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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创新的政策工具包

来源于 《比较》 2021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4月01日
文|尼古拉斯·布鲁姆 约翰·范里宁 海蒂·威廉姆斯

人力资本供给

  以上我们着重讨论了通过税收制度或直接补助资金降低研发成本、增加研发需求的政策。然而,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假设科学家承担了所有的研发,并且科学家的总数固定不变。如果政府加大了研发需求,结果只会提高科学家的工资,对研发或创新的数量没有任何影响。当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可能有某种能力可以取代研发中的其他要素。同样,从长期看,随着工资的上涨,以及从短期看,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科学家的供给弹性也许会发生变化。*1.这一观点也表明,研发税收抵免的一般均衡效应可能会部分削弱其对创新的影响。这些影响很难用微观数据检验。一些宏观研究确实显示了部分挤出效应(Goolsbee,1998),另一些研究则显示没有挤出效应(Bloom、Griffith and Van Reenen,2002)。Atkeson and Burstein即将发表的论著将这些因素整合在一个宏观模型中,以说明创新政策巨大的长期福利效应。其潜在的含义是,正如罗默(Romer,2001)强调的那样,要增加创新活动的数量,就要提供更多有研究型人力资本的工人。供给增加不仅直接扩大创新的数量,还通过降低研发人员的均衡价格间接促进研发。此外,由于这些员工的薪酬很高,增加科学人力资本供给(scientific human capital)也有助于减少工资不平等。

  有不少政策工具可以增加科学人力资本供给。就前沿创新而言,最直接的政策或许是提高发明者的数量和质量。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俗称STEM)训练,各国都尝试采取了很多政策。评估这些政策的成败颇为困难,因为这些政策往往面向整个经济,其影响只有在长期才能显现。

  这类文献的一个分支关注大学的地理位置、扩展和监管,而大学是STEM工作者的主要供应方。例如,有学者(Toivanen and Vnnen,2016)论证了,在技术大学(这类机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芬兰迅速扩张)附近长大的个人更有可能成为工程师和发明家。当然,这样的政策或许能增加STEM领域的合格从业者的供给,但是大学教师的研究和创新也可以直接影响当地的创新成果。

  比安奇和乔尔切利(Bianchi and Giorcelli,2018)使用意大利STEM专业招生要求的变化(这一变化扩大了毕业生数量),对前一种解释进行了更直接的检验并得出了结论。他们证明,STEM专业的这种外生增加总体上催生了更多的创新,而影响尤其聚集在化学、医学和信息技术领域。他们还指出,简单地让更多的人接受STEM训练可能会带来一个普遍的“渗漏”问题:许多接受了STEM训练的毕业生会选择在金融等不太注重研发或创新的行业工作。

  移民为研究人力资本对创新的影响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历史上,美国一直执行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这有助于美国吸引人才。在美国25岁及以上年龄的劳动力中,移民占18%;而在STEM工作者中,移民占26%。移民还拥有28%的高质量专利(以至少在两个国家的专利局申请的专利来衡量),31%的博士学位(Shambaugh、Nunn and Portman,2017)。大量研究表明,美国移民,特别是高技能移民,促进了创新。例如,克尔和林肯(Kerr and Lincoln,2010)利用影响H1B签证数量的政策变化,论证了新移民自身的创新带来的积极影响。*1.Doran、Gelber and Isen(2014)使用H1B抽签签证估算得出的影响小于Kerr and Lincoln(2010)的估计。相比之下,Borjas and Doran(2012)论述了苏联解体对美国人在数学期刊上发表文章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他们没有尝试评估总体效应;他们的发现可能反映了学术出版的一个特点,即学术期刊及院系的规模受到(短期)约束。Moser、Voena and Waldinger(2014)估计,移民对创新的影响主要来自新进入者。亨特和高蒂尔-洛伊塞尔(Hunt and Gauthier Loiselle,2010)使用1940—2000年的州面板数据证明,移民大学毕业生的人口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专利数量将增加9%—18%,他们认为这对其他人群产生了溢出效应。伯恩斯坦等人(Bernstein et al.,2018)将发明人的去世视为对团队生产率的外部冲击,并认为移民对本土创新有巨大的溢出效应。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引入严格程度不同的移民配额制度(例如,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受到的影响比瑞典等北欧国家大),这被用来证明外来移民的减少如何破坏了创新。莫塞尔和桑(Moser and San,2019)用丰富的传记数据表明,这种配额制度阻碍了东欧和南欧科学家前往美国,进而减少了发明总量。还有学者(Doran and Yoon,2018)也发现了这类配额的消极影响。莫塞尔等人(Moser、Voena and Waldinger,2014)则指出,20世纪30年代被德国纳粹政权驱逐的犹太科学家的到来,推动了美国化学领域的创新。

  总的来说,大多数现有证据显示,通过扩大大学项目和(或)放宽移民规则增加人力资本供给,不失为一项有效的创新政策。

  最后一种增加研发数量的方法是破除人才成为发明家的障碍。低收入家庭出生的孩子、女性和少数族裔成为成功发明家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例如,贝尔等人(Bell et al.,2019年)表明,父母收入排名前1%的美国孩子长大后成为发明家的概率,是父母收入低于中位值的美国孩子的10倍。作者指出,这种差异与先天能力相关性不大。弱势群体发明率较低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儿童时期与发明家接触的频率存在差距。这意味着,改善社区环境、提高学校质量、更多地接触发明家楷模并接受其熏陶,将有望促进长期创新。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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