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比较》 > 前沿 > 正文

回望当年 过去60年宏观经济学的教训

来源于 《比较》 2020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2月01日
可以听文章啦!
文|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Akerlof,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原文What They Were Thinking Then:The Consequences for Macroeconomics 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载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33, No.4,2019,第171—186页。感谢作者和原杂志的授权。——编者注

  *感谢Jeffrey Butler、Robert Johnson、Hui Tong和 Janet Yellen的个人评论。

  1962年,当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特定版本在经济学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中方兴未艾。仅仅在三年后的1965年12月,《时代》杂志就将凯恩斯放在了封面,甚至加上了被认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背书:“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正如弗里德曼(1965)之后迅速抗议的那样,他只是提出了含糊其词的声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另一种意义上,没有人再是凯恩斯主义者。”]《时代》杂志是当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它对凯恩斯的拥护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该杂志一直强调支持“自由企业制度”,而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长期以来一直被指责有社会主义倾向。例如,在哈佛大学,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他的凯恩斯主义同事就曾因所谓的共产主义遭到一个名叫“真理”的校友会的攻击(Skousen,1992,第21页;Dobbs,1960)。《时代》杂志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支持凯恩斯,完全改变了对凯恩斯的态度,但在自由企业问题上仍然坚持其立场;既然总需求管理将经济从萧条中解放出来,那么自由企业就可以进一步大有作为,造就一个繁荣的新时代。凯恩斯主义者似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主要教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应对经济衰退,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几十年,事关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也即维持充分就业,而不是陷入大萧条。我刚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在麻省理工学院保罗·萨缪尔森的领导下,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又译坎布里奇)取代了英国的剑桥,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心。于是,22岁的我把传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立下这一志业对我个人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从那时到今天,已然过去了57年。

  本文首先回顾了两种主要的教科书方法。这两种方法演化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已经融合了凯恩斯的思想:萨缪尔森(1948)的入门教科书中的凯恩斯交叉图和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1961)的高级宏观教科书中完整而充实的模型。这种凯恩斯新古典综合遵循了希克斯(1937)设定的模式,专注于凯恩斯的某些元素,而把其他的放在一边。在这些模型中,特定方法的潜在弱点在当时至少已被模糊地察觉到了。例如,希克斯至少隐约提到了对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预期的忽略。在另一些时候,模型遗漏了凯恩斯认为重要的那些主题,比如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工资谈判中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及这些主题隐含的关于宏观经济结果中多重均衡的潜在重要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凯恩斯新古典综合的可变通性激发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将表明,这些研究采取了一种被我称为“一次一偏离主义”的方式[one-deviation-at-a-timism,改编自Caballero(2010)的一个短语]。正如我将论证的那样,一次一偏离式约束(one-deviation-at-a-time constraints)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它们不仅导致人们对金融危机这一宏观主题缺乏关注,还导致我们忽略了可以对宏观稳定有效性得出迥然不同的核心结论的合理模型。

  我关切的问题可以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2)的术语表达。在20世纪6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的主导范式是什么?它的弱点是什么?解决这些弱点的阻力是什么?这些弱点仍然存在吗?我将从两个相互交织的角度回答这些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1962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读研时对当时宏观经济学的看法,以及我在回顾宏观经济学这57年的发展时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早期:麻省理工学院的宏观经济学和对凯恩斯的接受

  库恩(1962)还告诉我们,某一科学领域的教科书是其范式的沃土。在196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宏观经济学主要来自两本教科书。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以《经济分析基础》(1947)和而闻名,但最出名的是他的畅销入门教材《经济学》(1948)。在该教材的早期版本中,开篇就是以萨缪尔森发明的“凯恩斯交叉图”范式为基石(Pearce and Hoover,1995)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交叉图是麻省理工学院宏观经济学无可争议的核心。请注意,在该图中收入在横轴上,支出在纵轴上。均衡发生在收入和支出相等的地方——与起点成一条45度的直线——但这种均衡既可能是低于充分就业的“通缩缺口”,也可能是高于充分就业的“通胀缺口”。凯恩斯交叉图背后的逻辑是,在认识到均衡收入意味着意愿储蓄等于意愿投资这一凯恩斯(1936)观点之后,探讨其后续含义。意愿储蓄和意愿投资之间的任何差异都表示生产和销售之间有差距,相应地会导致非意愿存货的积累。然后,生产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平衡器:非意愿存货增加的生产商会降低产量,而非意愿存货减少的生产商会增加产量。

  该模型隐含的政策应对是,利用财政政策克服高水平的意愿储蓄导致宏观经济均衡低于充分就业的情况。通过让收入而不是价格作为主要的宏观经济平衡器,凯恩斯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就关于失业均衡可能性的质疑而言,C+I+G的凯恩斯交叉图是一个关键的回应。与此同时,该模型表明,政府支出的增加或税收的减少可以带来经济扩张。因此,如何应对就业不足这一当时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在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学家在如何恢复充分就业方面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与那时的想法相比,麻省理工学院自创的观点具有革命性意义。

  虽然萨缪尔森的凯恩斯交叉模型描述了均衡收入的基本决定因素,但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充实这个模型,使之包括总价格水平、资产价格(与利率负相关)和工资的确定。这三个价格的确定都囊括在了当时的标准模型中,而且也被描述在了第二本教科书中,即阿克利的《宏观经济理论》(Macroeconomic Theory,1961)。*1.阿克利的主要学术阵地是密歇根大学,但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教科书因其在1962年至1964年期间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之后在1964年至1968年期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而更加引人注目。该模型植根于总需求/总供给的均衡。总需求由凯恩斯的IS-LM均衡模型决定。总需求相对于价格向下倾斜,因为在给定的货币供应量下,较低的价格将使更高的真实交易和更高的真实“投机需求”相适应。另一方面,总供给相对于价格水平向上倾斜,因为在固定的货币工资和更高的价格下,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发现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均衡发生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价格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上。工资在任何时候都是固定的,但它们对总需求的反应符合菲利普斯曲线表示的关系:失业率越低,名义工资增长就越高。

  当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时,这个被萨缪尔森称为“凯恩斯新古典综合”(Blanchard,1991)的“模型”已经成为公认的智慧。对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来说,宏观经济学的现状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宏观稳定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它已不再是一个理想的理论研究课题。实际上,第一学期的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非常依赖阿克利的教科书,完全可以交给宏观经济学领域以外的教员。

  调整凯恩斯的观点使之包含新古典主义的供给,这解决了价格水平和资产价格(与利率负相关)的决定问题,剩下的就是把模型交给计量经济学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经历了高失业率,20世纪60年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模型被应用于“让美国再次前进”的任务中。萨缪尔森及其朋友将成为新当选的肯尼迪政府的顾问。我们这些研究生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有关商业周期的宏观经济学研究非我们能及。在麻省理工学院,阿尔伯特·安多(Albert Ando)和埃德温·库赫(Edwin Kuh)正在构建美国经济的大型布鲁金斯模型(Duesenberry et al.,1965),但是,这项研究的合作者来自其他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人员,这一合作性质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过高的障碍。

  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爱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生纷纷投身于增长理论,他们既受到了纯宏观经济学据称可以作为研究目标的推动,也受到了罗伯特·索洛最新研究的吸引。索洛将“余值”而非资本积累视为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把它纳入了研究(Solow,1957)。*2.它还包括了对不同质量的资本建模:后期的资本是经济增长的载体,在建造时资本的使用是灵活的(油灰),但在建造后是不灵活的(陶土)(Solow,1962a, b)。

  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和捍卫它的义务

  总之,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商业周期的看法。对宏观经济和商业周期缺乏理解,导致了大萧条的长期延续,现在这个重要的难题得到了解决。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使在经济复苏之后,它也可以指导政策。在当时,质疑这个模型是危险的,因为这可能使受其错误的经济学认识误导的公众不再支持控制失业所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这一隐含信息很少被表达出来,但我看到过一次公开阐述。它发生在1964年春季萨缪尔森讲授的货币与银行学讨论课上。他独特的教学风格是在课堂上漫谈自己当时的想法;最后他通常会超时,就当天的教学大纲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一次课堂漫谈中,萨缪尔森告诉了我们一个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特殊问题。

  他和索洛的一篇文章对美国经济中的时薪和失业率的年变化率绘制了一张图。他们认为该图给出了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政策权衡(policy trade-off)。零通胀将导致约5.5%的失业率;4.5%的通胀将导致3%的失业率(Sameulson and Solow,1960,第192—193页)。美国总体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在这一范围内选择失业和通胀之间的最佳平衡。

  但萨缪尔森提醒全班注意这种传统思维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他说,也许在高就业率的情况下,通胀型工资和价格变化会导致通胀预期上升。而且,如果把这些更高的预期本身加到工资(和价格)变化上,通胀就会加速。因此,权衡不是发生在失业和不变的通胀水平之间,而是发生在失业和通胀加速之间。

  萨缪尔森透露了自己对这一命题的看法。如若相信这一命题,那将导致紧缩型政策:以维持低通胀为目标,但会造成高失业率。因此,如果错误地相信加速理论,那将带来高昂的代价。通胀下降只是缓解了一个小麻烦(如果我们给自己付高价,谁会真的很在乎呢?);*3.当然,这里并没有考虑弗里德曼(1969)的担忧,即通胀就像是对使用货币征税,导致福利方面的无谓损失。无论对错,相对于更高的失业水平带来的福利减少而言,这些损失很小。但由此造成的失业增加将使人们失去工作,生产将下降。相反,即使加速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政策制定者不相信它,这一错误的代价也不会大。错误信念导致的通胀上升只会造成福利的小损失(我们给自己支付高价格),此外,当通胀被迫回归正常水平时,通胀上升时期的过度就业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高失业率带来的损失。

  然后,碰巧的是,仅仅三年半之后,萨缪尔森就不幸言中了。米尔顿·弗里德曼(1968)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将通胀加速理论作为主题。该演讲与此后不久发生的滞胀一起引爆了宏观经济学领域。后来,萨缪尔森公开承认为此失眠。他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第156页)中写道:“在给肯尼迪政府的建议中,我起初对未来出现滞胀的可能性过于悲观……唉,到了1965年,我这15年来的担忧全都太有先见之明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在那堂课上的沉思中,萨缪尔森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圣殿的主要秘密都托付给了我们这些学生。他还透露,如果这个秘密被人知道将会产生的不良后果。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没有人把菲利普斯曲线的加速理论作为研究课题。对于我们这些圣殿里的学生来说,研究通胀加速理论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的道德义务是保守这个秘密。例如,在增长理论方面,如果没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劳动扩张型技术变化,就不可能有稳态经济,这样的证明对增长理论不会有什么损害。我的第一篇(合作)论文(Akerlof and Nordhaus, 1967年)就是以此为主题的。但是,转向增长理论是一个不幸的选择,因为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并不是宏观经济学的终点。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

  20世纪60年代宏观经济学的种子,连同它的疏忽之过,即使在《通论》出版后不久引发的轰动期也能被察觉到。希克斯(1937)在其著名的评论《凯恩斯先生和古典主义者》中,介绍了IS-LM模型,为凯恩斯理论融入主流经济学奠定了基础。那篇文章的弦外之音是IS-LM这一分析方法的概念,希克斯称之为他的“小工具”。但是,《凯恩斯先生和古典主义者》也有潜台词:凯恩斯过分强调了其作品的独创性和普遍性。希克斯的第二句话谈到,凯恩斯写了一篇《愚人记》,也就是说凯恩斯称他的经济学同行是“傻瓜”。希克斯(1937,第147页)说,那些经济学家同行“迷惑不解”,是因为并不认为自己持有《通论》中认为他们持有的那些信念。例如,尽管凯恩斯声称他推翻了萨伊定律,但他并没有举出任何愚蠢到相信该说法的当代经济学家的例子。即便如此,希克斯也认为凯恩斯是正确的,因为萨伊定律隐含在当时的标准经济理论中,也就是说,只要所有的经济均衡都以价格作为供求的平衡器,那么不充分就业的均衡就不可能出现。因此,希克斯(1937)实际上是在宣称,经济学的傻瓜只有在尚未看到希克斯的IS-LM “小工具”描述的特殊情况时,才与凯恩斯意见相左。他的救援任务就是让那些被嘲讽为傻瓜的经济学教授能将IS-LM模型这颗宝石带回家,作为其古典宏观经济模型的有用点缀。

  从研究的角度看,在模型中增加古典经济学的产出供给有更多的好处。它可以很容易地嵌套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从本质上讲,这些模型是分形的,因为它们保持了相同的形式,而不用考虑市场的数量。*4.“分形”的这个意思来自http://mathworld.wolfram.com/fractal.html。这种分形形式使计量经济学家可以适时利用计算机尽情建模。凯恩斯—新古典主义模型很容易扩展成多方程、多部门的经济模型。而且,这个模型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增添一些内容,如垄断竞争、垄断的劳动力供给和交错合同(staggered contact)。时间序列模型,比如ARMA(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或ARIMA(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随时准备添加有相当一般性的精致的动态分析。更进一步的优点是,这个模型也有唯一的均衡,所以它的比较静态也是唯一的。

  凯恩斯新古典综合理论可能的延伸范围导致了“一次一偏离”式的研究日程,使研究人员关注这些偏离如何改变均衡。与此同时,它也阻碍了要求对模型进行更根本改变的非新古典主义(non.neoclassical)思想的发展。

  [《比较》印刷版,点此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版面编辑:刘潇
财新私房课
好课推荐
财新微信


热词推荐
胡和平 期货交易时间 肖亚庆 去杠杆 数字货币 陈一新 熔断 英镑兑美元 债转股 网贷天使 秦晓 债券基金 王儒林 埃博拉病毒 总统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