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pe Aghion，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学教授；Sergei Guriev，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Kangchul Jo，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编者注
**感谢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讨会及与会者。感谢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韩国信托基金提供的财务支持。本报告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或者文中提到的其他机构的观点。——作者注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其发展水平选择不同的增长模式。熊彼特增长理论（Aghion and Howitt，1992；Aghion et al.，2014）认为，究竟是选择“依赖投资”还是“依靠创新”的增长模式，主要取决于一国与全球生产率前沿的距离。远离生产率前沿的经济体可以通过采用其他国家发明的技术，利用投资驱动模式追赶发达经济体。这种增长模式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很多投资通常还得由国家或大型企业集团集中协调进行。随着经济体越来越接近前沿，就需要转向创新驱动模式：增长动力来自新技术的发明，而不是从其他国家引进。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不仅需要高技能劳动力、投资于先进的研发，也离不开充满活力的竞争环境，即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及其市场进入与退出。
由于政治经济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的转型可能会出现延缓。投资驱动模式催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希望维持现状，所以可能会抵制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可能会长期存在，从而对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Gill and Kharas，2007）。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韩国企业层面的数据，细致地研究1997—1998年金融危机后韩国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这一转型大幅降低了现有企业集团（财阀）的政治影响力。韩国是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典型实验场。对近几十年韩国经济转型的描述通常包括三个关键要素（Chang，2003）。第一，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经济非常依赖财阀模式。财阀附属的成员企业和银行之间相互支持（通过获得补贴资金、提供显性和隐性的救助担保），有效地限制了非财阀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者）的市场进入。以财阀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确实在工业化、投资和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与熊彼特增长框架非常吻合。（*1.1963—1997年，韩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7%的平均速度增长，成为历史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经济增长时期之一。）第二，亚洲金融危机破坏了财阀模式的合法性，并为改革提供了机会之窗。韩国也曾讨论过促进竞争性改革的蓝图，但正是在这场危机中，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压力为改革提供了关键动力。第三，重组业绩不佳的财阀，消除进入壁垒，取消对财阀成员提供的隐性金融支持。这为韩国经济打开了竞争之门，有助于其转向创新驱动的后工业化模式。（*2.例如，根据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PTO）的数据，1992年，德国向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为韩国的8倍，而2003年仅为1.8倍。自2012年以来，韩国在申请美国专利方面已经超过德国。2015年，韩国向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比德国多30%（尽管韩国的人口约为德国的一半，而且无论是名义GDP还是购买力平价折算出的GDP，韩国都不到德国的一半））。
虽然上述叙述看似符合宏观经济趋势，但此前从未使用分类数据对之进行检验。本文通过研究韩国制造业企业的普查数据，试图了解1998年改革是否确实导致更多的非财阀企业进入市场，以及它们在过去由财阀主导的行业中是否实现了生产率增长。
我们发现，与上述推测一致，危机过后，在以前由财阀主导的行业中，非财阀企业的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取得了相对较快的增长。不仅如此，改革后，非财阀企业进入市场的数量在所有行业中都在显著增加。
最后，我们研究了公司层面的专利活动数据。我们发现，危机之前财阀企业每年的专利增长稍快于非财阀企业。危机过后，财阀企业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停止增长，而非财阀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却在加速增长。在所有行业中，非财阀企业都出现了加速申请专利的趋势。
专利申请活动的演变与企业的利润变化相一致。危机过后，所有行业中的非财阀企业利润都有所增加。而财阀企业的利润只在危机前财阀数量较少的行业中有所增加。在以前由财阀主导的行业中，财阀企业的利润在危机过后没有明显变化。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相关的文献。第三部分提供了了解危机前韩国经济制度和财阀作用的背景情况，并介绍了1998年的改革。第四部分讨论数据和研究方法。第五部分展示主要的研究结果。第六部分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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