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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当年 过去60年宏观经济学的教训

来源于 《比较》 2020年第1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2月01日
文|乔治·阿克洛夫

  关于通胀预期作用的有限视角

  本文谈到了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在考虑通胀预期时的弱点。继弗里德曼(1968)和菲尔普斯(1967,1968)之后,人们很快就形成了一致看法,对工资谈判的“理论上唯一正确”的表述就是将通胀预期一比一地加入工资调整中。*9.用代数术语来说,菲利普斯曲线的形式只有w·/w=f(u)+πe,其中w·/w是工资变化率,u是失业率,而πe是预期通胀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最多可以使经济保持在单一失业率,即非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AIRU)附近。几年后,卢卡斯(1972,1973)和萨金特(Sargent,1973)更进一步:如果这些通胀预期是根据理性预期形成的,那么系统性的货币政策甚至不能用于稳定经济,因为货币供应量的预期变化将被价格的等比例变化完全抵消。有少量名义刚性(例如名义工资或名义价格交错设定)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取消了卢卡斯和萨金特模型中的一些极端假设,在此模型中,货币政策可以稳定经济,但对一个商业周期内的平均就业率只有很小的影响(在数学上是二阶的)。*10.卢卡斯(2003)认为,在这种新凯恩斯模型中,稳定带来的平均就业增加在数学上是二阶的。在他的模型中,稳定带来的就业增加在经济上微不足道,证明了这一观察的相关性。

  这些结果再次显示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凯恩斯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弱点。根据1965年《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总需求管理通过有选择地消除商业周期衰退,永久性地提高了平均就业率。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之后,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的浴缸排掉了多少洗澡水?

  但这又把我们带到了卡瓦列罗(2010)的问题上:关于通胀加速模型,宏观经济学家的一次一偏离主义这次是否退让得太多了?他们是否太急于同意弗里德曼(1968)的观点,即菲利普斯曲线将自动与通胀预期一一对应地上移?罗伯特·阿克洛夫(Robert Akerlof,2016)的一篇论文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基础;*11.Anderlini and Terlizzese(2017)同样描述了关于信任水平的双重均衡。它对规范执行中普遍存在的双重均衡给出了一般解释。在双重均衡的某个均衡中,规范得到普遍遵从和执行。为什么在这个均衡中规范能得到执行呢?在大多数人遵循规范的情况下,正如他们在这个均衡中所做的那样,违规行为会使违规者被认定为不寻常且不合理的“坏”人,因此违规者将受到惩罚。这种惩罚的前景使这一规范得到执行。相反,在另一种均衡中,规范既得不到遵守也得不到执行。为什么得不到执行呢?因为在这另一个均衡中,大多数人违反了规范,违反者不会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不合理的”人。于是,违规行为就变成了法不责众的行为。因此,规范将得不到执行。

  前面的论点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上也可能存在与生活成本调整(COLA,也即根据生活成本调整工资)有关的双重均衡。在其中一个均衡中,大多数雇主给予生活成本调整。如果雇主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从其他公司的工人待遇中得知信息的雇员就有特殊的理由感到不满:他们的雇主不仅拒绝给予他们应得的东西,而且还暴露了雇主的“不合理”。在这个均衡中,雇主有特殊的激励给予生活成本调整,这个激励就是他们想要防止自己的“不合理”对工人的士气产生不良影响。相反,在另一个均衡中,很少有企业给予生活成本调整,因此雇主也就没有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的那种特殊激励。为什么呢?因为员工看到大多数其他企业都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很可能为自己的雇主也不提供生活成本调整找到理由。毕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雇主和大多数其他雇主一样,并没有表现出“不合理”。

  事实表明,有相当多的证据符合双重均衡模型的预测。尤其是,现实中看起来既有雇主普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特别是在高通胀的时候)的情况,也有普遍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特别是在低通胀的时候)的情况。第一个证据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美国通胀的上升,含有正式生活成本调整的就业合同覆盖的工会工人比例从1966年的约22%上升到1976年的61%;然后,在1981年至1982年经济衰退期间随着通胀的消退,这一比例迅速下降,在1995年下降到22%(Ragan and Bratsberg,2000,第304页,第306页图1)。生活成本调整合同的这种变化与标准加速模型的预测形成对比,在后者中,生活成本调整与高通胀和低通胀都是一一对应的。

  我、迪肯斯和佩里(Akerlof、Dickens and Perry,2000)的一篇论文提供了第二点证据,证明了普遍给予和普遍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的情况。在关于工资与失业、滞后通胀(lagged inflation)之间的许多回归设定中,当通胀率较低时,滞后通胀系数的平均总和为0.25,而当通胀率较高时,滞后通胀系数的平均总和为0.82(第23页)。低通胀样本是平均通胀率低于3%的前五年的季度数据,高通胀样本是通胀率高于4%的季度数据(第22页)。*12.以失业率和滞后通胀为回归自变量的价格变化也出现了类似但不太显著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低通胀率下滞后通胀系数的平均总和为0.60,高通胀率下滞后通胀系数的平均总和为0.95。当通胀变量是经过调查和报告后的通胀预期时,结果是相似的。

  这一理论也为均衡在高通胀和低通胀之间转换的方向提供了可能的解释。*13.在目前正在开展的研究中,我和Jeffrey Butler正在依据该成果建立一个模型。例如,无论其他雇主什么情况,只要工人对自己的雇主未能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的愤怒足以实施生活成本调整的规范,无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就会转变到有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如果通胀率足够高且失业率足够低,这种愤怒就有可能出现。随着通胀率上升,员工得不到生活成本调整的直接成本成比例增加,*14.因此,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给雇主带来的收益也随通胀成比例地增加。但雇员的愤怒以及由此给雇主带来的成本极有可能大于雇主的收益。如果通胀很低,雇员对企业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可能不在意,但随着通胀加剧,他们的愤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雇主的惩罚)可能会超比例地增加。相比之下,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给雇主带来的金钱收益很可能与它带来的成本是严格的正比关系。根据这些假设,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足够高的通胀率将导致企业执行生活成本调整的规范。但是,就业水平无论高低,都会对企业执行生活成本调整的规范产生压倒性的影响。而且失业率越低(雇主给予的工作对他们的帮助就越小),员工的愤怒越容易被激发。一个类似的论据解释了在通胀足够低且失业率足够高的情况下,均衡为何反方向转变。

  此外,美国宏观经济史上有一段插曲,当时经济政策似乎设计了从有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转向无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但这一变革是在经济衰退、货币政策非常紧缩和失业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完成的。在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美联储制定了不切实际的高就业目标,通胀不断上升。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决定适可而止(Orphanides and Williams,2013)。但是向低通胀的转变并非易事。在随后发生的1981—1982年经济衰退中,失业率上升到10.6%,而就像我们在正式工会合同中发现的那样,企业给予的生活成本调整非常有限。当然,生活成本调整的这一下降还可能有其他原因,包括美国制造业就业开始受到持续威胁、私营部门去工会化以及油价暴跌。这意味着出现了均衡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时期的高就业率和非加速通胀。*15.然后,研究通胀预期作用的双重均衡模型让我们回到卢卡斯(2003)在前面脚注⑩中讨论过的批判:即使在新凯恩斯模型中,稳定政策也只会导致平均就业率的二阶增长。但如果存在双重均衡,平均就业率可能出现一阶增长。在这个模型中,稳定政策如果能阻止从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到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的转变,那么将导致就业的一阶增长。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发现,以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为例,需要非常高的失业率才能使经济平衡回到很少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点,失业率必须上升到如此之高的水平,以至于工人会接受已经成为惯例的补贴不再被支付。这一时期被称为“大缓和”。

  回到前面的讨论,相对于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的方法,双重均衡模型给出了最优宏观政策的新观点。对萨缪尔森和索洛来说,正如他们估算的菲利普斯曲线所示,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通胀和失业之间做出最优权衡。但双重均衡模型给出了一个更细致入微(more naunced)的观点:更一般地说,最优政策是在更多的约束条件下权衡通胀和失业。通胀和就业应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下,而该水平将导致无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转变成普遍有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

  前面关于有生活成本调整和无生活成本调整的讨论,自然是非常特殊的。当然,关于工资还有许多其他可能的规范,包括与生活成本调整有关的许多其他可能的规范。但是,即便这个例子只是说明性的,它也揭开了冰山的一角,因为它提出了更加一般的问题:规范在工资设定中的作用是什么?在许多不同的可能规范中,多重均衡的可能性如何?在《通论》的第二章中,凯恩斯强调,有关工资(既包括名义工资也包括真实工资)设定的规范,在工资谈判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宏观经济学家很快采纳了通胀加速论者的观点,即通胀预期会一比一地影响工资和物价变化,这是摒弃凯恩斯“讽刺性娱乐”的另一个表现。这也是宏观经济学家坚持“一次一偏离主义”以及对多重选美均衡反感的另一个例子。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有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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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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