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创新的政策工具包

是否实施更多的“登月计划”：任务导向型方法

　　在本文中，我们采取了一种务实的边际分析方法：在政策制定者的约束条件下，如何最好地使用资源以创新促增长。但是，鉴于当前的生产率问题，这种方法可能过于保守。

　　相反，最近的一些建议旨在促进生产率增长发生重大变化。受二战期间的研发工作和肯尼迪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启发，任务导向型研发政策着眼于对特定技术或部门的支持。在国防（譬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以下简称DARPA）和太空（譬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下简称NASA）领域，许多任务导向型政策都带来了重要的创新。阿祖莱、富克斯等人（Azoulay、Fuchs et al.，2019）详细探讨了“高级研究计划局模式”，这个方法已经从DARPA扩展到国土安全部的HSARPA、美国情报机构的IARPA和能源部的ARPAE。他们认为，成功范例通常涉及权力下放、积极的项目选择（以及包容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组织的灵活性。

　　经济学家往往对这种以部门为中心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因为政治决策可能更偏向那些开展游说和从事监管俘获的部门或公司，而不是最具社会效益的部门或公司。此外，在许多情况下，阐明这类“登月计划”背后的经济理据是有难度的。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产生更多的创新，当初用于将人类送上月球的资源本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对基于任务的“登月计划”，我们有两个主要论点。首先，“登月计划”本身是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就属于这一类型，毕竟人们迫切需要避免环境灾难，而碳排放又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解决方案要求运用新技术帮助实现经济低碳化，在这种情况下，登月式策略或许能带来最有价值的创新。至于减少疾病等其他社会目标，我们也可以做出类似的评论。重要的是请记住，如果技术变革的速度和方向是内生的，则碳税等传统政策可能有双重效果（既可以减少碳排放，也可以产生激励机制从而引导研发活动转向绿色技术；参见Acemoglu et al.，2012；Aghion et al.，2016）。

　　其次，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登月计划”或许是合理的。要为研究创造大量额外资源，就要创造具有政治上可持续的新愿景。例如，格鲁伯和约翰逊（Gruber and Johnson，2019）认为，将联邦研究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0.5个百分点，即从目前的0.7%提高到1.2%（仍低于图1中1964年观察到的约2%），会带来100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可以投入一些教育程度较高但不太繁荣的美国城市（比如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启动新的技术中心。他们认为，比起让研究经费主要流向研究高度集中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帕罗奥图和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让它们流向其他地区可以产生局部溢出效应，缓解空间不平等，从而在政治上更可持续。

　　当然，很难找到可靠的计量经济学证据证明“登月计划”的有效性和效率。我们可以讨论历史情节并使用理论指导我们的思考，但从本质上讲，“登月计划”是独特事件，不可能做明显的反事实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