如，我们发现一些卵泡其实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你。而其他的卵泡则在五周内生长出来，变成这些漂亮华丽的窦状卵泡。你会问，“这种异质性是什么？你们在啮齿动物身上看到过吗？”他们（研究啮齿动物模型的研究人员）会说，“没有”……然后你就想，“那么，这和人类的卵泡有什么关系？”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从已到生殖年龄的年轻猴子（相当于20岁左右的人类）身上取下卵泡，这些卵泡发育得很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断生长的大卵泡。如果我们从超过15岁的动物身上提取卵泡，结果就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会想，“这对40岁或35岁而不是20岁的癌症患者意味着什么？”它让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而且是立即思考问题，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举行令人兴奋的大型实验室会议。(255*电话采访猕猴生殖内分泌学首席研究员（2015年2月23日）。)换句话说，研究猴子和老鼠的人员携手合作，发现了老鼠和猴子的卵巢在体外培养时的表现差异。结果表明，相当一部分猴子的卵泡根本没有发育成成熟的卵子；老鼠的卵泡则没有显示这种“异质性”。经过进一步调查（仅仅因为发现了这一差异），研究猴子的人员意识到，大部分猴子的卵泡无法发育成成熟卵子与雌性猴子供体的年龄有关：在年轻猴子中，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卵泡都能成熟，但在年长的猴子中，卵泡并没有成熟。由于猴子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比老鼠密切，研究人员可以将他们的发现外推到人类身上，从而进一步提出并研究母亲年龄对人类卵泡成熟有何影响的更深层问题。

　　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发现问题的范例不仅仅需要一个首选的网络位置，以便获取两个领域的数据，然后将数据结合起来摸索新的发现（恰如伯特模型中的中介概念）。更确切地说，有关新问题的知识产生于多个社群之间的频繁互动和原始数据共享：这是跨社群关系的一种协同和涌现特征，产生于由肿瘤生殖学协会创建的结构重叠中。

　　3.4社会网络失灵的分类

　　结合社会网络理论，这些案例研究使我们能够回答第1节提出的重要但被忽视的问题：信息不受法律约束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实中，社会行动者如何获取信息？“可获取性”方面还存在其他障碍吗？以及，寻找实现个人自主性和创造力的条件转变为优化资源管理的条件时，为什么会出现难以研究和解决的复杂问题？

　　上述三个案例研究表明，即使信息没有专利或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壁垒，社会障碍也会阻碍创新者充分获取或利用这些名义上“免费”的信息。事实上，社会行动者如何搜索信息深受创新者搜索策略的影响。反过来，如上述三个案例所示，这些策略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1）具有互补信息或技能的实践社群之间缺乏社会和认知联系；（2）实践社群之间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3）不同（甚至经常是冲突）的评估框架导致不同的研究重点。（256*参见本文表2。）复杂问题一直难以研究与解决，很大程度是因为很难整合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各种知识来源。由于上述三个社会因素，创建一个结构重叠，让团队可以携手合作，建立信任，开发某种共同语言以弥合巨大的认知差异，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至关重要的是，所有三个案例研究都将发现问题和表述问题置于突破性创新活动的中心。正是由于在多个实践社群的交叉领域延迟了问题的发现和表述，上述三个阻碍信息流动的社会壁垒才延误（或阻碍）了突破性创新。专利法原则和理论认为信息是自由流动的，并把创新简单地概念化为解决既有问题的过程，这显然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洞见。本文接下来的两节将详细阐述从社会网络理论和这些案例研究中获得的洞见，对专利法原则和创新理论的广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