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网络与创新：从中介到结构重叠
长期以来，社会关系在创造、传播和应用新信息方面的作用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课题。（125*例如参见Gautam Ahuja，Collaboration Networks，Structural Holes，and Innovation：A Longitudinal Study，45 ADMIN.SCI.QUART.425，426（2000）（“不过，最近一些开创性研究从创新生成的角度探索了网络结构”）。Ronald S.Burt，Structural Holes and Good Ideas，AM.J.SOC.349，351－52（2004）（下文简称“Structural Holes”）。）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关系创建的网络“通过影响个人和集体获取、转移、吸收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影响他们创造知识的效力和效率”。（127*Corey Phelps，Ralph Heidl & Anu Wadhwa，Knowledge，Networks，and Knowledge Networks：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38 J.MGMT.1115，1117（2012).）这些研究统称为“知识网络”研究。（128*同上。）知识网络是一组通过关系相互连接的节点；节点是社会网络存储特定类型知识的位置。虽然节点可以是知识元素（如专利或产品）或“非人类知识存储库”（如数据库），但在本文中，我将着重关注社会科学家研究得最多的节点，即由个人或社会集体组成的节点，比如团队和组织。节点之间的关系既促进又限制了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吸收。（129*例如参见PETER R.MONGE & NOSHIR S.CONTRACTOR，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35（2003）。）
2.1信息如何流动：创新的结构漏洞与中介问题
社会学家纳德·伯特（Ronald Burt）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信息传播（进而影响创新方向和速度）的深刻见解。伯特发现，社会网络结构中有一个特殊特征，即结构漏洞（structural holes），并将它作为市场竞争结果的关键解释变量，包括确定产品创新与营销的赢家和输家。（130*RONALD S.BURT，BROKERAGE & CLOSURE：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APITAL（2005）（下文简称BROKERAGE & CLOSURE）；Structural Holes，上注126，第388页。）结构漏洞反映社会关系的不连续性，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矩阵中阻止信息在群体间自由流动的间隙。譬如，当两个或多个具有潜在互补信息的社群鲜有或没有成员跨社群互动时，就会出现结构漏洞。将有密集社会联系的集群隔开的结构漏洞并不罕见，甚至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典型特征。（131*Structural Holes，上注126，第351页（“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是集群之间偶尔会通过桥梁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参见本文图1。）伯特推测“位于社会结构漏洞附近的人更有可能产生好想法”，Structural Holes，上注126，第349页。因为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样化的信息以及“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132*同上，第349—350页。）这些参与者［在网络社会学术语中被称为“中间人”（broker）（134*例如参见BROKERAGE & CLOSURE，上注130；Lee Fleming & David M.Waguespack，Brokerage，Boundary Spanning，and Leadership in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ies，18 ORG.SCI.165，165（2007）。）或“跨边界者”（boundary spanners）（135*例如参见Rob Cross，Chris Ernst & Bill Pasmore，A Bridge Too Far？How Boundary Spanning Networks Drive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Effectiveness，42 ORG.DYNAMICS 81，88（2013）；Fle-ming & Waguespack，上注134。］）可以利用他们与多个知识社群的接触，提出在他人看来无比“有创意的”想法。（136*例如参见Structural Holes，上注126，第388—389页。）
“结构漏洞”和“中介”的概念做出了两个理论贡献：挑战传统市场失灵模型背后的“信息自由流动”假设，并为揭示突破性想法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首先，由于知识传播结构是块状而非平滑的，因此，创新者往往无法真正获取名义上可供大众获取的信息（即不是刻意保密的信息）。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漏洞阻断了有用信息在很少或没有共享连接（shared ties）的社群之间有意义地流动。正如伯特所说：“信息不会在竞争领域均匀传播。这并不是说参与者个个守口如瓶，尽管这也可能是个问题。问题其实在于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均衡，他们只关注与自己和朋友相关的信息……”（137*RONALD S.BURT，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13（1992).）了解这些结构漏洞如何产生、维系和桥接，是网络社会学诸多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
其次，“新想法”的出现受到知识传播块状结构的强烈影响。根据这一观点，创新产生于“重组式的搜索”过程，其间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他将如何搜索信息，以及最容易获得和发现的最有价值的信息类型。（138*例如参见Lee Fleming，Recombinant Uncertainty in Technological Search，47 MGMT.SCI.117，118（2001）。）在网络中处于特权（“中介”或“桥接”）位置的创新者可以想出“最佳”想法，因为他们能接触到（并因此能够组合）来自无关联社群的不同元素。（139*伯特和其他人的实证研究发现，结构漏洞假说在多种情形下都得到了支持。例如参见Structural Holes，上注126，第377页（阐明在组织结构漏洞之间建立联系的经理更有可能提出高层管理者认可的“好想法”）；Lee Fleming，Santiago Mingo & David Chen，Collaborative Brokerage，Generative Creativity，and Creative Success，52 ADMIN.SCI.Q.443，447（2007）（实用专利的使用数据表明，发明人“如果在原本互不关联的合作者之间建立关系，则更有可能创造新的组合”）；Jill E.Perry-Smith，Social Yet Creative：The Rol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Facilitating Individual Creativity，49 ACAD.OF MGMT.J.85，96－98（2006）（正如知识渊博的观察家认为的，处于中介位置的个人比在特定节点内保持联系的个人更有创造力）。）
引言中提及的卡迪森－辛格问题是中介的又一例证。事实上，正是借助数学家吉尔·卡莱与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社群的共享连接，卡迪森－辛格问题才从数学领域“迁移”到了计算机科学领域。（140*例如参见Klarreich，上注15，第1页；Mackenzie，上注19。）在这一案例中，卡莱充当了数学与计算机科学联系的“中间人”，将问题从一个社群转移到另一个社群，并将卡迪森－辛格问题的数学表述转换成了计算机科学家能够理解并最终解决的表述。
到目前为止，我（和伯特一样）一直关注个人或企业家在网络中的位置，这决定了他提出好想法或担任“中间人”的能力。换句话说，我聚焦个人的社会网络对其自身创造力的影响。但是，个人成功地重组来自不同社群的各种元素的能力终究有限，哪怕他与那些社群的成员有社会联系。原因有二：第一，任何个体对不同研究领域的理解能力都会受到认知上的限制。（141*Phelps、Heidl & Wadhwa，上注127，第1144页（“向心性增强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获取更多样化信息的途径，参与者可能需要花费更大的认知努力和资源来理解并利用这些信息”）。第二，在任何特定领域获得专业技能都需要“边干边学”，也就是说需要融入相关的专家群体。（142*例如参见Laura G.Pedraza-Farina，Understanding the Federal Circuit：An Expert Community Approach，30 BERKELEY TECH.L.J.89，115（2015）（收集了有关专业社会学的资料并阐明“边干边学”的重要性）。）很少有人能够从两个或三个以上的不同实践社群获得编码知识和默会知识。（143*例如参见同上，第114页（探讨了有关默会知识如何影响专家群体的各类研究）；另见Lee，上注111，第1523—1529页（收集了研究默会知识的相关资料）。）当然，这些限制在复杂问题的背景下会被放大，毕竟这些问题不只需要了解和融入两个学科，而是三个或更多的学科。弄清楚这两个局限，社会网络研究的分析单元也就从个人的工作转换为团队的工作，这是下一小节的重点。（144*例如参见Mary L.Disis & John T.Slattery，The Road We Must Take：Multidisciplinary Team Science，2 SCI.TRANS.MED.1（2010）；Stephen M.Fiore，Interdisciplinarity as Teamwork－How the Science of Teams Can Inform Team Science，39 SMALL GROUP RES.251，251－77（2008）；Stefan Wuchty，Benjamin F.Jones & Brian Uzzi，The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Teams in Production of Knowledge，316 SCIENCE 1036，1036－38（2007）。
2.2好想法从何而来？结构重叠与团队创造力
直到最近，关于团队创造力与成功的社会网络研究仍然分为两类研究传统。一类传统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如图1和图2所示的将各个实践社群的成员连接起来的牢固关系）。团队成员的紧密联系被认为有助于生成团队凝聚力，并促进某种共同研究文化和一系列社会规范的发展，这反过来又能提高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关于有凝聚力的群体如何促进创新的理论强调，信任的关键作用在于促进人们公开和接受新想法，而无须担心搭便车或卸责的问题。（145*例如参见Lee Fleming，Charles King III & Adam I.Juda，Small World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18 ORG.SCI.938，940－41（2007）；Brian Uzzi & Jarrett Spiro，Collaboration and Creativity：The Small Worlds Problem，111 AM.J.SOC.447，462－63（2005）。）团队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被认为可以降低协调成本。（146*例如参见Brian Uzzi，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42 ADMIN.SCI.Q.35，48－49（1997）。）另一方面，另一类研究传统强调多样性更重要，而不是紧密联系。（147*例如参见Vedres & Stark，上注29，第1154页（“商业集团可能会选择放弃集团内部的高紧密度，转而与集团外部的公司保持较弱的联系。这种以密度换取多样性的策略通过减少冗余连接的数量节约了网络资源”）。）有观点认为，团队多样性可以弥合结构漏洞、提高团队绩效，继而激励人们迁移和重组不同实践社群的思想、方法与资源。
然而，信任和多样性往往起着相反的作用：信任随着背景多样性的减少而增加。（148*例如参见FRANCESCO RAMELLA，SOCIOLOGY OF ECONOMIC INNOVATION 135－37（2016）（总结了关于团队信任和多样性的研究）。）相比于成员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团队，拥有相同研究传统、使用相同研究工具并优先考虑相似研究问题的团队将享有更高的信任度。但这类团队的过度内聚阻碍了“非冗余知识的流通和原创想法的产生，反而会偏向团队从众行为”。（149*同上，第137页。）不同团队可以通过建立桥梁关系，确保团队获得非冗余的互补知识来避免这个问题。但是，比起同质团队，多元化团队不太可能享有高度的信任，因为不同研究传统的成员及其相伴随的不同研究工具和优先事项，很可能导致沟通和协调方面的困难。一如巴拉兹·韦德里斯（Balazs Vedres）和大卫·斯塔克（David Stark）所言：“中介与连接提供了获取想法和信息的途径，但其本身缺乏实现的手段。封闭与内聚提供了协调的手段，但缺乏有利于发现的多样性。”（150*Vedres & Stark，上注29，第1154页。）因此，有内聚力的团体存在“想法缺乏的问题”（152*同上。），中介式的社群则存在“行动（或协调）问题”。（151*同上。）
最近，第三个研究方向旨在调和前两种研究传统，强调“创新涉及熟悉度和多样性的结合”。（153*同上。）在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中，马蒂吉斯·德瓦恩（Mathijs de Vaan）、大卫·斯塔克和巴拉兹·韦德里斯评价并借鉴了结构漏洞和中介的概念。（154*Mathijs de Vaan，Balazs Vedres & David Stark，Game Changer：The Topology of Creativity，120 AM.J.SOC.1144（2015）；Vedres & Stark，上注29。）他们强调，想法或信息（通过中介）在实践社群之间迁移通常不足以产生突破性创新。（155*Vedres & Stark，上注29，第1151页（“这种‘中介+封闭’的观点将创新视为引进和实施想法，我们则提供一种将企业家精神视为重组的替代概念”）。）德瓦恩、斯塔克和韦德里斯对伯特中介概念的评论在很多方面反映了我本人对市场失灵模型（即假设想法只是单纯的“存在”，外生于对创新的相关经济分析）的批评。（156*同上（“在我们看来，真正的创新想法首先是对问题本身的全新概念化，而不是在群体之外自由流动”）。）三位作者批评伯特把想法的产生简化为从一个社群到另一个社群的想法迁移，未能首先思考不寻常的新重组（或想法）是如何出现的。（157*De Vaan、Vedres & Stark，上注154，第1151—1152页（“网络的传播模式指的是想法如何流动，而结构重叠指的是想法如何产生。在前一种观点中，网络起着传播系统的作用，将信息从一个社会位置转移到另一个社会位置，将某个想法的核心移植到组织上更有利的环境。相比之下，结构重叠更像是一个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新资源的发现，新的问题得以概念化”）。）正如作者们指出的：“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引进想法或信息，而是创造知识。”（158*Vedres & Stark，上注29，第1151页。）要做到这一点，仅仅让不同社群“远距离接触和随意获取信息”，鼓励信息在他们之间顺畅流动是不够的（就像中介行业的情况）。（159*同上。）确切地说，“产生新问题、新知识和新能力（而不是转移已被接受的想法）”（160*同上，第1158页。）需要具有不同认知能力的群体之间深入、频繁地互动。可是，这种合作只有通过成员身份重叠、认知风格及背景各异的群体交流互动才能实现。这就是德瓦恩、斯塔克和韦德里斯论著的主要贡献：由多个实践社群中的多个成员组成的团队可以在成员之间产生足够的信任，从而实现跨越不同研究传统的持续合作。多个个体在多个群体中的重叠成员身份无异于黏合剂（信任），可以鼓励不同的实践社群携手共进，即便这些社群存在差异。突破性创新需要这种由多样性带来并由信任维系的“生成张力”（generative tension）。（161*De Vaan、Vedres & Stark，上注154，第1153页（“团队成员之间差异越大，信任对这种张力就越重要：不是为了消除张力，而是为了保持张力，直到出现创造性风格的新组合”）。）
德瓦恩、斯塔克和韦德里斯将这种网络结构称为重叠群体之间的结构重叠（structural fold）。（162*参见本文图3。）为了阐释结构重叠如何引发创新，作者们使用了一个有用的关于语言的类比：想象你正在与拥有相同知识基础的人交谈。你们会完全理解对方，但学不到新东西。想增进知识，你需要和知识基础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交流；但要相互理解，你必须愿意消除误解，开发新的共享语言。正如作者们解释的：结构重叠很重要，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一种代码向另一种代码的转换，而且促进了新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出现。也就是说，结构重叠是开发克里奥尔语的媒介空间（agent space）。在社群内工作并时而与处在重叠部位的其他人协调行动，结构重叠使开发某种基本语言成为可能。在认知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即使原始词汇，也可以成为真正的创造性创新的恰当起点。再加上信任，即可创造一个环境，让参与者处理歧义和非可译性（non-translatability）张力。（163*De Vaan、Vedres & Stark，上注154，第1153页。）我把卡迪森－辛格问题及其由计算机科学家团队成功解决的过程，记述为中介的一个典型案例。数学家与计算机科学家开展合作，以期了解卡迪森－辛格问题的不同表述的复杂性及其完整解决方案和潜在应用，也有助于说明结构重叠的重要性。带领团队为这个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尔·斯皮尔曼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理解卡迪森－辛格问题”（164*Daniel Spielman，The Solution of the Kadison-Singer Problem，TECHTALKS.TV，http：//techtalks.tv/tal ks/the-solution-of-the-kadison-singer-problem/59383［https：//perma.cc/L6MJ-3S9J］（跳转到1：22）。，毕竟这个问题最初是用数学物理语言表述的。另一边，数学家们也同样指出，他们“很难理解计算机科学家是如何解决卡迪森－辛格问题的”。（165*Klarreich，上注15。）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汇聚一堂努力探索卡迪森－辛格问题，类似于构建结构重叠，为两个群体之间开发新的共享语言创造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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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突破性创新中的发现问题和表述问题
正如德瓦恩、斯塔克和韦德里斯强调的，产生想法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发现问题和表述问题，但这在专利法原则和理论中都未得到充分重视。（166*De Vaan、Vedres & Stark，上注154，第1154页、第1186页。）事实上，结构重叠的重要性恰恰在于，重叠群体能够重新组合他们的知识库，从而在多个实践社群的交叉点重新表述现有问题，并提出新的问题。（167*同上。）实用主义哲学学派创始人约翰·杜威（John Dewey）生动地描述了“发现问题”和“表述问题”对创新的重要意义，并批评通俗的创新概念流于分析性地解决问题。杜威提出：就思考而言，从一个现成的问题，一个凭空捏造或从真空中产生的问题开始，这太不合理了。在现实中，这样的“问题”只是一项分配的任务。一开始并不存在某种情况和某个问题，更不用说只有问题没有情况，而是一种令人烦恼、令人困惑、难以对付的情况，其中的困难可以说遍及整个局面，影响着总体局势。如果我们知道困难是什么以及在哪里，思考的工作会比现在容易得多……事实上，我们找到出路并解决问题与厘清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同时发生的。（168*JOHN DEWEY，ANALYSIS OF REFLECTIVE THINKING（1933），转载于8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 201（Jo Ann Boydston et al.eds.，2008）。）要更好地理解杜威描述的创新者经常面临的“令人烦恼、令人困惑、难以对付的情况”（169*同上。），我们可以参考几位创新社会学家后来提出的论点：在特定的创新中，瓶颈（或限速（170*在本文中，我使用术语“限速”步骤来表示创新中的最慢步骤，它决定了创新发生的总体速度。这一术语最初用于化学领域，但创新政策学者已经开始将它应用于创新过程的各个步骤。例如参见Nancy S.Sung & John E.Burris，Regulatory Science Innovation：A Rate-Limiting Step in Translation，4 SCI.TRANS.MED.Sept.5，2012，第1页。））步骤通常在于发现并表述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旦定义了问题，解决问题的步骤往往就会显露。从这个角度看，将创新视为从一个想法开始并以产品开发结束，忽视了促成想法产生的最重要步骤：发现和表述特定想法试图解决的问题。优先考虑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问题，忽略了一个关键环节：实践社群到底如何发现和表述需要解决的好问题？
卡迪森－辛格问题再次很好地说明了发现问题和表述问题的重要性。卡迪森－辛格问题本身的表述（“发现问题”的一个示例）由两位对量子物理学深感兴趣的数学家完成，他们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探索领域。（171*Klarreich，上注15，第2—6页。）尝试解决卡迪森－辛格问题引发了无数创新，首先是在数学领域，然后是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172*例如参见Casazza & Tremain，上注14；Klarreich，上注15；Mackenzie，上注19；Kadison-Singer Math Solution May Mean A Boost For Science 2.0，SCIENCE 2.0 BLOG（Jul.12，2014，12：30 PM），http：//www.science20.com/news_articles/kadisonsinger_math_solution_may_mean_a_boost_for_science_20-140452［https：//perma.cc/HFE4-UVUJ］；Holly Lauridsen，Effort to Model Facebook Yields Key to Famous Math Problem（and a Prize），YALE NEWS（July 7，2014），http：//news.yale.edu/2014/07/07/effort-model-facebook-yields-key-famous-math-problem-and-prize［https：// perma.cc/E9BY-VF7J］。）反过来，将卡迪森－辛格问题重新表述为计算机科学问题，揭示了表述问题的重要性。斯皮尔曼把数学语言表述的卡迪森－辛格问题转化为计算机科学语言（一个关于网络连接的稀疏化问题），从而能够用一套完全不同于数学家和工程师之前使用的工具来分析这个问题。（173*参见Klarreich，上注15，第1页。）请注意，用网络稀疏化语言表述卡迪森－辛格问题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提出了一套解决该问题的工具和步骤。（174*同上。）事实上，一旦使用网络稀疏化术语表述了问题，斯皮尔曼就自信可以相对迅速地解决问题，因为这种表述“看起来那么自然，对他思考的事情是那么重要”。（175*同上。）
我在本文中使用的术语“表述问题”，与“发现问题”密切相关。要想发现一个问题，需要以分析性的处理方式“表述”某个关于世界的谜题。我用“发现问题”表示首次“表述”一个需要解决的谜题或问题，而用“表述问题”表示用其他实践社群可以理解的语言重新表述同一个问题。就像卡迪森－辛格问题说明的，真正有创意的想法一般始于“对问题本身的全新概念化”。（176*Vedres & Stark，上注29，第1151页。）
结构重叠概念为我们思考如何发现新问题，然后依次重新表述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正是通过摩擦或“生成张力”，多个具有不同认知能力的社群以结构重叠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才发现了新的问题。（177*见DAVID STARK，THE SENSE OF DISSONANCE 109（2009）（认为虽然“可以通过企业积累的知识解决已确定的问题，但创新的真正挑战不是解决已经确定的问题，而是预见并提出新的问题”）。）社会学家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和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将发现新问题的过程称为“解释”而不是分析，因为分析是为了解决已确定的问题。（178*RICHARD LESTER & MICHAEL PIORE，INNOVATION：THE MISSING DIMENSION 53（2006).）与德瓦恩、斯塔克和韦德里斯一样，莱斯特和皮奥雷把发现问题的过程比作两个不同语言群体初次相遇并试图相互理解的情形。（179*同上，第53—54页。）他们在研究三个不同行业（牛仔裤、手机和医疗器械）的创新时得出结论：“不同背景和不同观点的人相互对话，发现并厘清问题，进而可以讨论解决方案……如果这些对话持续下去，就会形成类似于语言社群这样的东西。新产品就从这种社群中诞生。”（180*同上，第10—11页、第51页。莱斯特和皮奥雷描述了三项关键技术如何从跨界创新中产生：“手机是收音机和电话的组合；时尚牛仔服结合了借鉴于医院和酒店的传统工服和漂洗技术；医疗设备借鉴了基础生命科学和临床实践。如果没有这些不同领域的跨界整合，就不会有任何新产品。”同上，第14—15页。）面对最初的误解和歧义保持对话，创造了必要的“生成张力”，从而促成了突破性创新。（181*同上，第54页（描述“手机如何从产品是收音机还是电话的模糊空间中诞生；通过对这种模糊性的把握，手机变成了与两者皆不相同的东西”）。）
然而，发现问题的过程充满障碍，原因在于跨实践社群的交流或知识转化困难重重，换言之，知识空间的结构内部存在信息流动困难（前文已有详细描述）。（182*参见本文第2.1节。另见Lester & Piore，上注178，第33页（描述了经理和工程师并不愿意跨界工作：“尽管文献和我们的访谈中有很多关于跨界融合的讨论，但我们的受访者都更乐于、也更擅长谈论一个边界清晰、管理有序的世界，而不是自由开放交流的世界”）。）所以，研究好想法的起源让我们又回到了信息自由流动的错误假设。只有理解导致跨社群合作破裂（或最初阻止合作发生）的社会失灵，我们才能制定政策措施以优化创新成果。
2.4小结
本节运用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描述知识网络的块状结构如何通过结构漏洞隔开社会关系紧密的实践社群，进而阻止了潜在互补信息的跨社群自由流动。信息穿越结构漏洞而流动的障碍，或者更准确地说信息交换、重组和重构的障碍，阻碍或延迟了突破性创新的出现。这是因为在发现和表述新问题的激发下，突破性的想法会出现在结构重叠处，在知识网络的结构重叠处，有认知差异的实践社群可以彼此交流互动。
放弃市场失灵模型中的假设，即信息在知识空间自由流动，以及“存在”一系列现成的待解决问题，就可以揭示社会结构对信息流动及其有效重组的重要意义。因此，了解结构漏洞以及它们如何产生与维持，是创新政策的关键任务之一。下一节将研究计算机科学与数学、公共卫生、医学研究三个不同行业的三个案例，以此说明这一点。案例研究有两个作用：首先，更具体地阐述网络研究的抽象命题，说明创新的社会障碍无处不在；其次，为网络研究本身添砖加瓦，提供一种我称之为“社会网络失灵”的分类法，指出社会网络结构的特征是维持结构漏洞，阻止想法通过结构重叠进行高效的传播和重组。
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了解信息流动、发现和表述问题的不同障碍如何出现，有助于找出专利法原则与实验室中实际的科学技术研究不一致的领域，并为更好地结合专利法原则与现实的科学技术研究提供指导。我将在第4节剖析社会障碍对专利法原则的这些影响。更宽泛地说，了解有效的结构重叠为何和如何无法形成或难以维持，对设计创新法律和政策，解读市场为何以及如何无法维持最创新同样重要。我将在第6节论述这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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