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阿希姆·兹维内特Joachim Zweynert，就职于德国汉堡大学和汉堡国际经济研究所。本文曾提交于瓦尔特·奥伊肯研究所（Walter Eucken Institute）在德国弗赖堡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美国纽约大学举办的“市场制度和经济过程”研讨会（Colloquium on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rocesses），以及在罗马举办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第20届年会。作者感谢这几次会议上的评论人，以及三位审稿人的批评和意见。文责自负。原文“Interest versus Culture in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发表于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2009）vol.5，No.3，pp.339-360。
1.引言
众所周知，在道格拉斯·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的著作中，他的关注点首先是从正式制度和高度理性的行为人（North and Thomas，1973；North，1981）转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North，1990），然后在20世纪90年中期之后转向文化、认知与制度演进之间的关系（Denzau and North，1994；Knight and North，1997；North，2005）。这也导致了他对制度变迁的基本解释进行了相应调整：初期文献（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1981）采用“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制度变迁主要源于高度理性且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政治人物的行动（*当然，新古典国家理论只是诺思1981年著作中的一章（第3章）。但诺思本人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1990，第7页）一书中总结1981年的著作时，只提到了这个理论。）；后期文献（特别是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2005）则认为社会制度演进首先是占据主导的信念体系变化的结果。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中，诺思依然认为“我们应该有能力在严格的经济条件下预测意识形态的很多变化”（North，1981，第50页）；但在后来的书中则声称，“人类秉持的信念决定着他们的选择”（North，2005，第23页）。有学者把诺思的立场描述为：“理性选择理论与非理性选择理论的结合，前者遗漏的一切都包含在后者之中”（Fine and Milonakis，2003，第567页），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夸大。不过公平地说，诺思确实提出了两种关于制度变迁的解释，而没有把它们整合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另见Rutherford，1995，第447页）。
本文试图为此做些尝试，把关于制度变迁的两种解释结合起来。（*类似的尝试（与本文采用的方法不同）也可参见Bates et al.（1998）和Kuran（1998）。Bates et al.（1998，第222页）明确强调了对转轨采用综合分析的必要性，他们正确地指出：“理性选择理论的最重大成就是给稳定制度环境下的政治结果提供分析工具，但在转轨时期，规则的定义不清晰，符号、情绪和言辞似乎比利益、算计和狡诈更能发挥作用。”）这一探索受到了韦伯的著名比喻“扳道工”的强烈启发，他对文化与利益的相互作用做了如下描述（Weber，1958，第280页）：
直接决定人们行动的不是观念，而是物质与精神利益。但在很多时候，就像扳道工一样，由“观念”创造的“世界观”决定了由利益动力推动的行动路线。
在本文的分析中，我将尝试把大家熟悉的三类分析概念纳入基础的诺思理论框架。第一种是制度转化（transfer of institutions）的概念，第二种是职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的概念，第三种也是最关键的一种是把文化当作非同质工具箱，从而给利益、选择和策略行动留下空间的概念。第2节将介绍制度转化与职能分化的概念。第3节将借助这些概念，重新构建诺思的新古典国家理论及其对文化和信念体系的阐述。第4节将探讨如何填补两种理论方法之间的缺口。在整篇文章中，我将借用俄罗斯的例子来阐述自己的理论思考。俄罗斯是一个我关注多年的国家，而且如诺思所言，它尤其适合用来解释经济变革的相关问题（North，1999，第9页）。第5节将粗略地介绍，如何利用本文提出的理论视角解释俄罗斯失败的改革尝试。
2.全球化、职能分化与制度移植
曾经导致东方国家阵营的民众不再能用脚投票并把全球化限制在地球另一半地区的冷战铁幕落下后，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面临着采用西欧和美国盛行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模式（以下称为“西方模式”）的压力。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后社会主义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化带来的制度变迁问题理解为制度转化问题（相关讨论可参阅Polterovich，2001；de Jong and Mamadouh，2002；Roland，2004；Oleinik，2006；Zweynert and Goldschmidt，2006）。（*在本文的一个早期版本以及另一篇文章中（与Goldschmidt合写，2006），我没有区分制度转化与制度移植的概念。但有位审稿人说服我，不要在这一背景下继续采用“移植”的说法，因为它意味着让相同的规则或规则组合在不同环境下发挥作用，这并不符合某个社会引入制度时的期待。相反，“转化”一词完全不排除引入的规则在应用于不同环境时被显著改变（甚至以不同方式运行）的可能性。）成功的制度转化通常意味着引入的制度与本土制度共同成长（*最经常被提及的制度转化成功的例子包括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以及19世纪60年代和二战后的日本。在这两个国家，基本的游戏规则是从美国引入的，但在实践中加入了很多符合本国传统的内容。），否则引入的制度或制度系列迟早会被抛弃。所以，不应把采用西方模式当作“制度上的单一作物种植”（Evans，2004）。全球化的历史经验表明，能够把引进的制度与国内制度有机结合的国家才是最成功的国家。
可是，要理解西方制度转型中经常遇到的困难，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西方制度组合的特殊之处。在我看来，关于职能分化（有关简介可参阅Alexander，ed.，1990）的社会学概念为理解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很好的出发点。（*这一方法的优点是构造了社会不同部分相互作用的理论，而不是只关注经济领域。然而某些制度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变化时，同样关注社会不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诺思等人（North et al.，2006）采取的一种方法就与这里介绍的思路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个人喜欢采用职能分化的概念，因为它能特别清楚地阐述一些国家为什么以及如何受到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压力，以及引进西方制度为什么会与专制国家的统治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欧洲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发展路径可以被描述为社会职能分化的日益加强（Jones，1981）。（*这背后没有任何“自然法”的影响，并且在当时和现在都不是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在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史，会发现在过去500多年里，这个特定地区确实存在职能分化加强的显著趋势。）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社会的不同子系统，每个都承担了社会系统内部的一个或多个有明确定义的职能。我们这里能看到的其实就是劳动分工原则的拓展。与人们在生产过程分化中相互作用一样，现代西方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科学和宗教等）既高度保持自主，又高度相互依赖。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劳动分工让整个系统能包含更多的变异，以成功应对环境的改变。由于每个子系统都能与其他子系统产生联系，职能分化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更加脆弱），也能够更快地演化（参考Ritzer，2003，第107—108页）。
按照职能分化的概念，一个社会要形成专业化的经济子系统，私人财产制度以及政府与经济之间的明确界限是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经济系统采用的“语言”是价格，只包含稀缺性的信息。因此，价格把所有“非经济”因素排斥在稀缺性的交流之外。这一排斥让经济系统能发展出自身的逻辑，并完成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换（Simmel，2001/1900；Seabright，2005，第4章）。
职能分化带来的专业化沟通交流，乃是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显著低于非资本主义体制的主要原因，后者必须同时决定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等不同类型的事务。这让我们想起苏联式大工厂的经理，他总是需要同时对政治事务（与党组织领导之间的、经常被人格化的关系），经济事务（完成生产计划）和社会事务（很多时候由工厂提供的幼儿园、学校乃至医院等服务）做出决策。如果这些决策被转移给多家专业化机构，根据劳动分工的原则，每家机构都会负责更为简单的任务，从而能更深入钻研，对每种事务都能发展出更复杂的解决方案。
在职能高度分化的社会，不同的子系统都能发展出自身的逻辑，因此都能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环境。（*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在一个分化的世界中，对现实的若干可能的理性化解释（rationa.lization）都有其对应的价值领域（Weber，1958，第26页））。而在一个被普遍接受、包罗万象、对世界只提供单一的合理性解释的信念体系下（无论宗教还是世俗），则不可能发展出多中心的理性体系。（*不过，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理性分工”（division of rationalities）需要建立在如下关键的共同信念之上：人们对“现实”和“真相”可能有不同看法，这是应该被容许的，除非它们会危及多中心的理性体系。）除交易成本降低，这是职能分化社会具有经济优越性的第二个关键理由：在那些有多种方式理解世界的地方，会有更大的空间容纳不循规蹈矩的行动和思想，从而创造出新奇事物。
在苏联，不同子系统之间的边界因为要服从包罗万象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变得模糊不清，它的失败凸显了职能分化不充分的社会与职能分化充分的社会相比是有劣势的。但苏联的例子同时也表明，一个高度缺乏效率的制度组合能够在历史上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3.重新审视诺思的两种制度变迁理论
在本节中，我将借助职能分化与制度转化的概念来重新审视诺思的新古典国家理论及其文化路径依赖理论。这一重构只是为了铺垫第4节将展示的我自己的理论，因此，不应将本节阐述的观点与我本人对相关问题的解释混为一谈。
3.1反思新古典国家理论
按照诺思的新古典国家理论（North，1981，第3章），统治者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其效用是税收收入和政权稳定的函数。只是这些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统治者可以通过实施高效率的产权制度来增加税收收入，但提高产权的效率意味着分权化，从而会破坏统治者的掌权地位。从统治者的角度看，这种经济增长将是一种破坏稳定的力量（Olson，1963），所以必须做权衡取舍。约束统治者不过分剥夺民众的主要力量则是国家内外的竞争对手（North，1981，第27页）。
如果采用职能分化和制度转化的概念，以上观点可以被重新阐述如下：促进职能分化的改革可以提升经济效率，增加税收收入，在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划定明确的边界会让每个子系统发展出自身的理性逻辑。然而，一旦确立这样的边界，统治者就不再能直接影响物质资源的流向，为自己和追随者的利益服务。另外，只有在政治、宗教、经济、司法和科学等领域的行为人都发展出自己对世界的理性解释时，这种分化的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但这些发展很可能与统治者的利益发生冲突。由于职能分化的加强会削弱统治者的实际权力，来自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似乎将成为持续走向职能分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也经常有人指出，西欧国家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带来了很强的效率竞争的压力（North，2005，第43页）。
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的社会发展历史很好地揭示了外来竞争压力与内部权力巩固之间的冲突。该国地处西欧的外围地带，不断感受到西部邻国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俄罗斯近期历史上最重大的经济改革都是在与西欧国家的战争遭遇失利后发起的。然而一旦外来压力消失，改革往往就会急刹车，统治者在之后的更长时期里会再度尝试更严密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长期角度看，这一重新整固政策总是会削弱经济与军事竞争力，外部压力随之再度增加，逼迫俄罗斯发动新的改革。
根据上述理论框架，各个国家进入社会职能分化轨道的不同发展程度首先是外来压力的函数。我们不难理解，像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物质资源丰富的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比爱沙尼亚那样的小国更不易受外力影响，这显然能给它们的发展差异提供部分解释。然而事情的全貌不止于此，历史上有不少例子显示，在几乎相同的初始条件下发动类似改革的相邻国家会表现出不同的前进速度，甚至不同的方向，我们今天在亚洲以及中东欧部分地区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
3.2重新审视诺思的文化路径依赖理论
诺思的路径依赖观点是指，当一个社会的成员应对环境带来的挑战时，历史对他们的行动具有深刻影响。他指出：“制度演进的方式反映了参与者现有的信念体系”，因此，“信念体系成为路径依赖的基本决定因素”（North，1994，第385页）。诺思同时认为，信念体系演化的路径依赖是来自“共同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以简化社会成员拥有的不同思维模式，以及在代际传承统一认知”（North，2005，第27页）。（*这里涉及一个有趣的细节，此处的阐述与诺思和丹佐（Denzau and North，1994）关于“共有思维模式”（Shared Mental Models）的理论几乎相同，但他们采用的术语是“文化传统”，而非“共同文化传统”。这点对我自己的观点很重要，下文还将介绍。）由此导致的“主流信念体系”限制了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可能范围，也确立了相应社会中的学习曲线的轨迹（Denzau and North，1994，第13—22页）。对于“共同文化传统”如何出现，诺思没有给出理论解释，所以他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最终取决于一个不在探索范围内的外生因素。
可见，诺思的观点显然属于渐进变化的类型。人们在最大化自身效用时，配备的是相当粗糙和不完善的“路线图”（哈耶克采用的术语，Hayek，1952），之后的探索过程（在文化传统限定的全部可能的应对范围之内）将导致思维模式的渐进式改变，继而带来制度的渐进式改变。不过，诺思知道认知变化有时会呈现非连续的形态。借助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Kuhn，1962），他与丹佐区分了“常规学习”（normal learning，类似常规科学）时期与“表征重述”（representational redescription，类似科学革命）时期（Denzau and North，1994，第23—25页）。当主流信念体系长时期不足以应对社会环境挑战时，就会发生突然变革。（*这里说的“失败”包括意识到其他社会在面临类似挑战时会做得更好。）这种长期失败将导致旧的信念体系被新的信念体系取代，相当于库恩理论所说的范式改变（North，1994，第385页）。（*诺思明确承认，这是一种有些“傲慢的说法，因为对其中的重要主题还知之甚少，而这些是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North，1994））。
如果把诺思关于文化传统、信念体系与制度变迁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同职能分化和制度转化的观念结合起来，我们将得到如下说法（再次强调，这并不等同于我自己对此的理解）。如果两个国家在相互竞争中发展，且某种以职能分化为基础的制度组合会带来效率提升，那么职能分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迟早将面临外来的职能分化压力。从外输入的职能分化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反映共同文化传统的主流信念体系的适应能力。从社会职能分化的范式看，主流信念体系的整体性越强，这种适应就会越困难。在整体信念体系占据主导的地方，个人会难以接受社会内部出现带有不同逻辑的不同价值领域。
如果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俄罗斯，就会得到如下阐述。人们通常认为，俄罗斯占据主导的信念体系是在两大力量的影响下形成的。第一种是15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的世袭制国家意识形态（Pipes，1993/1974，第一篇）。统治者把国土与国民都当作自己的财产，因此，他们自称有权干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而不愿接受质疑其绝对权力掌控的任何思想。“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第二种关键影响力往往与东正教的传统有关（Buss，2003）。俄罗斯东正教信条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整体性社会的观念，即社会不被分割为不同领域的理想（Leipold，2006，第225—229页），只有符合“整体和谐”的社会才符合东正教的教义。
利用修订版的诺思理论框架对俄罗斯历史的文化主义解释可以概括如下：这个国家位于西欧外围地带，不时会受到采纳职能分化原则的压力，但由于该原则与文化传统存在冲突，多次引入西方制度的尝试要么导致西方制度与传统制度不协调的混杂组合，要么完全失败，使引进制度被抛弃，由本土制度取而代之（Oleinik，1998，第19—21页）。直至苏联解体后，这样的故事似乎仍在延续：仅仅十年时间，俄罗斯就放弃了模仿西方制度的尝试，转而加强传统的“纵向权力”。文化传统的持久性及其导致的制度发展路径依赖看起来极为强大，以至于表明职能分化秩序有其优越性的有力证据也无法导致社会共有思维模式的持续改变。
4.文化、选择与策略性行动
前文概括的关于制度变迁的两种理论分别对俄罗斯没有发展出高效率制度结构的原因给出了有意义的解释，但它们之间缺乏逻辑上的彼此联结。为填补这两种解释制度变迁的理论之间的缺口，我主张借鉴人类学与相关社会科学在近期研究中得出的关于文化的某些见解。
4.1把文化理解为工具箱
当经济学家讨论文化对经济表现的重要影响时，他们往往把文化理解为影响乃至决定经济表现和发展的某种外生且同质因素（*但并非总是如此，例如，Lavioe and Chamlee.Wright（2000，第14页）就给出了“把文化当作背景”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人们可以识别的任何因果要素的一个方面，而非单独的一个因果要素”。），其自身却不太受制度变迁的影响。（*当然，大多数这些学者知道文化在长期中会发生改变。但很清楚，在如今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路径依赖的讨论比路径改变要多得多（Kyriazis and Zouboulakis，2005，第110页））。诺思的后期著作同样属于这种类型。有学者恰当地指出（*（Khalil，2006），诺思的观点属于文化主义，却不够文化。Khalil（2006，第3页）对诺思的文化主义理论方法提出的最主要批评是，“忽略了选择在文化习俗形成中的作用”，这与我的观点非常一致。）因为在诺思看来，“文化传统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行为人的成败”（North，2005，第 18页），例如，“发展出能够引入非人格化交易制度的文化传统的经济体，得以成功地处理这一根本性的创新（从人格化交易转向非人格化交易），未能发展出这种文化传统的经济体则遭遇失败”（North，2005，第18页）。可是，把文化当成基本同质、随机给定且不可改变的“传统”带有文化宿命论的危险，使之成为一种万金油式的办法，用来解释以其他方法无法解释的不同社会的差异（这方面的批评意见可参阅Goldschmidt and Remmele，2005，第456页；Herrmann.Pillath，2006，第539—540页）。客观地说，我们应该注意到诺思在最后一本著作的文章中表述过对此问题的清醒意识：“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刻意修改、具有可塑性，目前我们仍不太清楚。无论如何，这都会给实现变革的能力造成严重的限制”（North，2005，第156页）。在我看来，要想改进对物质利益与文化和制度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解，文化内生性这个议题是关键所在。
用“共同文化传统”表述的对文化整体性的理解，与职能分化的理念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任何比部落社群更复杂的社会都不仅存在劳动分工，还有对社会环境所做的彼此对立的不同解释，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即理性化解释。（*尽管诺思非常清楚一旦某个社会达到某种复杂程度，“人们很可能会持有彼此迥异的各种信念”（North，1999，第10页；2005，第2页；也可参见North，1981，第7页），但在引入基于“共同文化传统”的“主流信念”的概念以后（1999，2005），他很快就抛掉了这一问题。）其中一种或少数几种解释通常会形成主流，但也往往会遭遇若干少数派世界观的挑战。世界观的多中心性是一个社会适应环境变化能力的重要先决条件，尤其是在突然的外来冲击面前（Hodgson，2001，第334页；Morgan，2005，第10页），能够在现有的不同制度逻辑之间进行切换（DiMaggio，1997，第278页）。相反，如果文化特征非常稳定且具有同质性，快速的制度变迁就有可能很难实现（Djelic，1998，第12页）。
在提出这一批评意见之后，我打算在本文剩余部分解释自己对“文化”概念的理解。鉴于本文借助的是诺思的理论框架，首先还是谈谈从他的著述中能找到的最详细的文化定义：
文化传统为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办法以减少思维模式差异、实现统一观念的代际传承。我们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一种经验封装，其中包含任何特定群体在过去数代人的积累。由于不同环境下人类经历的多样性，社会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存在多种多样的类型。（Denzau and North，1994，第15页）
为了把文化的这一定义与近期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讨论联系起来，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相邻学科对文化的理解是如何演变的。（*下文的介绍基本沿用了人类学家William H.Sewell Jr.的精彩文章“The Concept（s）of Culture”（1999））。20世纪前四分之一时期，文化概念被引入人类学，以取代种族因素来解释不同社会的发展差异。文化被理解为“由人类形成并代代相传的实践、信念、制度、风俗、习惯和神话等组成的整体”（Sewell，1999，第40页）。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静态、整体和较为模糊的概念被更灵活的理解替代，文化被当成“符号与意义的系统”。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于1973年出版的著作《文化的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对文化给出了如下开创性的解释：
一种体现在符号中的历史传承的意义模式，一种以符号形式来表达的被继承的概念系统，人们借此来沟通、延续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Geertz，2000/1973，第89页）
这种出于分析目的对文化的定义无疑代表着相对于原有方法的进步，它依然试图区分文化因素与人类行为的其他影响因素，如物质、地理、技术等（Sewell，1999，第44页）。格里茨等人采用的类似方法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他们强调文化领域的内在一致性和逻辑（Sewell，1999，第44页）。我们尤其需要注意，诺思讨论的文化，是以思维模式及其对交流和学习的影响为背景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他对文化的理解归入“符号与意义”派。（*诺思的情况有时是这样，很难清楚地区分他的观点，因为他采用相同的术语时包含不同的意思。如果我们审视诺思对文化的不同定义，如“我们从过去继承的逐渐累积的规则、习俗和信念的结构”（North，1999，第15页），或“沿用的信念和制度的累积总和”（North，2005，第83页），以及他关于文化传统对各国是否实现经济繁荣有何影响的论述，会发现他似乎更加接近对文化的第一种理解。）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把文化定义为“符号与意义系统”的方法在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受到了激烈挑战，反对者坚持认为“文化是一个实践活动的范畴，其中充满了蓄意行动、权力关系、争斗、矛盾和变化”（Sewell，1999，第44页）。按照这种说法，文化成了一个相当松散的组合，“人们借用公开可用的符号形式来体验和表达意义”（Swidler，1986，第273页）。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把文化比喻为一种“工具箱”，借助它：
行为人得以自觉地通过某种拼接过程来给问题创造解决方案，他们在其中利用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下可以找到的现成与合法的所有概念、脚本、模型及其他文化物品，重新做排列组合。（Douglas，1986，第383页）
这种文化“工具箱”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被广泛接受（例如DiMaggio，1997，第267页；Campbell，1998，第383页）。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方在于，焦点从“什么是文化”转向了“人们用文化来做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化研究中，这一“实践转向”目前尚未进入经济学领域。更让人惊奇的是，显而易见，从“蓄意行动”的角度理解文化，将会给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合作提供丰富的可能性，从而弥合人类学和社会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与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之间的巨大分歧。
文化的符号式概念和表述式概念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彼此补充，因为参与文化实践总是意味着利用现有的符号（Sewell，1999，第47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自利的人可以利用的现成符号各不相同。如果从个人拥有的工具箱角度比较不同的社会，我们既能发现质的差异（不同的工具），又能看到量的不同（类似工具的不同分布）。（*例如，通过分析有代表性的调查结果。）质的差异尤其可能反映了早期形成的某些影响。一个社会的某些文化元素肯定是所有成员从幼年时期就开始吸收的，而其他一些则服从于个人的有意识选择（DiMaggio，1997，第265页；Kubik，2003，第319页）。
如果说人们普遍会通过简化思维模式来应对过度的复杂性，那么这不仅是针对社会现实，也适用于文化，后者是约翰·瑟尔（John R.Searle，2005，第3页）所说的观察者依赖现象（observer dependent phenomenon）的一个主要案例。就本文的立论而言，信念可被定义为人们试图以简化思维模式来应对过度复杂的结果。在我看来，信念和信念体系不应等同于文化，而是介于“文化”与“现实”之间的一种类型，后两者都是人们要用思维模式构建过于复杂的现象。我认为，个人从数量有限的彼此竞争的信念体系中选取一种来构建在社会环境中获得的感知，类似地，他们也依据数量有限的彼此竞争的共同方式来界定自己所处社会的相应“文化传统”的内容。作为“构造人类互动的既定和通行社会规则体系”的一部分，对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的感知构成了制度（Hodgson，2006，第2页）。所有制度既是适应给定社会环境的结果，也是人类发挥能动性的表现（Hodgson，2006，第8页）。于是，文化与信念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文化不仅影响信念，也按照信念被建构和选择。
如果把文化理解为异质性和可变的，那就不仅会出现有意识的选择，还将给政治企业家的策略性行动提供空间。（*正如Herrmann.Pillath（2006，第544页）所言：“因文化具有含义，所以人们就能操纵这些含义，来服务自身的利益”。Bates et al.（1998，第223页）在文章的注释2中也强调“对政治符号的策略操纵以及对文化差异的利用”，并且介绍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即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如何在前南斯拉夫利用和制造族裔之间的紧张局势（第226—230页））。如果个人在社会中的文化身份对他们的政治信念体系乃至（在民主社会中的）投票行为而言是可变的策略因素，那么策略行为人就有激励花费资源去影响其他人的文化身份认同。（*需要指出的是，诺思在1981年的书中明确提到了“对传统的投资”，以及发明和传播新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企业家”（North，1981，第54页））。鉴于此类策略行为人的活动目标是影响社会对文化传统的定义，我主张采用“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的说法，就我所知，这是波兰政治学家扬·库比克（Jan Kubik，2003，第319页）首先引入的。文化企业家一词借鉴了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Campbell，2006，第507—508页），他们出于策略性的目的，通过重新组合社会文化工具箱中已经存在的元素而创造新奇事物。（*政治企业家拥有在政治纲领上设立新议题，从而创造新鲜事物，而非被动地迎合选民偏好的能力，文化企业家的说法因此与关于政治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Slembeck，1997；Wohlgemuth，2002）。政治企业家并非推动文化改变的唯一行动者，但他们在快速变革时期尤其重要，这也是本文关注的主要议题。而在以渐进式改变为特征的平稳时期，Pejovich（2008，第14章）所说的“探路者”（pathfinder）的角色更为重要。探路者通过反常行为改变社会所能容忍的行为边界。）希望实施“西方化”改革的政治企业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把新的观念引入其追随者的信念体系。可以假定，这样的操作过程越是成功，就越能“兜售”引入的观念和制度，宣称它们与引入社会的既有文化传统彼此兼容。
4.2付诸行动的文化工具箱概念
为揭示文化工具箱概念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启发意义，我们再来看看有不同职能分化程度且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存在竞争的两个国家的例子。由于文化的多样性，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工具箱里都既包含与职能分化相容的元素，也包含不相容的元素。由于文化与社会现实渐进式共同演化的时期占据历史的主要部分，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相比而言，在职能分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支持分化”的文化元素会较多，“反对分化”的文化元素会较少，反之同样成立。此外，我们可以推测在职能分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与职能分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文化和人员交流越密切，支持分化的文化元素就会越强大。影响文化工具箱构成的这两个决定因素都具有结构性特征。然而，信念体系不仅反映了社会结构，也包含特定的构成。于是，特定的文化传统（不是同质性的整体，而是包含社会所有成员掌握的各种工具的性质和分布）可能导致初始结构条件相似的社会在面临职能分化挑战时拥有不同的应对能力。如果它们倡导整体性的信念体系，强化反对职能分化的情绪，而由于结构性原因，我们预计这种情绪无论如何都会比较强烈，那么适应过程将被干扰，反之也同样成立。
如果职能分化突然被引入一个之前分化不足的社会，那么社会现实、信念体系与文化工具箱之间会出现缺口。在制度主义研究文献中，快速制度变迁时期出现的问题往往被归结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同发展速度（Roland，2004）。如果我们区分文化与信念，承认后者受到文化与日常经验两方面的影响，就会认识到快速制度变迁时期的矛盾可能从两个层面出现：现实与信念体系之间，以及信念体系与文化之间。制度转化的持续成功取决于这种矛盾能否在两个层面上都被克服。（*为避免误解，有必要再度强调制度转型并不意味着把某种制度直接引入、完全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新兴制度通常会在一定程度上把传统本土制度与引入制度混合起来（Stiglitz，1994，第219页；Stark and Bruszt，2001，第1130页）。此时的关键问题只是，这种混合能否充分发挥市场秩序所需的职能。）与此有关的一种特定情形是，预期（来自某种主流信念体系）与现实的持续背离会导致主流信念体系的快速转变。这种情形应该符合诺思的预想，因为按照他的理论（North and Denzau，1994，第23—25页），此时会导致表征重述，即旧的信念体系突然被新体系取代。有学者指出（Fiori，2002），表征重述的概念或许与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的总体渐进主义观点有冲突：如果认为信念受到来自过去传统的强大影响，又怎么可能突然改变呢？区分信念与文化工具箱将有助于阐述这一点。如果信念体系的改变（例如因为未满足预期所致）促使人们对自身文化的主流感受发生相应改变（通常意味着某种少数派感受成为主流），那就可能引发对现实的主流感受的持续改变。相反，如果新的信念未能在文化工具箱中扎根，那么尽管有信念体系的初始转变，它们在中长期仍会被修订，使其符合文化工具箱的需要，否则会遭到抛弃。此时也将无法实现持续的经济变革。（*如我之前讨论俄罗斯经济在1987—2002年转轨的两篇文章所言（Zweynert，2006b，2007），这正是人们对俄罗斯经济的实际评价。在1990年左右出现了对西方自由经济的短暂热情，但无法在中长期持续，很快被与主流思想传统更匹配的观念取代。有许多理由支持如下看法，即俄罗斯经济政策的近期动向反映了所谓的“心态转轨失败”。）
在以上两种场景中，哪种会实际发生不完全是个偶然问题。这基本上取决于对引入制度的恰当选择，对国内环境的适应性，以及政治行为人“兜售”改革理念的方法，使其表现出恰当和正常特征的能力。就本文关注的文化和信念议题而言，我将特别强调这里的第三个方面。把需要引入的理念和制度“包装”成一种说辞，强调它们与输入国文化传统的相容性，或者重新阐述输入国的历史，以强调国内传统与改革之间的文化兼容性，此类做法都可以增强对改革的接纳度。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一词的发明者缪勒-阿尔玛克（Müller.Armack，1932，第213页）很关注“半真实半编造的故事”的作用。（*他举的例子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产业游说集团利用当时盛行的工业集中度会不可避免增强的信念，以服务其组建卡特尔的利益。）在推动某项政治纲领的时候，最有前途的策略之一就是讲些让听众感到熟悉同时又把新理念“偷偷植入”人们头脑的故事。因此，文化不只是政治企业家面临的限制变量，也是一个赋能变量（Campbell，1998，第394页；Thelen，2002，213）。当然，由于政治企业家依然必须让新理念贴合国内现有的工具箱，某些学者采用的“边界创新”（bounded innovation）概念也言之有理（Margaret Weir，1992）。
在这里讨论必须为特定社会制定的恰当策略时，我只举有限的几个例子。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一个成功的制度适应案例（Klump，1997；Zweynert，2006）。联邦德国在二战后的发展显然是在西方盟国指引下推动的，尤其是美国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本土的行为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意识到，经济改革计划必须与自己国家的传统相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借鉴了德国传统的整体性思想，号称要实现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与市场经济的协调，把市场自由主义与相当保守的社会生活愿景结合起来。利用文化保守主义来弥补职能分化改革的“不稳定性”，是改革者采用的标准策略之一，他们意识到把全社会带上改革之路的必要性。这一原则如今显然正在土耳其发挥作用，那里的温和派伊斯兰政党成功地做到了既推动市场改革，又争取广泛的公众支持。还有一个用文化“讲故事”的典型案例是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革命”（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他们把低税收、小政府的政策宣传为传统美国家庭价值观的体现（Campbell，1998，第395—398页）。韩国的职业经理人在面临大型机构的管理任务却没有西方国家的大规模非人格化横向交往经验时，也屡屡求助于家庭价值观。他们把大公司描绘成“拓展的传统家庭”，让这种引进的陌生制度变成可以用本土文化工具来处理的事物（Campbell，2004，第60页）。
上述案例既说明了行为人如何将新观念“翻译”成与传统和人们熟知的信念体系相一致的说法（Djelic，1998，第272页；Campbell，2006，第506页），又揭示了行为人如何试图在拼接过程中把新观念纳入本土的文化工具箱（Douglas，1986，第66—67页；Thelen，2002，第227页；Campbell，2006，第507—508页）。为此，政治企业家与文化企业家必须非常了解相关社会。正如杰里奇在关于二战后美国的竞争政策向西欧转移的杰出研究中指出的（Djelic，1998），本土行为人的参与是制度成功转化的前提条件。
有改革意愿的政治人物会编排故事来证明文化传统与预定改革的相容性，但他们的对手也会用故事来证明其中的矛盾之处。改革能否持续将取决于权力在政治行为人中的初始分布，或者用更具经济学色彩的说法，就是政治市场上的竞争程度（Djelic and Quack，2003，第18页），还有行为人把改革计划与民众的信仰结合起来的语言宣传能力、具体文化的特征及国际商业环境等外部因素。鉴于这些影响的多重性质，我们必须承认快速制度变迁是一种不确定的进程，其结果将很难预测。“西化改革”尝试的结局并非由既定的文化传统所注定，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接受的文化传统至少有一部分是追求各自利益的政治行为人斗争的结果（Sewell，1999，第57页）。
5.从俄罗斯的案例看文化与利益的关系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引入西方化改革努力遭遇的巨大困难，有力地证明了制度变迁中面临的文化路径依赖。对此观点的最透彻阐述来自赫德兰（Hedlund）在2005年出版的《俄罗斯的路径依赖》的深入研究。其著作的核心观点是，中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出现了一种世袭国家的制度结构，把国家权力和财产权利几乎完全合而为一。赫德兰指出，这种结构到17世纪中期已被锁定，任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制度组合的尝试迄今为止都遭遇了失败。（*世袭制国家出现在中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并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的后续发展，这一观点在俄罗斯历史学中被普遍接受（Pipes，1993/1974）。赫兰德的创见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阐述该理论。）
按照马奥尼给出的被历史社会学广泛接受的定义（Mahoney，2000，第535页），路径依赖可以理解为一种“偶发历史事件导致遵循相对确定的模式这一后续结果”的过程。虽然在诺思看来，“共同文化传统”是科学解释之外可以被当作偶发性质的因素，但赫兰德非常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世袭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如何在掌权的自利行为人的影响下形成，这也是他的主要研究成果。赫兰德指出，俄国的东正教会通过“创造一个虚拟的过去”（Hedlund，2005，第117—119页），即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念，给统治者提供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掌握绝对控制权的某种宗教神话。按照这种理念，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拜占庭）的陷落是基督教信仰的世俗化（试图用理性来证明信念的正当性）导致了那些社会的恶性分裂（容许把信念和理性分开），并最终使其衰败。俄国的使命则是为人类保存和传播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这一观点将确保所有类型的行动和思想都从属于宗教教义。显然，类似说教是对当时西欧刚开始出现的政治、教会与科学分化的防御性反应。把莫斯科视作第三罗马的说法是典型的“半真实半编造”的故事，它利用东正教信仰的一个特征（整体论），再辅以巧妙的叙事，以实现政治目标。（*与国家和教会存在激烈竞争的西欧相比，在希腊东正教中，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保持和谐，但可以彼此明确区分的观念占据主导。这一东正教观念虽然未必与基于职能分化的社会秩序相抵触，却被俄国的政府和教会巧妙利用，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融合（fusion）。）有学者指出，“王权专制主义的整个意识形态是由教士创造出来的，他们认为权力不受限制的君主最符合宗教和教会的利益”（Pipes，1993/1974，第232页）。
以这种方式来看，俄国的世袭制-东正教传统并非随机给定的“文化传统”，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人成功开展“边界创新”的结果。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它是一种锁定状态，这种中世纪意识形态显然已经被广大民众内部化，并可以被政治行为人利用，让他们的权力免受外来的职能分化潮流的威胁。此种情形最明显地表现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年），那时的一项极端保守的政策被正式宣布以“专制、东正教和国家特色”作为基础。
在19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俄国虚无主义和无神论知识分子阶层可以被视为世袭制国家的镜像表现。其成员普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整体主义、缺乏宽容、无宗教信仰虔诚和对西方思想认识肤浅的“大杂烩”特征，这既来自政治压迫的经历，也受俄国东正教特定传统的影响。（*革命运动中有相当数量的俄国参与者有过宗教经历的背景。）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遭遇惨败之后，强大的外部冲击暴露了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的灾难性后果，俄国进入“大改革”时代，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组合。然而转向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尝试受到了保守派世袭制国家追随者与左翼知识阶层两方面的反对，后者希望在乡村社会主义（peasant socialism）的旗帜下建立俄国东正教的整体性理想社会。于是，科学、行政和政治领域的少数“西化派”人士始终处在这两个阵营的交叉火力攻击之下。（*这一点在19世纪50年代解散俄国农村公社的讨论中变得十分突出，只有一小部分自由派人士主张引入私人土地所有制度，而保守派浪漫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赞成保留集体土地所有制度。）事实上，正是左翼和右翼势力的“结盟”终结了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改革。就在沙皇准备签署类似于宪法的重要文件之前的两三天，他被左翼激进分子刺杀，这恰恰是反动派期待已久的接管政权的天赐良机。
然而，这一逆转没能阻止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启动的文化转型趋势。从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到一战爆发前的十年，俄国进入“白银时代”，其知识生活越来越多地从左翼知识阶层的泛道德主义中解放出来。我们无法知道，假如没有一战的发生，俄国的历史会如何继续。十月革命是一战的外部冲击与国内传统的共同结果。诺思等人宣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列宁及其同志提供了信念体系（North，2005，第3—4页），但我认为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当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俄国的时候，它与受到东正教深刻影响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传统发生了融合（Zweynert，2002，第262—265页）。（*在我看来，Zilberman（1977，第363页）提出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只是唤醒了俄国民众对自身传统道路的意识”，可谓一针见血。）历史证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杰出的文化企业家，他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信仰”植入在思想上尚未进入20世纪的广大社会民众的思维习惯中。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当苏联共产党开始正式推广民族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时，他们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阻止西方思潮的涌入，避免职能分化，维护绝对权力。利用准宗教教义来维护绝对权力，这种做法让人回想起中世纪的莫斯科公园。经常被恰当提及的另一点是，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摇篮这一说法，其实也只是把莫斯科当作第三罗马的翻版。为自身的政治利益诉求，布尔什维克开发了俄国社会的文化工具箱中的部分元素，那些元素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走向衰落，却依然足够强大，可以被机智的文化企业家复兴，而这点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我们再次发现，今天的俄罗斯社会现实毫无疑问与该国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传统）密不可分，但它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因于自利行为人的所作所为。
有很多理由认为，当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与基于职能分化的社会秩序不相容的主流信念锁定程度比十月革命前夕还要强烈得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政治领导人与大多数民众仍相信自己阵营的社会秩序的竞争力，苏联共产党从未完全统一信念体系，社会上始终存在异议分子。然而与大部分中欧国家完全不同的是，苏联从未有任何活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地下舆论思潮（Kubik，2003）。在苏联社会主义体系解体后，没有活动家能够把西方改革理念“翻译”过来，以适应俄罗斯的文化背景，把社会带到西方化的改革路线上，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显然也是改革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与中欧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导致了混乱的叶利钦时代，“民主”一词的声誉在俄罗斯民众中被彻底败坏。如今的形势变得更加明显，执政者熟练地利用这段经历来重新评估苏联的历史，同时强化与西方在文化上不同的感受。这种“特色论”始终并依然是“半真实半编造”类型的叙事。俄罗斯与西方存在差异，对此我们毋庸置疑，但专制主义统治者再三利用这种文化差异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却是俄罗斯历史上极其突出的一条主线。
6.结论
摒弃把文化理解为某种同质性的或多或少不能改变的事物，代之以异质性的工具箱的形象，有助于把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利益论与文化论联结起来。我们所说的这种工具箱提供了一个基础，让相互竞争的、作为文化企业家的政治行为人能借此推进各自的利益诉求与政治纲领，既对其形成约束，又让他们得以开展边界创新。这样一来，文化就会变成政策制定的关键策略因素。文化传统往往具有合理内核（代表着既定行为人的权力诉求），这一现实不会妨碍它们被内化，从而成为个体社会化的一部分。（*对文化社会化进程的精彩分析，可参阅Berger and Luckmann（1966，第59—72页）。）在文化因素似乎阻碍了经济或政治发展的社会，把文化传统“解锁”出来，使之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乃是争取进步的关键所在。对于此类“启蒙”性质的探讨，制度经济学家当然大有可为，尤其是揭示文化形成背后的利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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